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直接关系和影响到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是以刘伯承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同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实践，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保证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弘扬“彝海结盟”精神，推动民族地区振兴发展，由四川省社科院主办，冕宁县委、县政府承办首届彝海学术峰会在这里隆重召开，特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彝海结盟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件大事
刘伯承元帅曾回忆说：“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在国民党重兵包围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并实际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红军渡过乌江，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中央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失利后，放弃原计划——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打算，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尔后在扎西整编。鉴于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红军灵活机动，二渡赤水河，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为调动和摆脱敌军，红军再次转兵西进，三渡赤水，重人川南。待把敌军调动后，红军又突然挥师东进，折返贵州，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主力部队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进，于5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红军缴获了一辆从昆明出来的汽车。龙云给薛岳的满满一车的白药、宣威火腿及普洱茶，还有一套军用地图。地图对红军帮助大。龙云作了一件好事。没想到红军这样神速深入了云南境内。
但是，渡过金沙江以后的中央红军仍然面临重重困难。5月下旬，北上的中央红军经过大凉山彝族区。这里不仅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还由于反动统治者的奴役和鼓惑，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不了解并视为仇敌。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大凉山彝族地区的彝族果基部落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得以顺利地通过这一地区。
5月25日后，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6月18 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会师后，又经过同张国焘南下主张的争论和分裂主义的斗争，最后经过腊子口到达甘肃，后又到陕北同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25军会师。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伟大的壮举，人间的奇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造的英雄史诗。
彝海结盟是红军执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面对着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无数仁人志士都在探索中国救亡图存的出路。
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许多爱国志士为此而苦恼、彷徨和忧虑。正在此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
为什么会提出民主革命纲领呢？因为当中国共产党人抱着为推翻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信念，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的时候，他们很快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的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共产党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斗争目标上有着某些一致的地方。这种从实践中产生的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推动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确定现实的奋斗目标和相应的斗争策略。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的过程中，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对党正确把握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起了重要作用。 列宁和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1920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
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如分配土地等。列宁的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十分中肯地指出各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出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共产国际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华盛顿会议进行侵略扩张的面目，广泛传播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于1922年1月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由44人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员14人，还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国民党的代表，以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的代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这次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讨论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强调吸收农民群众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这次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他十分关心中国革命问题，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这样，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一方面接受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并开始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逐渐酝酿和形成了一个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首先向工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个文件着重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文件批判了在时局问题上封建军阀所散布的反动论调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持的错误主张，指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文件还指出，为了完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它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中共二大第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时的中国革命者开始讲到东方各民族。如1922年的文件：“上次大战的结果，使英国、日本对于东方各民族的侵略愈加厉害，如英国侵略印度，每年约有百万印度劳苦人民死于饥饿；日本侵略高丽，更是一口吸收其所有精液一滴不漏。”
在能查到的中国共产党的有关历史文件中，第一次出现“少数民族”的概念是1926年。这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合作，合作的政治基础是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过的以联俄联共、扶持农工为特征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方面，国民党一大的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而在实际斗争中，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京区委早就开始重视的少数民族问题是内蒙古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内蒙古地区是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李大钊先是以教育培养少数民族青年入手，逐步开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
1923年，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李大钊派到绥远特区土默特旗工作，动员乌兰夫等20多名蒙古族进步青年到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同年秋，李大钊派邓中夏、朱务善、黄日葵等人到蒙藏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发展乌兰夫、奎璧、赵诚、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等为共产党员，并组成党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在乌兰夫等人带动下，蒙藏学校的许多蒙古族青年积极参加北京地区的革命运动，在斗争实践中得到锻炼。后来，他们受中共北京区委派遣，回内蒙古地区开辟工作，先后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还有一些人进入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或前往苏联学习。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内蒙古各阶层群众参加革命斗争，1925年9月，中共北京区委派萧三、江浩到张家口建立地委，领导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区的工作。10月，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内蒙古各盟、旗的代表100多人和蒙古族青年代表50多人参加。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国民军都派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分析内蒙古的革命形势，提出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革命任务。大会决定正式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选举了领导机构，吉雅泰、李裕智、锡尼喇嘛和旺丹尼玛等被选为领导人。
同年11月，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西北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100多人，其中包括蒙古、汉等民族的工人、农民、牧民、士兵代表。李大钊在会上指出，蒙古、汉等民族人民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得到解放。大会选举李大钊为大同盟书记，赵世炎为副书记。农工兵大同盟的成立，是党的联合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的一大成功，对西北、内蒙古地区的民主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地处中国西北的甘肃省，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1925年10月，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便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随甘肃省代理督办、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到兰州，整顿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并在短时间内成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支持拉卜楞寺的僧侣和藏族人民群众反对军阀马麒的斗争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在宣侠父的帮助下，藏民首领黄正清等人于1926年春在兰州成立藏民文化协会，发表《甘南藏民泣诉国人书》，将马麒的罪行公布于世，并与之展开坚决斗争，最后迫使马麒的军队撤出拉卜楞寺。
中国广西是壮族的主要聚居地。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桂系军阀的统治，从1922年春起，壮族青年韦拔群即在东兰、凤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925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正式成立(后改为广西特委)。南宁、东兰、柳州、奉议(今属田阳)、恩隆(今田东)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各地党、团组织选派40名农运骨干到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学习，其中30多人后来被派回广西从事农运工作。在北伐战争时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中国共产党还派出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深入左、右江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1926年9月，韦拔群率领农民武装1000余人占领东兰县城，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县农民协会。随后，广西壮族地区普遍成立农民协会，领导壮、汉等民族的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为后来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南省苗、瑶、土家族聚居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1926年，在中共湘西特委领导下，湘西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12月，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解放苗瑶决议案》，指出：苗族、瑶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汉族一律平等，国民政府必须全力消灭苗、瑶地区的匪患，帮助苗、瑶人民发展文化教育。这次大会推动了湖南境内各少数民族农民运动的发展。
海南岛是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之一，其中以黎族和苗族为主。1924年，共产党员徐成章、罗汉受党组织派遣赴海南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各民族的革命骨干。1925年，海南岛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后，各地相继成立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革命组织。同年春，黎族共产党员黄振士、郑家齐、陈贵清等奉派到陵水县工作，在半年多时间里，发展共产党员130余人。1926年3月，中共琼崖地方工作委员会在海口成立。不久，琼崖东部和西北部各县也相继建立共产党组织。到同年底，海南全岛共产党员发展到1000多人。
虽然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虽尚显薄弱，但在这些地区撒下的革命火种，最终也燃成了燎原烈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仍然前仆后继，坚持斗争。尽管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使党的工作环境更加恶化，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实际斗争中逐渐汲取“左”倾错误的教训，注意适应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要求，突破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某些禁令，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使自己的工作有所改进。他们还多方面深入到农民、妇女、华侨、少数民族、国民党士兵中进行革命活动。
同上可见，中央红军经过大凉山彝族区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彝海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果基约丹（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不是偶然的。是红军宣传和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刘伯承回忆说：“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彝海结盟是红军长征途中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
红军在长征中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彝族人民的尊敬和支持。红军还帮助成立红军彝族沽基支队，并增送枪支。红军不仅顺利通过了彝族区，还播下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彝海结盟”不仅是红军长征途中执行民族政策的典范，也成为广为流传的民族团结的佳话。
中央红军在进入贵州后就遇到不少的少数民族群众。如贵州西南部的布依族、苗族。这些少数民族过去受汉族军阀的长期压迫与剥削，因此，他们初看到红军这些汉族人的武装队伍时，不了解，“呜—呜—”地叫着往山林中逃跑。这是长征亲历者、作家和教育家成仿吾回忆长征时记载的具体情景。
经过红军的喊话，特别当他们看到红军和气的样子，逐渐有人转回来。有的热情地为红军带路。红军在这些地区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不打土豪。在他们的民族武装管辖的地方，红军跟他们的头人交涉，向他们解释红军的主张，保证秋毫无犯，只是借路通过，使他们放心，不要怕红军收缴他们的枪支。成仿吾回忆说：经过红军的工作，他们总是热情地让房子给红军住，派负责人带领我们到他们管辖的边界。告别时，红军送些步枪和弹药他们作礼物，彼此依依不舍。（成仿吾：长征回忆录，第54页。）红军在抢渡北盘江时，先遣队得到少数民族的指点，找到了可以徒涉的地方，渡江占领阵地，然后搭浮桥让后续部队通过。
红军抢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经德昌向西昌前进。一支红军部队进入越西城时，汉族与彝族人民都来欢迎。国民党逃走时造谣共产党“共产”、“共妻”，但亲眼看到红军和蔼可亲，就敢于同红军亲近了。彝族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剥削，十分仇恨国民党。越西县城监狱关着几百名的彝族群众，其中有沽鸡、罗洪等部族的一些头人。红军知道后，就去打开监狱。里面的人躺在烂泥、屎尿、污水坑里，蓬头黑面，赤身露体，脚镣手铐把他们压得无法动弹。
红军战士替他们打烂铁锁，把他们背出牢门。这些人有的关了六七年，有的甚至十多年，还算是没有初折磨死的。罪名多样，有的是交不起苛捐杂税的，有的是没按规定给国民党反动派供应劳役、送青年妇女的；有的是不忍残杀其他族人的。反动政府还搞什么“换班坐牢制”，强迫那些违反规定的头人和其子孙轮换着坐牢，作为人质。这是国民党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毒辣手段。
彝族群众仔细寻找亲人，发现有的骨瘦如柴，嚎啕大哭。红军战士也禁不住流泪。战士们高喊：“打倒万恶的国民党！”“为受难同胞复仇”。彝族群众高喊“红军卡沙沙（感谢红军）！”“红军瓦瓦苦（红军万岁）”。
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彝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当夜就有彝民头人派代表，带送通司来找红军负责人。一见面就跪下磕头，代表头人感谢红军对彝族群众的救命之恩，表示要给红军带路，一齐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活捉越西县长。红军向他道谢，他高兴地回去了。
第二天，无数的彝族群众手持长矛大刀，喊着“红军瓦瓦苦”从山坡跳下来欢迎红军，有的还帮助红军背行军锅、背包。
红军到了冕宁城，敌县长带着民团早跑了，监狱被打开，里面的“犯人”和人质都跑了。满街挂着红旗，写着“欢迎为人民谋利益的红军”、“拥护共产党”等口号，到处响起爆竹声。群众拱手慰问红军“辛苦了”。披着麻布毡子的彝族群众，见了红军就下跪表示欢迎。红军连忙扶起，握手欢笑。街上店铺大开。商人们听说红军在泸沽对老百姓很好，公买公卖，打富济贫，所以都不怕，没有跑。
成仿吾随部队于5月21日从冕宁向彝区前进。第二天早晨开始进入大凉山。红军继续作宣传工作，要求彝族群众同红军联合起来。沽鸡家的小叶丹带着十几个背梭镖的年轻人前来，要见红军的司令员。于是小叶丹要和刘伯承结拜为兄弟。刘伯承司令员马上答应。小叶丹派人拿来一只鸡，用刘伯承的茶缸从塘里取了一缸清水。于是有了彝海结盟这段佳话。
“彝海结盟”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也体现了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团结精神。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彝海结盟”精神，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地区振兴发展。为此，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参考文献：
1.刘伯承：《回忆长征》，1959年10月22日。参见《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第149页。
3.刘伯承：《回忆长征》，1959年10月22日。参见《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版。
4.成仿吾：《长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供稿 作者李蓉，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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