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深圳不僅建成為2000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市，成為僅次於上海北京的第三大經濟中心城市，創下了舉世矚目的深圳速度、深圳質量，還在探索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方面，為中國四十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偉大歷史轉變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之際，客觀總結分析深圳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對進一步將深圳乃至全國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新的歷史階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深圳的改革開放經驗不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大量並具體的。從全局的角度看，深圳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創造的基本經驗大體上有以下四個方面。
堅持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不動搖
從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進程來看，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國共產黨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逐步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改革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時代特徵。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是創辦深圳經濟特區的最重要決策者。
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始終把深圳作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最重要試驗場，對深圳特區一以貫之地予以堅定的支持。尤其是在深圳特區改革開放遇到特殊困難的關鍵時刻，是鄧小平鮮明且堅定的支持，使深圳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不斷開拓新局面。
比如當1985年前後，深圳特區面臨著“外國租界”“走私通道”“內地輸血”“一夜回到解放前”等外部輿論壓力之時，鄧小平在1985年8月1日會見外賓時明確指出：“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又如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並在深圳發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講話中，他指出“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他並提出了“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等著名論斷。
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談話，不僅肯定了深圳改革開放的成就經驗，更重要的是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從而為深圳更進一步改革開放創造了歷史機遇。完全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深圳經濟特區，沒有鄧小平的堅定支持，就不可能有深圳特區今日的成功。
對鄧小平這位歷史老人，深圳人民心存感激之情。是深圳在全國樹立起第一幅鄧小平畫像，樹立了第一座小平同志銅像，每年鄧小平同志的紀念日，深圳人民都會自發地向小平同志獻花致敬，以表懷念和感恩之心。更重要的是，幾十年來，深圳歷屆市委、市政府和幾代深圳人，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和風雨，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不動搖，不斷探索和實踐，為豐富改革開放的偉大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比如，在計劃與市場的關係上，上世紀80年代深圳特區建設初期，老一輩的“開荒牛”們就解放思想，堅持市場調節為主，提出“建設資金以吸收和利用外資為主，經濟結構以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為主，企業產品以出口外銷為主，經濟活動在國家計劃經濟指導下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四個為主的方針，並通過價格改革、各種要素市場的建立等一系列改革探索，使深圳最早從計劃經濟體制束縛下突圍而出，開闢了一條通向市場經濟的探索新路。
又如在“姓社姓資”的問題上，深圳最早衝破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束縛，大膽探索和實踐證券、股票、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堅持以小平同志關於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實踐中，大膽吸收和充分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幾十年來，深圳在制定和實施各種經濟體制改革方案時，基本上沒有發生“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的無謂爭論，從而以“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歷史緊迫感和務實精神，造就了舉世矚目的深圳速度，並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取得了深圳質量和深圳效益的輝煌成功。
再如在“姓公姓私”的問題上，深圳幾十年來也按照小平同志的理論勇於實踐和探索，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建設資金以外資為主的發展方針，大膽引進香港和國外資本投資特區建設；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在全國率先進行以股份制改革為突破口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出臺鼓勵民營科技企業發展的政策。
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談話後，深圳把財產佔有社會化作為產權改革的總方向，為不同所有制發展提供公平競爭的良好外部環境。進入21世紀初，深圳又對國有企業佈局進行大規模調整，將競爭領域的劣勢企業整體退出，使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保障城市運營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目前民營企業在深圳所有制結構中佔絕對比重，湧現出了華為、騰訊、中興通訊等世界級高科技企業，以及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全球著名金融企業，國有企業在保障城市運營、公共服務、城市安全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形成了深圳獨特的混合所有制的基本經濟制度。
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實踐，深圳特區在改革開放中也必然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矛盾，包括改革中出現的不完善甚至失誤。每當深圳的經濟發展、城市建設和社會進步遇到一些問題時，深圳總是從改革的角度分析問題，以不斷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決和完善這些問題，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總方向不動搖。
比如，當上世紀80年代改革中遇到一些企業和人員利用匯率差進行套利，干擾外匯秩序，甚至與有關政府部門內外勾結、倒賣外匯指標、進行經濟犯罪時，深圳大膽地通過建立外匯調劑中心，利用市場的機制手段解決匯率差的問題。在土地轉讓、建築工程、國企改制、金融等領域出現腐敗和不正之風時，深圳通過建立土地轉讓市場、建築招標市場、產權交易市場、資本市場等改革的方法，去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又如，為解決政府工作人員在市場經濟中出現腐敗的問題，深圳在上世紀80年代第一個借鑑中國香港、新加坡等的經驗，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行政監察局。進入21世紀後，又探索政府體系的決策、執行、監督相對獨立的方式，並通過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探索從制度、體制、機制等方面，綜合性解決政府公務人員的廉潔問題。再如，為解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部分社會成員生活困難的問題，深圳通過改革政府財政體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開展同富裕工程等改革的方式，探索解決經濟發展起來後出現的新問題的制度、體制和機制。
改革開放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當前社會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包括腐敗問題、收入分配差距大、生態環境惡化、公共服務不足等等。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矛盾和問題，除了與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增長水平以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失誤有關，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改革不到位、不完善、不配套，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現倒退造成的，而不是改革開放必然帶來的，更不是我們的改革開放偉大方針出現了重大偏差造成的。
比如社會上嚴重的腐敗問題主要是市場體制不完善、政治體制改革不配套、權力得不到監督約束帶來的；公共服務不足，主要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帶來的；生態環境惡化，主要是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及時從根本上得到轉變帶來的；收入差距大，主要是壟斷行業改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以及財政制度改革滯後帶來的。
因此，解決當前社會上存在的這些問題，不能採用“左”的觀點和主張，否定我們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採取經濟上倒退到計劃經濟、消滅私有財產、實行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方法；而應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進一步全面深化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領域各項改革。四十年我國取得的偉大成就靠的是改革開放，而要解決改革開放四十年後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從根本上也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擴大開放，這也是深圳經濟特區四十年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一條基本經驗。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不偏離
在四十年間，深圳從幾萬人口的邊陲小鎮發展成為國際化大城市，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奇蹟，從制度層面來看，應該歸功於堅持市場取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目前，最能代表深圳改革開放特徵的是“市場機制”+“民營經濟”的發展格局，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和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的經濟制度是深圳經濟成功的最根本的制度、體制、機制方面的保障，始終堅持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無疑是深圳改革開放的一條基本經驗。
自1980年成立特區開始，深圳就踏上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探索之路。幾十年來，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和完善過程中，雖然每個階段提法不同、重點不同、取得的進展快慢不同，但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方向始終沒有發生大的偏離，並且經歷了不斷探索不斷完善的複雜過程。
在上世紀80年代特區建設初期，在全國總體上實行計劃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北京理論界還在討論價格改革“以放為主”還是“調放結合”時，深圳特區的開拓者已經在實踐上大膽進行價格改革，在特區建設過程中放開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建立各種商品市場，初步發揮市場在商品生產和流通中的基礎作用，以市場機制、價格槓桿解決了深圳建設發展所需要的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深圳在市場主體和要素市場建設方面又邁出了更大步伐，市場體系的基本框架大體形成，從而使特區克服了1985年前後因全國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給特區發展帶來的困難，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方面上了一個大臺階。
比如，通過股份制改造和證券市場的建立，吸引大量資金湧入深圳，奠定了深圳作為國家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基礎；通過鼓勵民辦科技企業的發展，允許技術、專利、商標等無形資產入股辦企業，吸引全國科技人才南下創業，誕生了華為等一批全國高科技企業；通過勞動工資改革和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吸引了幾十萬勞動力，滿足了深圳“三來一補”製造業的用工需求，為深圳及珠三角世界工廠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通過對幹部人事制度、工資制度的改革，吸引內地一大批優秀人才參加特區建設，形成了上世紀90年代初“孔雀東南飛”的全國人才大流動的格局等。
21世紀初，深圳又以產權改革為主線，對國有經濟佈局進行大調整，國有企業從商貿、流通、工業、建築業、服務業等競爭性領域退出，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使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保障城市安全的領域，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結構，為深圳的產業結構調整、高科技發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供了牢固的產權制度保障。
2010年以來，深圳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把重心放在了政府轉變職能上，通過政府審批制度改革和大部制機構改革，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營造各種所有制企業平等競爭的良好投資環境上，並通過必要的產業政策和優化創新創業環境，引導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使深圳成為全國最重要的高科技產業基地，使服務業的比重達到58%，基本上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深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表明，堅持市場經濟改革，最重要的是處理好市場與政府、民企和國企之間的關係。凡是堅持了正確的以市場為改革取向、處理好這兩對重要關係的時候，就會大大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凡是工作中發生偏差或失誤的時候，經濟社會發展就會受到影響和損害。
比如在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係上，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凡是政府直接投資或直接主導的競爭性領域的大規模建設項目，包括電子信息、汽車以及其他高科技項目，基本上都以失敗告終；在本世紀初，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市場的導向，提出了發展重化工產業、汽車產業，建立化工產業基地等規劃和政策，基本都沒有達到制定的目標。相比之下，深圳發展過程中凡是堅持以市場為主導的一些產業，包括信息通訊產業、互聯網產業等高科技產業，都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最終成為支撐深圳經濟發展的頂樑柱。隨著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的充分發揮，深圳產業結構自身不斷得到優化和調整，政府用不著花氣力用行政手段去督促企業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等。
在處理民企和國企的關係上，深圳也經過了艱難探索，走過彎路，付出過代價。
上世紀90年代，由於對國企發展的規律和特點認識不足，政府花了很大精力，動用很多資源，在市場競爭激烈的工業、商貿、建築業、服務業等方面發展了一大批國有企業，結果到21世紀初大批競爭性領域的國企都難以生存，被迫進行國有經濟佈局調整。通過國企佈局調整，市政府集中精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大力支持民企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民營經濟無論是在企業數量、質量、效益，還是在GDP的貢獻、稅收、就業等方面，都佔絕對優勢，使深圳成為全球現代製造業基地、高科技創新中心和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商貿物流中心，孕育出一大批如華為、騰訊、比亞迪、順豐、平安保險等全球知名的民營企業。
堅持解放思想、敢闖敢試的精神不懈怠
鄧小平在1992年視察南方談話中說到：“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這是對深圳改革開放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對深圳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
在改革開放幾十年的實踐中，深圳敢闖敢試的基本經驗和精神，大體上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敢於突破傳統意識形態、思想觀念的束縛。其中既包括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敢於衝破計劃與市場、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束縛，進行大膽探索，也包括上世紀80年代蛇口工業區進行的基層民主的試驗，這些探索和實踐對全國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全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歷史證明，深圳在思想觀念上的解放思想，為在實踐中敢闖敢試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為全國提供了生動活潑的改革經驗。
二是敢於突破舊體制的束縛，探索改革的新路子。在特區建設初期從計劃經濟體制中突圍的過程中，無論是放開生活資料價格的改革，還是引進外資的對外開放；無論是企業內部勞動工資制度的改革，還是建築市場招標、生產要素等市場體系的建立，都對當時全國計劃經濟體制造成了巨大沖擊，受到過一些有關部門和人的嚴厲批評，承擔了政治上的巨大風險。當上世紀80年代全國還在進行計劃與市場的理論討論時，深圳已經在實踐中撕破了計劃經濟體制的缺口，闖出了一條新的路子。
三是敢於突破阻礙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法律法規及有關政策。深圳改革的實踐表明，每一項改革舉措和探索，幾乎都要不同程度地突破既有的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如果完全遵守國家、省有關部門的政策、法律法規，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突破進展。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深圳率先借鑑香港土地制度的管理經驗，對土地使用權進行轉讓、拍賣。
四是深圳在幾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敢闖敢試的經驗，不僅敢“破”，而且也敢於“立”，敢於創新，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無論是上世紀80年代的價格改革、勞動工資改革、要素市場建立，還是90年代的股份制改造、股票證券市場、資本市場、科技體制創新、審批制度改革，以及21世紀以來的事業單位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社會組織改革等，深圳在推行這些重大改革時，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並沒有對這些改革提出具體要求，都是深圳根據現實需要，主動提出改革方案且大膽實驗，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深化，很多成功經驗隨後得到了上級部門的認可並在全國推廣。
五是創造性地貫徹落實國家有關部門對工作改革的部署和要求。深圳在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中，對上級部署和要求的改革事項，基本都不會照抄照搬，而會根據深圳的實際情況，在不違背國家對改革總的原則的前提下，創造性地貫徹落實，使之更好地發揮實際效果。
比較典型的包括上世紀80年代中期，正值深圳特區的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進入高潮時期，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對全國基建規模進行大幅調整壓縮，如果完全按照國家有關部門的壓縮基建規模的要求，特區建設要受到重大損失和影響。對此，深圳一方面向國家有關部門反映意見和建議，一方面根據深圳的實際情況，採取有保有壓、分類處理的方式，把對深圳特區建設的不利影響減少到了最低程度，基本保證了特區建設有序進行。
21世紀初，深圳根據國家設定的國企改革抓大放小、佈局調整的總方向，創造性地貫徹落實，對國有企業的結構進行了根本性調整，將競爭性領域的劣勢國企整體退出，使國有資本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保障城市安全運行。
深圳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處處有風險，每一項重大改革，無論改革過程怎麼講究策略、方式、方法，都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非議、不滿甚至得罪一些人，因此，深圳在敢闖敢試進行改革的過程中，無論推動哪一項重大改革，都不僅做出了艱難的努力，克服了大量困難，而且也往往會付出很大代價。
從具體的某一項改革而言，深圳的改革總是在“臭三年，香三年”的循環中不斷重複。在探索試驗過程中，往往會先受到有關方面的批評、指責，待改革取得理解尤其是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時，又往往受到有關方面的肯定乃至推廣。從具體推動某些改革的個人來講，其所付出的代價往往是多方面的，有些同志受到非議、批評甚至受到批判，有些還受了處分，並且影響到了他們的發展。
“摸著石頭過河”，充分發揮基層改革創新的積極性
“摸著石頭過河”是對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在路徑和方法上的精闢概括。深圳經濟特區既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開放策略的最大試驗之一，同時深圳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又豐富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使之成為一個成功案例。
在上世紀80年代啟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應該說是大體明確的，即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閉關鎖國轉向對外開放，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系轉向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但如何實現這三個轉變，在路徑和方法上並無先例,並且面臨著巨大的政治、經濟、社會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依照“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中國採取了漸進式改革開放的路徑，在農村改革上通過“包產到戶”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方式進行試驗,在城市改革和對外開放上，則通過廣東先行一步辦特區來探索。
即使在1984年小平同志視察深圳，並對深圳給予充分肯定後，仍然對深圳的試驗抱著謹慎觀察的基本態度。小平同志1985年講過：“對於深圳經濟特區，我還是兩句話：第一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深圳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並不矛盾，我國的整個開放政策也是試驗，從世界的角度講，也是一個大試驗。總之，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但我們在開放過程中要小心謹慎。”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視察南方，對深圳經濟特區的全面改革開放的系統探索和經驗進行了全面肯定，發表了重要談話，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深圳經濟特區幾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也是按照“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在不斷探索、不斷試驗、不斷總結反思、不斷完善提高的艱難過程中走過來的。無論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打開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突圍的過程中，一系列“以破為主，立在其中”的各項重要改革的突破過程中，還是80年代中後期和90年代初，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建立過程中，一系列“以立為主，破立結合”的新體制框架搭建的改革試驗中，以及在上世紀90年代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不斷完善、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在經濟、政治、社會眾多領域推出的改革舉措，大體上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的前提下，通過問題導向，經歷了發現問題、改革試點、不斷完善、在全市推廣的過程。
在深圳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重大改革中，深圳既創造了許多成功的改革經驗，也出現了少數不成功甚至失敗的教訓，還發生過一些改革經歷不斷反覆、改來改去的案例。
造成一些改革或成功、或失敗、或反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苛求在深圳改革開放實踐中歷盡艱辛的同志，而應該看成是改革探索中的正常規律，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路徑、策略、方式的必然現象。從某種角度來說，深圳成功的改革經驗是寶貴的，個別失敗的改革教訓也是寶貴的。個別失敗的教訓可以為全國的改革、為後來的改革提供難得的警示和參考，使中國的改革開放避免更大範圍的損失和代價。
深圳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中，很好發揮了毗鄰香港的優勢，借鑑了香港、新加坡成功的經驗，使之成為深圳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重要參照系，從而少走了彎路。深圳和香港在歷史上同屬於一個行政區域和嶺南文化之中，兩地在人文、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上世紀80年代，廣東、深圳湧現出一批思想解放、視野開闊的改革人物，應該說與毗鄰香港這個重要因素是分不開的。作為全球著名的自由港和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經過100多年的長期發展，香港已經形成了與國際經濟接軌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這也是小平同志選擇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的主要因素。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尤其是上世紀80、90年代，香港不僅為深圳的建設和發展輸送了大量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輻射和帶動了深圳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也作為參照系為深圳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過程中，幾乎每逢遇到問題，或進行某項改革試驗時，深圳基本上都是首先採取包括“請進來”“走出去”等不同形式，去學習借鑑香港的經驗。
在“走出去”方面，深圳多年來從政府各部門到企業、社會，派出了數不清的各類人員到香港、新加坡開展調研、考察、培訓活動。通過學習和借鑑香港成熟的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使深圳在改革開放中所制定的各項改革舉措視野廣、起點高、針對性和操作性強、重大缺陷和失誤少，可以說香港、新加坡是深圳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立的“老師”。
深圳幾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證明，“摸著石頭過河”漸進式的改革開放路徑、策略、方式、方法是正確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採取逐步實踐探索的方式，充分下放權利，尊重基層經驗，鼓勵各級幹部和群眾敢闖敢試，調動各方面改革開放的積極性，並及時將基層成功的經驗上升為中央高層的決策，在全國推廣。這種一步一步的探索實踐，既堅持了改革開放的基本方向，實現了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又有效規避了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重大失誤和重大風險；既強有力推動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又保持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基本穩定，走出了一條以“摸著石頭過河”為基本特徵的漸進式的中國改革開放成功之路。
（作者系深圳原市委常委、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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