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在學校做完了民族主義與族群研討課的課程報告，出了特拉維夫大學的校門，眼望所及：右邊是巴勒斯坦國旗，巴勒斯坦年輕人在臺階上高呼。左邊以色列年輕人也紮成了一堆，大衛之星的藍色國旗到處飄揚。
我和旁邊的英國小哥說，大概是因為今天美國使館要遷到耶路撒冷，年輕人才出來鬧騰。小哥又補充道，今天還是以色列的獨立日——巴勒斯坦的受難日。
巴勒斯坦青年和以色列青年
關於這篇文章的題目，絕對不因為我是一個反猶者（因為我從來也不是）。
這是一個提給大家的問題，如何用三十塊殺死一個以色列人？
問題的答案，將會在文章中給出。
今天，我要講的是一個叫做阿米爾（ Amir）的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上週六我參加了臉書（Facebook）上一個名叫“Window”的以色列非政府組織（NGO）的難民營活動。這個NGO致力於培養巴以孩童的親密關係。
大約每週他們都會組織一些年齡在8-18歲之間的以色列小孩兒和巴勒斯坦小孩兒一起玩耍，培養親密關係。因為以色列人很難獲得政府的文書許可前往巴勒斯坦，所以大部分時間，都是巴勒斯坦的孩童前往以色列，或者是尋找一個折中的地方。本次活動的嚮導阿米爾，十年前就是這個活動中的一員。
“這是聯合國為難民建立的學校，11年級以後就需要轉到政府開辦的學校裡去繼續唸書。這樣的學校一共有四所，兩所為男孩兒所建，兩所為女孩兒所建。除此之外，聯合國還提供醫療，食物捐贈等社會服務。但是大約一年前，食物捐贈就停止了。”走過小學的時候，阿米爾這麼介紹。
因為畢業論文的關係，我嘗試諮詢他更多關於聯合國在幫助解決巴勒斯坦難民問題中所發揮的作用。阿米爾的態度有一些不耐煩，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回答我這些“天真”的問題。
他說，想象你有一個很好的生活。有一天，一個你不認識的人從背後打了你一下。你昏迷了。醒來後發現自己全身赤裸，躺在一個小島上。這個時候，你要做什麼？
我沒有回答，他接著說。
首先，你肯定會想要找吃的、衣服、或者是找一個山洞住下來，解決溫飽問題。然後呢，當你做完了一切能做的事情，你會做什麼？他接著自己作答，逃離這個島。
這是所有正常人的行為模式。以色列人在背後打了我們，聯合國通過所有這些解決溫飽的手段企圖讓我們在這裡永遠安定下來。然後終有一天，有些積蓄的巴勒斯坦人就會離開這裡，而我們永遠也沒有辦法再返回自己的家園了。
說完後，他不再回答我的問題，我也沒有繼續追問，這是一個近乎完美的比喻。
聯合國為難民創辦的小學
“我需要你們每個人，都緊緊地挨在一起，跟在我的身後，尤其是前面的拐彎口，快速通過，不要走散了。我知道你們每個人在以色列都學了一些希伯來語，在這裡，如果有任何人用任何希伯來語和你們溝通，都一定不可以作答。”
於是，我們跟著阿米爾，在巴拉塔（Balata），在約旦河西岸最大的巴勒斯坦難民營中開始了一場時常約十分鐘的“穿行”之旅。除了主幹道、市場街（Market Street）是一條十個人可以基本並排行走的商業街以外，整個難民營的住宅區構造都格外的狹窄，可以說平均寬度是老北京弄堂的二分之一。阿米爾開玩笑地說，每次來這裡他都可以檢驗一下自己最近有沒有吃胖。
孩子在這裡到處都是，他們拿著玩具手槍，向我們不停地“開火”。同行的一個加拿大小哥說：我瞭解我自己，如果我在這裡長大的話，我一會變成一個恐怖分子。阿米爾總是不時地問我們：所有人都在這裡吧，沒有人被綁架了吧。然後，笑聲一片。
難民營的活動時間所佔的比例在整個活動中算是最少的了，我能夠理解安全上的考慮，可我依舊好奇，在一個窗戶挨著另一個窗戶，甚至是沒有窗戶的牆後，生活究竟是如何的？或者說，究竟有沒有生活？
後來，當我們問起，那個拐彎口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為什麼需要快速通過時，阿米爾講了一個老婦人的故事。他說，這個老婦人有兩個兒子，因為反以被抓進了監獄。
每個人被判了23年的刑期。服役期滿後應該就可以出來的，但是不知為什麼，進去不到兩年就都死了。這個老婦人，打那以後就有了魔怔，看到所有的外國人都認為是以色列人，會突然衝出來想要綁架他們。
難民營中狹窄的弄堂
午飯過後，在納布盧斯老城一棟三層小房的天台，我們眺望整個納布盧斯山谷。千百棟白色的小房坐落在這個山谷裡，一切看似平靜。如果你將視野再望及遠方，就可以發現兩面山頂處，坐落著以色列的軍事基地。這是一個被監視著的，被控制著的Area B。
在這裡，阿米爾講起了他自己的故事。他家原本在海法，一個如今擁有巴哈伊空中花園，被稱為以色列“美麗的海岸”的城市。1948年戰爭爆發後，他的祖父母帶著全家一起逃到了納布盧斯。
在這裡，阿米爾和他的家人拿到了聯合國難民證，這是唯一一個可以證明他們身份的文書。與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逃亡的難民以及他們的後代相比，在這一點上，阿米爾和他的家人要幸運的多。這些後來的難民在聯合國的定義中是不屬於巴勒斯坦難民的，因此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無國籍者。聯合國的難民文書，至少證明了阿米爾和他的家人歸屬於何處。
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Intifada）後，以色列控制了整個納布盧斯。“22天裡，所有人都不能出門。不僅如此，在屋子裡的人也不可以移動，一旦有影子，以色列的士兵就會射擊。這22天，我和我的父母生活在一個屋子裡，我的母親用毯子將窗戶矇住，我們匍匐著去廁所，每天需要計算我們還有多少食物和水，因為沒有人知道這樣的情況會持續多久。”
阿米爾指著我們腳下的這棟房子說，“當時我的祖父母和叔叔一家就住在這棟房子裡。禁令結束後，你想知道的一切就是你的家人是不是還活著。我和父親走了四個小時，從納布盧斯的另外一邊到這裡，我竟然認不出我的祖父的房子。”
因為擔心士兵從巷路上通行會有危險，以色列使用坦克直接在房屋中穿行，老城的房子因此毀了一大片，很多人都悄無聲息地死在了自己的家中。
“我和我的父親就一直挖啊挖，幸運的是，我的家人都還活著。”就是在這裡，阿米爾問了我們這個問題：How can you kill an Israeli by 30 shekels？有人回答，30謝克爾可以買槍和子彈來行兇，有人回答這是殺人後用來疏通關係免服刑役的價格。
納布盧斯老城（山坡上坐落著以色列軍事基地）
我們帶著這個問題到了一個巴勒斯坦小型博物館。
如果說2000年以後，以色列不斷進步的輿論手段在人數上佔據了上風，那麼在這個巴勒斯坦小型博物館裡，阿米爾的講說和他朋友的咖啡，則從真正意義上贏得了我個人的支持。
戰爭後，以色列毀掉了大部分巴勒斯坦的博物館，殘存的一些文物也被運送到了今天特拉維夫的博物館裡。於是，這家香料店的老闆，就用自己收藏的小玩意兒創建了一個巴勒斯坦人的博物館，供所有人參觀。
起先，我還以為這是活動中的一個購物環節，接下來會有人為我們介紹產品。我的傳統中國盈利式的思維模式讓我後來羞愧不已。在這裡的一個小時裡，我們只是傾聽阿米爾講述巴勒斯坦難民當前的狀況，品嚐免費的咖啡，如此而已。
香料店裡的巴勒斯坦博物館
阿米爾談及了當前巴勒斯坦最嚴肅的一個問題，卻幾乎是被國際社會所遺忘的一個問題，難民的身份認同問題。“我開始不斷追尋自己的家到底在哪裡。我發現，在我父親這邊，我的祖父來自希臘，我的祖母是土耳其人，他們是後來搬到海法的。那我究竟是不是巴勒斯坦人？我對這片土地究竟有沒有主張？我的家到底在哪裡？”
“奧斯陸協議時，以色列的非法定居點只有50個，如今已經達到了300個，這些定居點中只有70%的房屋是真實有人居住的，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他們只想盜竊土地！美國使館搬遷耶路撒冷的行為，就已經使得《奧斯陸協議》非法了，為什麼我們還要繼續遵循？”
在阿米爾給的破碎的信息裡，我能整理出的是，因《奧斯陸協議》而產生的當下巴勒斯坦政府實則是以色列的傀儡。以色列通過稅收，掌控巴勒斯坦的經濟，操縱巴勒斯坦政府的國際行為，影響巴勒斯坦政府的內部權力框架，甚至是創制巴勒斯坦的內鬥。
從更生活更小的角度去看“從前以色列軍隊平均每兩天就會在夜裡闖入我們的家，把我們從床上提起來，進行安全檢查。而如今，他們會利用巴勒斯坦政府的軍隊為他們做這件事情。”
解放巴勒斯坦塗鴉（塗鴉中男孩的手勢是該作者的特定手勢，後遭以色列當局迫害死於黎巴嫩）
以色列所創制出來的，不相連的巴勒斯坦領土，也是分割巴勒斯坦的手段。
“對西岸的人來說，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歐洲，不是美國，我自己去過歐洲好幾次，這都不是問題。最遠的，是加沙。如果有一天你接到了一通電話，號碼是以一個莫名的國際區號開頭，電話那頭沒有聲音，那麼你就會知道，這通電話來自加沙。”
“阿米爾，你認為巴勒斯坦會不會分裂成加沙和西岸兩個國家？因為你們沒辦法和彼此溝通交流。”有人問道。
“不會，我們是在用心溝通。”阿米爾堅定地回答著，一隻手拍了拍左胸。
我猜測阿米爾是擁有以色列國籍的巴勒斯坦人，因為他提到自己去過歐洲。而更多的巴勒斯坦人沒有國籍，無根無依，他們將會一輩子被困在自己的出生地。
塗鴉（句意：以色列人正在用歐洲人曾對待他們的方式對待巴勒斯坦人）
最後，阿米爾回答了在天台上的那個問題：如何用30塊殺死一個以色列人？
“很多以色列士兵偷運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境內來賺取外快，平均一個巴勒斯坦人只要30謝克爾。只要你到達了以色列境內，其他就不是問題了。但是，普通的巴勒斯坦人根本不關心政治，不關心巴以衝突。他們只想照顧好自己的家人，他們只想把食物帶回家。”
塗鴉（resist to exist，拒絕才能生存）
今天晚上，以色利人要在拉賓廣場慶祝歌手Netta獲得歐洲電視網的冠軍。我的房東在和我討論這個party的時候提及了巴以問題。讓我憤怒的是，這位高中英語老師竟然堅持，巴勒斯坦人不配擁有這片土地。
如果你真要問我，為什麼對以色列偏見如此之多？那我只想說，因為這片土地的另一邊，是痛苦，是毫無希望，而這一邊，花開的過於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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