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炎熱的早晨，我站在德里宏偉壯觀的印度門前，突然想起多年前參觀過的比利時伊普爾第一次世界大戰紀念館。
“1915年4月22日，下午5點，一條綠黃色的雲帶從伊普爾的德國戰壕上空緩緩地飄了過來，”我仍然記得伊普爾紀念館用來描述那個歷史性時刻的話語。
那是氯氣。德軍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地使用了化學武器。
一戰中戴著防毒面具的印度士兵
由印度兵參與組成的英軍並不是第一支遭遇毒氣襲擊的部隊，但他們與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友軍有著同樣的命運。當印度兵看到黃色的氣體迅速擴散而來時，他們奮力逃生……一名來自印度西南部多格拉族的士兵在家信中寫道：“邪惡的德國人在他們出生時就應該被勒死。”
這是成千上萬普通印度人與歐洲文明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他們當中有很多倒在了歐洲的土地上。德里的印度門就是為紀念在一戰和第三次英阿戰爭中喪生的7萬多英屬印度將士建造的。
英軍中的印度士兵來自不同地區，信奉不同宗教，屬於不同民族，拉傑普特人、馬拉特人、錫克人、多格拉人和穆斯林等等，無論他們有何出身，有何宗教信仰，或是屬於哪個種姓，全都是被英國殖民者召喚而去的。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為帝國主義而戰。
這也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集體視為“印度人”，這個第一次比上述所有第一次都更為重要。
印度士兵一開始不習慣“印度人”這個名稱，因為他們有不同的種姓、民族和宗教信仰。但他們很快就意識到，其他白人對待他們與對待英國人是不同的，統統將他們視為“印度兵”，儘管他們也是英國軍隊中的士兵。一些印度士兵無法適應身份的突然變化，還在家信中詢問家人，他們若在歐洲呆的時間太長，該如何回到由種姓和宗教劃分的社會關係中去。
歐洲文明激烈地撞擊著印度士兵的心靈。他們對歐洲婦女有如此之高的社會地位印象深刻。不止一位印度兵在家信中寫道，這裡的大多數婦女都會讀寫，她們有自己的工作，在社會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普通歐洲人，特別是農民的生活水平更是讓印度兵慨嘆不已。
他們意識到了遠在亞洲的故鄉土邦與歐洲之間有一道深深的文明鴻溝，由此產生了國家認同感。如果他們的印度要成為一個像歐洲國家那樣強大的先進國家，首先必須獨立。
一戰中的印度錫克人士兵
但是，印度人的獨立之夢在印度士兵為英帝國做出貢獻之後破碎了，英國背棄了早先的許諾。印度著名作家沙什•塔羅爾對當時的情形有這樣一段描述：英國人把戰後給予印度自治權的“獎勵”拋在腦後，還強行實施專制的《羅拉特法》（Rowlatt Act），賦予殖民地政府特權來打壓、審查報界以鎮壓反帝國言論，不經審判就拘留政治激進主義分子，以及無拘捕令就逮捕任何一個有叛國嫌疑的人。
1919年，在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則，英國軍官戴爾命令50名士兵向約10,000多名手無寸鐵的印度人開槍，當時他們正在舉行反對法規的和平示威。據印方後來的調查，約有1000多平民被打死。戴爾被英國人視為英雄，他還因此獲得一大筆獎賞。阿姆利則大屠殺成為英屬印度與英帝國最終決裂的導火索。
油畫“阿姆利則慘案”
聖雄甘地和他領導的印度國民大會黨在非殖民化運動中崛起，成為領導者和組織者，並在1920年代將這場運動推向高潮。
1947年8月，印度與巴基斯坦分別獨立，宣告了一個在全球24個時區均有領土的日不落帝國的瓦解。
一個民族獨立新時代的帷幕拉開。從1944年到1985年，共有96個國家贏得獨立。這些國家擁有10多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3。印度走在了前面。
我面前這個有著印度傳統紅砂石色的凱旋門就建於那個殖民統治開始走下坡路的年代，它是一個典型的殖民者的“作品”，由英國建築設計師埃德溫•魯琴斯設計，維多利亞女王的第三子阿瑟親王奠基。1931年落成時，英國總督歐文勳爵出席了典禮。
當那些瞭解這座宏偉建築來歷的印度人來到這裡時，他們內心會有怎樣的感覺呢？
作為殖民者“作品”的印度門
今天的印度，是殖民者“創造”的一個獨立國家。它擁有眾多民族，這些民族共同的國家意識是在與殖民者抗爭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並不斷加固的。然而，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印度人”這種身份認同也並不總是確定無疑的。1962年
多年來，不斷有印度學者和知名人士建議，應該建立一個“自己的”紀念館來紀念為爭取國家獨立和保衛國家而獻身的印度人，包括那些在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運動中犧牲的人。而在多年的忽視之後，2015年印度政府終於宣佈在“印度門”的附近建造一個新的戰爭紀念碑和紀念館，預計耗資6600萬美元。目前，該項工程尚未完工。
印度是最早獨立的殖民地國家之一，也是走在亞洲非殖民化運動前列的國家。這使得獨立之後的印度和它最早的領導人尼赫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享有很高聲望。1954年，尼赫魯提出“不結盟”的創意，並將與周恩來總理達成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不結盟運動”基礎。
我在東南亞工作時，參觀過1955年萬隆會議的舊址。重現原貌的主席臺上，尼赫魯的蠟像位於中央。展廳中圖片、資料的佈置凸顯了尼赫魯、印度尼西亞領導人蘇加諾和緬甸領導人吳努的作用。包括周恩來總理在內的29個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參加了那次會議。
印度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從與英帝國的對立中形成的。戰後獨立的國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像印度一樣擺脫了英國殖民者的統治。但是，在1947年獨立之後，印度的身後又總是拖著一個長長的英國殖民者的影子，其身份中糾結著一個矛盾——“英國的”還是“印度的”。
1962年，當印度裔作家V.S.奈保爾回到祖輩居住的這片土地時，他驚訝地發現這裡的人們對“印度”並不嚮往，作為印度人，他們沒有自豪的態度，反而充滿了“種種自我懷疑的殖民地心態”。富裕階層急於強調自己的西方性，毫不掩飾他們對哪怕是二流的外國貨色的熱情。政治則變成了鄉村頭領們爭鬥的遊戲，而“對這些鄉村頭領而言，印度只是有鄉村組成的複合體”。奈保爾不無沮喪地寫道：“把印度視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似乎只是外界強加的看法”。
聖雄甘地和他的紡車
直至近日，奈保爾的一些觀察仍然有效。如同尚在建造的戰爭紀念碑和紀念館一樣，印度的國家身份認同也還在建造中。
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中這樣寫道：到1950年代，整個亞洲得到獨立……每個原來的或新成立的國家都必須建立或重建自己的獨立文化和共同意識，其目的在於維護和強調各國的特性，儘可能肅清早先強加的西方化影響；但它們也願意鼓勵本屬西方創新但已成為當前走向富饒和強盛惟一可靠途徑的新技術發展和工業化，將它們以某種方式與獨特亞洲傳統結合起來，而且不應損害兩者的有效性或阻礙其成長。
難度在於，怎樣才能培育出現代文明精神生長的人文環境。像所有後殖民國家一樣，“重建獨立文化和共同意識”往往會變成與殖民者帶來的現代文明的尖銳對立，甚至演變成傳統對現代的反擊。直到今天，如何辨別“早先強加的西方化影響”，用什麼方式將其肅清，然後再將那些“本屬西方的創新”與自己的獨特傳統結合起來，仍沒有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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