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手記（節選）
初次遇見嚴歌苓老師，我著實吃了一驚。她雙腿纖長筆直，膚色白皙紅潤，是無可挑剔的美女。但是讓我吃驚的不是她眾所周知的美麗，而是她的敏捷。她無一絲造作，無論是動作，還是說話，都有一種遠超於常人的麻利。她不僅能快速地抓住你說話的要點，也能同時進行好幾個主題的對話，而且彼此之間呼應得很好。我知道，她是一個深植於生活之中的人。相較於其他作家的不食人間煙火，她卻是接著充沛的地氣。這樣的寫作者，對於空話與套話有著本能的過濾和直覺的拒絕。
——郭紅
訪談節選
■ 嚴歌苓 ■ 郭 紅
鄧麗君對當時的我們來說是一種顛覆
郭 紅：嚴老師好！聽說您這次回來是要準備拍新的片子，是關於鄧麗君的？
嚴歌苓：對，是關於鄧麗君的。我看了一些資料，差不多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時候吧，我們正值青春，鄧麗君的歌曲進入大陸，對當時唱紅歌的我們是一個顛覆性的改變和認識。
郭 紅：那個時候，大街小巷都在傳唱鄧麗君的歌，大家的情感也有了另一個角度，發現原來歌曲可以表達情感更加憂傷更加豐富的那一面。
嚴歌苓：對，她的歌將私人的感情、美好的愛情通過很坦率和公開的方式來歌頌，人內心秘密的感覺唱出來，對我們來說是一種顛覆性的認識。
郭 紅：對大家來說，似乎是不可以談的資產階級那一部分取得了合法性，大家可以唱出來。
嚴歌苓：這就是從集體意識轉向個人內心私密的一種感情，這是一種非常大的轉變。
郭 紅：鄧麗君確實對大家有著不一樣的意義。如果您開始寫關於她的電影，是從她的故事寫起，還是從她帶給我們的感動寫起呢？
嚴歌苓：我想還是要從她的故事寫起，也許會有當代人的介入，不過還沒有想好。
郭 紅：我們都不曾有機會去現場聽鄧麗君唱歌，但現在有很多女孩子在唱她的歌，十分像，不知道您與這些人有沒有接觸？
嚴歌苓：我不是很喜歡流行歌曲的人，我比較喜歡古典的音樂，連音樂劇也很少看的，比較無知吧。但鄧麗君對我們那一代人的震盪，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她和我們對於青春的懷舊、戀愛季節裡的自我是緊密聯繫的，想到這一點，就感覺天下的戀愛是永恆的，是永存的。
郭 紅：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一提到鄧麗君，就和青春記憶以及一種全新氣息的感覺有關；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他們如果在電影中看到關於“文革”的信息，會感覺跟自己隔離了一層。您會不會把這種時代感抹去，讓它與現在產生更多的聯繫？
嚴歌苓：我覺得鄧麗君身上的很多東西都是永恆的，比如說勵志，還有戀愛，她是一個一直相信愛，沒有被愛眷顧卻一直在追求愛的人。還有灰姑娘的情結，她有著很苦的出身，父親是賣大餅的，是在軍屬大院長大的，那時候叫眷區，她是住在經常被洪水和颱風侵犯的地區，為了家人能有更好的生活，很早就輟學掙錢了。所以我覺得她身上所體現的勵志、對愛的追求的這種價值是永存的。實際上她是一個非常善良非常真誠的人，雖然現在說起善良或許含有一些貶義，但不可否認，善良是我們人類的正能量。
所有經歷都是我的營養
郭 紅：雖然現在我們都覺得善良中包含著傻的成分，大家對善良也抱著一種質疑的態度，但在朋友圈裡，這些聲音說得久了，反而使整個朋友圈更加的充滿正能量，似乎閱讀品位也有所提高。現在新媒體在不斷地發展，大家的閱讀反而更加日常化。我們知道您身出書香門第，爺爺和父親都是作家，這個書香氣息對您的影響大嗎？
嚴歌苓：當然有非常大的影響。我覺得我父親是個全才，他畫的畫也很棒，曾被軍事博物館收藏。他在年輕時也設計過房子，後來又轉到油畫上，而他的童年教育是音樂，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他的品位對我潛移默化的教育是非常大的。如果換了一個家庭，我想我也成不了今天的自己。此外，我父親非常善良、大度，和人一般見識的時候非常少，總是能夠超脫出來。這些都影響了我世界觀的形成。而他的性格及修養又和他的家庭環境及讀書習慣等有關係。我母親對我的教育是非常嚴格的，比如在我很小的時候就讓我讀《白求恩的故事》，對於那時的我，感覺真是枯燥死了。他們兩個對我的教養是不同的，母親對於我的勤奮和紀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她從來沒有打過我，但我非常怕她，她和我父親好像一個是司令員，一個是政委，經常找我談話。我覺得我在童年時是非常富足的，不管是從家裡的書籍啊，還是父親在音樂和繪畫上對我的薰陶。
郭 紅：您喜歡古典音樂一定與父親的影響分不開，那您的父親會指導您閱讀嗎？
嚴歌苓：不會。他覺得我什麼書都可以看，他給我的印象也是經常懶洋洋地躺在一個鋪著狗毛墊的躺椅上看書的形象。他在“文革”勞教回來後，一直處在一種逍遙或者是消極的狀態，總是在看書。他對我的影響不是言語上的，而是源自他日常的言傳身教。他總對我說：“家裡的書你隨便看，我相信我的女兒有鑑別能力。”
郭 紅：很多作家在小時候就展露了寫作的才能，而您是在十二歲就參軍了，後來又走上了演藝道路。為什麼沒有從一開始就走上寫作這條路呢？
嚴歌苓：我開始是沒有想到自己走上寫作的道路的，因為我從小就非常喜歡跳舞，這可能與我母親的影響有關，她是一直走演藝道路的，唱歌也很好，唱過早期的《白毛女》等歌劇歌曲。這好像就是我的血脈相傳。
郭 紅：後來沒有想到是父親的這一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嚴歌苓：對，後來發現，自己不是一個很適合表演的人，特別是那個時候表演是可以給你的生活帶來很多“後果”的。而寫作就不一樣，首先我不知道自己會寫，其次部隊也不會把寫作作為招用你的條件。
郭 紅：那您是很早就離開家開始了集體的生活。
嚴歌苓：剛開始還是很開心的，時間一久就會覺得沒有家是很悲慘的。
郭 紅：我看您的書瞭解到那段時期是對您影響很多的，包括初戀，當時人們殘酷的這種舉動，這一段時期，您在內心深處或是談論時，是否有所迴避呢？
嚴歌苓：不能算迴避吧，只能說很早地就讓我認清看穿了一些事情。這些個經歷都會變成我寫作的一種營養，包括對於人性的複雜和豐富性的理解起到了很大的幫助。如果說人的一生註定要吃苦頭的話，我是會選擇早點吃苦的。它會讓你早對人生作一些準備。我成為一個作家應該和早年的不順利有很大的關係。記得我的一個朋友說過，你的童年沒有很灰暗，但你的白天是很燦爛的。我當時回答說，白天的早晨會有朝霞。其實說出這種憂傷的話時我還很小。
郭 紅：我特別能夠理解您初戀喜歡的那個男士做出的舉動，但我仍然覺得那是一種人性惡的表現，他的這種舉動其實也未必可以換到一些東西。
嚴歌苓：他可以換到安全。人有時候是很可憐的，他想要的無非也就是一點安全感，這些舉動其實無關善惡，是一種中性的東西。但如果說一個人選擇犧牲自己來保護別人就屬於超自我的精神了。
郭 紅：感覺您非常的寬容大度。對於您生命中的灰暗的經歷，是否已經都可以轉化成生命和寫作的營養了？
嚴歌苓：對於我來說，這些都是不值得記憶的東西，我早就忘掉了。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被記起，我認為它們都是老天爺給我的禮物。很早地經受失戀，經受痛苦，現在反思來看，都是生命對我的眷顧。
嘴巴失語使內心更加豐富
郭 紅：這些經歷也讓您更加超脫。對於您的另一段經歷大家也都很感興趣，就是您的留學經歷。對於其他的作家來說，出國的經歷往往會使他們作品的數量驟減，就好像原本的文化血脈被割斷了，處在一種被放逐的狀態。但對於您來說反而激發了您更強的創作力。您覺得留學經歷和新的文化氛圍對您的寫作或是人生意味著什麼，有什麼影響？
嚴歌苓：對於有些人來說，他是不能夠脫離一個大的環境的，他需要有人來捧著，有人和他聊；而我恰恰相反，我特別相信個人奮鬥，作為一個作家，不管是處在任何環境下，他首先是一個個體，他有話有故事要講。對於我來說，不會聽到立即的喝彩聲，但這不影響我的寫作，就像一個話癆，不講話就是很難受的一件事情，寫作於我就是這樣的，我的筆就是一個話癆，這也是我心靈的一個必需品，幾乎可以說是生理的必需。出國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寫作的礦藏，在出國前，我已經完成了三部長篇小說，在那個時候，我的軍旅生活已經寫得差不多了，我也正處在一個題材的危機階段，而出國正好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瞭解到中國人移民的生活。在國外，大家有著相同的背景，他們會與他人聊起這種苦痛的經歷，和不被人瞧得起的邊緣的感覺。我這個人喜歡傾聽，很少抱怨，這也是我得到很多故事和啟迪的來源。當年的短篇小說之所以像井噴一樣寫出來，與這些有很大的關係。
郭 紅：陌生文化的衝擊感，一些作家到了新的文化中就會失語，您在這方面很了不起。
嚴歌苓：因為嘴巴上失語，內心就會有大量的語言。剛到美國時，我的英語表達很不流暢，內心的感覺就會越發的豐富。所以很多東西就會內向化，在走內心。這也是人情感最為豐富和敏感的時候。
郭 紅：我覺得您對於新文化的接納能力很強。
嚴歌苓：其實我到今天也沒有接納很多，更多的時候是處在一個比較的階段，把他們的表達和我的表達在作比較。為什麼我們會有比較文學啊，比較語言、比較政治，就是因為比較能夠使你產生認識，就是所謂的“悟”吧，對本國的文化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在你的國家一些都發生得理所當然，而到了另外一個國家，你就會發現，這一切並非理所當然。特別是對中國文字的認識。
郭 紅： 看過您的一篇關於打坐的文章，裡面寫到您打坐四個小時，會有一種通透的感覺，很多人就覺得您是不是信仰什麼，因為在他們看來，打坐很難。您現在有信仰嗎？
嚴歌苓：我信佛，但我不是信形式，而是信佛教給我的這種哲學。我不是一個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的信徒，佛教裡所說的人人皆可成佛的說法我很贊同。我不太喜歡基督教裡貴族式的思想，它與普通大眾離得很遠，我們都是有原罪的。還有，我也不相信來世。對於佛教，我更看重它帶給我的人生智慧。一些信佛之人做出惡劣的事，讓我很不理解，這種信仰也就失去了佛教本身的信仰價值。
郭 紅：佛教中崇尚空性，每個人都可以修來自己的人生。
嚴歌苓：這種說法我很贊同，我覺得這和我們文化中的獨善其身很靠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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