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1日/医麦客 eMedClub/--技术正在向实体经济靠拢，形成新的生产力。互联网、人工智能，在统治了流量、渠道和营销阵地后，开始从转移价值向创造新价值的方向进军。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技术新概念的轰炸之后，人们更多关注技术如何应用，创新必须创造价值，必须置于监管之下。医疗、教育、能源、制造，越来越多的痛点，被寄希望于用科技的方法、用创新的方法、用智能的方法进行改造、转型、升级，形成新的生产力，新的供给，从而创造出新的需求。
生物产业是我国政府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而生物医药产业居生物产业之首。曾在美国宝洁、百时美施贵宝、以及阿斯利康和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研发中心的重要管理岗位上任职近20年，在美国和中国的生物制药领域拥有丰富的研发技术和管理经验，现任复星凯特合资公司CEO王立群博士首先对公司进行了介绍。
此次“生物医药与人类健康的未来”的圆桌会议由第一财经资深主编彭海斌先生主持,他和嘉宾就以下国内生物医药领域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在整个医疗领域有个共同特点，一些企业家他首先是一个科学家。如何完成从一位科学家向管理层的转换，这种转换过程中，科学家在科研与管理之间的角色转变在生物医药公司发展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总的来说，CEO不仅要考虑研发管线，我们还要考虑商业机制，考虑团队的建设等等。所以对我来说，我一直在学习如何从一个科学家转换到CEO。”
中国的医药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快，但是国外的企业也在向前推进非常迅速。中国的研发环境和美国的研发环境，到底有哪些大的差异？中国的研发投入和美国的研发进展，它的差异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
王立群博士说：“在医药研发方面，我们国家起步晚了，目前不少国家比我们确实有不少优势，我们和他们比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现在还是早期，可能大家的眼光相对来说短一点，不管是投资人还是其他，都是希望能尽快出点东西。我们很多企业开始做短期的东西，也许创新程度不够高，但对于企业来说，通过这种方式赚第一桶金，这个没有什么好非议的，也许发展过程就有这么一个阶段。
目前，我们国家从政策层面，资金方面都对医药行业进行大力支持，鼓励创新，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医药研发还是很有潜力的，后劲挺足的。至于要走多少年跟他们平齐取决于我们今后的3、5年怎么走。刚才前面的嘉宾说我们要沉下心来，我们这个行业也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把心沉下来，利用好的资源、好的政策做一些事情。稳步前进不断的缩小差距，我想应该不用花很多时间就能赶上。”
虽然说新药研发的投入非常大，但是我们的投入还是无法和跨国企业做对比，在中国也许有一些特点。中国的药企在做研发的时候，是怎样分散风险的？
王立群博士说：“做药的研发，有技术上的风险，也有商业上的风险。从技术上讲，如果已经知道国外某种药对这个靶点已经有效了，我再去做这个靶点，这样就可以用相对比较少的投资做出这个药来。想做创新药，只有企业发展到一定高度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初创的公司，讲马上要做全球最创新的，恐怕喊口号的成分大了一点。
商业方面，如果想商业上的成功就要去了解市场，看看这个药能够解决多少临床上的需求。另外竞争者方面的风险，以我们现在做的CAR-T作为例子，目前在全球有两个批准的，但这一年，国内做CAR-T的公司全浮出了水面，一看全部是针对CD19靶点的。而这个市场可能只能接纳两到三家，那么剩下来的十几家公司，他们以后又怎么办？我觉得对这个风险如何把控非常重要，毕竟研发费用是很大的一笔，如果大家都砸钱做同一个东西的话，从整个社会来讲，是资源的一种浪费”。
比较一下，中美不管是医疗器械还是新药研发企业的体量，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从美国或者欧洲的药企成长路径来看，并购是绕不过的槛。国内的企业是不是一定要走并购的道路？
针对这个问题，王立群博士表示：“我觉得资源肯定要整合。一个企业有了一定的规模，如果立志于做创新药的，可以做创新的东西。如果说不想做创新，他可以对看中的产品及销售渠道进行整合。我觉得合并或者联营，这些都是好的现象，也是行业发展的正常趋势，应该走这样的路子，最后使每个企业以最大的效益来运营。”
政策对医药或者器械的研发，有特别大的影响。最近不管在资本市场，还是器械的研发审批有很大的推进，对政策的改进有什么期待？
总的来说，中国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好，企业的创新意识逐步加强。生物医药和医疗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健康水平。做好药，做良心药，真正造福于百姓，是生物医药企业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也期待政策、资本和人才更多地向这些领域关注与倾斜。以生物医药、医疗为代表的中国制造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梦想正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慢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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