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嬴政

最不可思議的是到現在還把東林黨看做是政黨是好人。東林黨不是什麼政黨他是個宗教團體，準確的說是個邪教，是理學邪教在明朝的馬甲。這就要說下這個邪教從司馬光創立所遵循的教義是什麼，和在這個歷史時期邪教必須要做的又是什麼了。

理學邪教是儒學的付骨之蛆，打著儒學的牌子行的是邪教的實質，宗教和學派最核心的區別是一個自創立之初就無法修改一個需要吸收新鮮知識從而充實和發展自我。理學邪教把儒學經典上的治國理念搬到自己的教義裡，定義成了不可更改的聖經，誰要改那他就是異端，是異教徒，要口誅筆伐，要他死無葬身之地！請參考中期改革者，王安石，張居正，李鴻章。這些人還是體制內的而且他們的改革只是隔靴搔癢式的改革都被罵成狗，體制外的萬曆改革，魏忠賢改革更是嗤之以鼻。那這個不容觸碰的核心教義是什麼？我認為是井田制，國家把人口和土地結合起來形成勞動成果，從而形成稅收。這也是中國能夠分久必合，迅速恢復生產的根本原因。但是這個制度只適應於人少地多的國家建立初期，隨著和平的到來，人口爆炸，明朝從2到3千萬人口到中期已經到了1個多快兩億。而土地的供給跟不上人口的增長，同樣的一個家庭從建國初期的十幾二十畝地在不斷的分家過程中(那時沒計劃生育）一個家庭也就幾畝地了。維持溫飽都可能有問題，更別說稅收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該怎麼辦，萬曆給了正確答案，通過關稅，商業稅和礦稅彌補。但是這東林黨是邪教，他怎麼可以讓你做出違背教義的事呢！萬曆一死全都擰回來。但是國家還是沒錢啊，怎麼辦？他們追求的是自己宗教的萬古長存而之後才是皇帝、國家、民族、百姓的利益，教義是萬萬不能動的，這也是後世經常聽到的祖宗之法不可變的由來，那咋辦！！就只剩下殺人了。把中國人口重新降到2到3千萬，他們就可以再次通過行之有效的井田制蠱惑老百姓信他們，理學邪教就得意延續！這就有了300年來一下的合久必分！辦法有了，如何執行，殺人無非就是瘟疫，天災，戰爭。前兩個不好控制，只有戰爭好控制。自己不動手那就讓外族來殺。這也就是滿清入主中原。他們只要攪混水，殘害忠良，把自己偽裝好就行了。

日常刷下線

在沒有被閹黨和當代精神閹黨扣上“東林”的帽子之前，你永遠不知道一個人到底是不是東林黨，可以說他既是東林黨也不是東林黨。

關於東林黨的問題，網上也爭論了這麼多年了。其實在討論東林黨之前，首先要明確一個概念，什麼是東林黨？或者這麼問，有哪些人算是東林黨，哪些人不算？

關於東林黨成員的名單，有很多史料記載，《酌中志餘》這本書就統計好幾個東林黨名單：《東林黨人榜》、《東林點將錄》、《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等。《明季黨社考》最後也對這些名單進行了彙總統計。這幾種東林黨成員名單中，較為常見的是魏閹制定的“東林點將錄”“東林黨人榜”。魏閹制定的東林黨名單純粹是給其政敵扣帽子的行為，屬於單純的政治報復。

那麼是否閹黨欽定的“東林點將錄”“東林黨人榜”中的人物就一定是東林黨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要明白一個邏輯，閹黨向來把反對他們的人統統說成是東林，誇張一點的講就是“只要東林黨反對的，我們都支持，只要是東林黨支持的，我們都反對”。明白了這個大前提，就知道這種給誰誰誰扣上“某某黨”的行為，是有點近似於當代“扣帽子”的精神勝利法的。畢竟東林黨並非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沒有入黨、退黨、黨員證的說法，其內部也互相傾軋。同樣的閹黨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也時常有內訌發生。不明確這個大前提，討論東林黨爭是不妥的。

比如說“東林黨人榜”中的崔景榮為例，這人不能算是東林黨。崔景榮持身中正，雖然不為東林所喜，但也一度尋人相救楊漣、左光斗，最終由於反對魏閹，就被打成了東林。還有同樣在黨人榜中的熊廷弼。眾所周知，熊廷弼乃是楚黨人物，且與王化貞不合，而王化貞的坐師又是葉向高，結果王化貞沒列入東林黨名單（也不在閹黨名單內），反而熊廷弼進去了。而熊廷弼在其自傳中曾言，他督學南直隸時，受到了荊養喬（名列東林點將錄）的彈劾，而荊養喬幕後是受到了東林人士的主使。

郭正域這人被列入東林，其實也不太妥當。因為有史料說此人曾經庇護受到東林黨攻擊的李騰芳、顧天埈，而與東林反目。

還有朱大典，這是位大貪官，眾所周知東林黨骨幹是朝中的“清流”人物，至少在道德層面上兩者並不相容，且他和顧憲成、鄒元標等人並無太深的交往。朱大典應該是因為反對魏忠賢進名單的。

此外我見過最最荒謬的說法是楊鎬也是東林，理由是楊鎬是東林推薦的。有些人認為《明史》不能看也就算了，沒想到他們連《明實錄》也不看。楊鎬第一次經略朝鮮，是吏部尚書張位推薦的，但張位不是東林。第二次巡撫遼東，楊應文之前替楊鎬說了好話，這才使得楊鎬能夠復出。楊應文也不是東林，應該是浙黨人物。他曾經受沈一貫指示，攻擊郭正域，而沈一貫是浙黨領袖。第三次經略遼東，還是吏部的推薦，當時吏部尚書是趙煥，按照東林黨說法他也是齊人後臺。巡撫遼東期間，楊鎬想推薦李如梅，結果被御史麻僖、楊州鶴所彈劾。而麻僖因為在萬曆四十五年京察中，因黨附東林而丟官。

總而言之，個人認為，真正的東林黨還要算東林書院那波，再加上和那波人關係極深的一些人比如鄒元標、李三才等，這些可以說是真的東林，同時分清誰是東林盟友，比如葉向高。至於其他人，那就呵呵了。這種說法要比把所有人一竿子全打成東林的說法更加妥當一點，但也不是完全沒有瑕疵。總之，如果當下還有人認為誰和那波人關係好就是東林，誰受到了東林的舉薦就是東林，誰反對魏閹就是東林，那麼就真的和歷史上的閹黨一樣了——無恥卑鄙下流，這種觀念十分令人噁心。當然咯，“欽定逆黨”——也就是俗稱的閹黨名單也不是全無瑕疵。

畢竟有些人只需要用“東林黨”“閹黨”這兩個詞套入自己的概念，來作為自己扯淡的論據。至於什麼人才算是東林黨，什麼人才算是閹黨，不重要的，反正只要把鍋全甩到東林上面就成了。在這幫人眼裡，需要誰是東林誰就是東林。

s臨溪主人

關於東林黨的身世，要追溯到萬曆二十四年的一個政策。當時萬曆三大徵只剩下萬曆援朝戰爭並且已經進入尾聲，連年的戰爭以及皇室的奢靡使得張居正為萬曆留下的豐厚國庫已經所剩無幾。為了保證花銷，萬曆皇帝決定派出宦官來徵收礦稅。徵收礦稅就要開礦，開礦則需要勘探，派出去的人都不傻，找礦不好找，但是找錢很容易，所以這群沒有小弟弟的閹人們就一股腦的都去了東南。

內廷的人在東南打著皇帝的名義橫徵暴斂，再加上此前多數政府高官對東南富庶地帶也是搜刮不斷。對於江南地區新興的中產階級、中等地主和富商來說，這就是對自己的暴政。也的確，萬曆年間的壓迫和掠奪的對象擴大海及於士、農、工、商，以至中下級官吏。爪牙橫行江南北各地，因而傾家破產者,不甜其數。被害人中有南京、準揚的大小監商，也有地方的監生。類似這種對各階臘的掠奪的粘果，當時有人指出由於“天下賦稅之額，比二十年前，.十增其四” 遂使“天下般實之戶，比二十年以前，十減其五”口。也有人指出掠奪市民富戶的結果，上、中、下各等富戶都貧窮了向。“般實之戶”和“市民富戶”當然包括了地方的地主富戶和城市的富戶，兩個被掠奪的階級，聯合起來反抗貴族大地主的壓迫，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在這個背景下，東林黨也就誕生了，他所代表的就是城市中產階級和富人以及農村地區的中小級地主，可以說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東林黨在政治方面的主張主要是: 反對貴族大地主（皇族貴族）專政，壟斷政權和排斥其他政治勢力。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大貴族、大宦官的把持政權，即降低大官僚把持的內閣權勢。要求地方勢力可以參加政權並加重地方官的權勢。反對內閣專政,就要強調中央集權。強調中央集權也就是打擊貴族大地主勢力的越斷。它的目的何在呢?很明顯就是與貴族大地主爭奪政權地位。當時貴族大地主排斥異己的手段，大致是下面幾種:第1是利用京察制度從政權中排斥反對派，第2是停止行取制度封鎖地方勢力參加政權之路，第3是不補缺官員來削弱現有的反對派勢力。於是東林黨就手京察、銀行取、爾補缺官，貴族大地主集團對之用奏疏“留中”，相應不理的手段,或是用京察手段反擊,或是如1595年以“附和結黨，抗造君命”的罪名，一次幾乎就把所有的南北雨京的言官降職調外或被判罰奉，其他在趙南星京察事件，李三才事件，爭立太子事件，爭礦稅事件中也大批地罷免排斥各種反對派。這一時期的東林黨人大都主張“京察”與“行取”制度是不能受任何派別左右的國家制度，要切實實行。同時也要求“海內共以為賢者不惜破格用之”。1597年東林黨人會通過吏部奏議，提出過這種“破格用之”的名單，有138人之多，其中包括了有名的東林黨人，也包括了相當一部分中間分子。

東林黨在政治上與城市反封建的中等階級結成聯盟是其自然的政治道路。有些東林黨的反對派在攻擊東林黨時，就公開指出東林黨的組成有“才智自雄之士”、‘ ,跋卮無賴之人”、“罷官廢吏”;更重要的是東林黨內包合了“富商大賈之類”。從十七世紀初期城市階級踴躍加入東林黨的情況，和後來東林黨與貴族大地主進行鬥爭時廣大市民階級袷予熱烈支持的情況來看，不能不說代表東南地主勢力的東林黨人與江南城市中等階級聯盟是愈來愈發展了。所以說東林黨人的政治主張不但代表匯南地豐階級的政治利益，同時也代表間江南地區城市階級的政治利益。這是當時社會經濟因素和階級鬥爭作用所導致的歷史後果。

東林黨在經濟方面的主張，主要是:反對貴族大地主的礦監稅使的掠奪, 要求有限度的定額稅收政策，要求鄉村與城市平均負擔納稅品。並主張開墾荒田，興修水利。當這樣要求不能被皇族大地主所接受時，東林黨就提出當前的統治危機形勢和全國人民起義的可能性，以迫使貴族大地主接受他們的要求。

東林黨為了緩和當前形勢和減輕地方負擔，也提出過有限度的定額稅收政策，通過御史秦懋義提出具體建議是:“查邸報萬騰二十四年起至今二十六年，雨年順天之所解進者共四萬餘雨，或秋盈而夏箱，或彼多而此少。臣按歲而派分之，則每歲可二萬者其大都也。山東則解二萬四千餘雨，每歲可能一萬，而河南、山西各解二萬兩，每歲可得八九下雨。浙江兆解二千兩，每歲可得八九百兩，敲即此定額，責戒焦按，合廉能府佐，兼任其事，另立開朵銀兩名色，如數勒限進，怠緩者罰無赦。若開採已完，而無砂可採者，即將坐落地方，夫費抵解，又不然則量派該省，稍稍如額而止”。這個建議包括兩個內容，一個是要求把無止境增長的稅銀定額固定下來，一個是要求把開採榷稅之權由宦官手中轉交給地方官。這樣的建議也未被貴族大地主所採用。但事實上，這些建議並沒有被貴族所接納。

從東林黨的諸多主張來看，東林黨的主張任當時許多政治派別中是比較有體系的，其代表性也是比較廠泛的。這是因為東林黨當時已經不完全是一個封建性的政治團體，而是江南地方中小地主與城市反封建的中等階級趨向聯盟的政黨。東林黨在政治方面的:主要主張是反對貴族大地主專政，要求解除貴族大地主之外的各派地主勢力的聯合政權，在超濟方面的主要主張是反對貴族大地主的經濟掠奪，要求滿足各地方勢力發展經濟的順望。由此可見，東林黨的諸方面主張是統一在它的反對貴族大地主專政的總綱領中的。同時也是把當時社會各階級反對貴族大地主的鬥爭連接在一起的。

火器工坊

首先，我想質疑一下提問，至於前兩部確實黑了東林黨，但是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又哪裡在為閹黨翻案？我看這本書中基本上都是在痛斥閹黨，而對於東林黨，沒有黑，也沒有贊成，讚揚了其中的一部分人，也不滿了其中的一些事，準確來說，確實不失公允。

接著，我想說一說我對東林黨的瞭解，他們是一群在朝中得不到重用的士人，把自己得不到重用的原因歸咎於奸人把持朝政，朝綱不清，又把這些觀點傳授給一代又一代人的一群書生。而反對的奸人，就是一開始的齊、楚、浙三黨，和後來的天啟閹黨。

在天啟年之前的東林黨，我認為是純粹的東林黨，一幫雖然自命不凡，雖然也參雜利益，雖然也有虛偽狡詐，但是總體來說是一心為了朝堂社稷的人。但他們做法最大的問題在於，把人一棒子打死，覺得現在的一切都是錯的，就應該讓他們東林黨去制定一切規矩，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的黨爭，反而使得朝廷更加不得安寧。

天啟初年的東林黨是全盛時期的東林黨，從楊漣搶回了木匠朱由校開始，他們就已經站在了這個帝國的高峰，說起來，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接下來應該是重扶朝綱，匡扶社稷，而憑其中的楊漣、左光斗、黃遵素等人，也是可以使朝廷往好的方向發展的。但其中出現了一個破綻，汪文言。

總的來說，汪文言不是一個壞人，他有底線，有能力，但是他不乾淨，從而讓閹黨找到了突破口，一舉讓東林黨落下了政治的舞臺，而後來的東林六君子，七君子，其實就是東林黨最後的堅持，在這之後，亦無東林！

而東林黨為何屢次遭黑，這和崇禎時期的東林黨是脫不開干係的，在天啟年間，一群骨幹已被剔除，剩下的呢，都是些無地位，無權勢，甚至暗中依附閹黨的人（包括袁崇煥），後來閹黨被清算，崇禎重新啟用東林黨，用的就是這一批人，試問，這批人有東林黨的人的能力和操守嗎？他們又能代表東林黨嗎？

另一方面，東林黨是天啟的擁護者，而天啟後來卻毫不猶豫（可能是毫不知情）的殺了所有人，但這也不禁讓人寒心，從此以後，在東林黨的心裡，又重新加上了一條：皇帝，也是不值得信任的，也是需要改變的。在後來，袁崇煥被殺事件更是加劇了崇禎和東林黨之間的衝突，表現為，崇禎也不再信任東林黨，甚至打壓東林黨，在這種情況下，東林黨自然也開始離心離德，導致了後來不出錢，不出力的情形。這其中，有一些人的私心，也有一些人的背叛，但更多的，是他們對這個國家的死心。

北冥的魚666

剛寫了篇東林黨的文章，複製過來共諸位感興趣的朋友參考。

言入正題，東林黨人從來代表的都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一切認為東林黨代表廣大老百姓利益的想法都是自作多情！

下面轉入我個人的文章，有興趣討論的可以留言。

拜張廷玉、馮銓、李建泰、范文程、紀曉嵐等儒學大家所修《明史》所賜，東林黨一直以來被當做明末最大的進步力量。電影《大明劫》中雖未直接描寫東林黨，但一層層的刻畫卻仍不敢將東林慕虛名的本色刻畫出來。

當然，隨著新史學觀興起，更多的歷史愛好者不在沉溺於東林說什麼，而剛著重於看東林做了什麼，從而更加客觀地看待東林黨的歷史作用。

源起

萬曆二十二年，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因在推薦閣臣會議中故意觸怒明神宗，被削去官籍，革職回家。回到家的顧憲成並未放棄其政治理想，在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的資助和支持下，顧憲成於無錫開東林書院，宣揚他的政治理想。

最初東林的政治理想十分吸引人，一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對聯，雖一字未寫救國救民，但那種打抱不平的傳統讀書人形象卻於日漸消沉的明帝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實事求是的講，明朝晚期明帝國各類矛盾確實十分尖銳。一方面自萬曆十五年神宗皇帝閉關起，至萬曆二十二年，因皇帝消極對抗文官集團，故意擱置大量官員的任命，阻擋了官員升遷的腳步，因此文官集團並不喜歡這位皇帝；另一方面，礙於萬曆三大徵和西北救災的巨大支出，朝廷重啟了東南地區的各類商稅和工礦稅，因此帝國中央與東南經濟基層的矛盾亦十分突出。

其三則是中央權力之爭，明初在勞模朱元璋的奮力打擊下，武勳階層基本消解，直至土木堡之變後，武勳階級被一網打盡，除個別人外，剩餘的皇親貴胄淪落為混吃等死的高級寵物，政治上已失去了左右朝政的話語權。

明宣宗後，宦官集團開始成為新興的權力階層，並與文官階層針鋒相對，雙方勢力此消彼長，近兩百年鬥智鬥勇之下，文官集團最終在徐階、張居正時期勢力到達頂峰。

萬曆後期，神宗開始有計劃的重用宦官，打壓文官階層。最終因“立太子”事件，皇帝與文官矛盾激化，文官集團中的激進派被掃出朝廷，前文所述顧憲成即是其中之一。

自此，可以看出，與其將顧憲成開書院的所為解釋為救國救民，不如將其看做是政治鬥爭失敗者妄圖重新爭權的一次嘗試。

發展

其後的幾十年，東林書院以其宣揚的士大夫傳統價值觀吸引了一大批知識分子追隨，這裡面雖不乏楊鏈、左光斗之類的鋼鐵硬漢，但更多的其實是類似於李三才之類的政治投機者。

知識分子當中永遠不缺的就是政治投機者。對其而言，理想只是宣傳的手段，與“阿彌陀佛”、“哈利路亞”並沒有實際區別；權力才是現實，無論實現抱負還是演繹人生，終極權力都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首輔的寶座並不屬於東林黨，因此東林黨在逐漸形成勢力後，奪權自然是其最現實的選擇。

躍躍欲試的東林黨在近30年的等待之中，終於等來了三個絕佳的奪權機會：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神宗下詔將長子朱常洛和另外兩個兒子朱常洵、朱常浩同時封王，刻意模糊皇位繼承人，“爭國本”事件至此爆發；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流民張差持木棍進入太子朱常洛所住的慈慶宮，打傷皇宮守衛，梃擊案爆發；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新繼位的光宗皇帝朱常洛，在服用鴻臚寺丞李可灼貢獻的兩顆紅丸後突然駕崩，紅丸案爆發。

東林黨並不喜歡朱常洛，他們支持朱常洛的動機十分的簡單和直接。既然神宗皇帝不喜歡朱常洛，東林黨支持朱常洛就是“不畏強權”；既然朱常洛是皇長子，是法理上的帝國繼承人，東林黨支持朱常洛就是“大義名分”。

不畏強權加上大義名分所起的化學作用是十分明顯的。三大案爆發前，所謂東林黨只是類似於日本侵華前的陸軍少壯派，有名而無實權，而三大案爆發後，東林黨人開始頻頻進入帝國中央，掌握實權。隨著葉向高出任首輔，趙南星掌握主持京察的左都御史大權，東林黨終於實現其一家獨大，唯我獨尊的最高理想。

滅亡

有句話說得好，欲讓其滅亡，必先讓其膨脹，東林黨在成長過程中的先天不足終於在掌權後徹底暴露。一般而言，中國上千年來一直流行的是首惡必究、脅從不問的政治鬥爭策略，比如明武宗誅劉瑾，也僅僅是除去一虎，剩下的七虎除與劉瑾勢不兩立的張永外，羅祥、魏彬也留得性命和官職。

東林黨則不同，其執行的鬥爭策略是終極的肉體消滅。因此，在掌權派失去權力後，東林黨人不依不饒的政治追殺，終於打破了齊、楚、浙、宣、昆等地方黨派的隔閡，幫助其完成了整合，自此這些黨派以閹黨的名義重新走上了政治鬥爭的擂臺。

天啟六年，明熹宗在宦官、九千歲魏忠賢的影響下，下詔拆毀東林書院，進而東林黨人遭到猛烈打擊，東林黨人最終將一手好牌打的稀爛。同年九月，魏忠賢命顧秉謙等人編修《三朝要典》，將東林黨列為反面典型，從思想上對東林進行了斬草除根的總清算。

一時間，不論是東林的核心成員還是外圍支持者，都在其一手挑起的殘酷鬥爭中品嚐了風聲鶴唳的“甜美”滋味，丟官者有之、丟命者有之、叛變者亦有之。然而奇怪的是，東林倒黴的幾年光景，遼東局勢卻出奇的順利：

天啟三年四月，孫承宗重新寧遠城防禦工事；

天啟三年七月，袁可立設計策反後金女婿劉愛塔，一舉收復金州、旅順、望海堡和紅嘴堡等戰略要地，大部分沿海要地失而復得，遼南數百里土地重新收歸於明朝。

新生

“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宜委任”——朱由校遺言

天啟七年，明熹宗朱由校病逝，死前向儲君朱由檢遺言：“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宜委任。”崇禎皇帝確實遵從了皇兄的臨終遺言，朱由校身死三個月後，朱由檢一紙調令，將魏忠賢委任為中都鳳陽祖陵司香，後又命錦衣衛將魏忠賢緝拿回京，行至中途，魏忠賢自縊而死。崇禎二年，崇禎皇帝下令為遭到迫害的東林黨人恢復名譽，並下詔修復東林書院。東林黨殘存的火種，在崇禎皇帝巨大的鼓風機面前，終於再次燃起了熊熊大火。

二次上臺的東林黨，相比於之前更加的偏執與瘋狂。在政治正確的光環保護下，東林黨不僅在政治上一步步的進行著對所謂閹黨的政治追殺，在政策上也撕下了曾經的偽善面具，公開為其代理的大地主、大商人站臺唱曲。

崇禎三年，東林黨不顧國家財政捉襟見肘的事實，正式取消工商稅、海稅；

崇禎十年，為彌補工商稅、海稅的虧空，正式對西北貧困線掙扎的農民加征剿餉；

崇禎十二年，為抵禦後金入侵和鎮壓農民起義，對全國農民階層加徵練餉。

三餉加派的總額超過明朝正賦的一倍以上，東林黨人終於在為自己代言的地主富商減免賦稅後，迎來了大明王朝喪鐘的敲鐘人——李自成。

末路

崇禎十一年二月至十一月，兵部尚書楊嗣昌先後招撫劉國能、張獻忠，將李自成打的只剩十八騎逃亡商洛山。於此同時，楊嗣昌全力支持與後金議和，爭取攘外安內的時間，然而在東林黨人黃道周和東林黨支持者盧象昇的支持下，明朝終於錯失瞭解決內有外患的最好時機。

崇禎十七年，曾得崇禎帝重用的內閣首輔、東林黨人韓爌，覲見闖王李自成；

清順治二年，曾得崇禎帝重用的內閣首輔、東林黨人成基命之子成克鞏，官至清朝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

“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兵圍北京，太監曹化淳留言：“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吊死景山，遺言“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屬下將崇禎帝屍體移至東華門示眾，除範景文等11名尚有節氣的東林黨人為帝國自刎外，只有21名東林舊臣跪拜崇禎遺體，剩餘所謂名臣國士，早已寫好反省材料在李自成處排隊謀求新職。

尾聲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五月，南京城下，東林黨最後的領袖、禮部尚書錢謙益在大雨滂沱之中，出城迎接清朝多鐸的大軍。幾天之後，錢謙益稱頭皮發癢，帶著僕人便出門而去。不一會，當錢府家人在見錢謙益時，這位東林領袖已剪了個滿人的鼠尾頭。順便說一句，南京城破前，錢謙益的小妾、“秦淮八豔”之一的柳如是曾勸他一起投水殉國，但錢謙益卻著實有幾分黑色幽默，“水這麼冷，怎麼死呢？”

史載“水太冷，不能下”

魚淵觀世界

最近十年，網絡史學界最大的歷史發明就是將東林黨變成了所謂文官集團，而閹黨成了星辰大海的代言人。這種觀點影響之大就連常常以內亞視角解讀中國歷史的某法醫出身的歷史博士也未能免俗。

但是歷史事實是所謂“東林黨”根本不能等於文官集團畫等號，而且歷史上也從不存在著齊心一致對抗中央皇權的“文官集團”。

因為中國自秦以後不是察舉制就是科舉制，而科舉制中坐師於門生的關係又和東漢察舉制幾乎“無以異也”。而這就導致了朝廷之中會存在著多個以師生同門關係和鄉黨親緣為紐帶的一個個小圈子，這種情況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實行代議制的大國也是普遍存在情況。因此如果說企圖讓政治生活中做到全國一盤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古今中外，政治家之間的黨同伐異、恩牛怨李可以說是從來沒停止過，而君王或最高權力掌握者利用這種相互傾軋來坐收漁人之利，加強自己手中的權力也是司空見慣，所以說將情況複雜的晚明敗局一概歸於“黨爭”，乃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結論。

其次，所謂“東林黨”的概念很寬泛，事實上東林黨如果作為一個派系其影響最大的應該是明神宗萬曆後期，短暫的光宗泰昌一朝和熹宗天啟初年，至於崇禎一朝，其實自孫承宗於崇禎四年離開中樞之後，“東林黨”對朝廷的影響力便幾乎為零，根本無法與天啟初年“眾正盈朝”的大好形勢相提並論。崇禎年間換內閣輔臣更換之頻繁如走馬燈一般，但“東林黨”人卻再也無緣於權力的遊戲，幾個比較大影響力的人物全部在南京陪都坐冷板凳，處於半下野狀態。

最後，作為被閹黨迫害而羅織捏造出的“東林黨”，的確並非人人都是正人君子，但是以“東林有小人”為緣由而為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鳴冤平反的就是無知無畏了。保守主義者的右翼史觀可能對“東林黨”人有些理想化的描述，在史料選擇上有些偏袒。但現在這種對“東林黨”人懷有某種陰暗企圖的極端妖魔化就是徹底的歪曲甚至是“發明”歷史了。

而所謂文官“奴性”就更是胡說八道。自古以來殉國盡忠者從來都是讀書人居多，而自唐宋以來很捐軀沙場的將領也都是文官出身。至於到了甲申國變之後，被現代一些人批判為“奴性”的文臣之中也有著以倪元璐為首的幾十位大臣從容赴死。

明毅宗確實說過“然皆諸臣誤朕”的話，但是這一句的前面卻是這位末路英雄的懺悔:
“朕涼德藐躬，上千天咎……”

洛陽老城區內福王府(前身為白居易故居永豐坊)前石獅子。這裡也曾經是弘光帝的潛龍舊邸。

南都失守，弘光帝蒙塵。

“東林黨”人唯一負有責任的是弘光朝南都失守，這點無可否認，但崇禎完蛋與東林無關，所謂“北都崩陷因閹黨，南都崩陷因東林”明紹宗的觀察可謂一針見血。“東林黨”人因為當初與聖安帝(弘光帝之父)不和，一直對弘光帝有看法，讓閹黨阮大鋮等人接機興風作浪。首輔馬士英夾在中間被迫站隊。南明動盪最終導致了左良玉的兵變和史可法的孤掌難鳴，最終清軍乘虛而入。但即使是如此，被後世一知半解的歷史愛好者們譏諷為“水太涼”的錢謙益等“東林黨”人仍在堅持著自己的義理，與最後的大明天下共同進退。

在“水太涼”、“頭皮癢”之後，錢牧齋夫婦忍辱負重的從事抗清活動。這一點反而被很多有意的“忽略”了。

陳大舍

東林黨最後無疑是大地主、大商人的代言者。東林黨與閹黨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黨派，他兩都是基於政治觀點或利益關聯而集合而成的，沒有固定的章程約束。

顧憲成目睹朝廷的黑暗弊病，被革職回家後從事講學結合實際宣揚政治主張。因崇實學，議政改變現時的社會弊端，從而逐漸形成一個團體，所謂的‘黨’。主張開言路、注重農業商業、反宦官干政、反礦稅反舞弊、加強遼東軍事力量等等。

一開始的東林黨是非常朝氣、為民發聲、力圖革新的，但隨著黨爭的演練進化，各自代表各自的利益集團在鬥爭，特別是借魏忠賢被除的時機，降低甚至取消工商稅、礦稅、茶稅、海外貿易稅等等，加重了朝廷的財政危機，變相地轉嫁給農民導致起義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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詼說

東林黨在《中國歷史大辭典》中的解釋是：“明後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團體。萬曆中，無錫人顧憲成革職還鄉，與同鄉高攀龍及武進人錢一本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評論時政。不少朝臣遙相應和，失意士大夫聞風趨附。時人謂之東林黨。”

然而，不少人對這個解釋提出了質疑，認為這個解釋過於浮泛。“時人”究竟是哪些人，是“東林黨人”自己，還是反對“東林黨”的那些人？

如果檢索創辦東林書院的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人的文集，根本找不到他們自稱東林書院及其同人為“東林黨”的文字。既然顧憲成等並不自稱為“東林黨”，那麼，“東林黨”必是政敵對東林書院的誣稱。事實就是如此。

東林書院名聞大江南北的講會，並不是為了議論政治，而是議論儒學。《東林會約》規定：“每會推一人為主，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即有所見，須俟兩下講論完畢，更端呈請，不必摻亂。”

上圖顧憲成

與這種院規相呼應的是，顧憲成嚴格規定不得過問政治，不得“評有司短長”，“議鄉井曲直”。顧憲成去世後，主持書院的高攀龍依然保持這一傳統。天啟初，高攀龍出山赴京，書院事務由吳覲華主持，吳遵守顧高的既定方針，重申東林書院的院規：“自今談經論道以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談，有問不答，一味勤修講學”；“會中一切是非曲直，囂陵垢淬之言，不以聞此席，至於飛書揭帖說單訴辯之類，不以入此門”。

上圖高攀龍塑像

由於萬曆年間，官僚隊伍中你爭我奪，競爭趨於白熱化。當時人喜歡以官僚的籍貫來區別派系，如浙黨、昆黨、宣黨、秦黨、楚黨、齊黨之類。這裡的黨，並非政黨。政黨起源於近代，如17世紀英國的輝格黨便是現代政黨的雛形；中國政黨的雛形是19世紀末的興中會，此前並無政黨。明史上的黨，是朋黨的黨，而非政黨。

因為受李三才在政爭中的牽連，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李三才與顧憲成聯繫起來一併誣稱為“東林黨”。始作俑者徐兆魁之流聲稱“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朝政，結淮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湯兆京、丁元薦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

徐兆魁之流動輒詆誣對立面為“黨”的做法，令人不滿，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上疏呼籲“保護善脈”：“魏徵曰：自古上書卒多激切，即似訕謗，惟評其可否。忠臣告君如此，上書天子不嫌訕謗。今一閣部書，便‘遙制國是’彈射不休矣。嗚呼，範滂、李膺（東漢遭黨錮之禍的清流名士）可對獄吏，司馬諸賢（司馬光等“元祐黨人”）可榜朝堂。自古正不勝邪，寡不敵眾，往往皆是，今何足怪！”

鄧海春

明朝後期的東林黨可謂“赫赫有名”。歷史學家幾乎對東林黨都有過或多或少的評論，而研究明清兩代史的人們幾乎繞不開“東林黨”這個話題。

隨著歷史知識的普及，人們對東林黨的瞭解也越來越多，越來越不侷限於“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東林黨顧憲成）這個感性層面上。

對東林黨的評價在近些年來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狀況，並且各執一詞，爭論激烈。

那麼“東林黨”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他對明朝後期乃至清朝的政治格局和統治有什麼“重大的，有歷史意義的”影響呢？

我們還是先看看東林黨的前世今生。

東林黨一開始其實是一個“沙龍”或者說叫做“失意者俱樂部”。

這個俱樂部的主要發起人是顧憲成。顧憲成是明朝萬曆年間（萬曆八年）的進士，獲取功名之後一直在京城當官，十幾年後，顧憲成當上了吏部文選司的郎中，這可是一個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的很有實權的官。

正因為如，此顧憲成有機會認識和結交很多的朝廷上下的大小官員，也為後來形成東林黨打下來堅實的基礎。

顧憲成是一個自視很高的人，同時脾氣也直，是一個“敢於拿自己這個豆包當乾糧”的主。

這樣的人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可是顧憲成卻更願意“得罪皇帝”，在萬曆年間“爭國本事件”，也就是立誰當太子的問題上，他就和萬曆槓上了。

萬曆皇帝（明神宗）的皇后一直沒給萬曆生個兒子，所以，萬曆一直就沒有嫡子，他的大兒子朱常洛（也就是後來的明光宗）和弟弟朱常洵都是皇妃所生，按道理“無嫡立長”，朱常洛應該是被立為太子，但是，萬曆皇帝很喜歡朱常洵的母親鄭貴妃，因此在鄭貴妃不斷的吹枕頭風的影響下，萬曆就有了立朱常洵為太子的念頭。

萬曆的這個念頭得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對，其中顧憲成是態度堅決者之一，不但如此，顧憲武成等人還堅決不給萬曆面子，聯合反對萬曆“暫不立太子而先同時封王”的“緩兵之計”，強烈要求“按祖制早立皇長子為太子”。

萬曆的小伎倆沒有得逞，因此對顧憲成等人（包括比顧憲成管官更大的人）十分反感。

從結果上看，顧憲成一派在“立儲”的問題上還是取得了勝利，但顧憲成也得罪了萬曆皇帝和鄭貴妃以及被封為“福王”的朱常洵。

萬曆二十二年，朝廷推薦選任內閣大學士（閣臣），顧憲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厭惡的，從而更觸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職回家。

人氣很旺的顧憲成回到了老家無錫，做不了官的他開始當老師講學，並創辦了“東林書院”。

東林書院可不是一個簡單的書院，它是一個俱樂部，這個俱樂部不僅僅是讀書講學以及文學交流，最重要的是“評論時政和針砭時弊”，它開啟了“民間議政”的先河，並由民間的“政見”影響“朝政”的先例。

這個東林書院更像一個“政治組織”。顧憲成以東林書院為依託，在萬曆三十二年十月，會同他的弟弟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時稱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東林大會，制定了《東林會約》，規定每年舉行大會一、二次，每月小會一次。

這樣就行成了東林黨。

明朝，是文人政治的鼎盛時期，文人政治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激烈的黨爭。

在整個明朝，自明成祖時期開啟“宦官參政”的局面的時候，文人集團和太監集團就行成了“勢不兩立”的量大集團，可以說也是兩大“黨派”——“宦黨”和“文官集團”

之所以叫做“文官集團”而不叫“文官黨”，是因為儘管“文官集團”和“宦黨”勢不兩立，但是在“文官集團”內部，卻是派系林立，朋黨成群。

在“東林黨”形成的時期，清朝的“文官集團”內，還有幾個以地域結成的“老鄉黨”，比如“浙黨”，“楚黨”，“齊黨”，“昆黨”，“宣黨”等等，這些“老鄉黨”當中，“浙黨”的勢力是最大的。

真是“黨派林立”啊！

在這些黨派當中，東林黨是一個獨特的黨派。

其他的黨派基本上算是“老鄉會”——即是老鄉又同朝為官，結成朋黨抱團取暖，互相幫襯互相提攜。

“老鄉黨”們的基本原則就是“黨同伐異”，這個“黨同伐異”的基本標準就是“非我同鄉，其心必異”。

所以，老鄉黨的本質是“朋黨”。

而東林黨則是以“政見相同”的文人組成的一個黨派，所以東林黨更像是一個“政黨”。

所以東林黨對明朝“朝政”的影響很大，從萬曆朝開始，東林黨的影響一直持續到明朝滅亡。

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東林黨是一個什麼樣的黨，是一群什麼樣的人。

簡單的講，東林黨就是一些持相同觀點和政見的文人（包括在任朝廷官員，曾任朝廷官員以及地方士紳）組成的有原始政治綱領，有基礎組織形式的“政黨”。

我們接下來看看東林黨代表誰的利益。

首先，東林黨肯定不是代表勞苦大眾的利益的“政黨”。

在整個封建社會，沒有任何一個集團是代表勞苦大眾利益的，儘管士大夫集團也好還是皇室集團也好，整天把“民為貴，為民請命”掛在嘴邊，但事實上，哪朝哪代都是皇權和士大夫集團之間在進行著激烈的利益之爭，勞苦大眾僅僅就是“籌碼”和“財路”而已。

東林黨也不例外。它代表的是自己的利益。

東林黨提出的“具體主張”有三點：

第一是開放言路。通俗的講就是允許更加坦白的批評時政，更加嚴苛的針砭時弊。

第二是堅決反對宦官干政，這是針對它的死對頭“宦黨”。

第三是堅決反對開徵礦稅。

當然，乾的最起勁的還是黨爭，通過對鄭貴妃集團，宦黨，以及其他朋黨的打擊，來鞏固自己在朝野的地位。

東林黨在中國歷史上有其標誌性的意義，就是開啟了傳統的“朋黨”之外的“政黨”（有政黨特徵）的先河。同時，也開啟了民間組織干預國家政局的先例。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進步意義的。

但是，東林黨更像是一個“反對黨”，其破壞，反對，不合作的意義更大一些，在如何建設，改革，發展的問題上卻拿不出切實可行的辦法，過分強調所謂的“正義性，道德性和精神高尚”。關心太多，指責太多，而建樹太少。

有一個觀點認為，東林黨反對開徵礦產稅，是出於對中國原始工業或者說是資本主義萌芽的保護。這個觀點非常可笑，東林黨是一個以“儒學”，“王學”為正統觀念的“傳統文人”的組織，幾乎是不會有什麼“資本主義”以及“市場經濟”的概念的。

東林黨要保護的，恰恰是他們自己的利益，因為東林黨人幾乎都是“工商士紳”，開徵礦產稅損害的就是他們自己的利益。

所以，作為一個為自己利益代言的組織，東林黨沒那麼“高大上”，也沒那麼“心繫天下”。

步武堂

都是士商大伐，而且還都是江浙滬的為主，其他的如徽黨，晉黨，楚黨等被東林打壓清理只能和閹黨合作在一起。對於皇帝而言閹黨是忠誠的，東林一黨獨大會危機君權所以沒有打壓任其發展抗衡東林，這本事帝王全術的平衡。沒想到傻乎乎得崇禎一來就要弄死閹黨。在明末國庫沒錢讓捐錢，那時候基本都是東林人，一毛不拔，最後李志成入京這幫渣渣搶著拿錢換平安沒想到全部都洗劫一邊，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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