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傳播史上的一個有趣現象，即在抄本階段頗受明朝大吏與著名文人的關注，如嘉隆間內閣大學士徐階，尚書王世貞、董其昌，如聲名素著的袁宏道、湯顯祖、王稚登、沈德符等，都曾有過收藏傳抄，或給以較高評價；反倒是有了多種刻本之後，有了張竹坡的評點之後，似乎疵議增多，惡名日甚，禁燬之聲漸漸響亮。這是經學者耙梳史料後留下的印象，也是一個相對固定的看法，而本人近日發現的一條記載，應能提供一點不同的參照。
揀讀其孫、道光間山東布政使王篤《兩竿竹室集》，頗涉及乾隆末年朝政，以及王傑對寵臣和珅的厭憎譏諷與抗辯責斥。卷六“雜記”中有一則，敘寫和珅在軍機處講《金瓶梅》被王傑譴責之事，曰：蒲城家省厓相國謂予曰：昔文端公在軍機與和珅同列，遇事忿爭，怒形於言，人多為公危，公亦以同事齟齬，非協恭之道，屢乞解罷樞務，而高宗不允。不得已數請病假，有至五月之久者，高宗知公深，不之責也，痊即仍入樞垣，故當時有“三進軍機”之說。此一段先作鋪墊。文端公，即王篤的祖父王傑，清朝第一位出身西部的狀元，“關學”傳人，一生崇尚操守和氣節，於嘉慶十年正月在京師病逝,諡文端。兩年前王傑辭官歸裡時，嘉慶帝親撰詩二首，有句“名冠朝班四十年，清標直節用貞堅”，“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備極稱譽。清廷自雍正朝設立辦理軍機處，位於隆宗門內，緊挨著皇帝起居的養心殿，遵旨辦理軍國大事，很快就形成超越內閣之權勢，稱為“樞垣”“樞務”。乾隆末年至禪讓（弘曆為致敬皇祖玄燁，在位六十年後將寶座內禪於十五子永琰，自稱太上皇帝）期間，內閣首輔兼首席軍機大臣阿桂常患病休假,和珅代理主持樞閣軍政機務，巴結討好、依附趨奉者甚眾，董誥、劉墉、紀昀等資深大員亦避其鋒芒，只有一個王傑敢於與之抗衡，時或對他當面奚落。此類記述散見於史籍筆記，傳聞亦多，甚至說王傑命門生借為和珅治病將之毒死。這裡則說到王傑雖“遇事忿爭”“怒形於言”，心下仍不自安，請辭復請假，顯然更為真實可信。至於轉述者“蒲城家省厓相國”，乃道光朝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王鼎，字省厓，陝西蒲城人，與王傑籍貫韓城相距不遠。王鼎的爺爺王夢祖為王傑未第時親密文友，族人也系從山西遷陝，因此稱為本家。王鼎於嘉慶元年中進士，曾應邀到王傑府上，多蒙獎掖，終生執晚輩禮。他對於當時軍機處（即樞垣）的描述很真切：和珅恃寵驕縱，在朝廷內外呼風喚雨，縱是王傑也不無忌憚，故多次上疏求退；而王傑也是乾隆帝發現和重用的人才，當初御覽十卷，親自將之從探花拔為狀元，後見其人品貴重、學問博雅，一直倚重有加，號為“特達之知”。王傑的書法氣象正大，端嚴流美，弘曆很早就命他進入南書房，平日為自己整理抄錄詩稿，定期編纂成御製詩文集。這可是一種令人羨煞的殊榮。接下來的話，也出自王鼎之口，說的是和珅在軍機處會食時講述《金瓶梅》的故事——又言：一日諸公在軍機會食，和相談論風生，語近諧謔，文端厭之，起就別案，展紙作字。和言已，眾囅然，公獨若不聞者。和頷之，顧問公曰：“適所談之故事，王中堂知出於何書？”公曰：“不省也。”和曰：“出在《金瓶梅》上。”公艴然持筆，拍案厲聲曰：“此等混張書，我從來不興看的！”和慚而哂曰：“天下豈皆正經書耶？”由是銜之益切矣。一番話情景逼肖，人物鮮活，當朝寵臣與直臣皆唇吻口角畢現，信息量很大，所涉及歷史線索亦多，容略作解說。軍機會食，指的是各位軍機大臣一起用工作餐。和珅是在乾隆四十一年春入軍機的，年僅二十六歲。逾十年之後，王傑始以兵部尚書兼軍機大臣，時已年過六十，位次排在和珅之後。兩人同在樞垣長達十二年，跨越乾嘉兩朝，此事發生在什麼時段？推測大約在乾隆六十年前後。 其時首樞阿桂年老多病，經常由排名第二（次樞）的和珅管理日常事務。內閣與軍機處本為機要縝密之地，大員多崖岸自高，不苟言笑，即便是封疆大吏也不與之私下接觸。而和珅主事後風格一變，歷來肅靜的軍機處熱鬧起來，入京外臣熙熙攘攘，和珅與人相見常會調笑戲謔，此時又公然在會食時講起《金瓶梅》故事來，毋怪王傑勃然作色。軍機處在紫禁城隆宗門內，養心殿男牆外一排矮屋，即軍機大臣值房。然弘曆晚年基本不在皇宮長住，故這次會食，推測是在圓明園的軍機茶房昨齋庭。小小院落整潔清幽，又稱“軍機別院”。漢軍機大臣絕多為兩榜出身，再入庶常館深造，而和珅僅讀過鹹安宮學，也成為他的一個心結，有一種找到機會就要賣弄才學的衝動，於是便將軍機會食作為宣講的舞臺。查當時軍機大臣，除卻阿桂、和珅與王傑外，還有福長安、董誥、檯布三人。福長安與和珅關係親密，檯布資歷甚淺，而董誥則是個文怯書生，是以王傑雖拂袖去，他們仍穩坐聽老和講完，然後是陪同嘻嘻笑樂，以示愉悅與嘉許。關於和珅曾讀過《紅樓夢》，並聽乾隆帝揭示“明珠家事”一節，見諸曾國藩幕僚趙烈文的《能靜居筆記》，通常以為是可信的。這一條和珅講述《金瓶梅》的記載，應更為真實。王篤的信息源為生性端謹的道光朝大學士王鼎，初為庶常館庶吉士，很有可能就是由同鄉先輩王傑親口告知。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是大清軍機處竟然有人開談《金瓶梅》。據王傑與其他軍機大臣的反應，和珅所講，大約是其中的“黃段子”，且有可能是“系列講座”。時值國家內亂紛起，聖上日夜焦灼，軍政事務繁重，每次會食時講上一段《金瓶梅》，眾樞臣開懷一笑，頓忘煩累，不亦樂乎？此事乍看有點兒不可思議，實則不足為奇。不是說《金瓶梅》曾長期被禁燬嗎，不是說順康兩朝頒佈了禁燬淫詞小說的律例嗎，實則多為民間之禁，衛道者之禁，也有地方官府之禁，尚未見清廷將該書明確列入名單。另一個方面的證據是：康熙四十七年，內翻書房即將《金瓶梅》譯成滿文，刊刻印行。早期的翻書房多由皇帝交辦譯項，職司綦重，位於隆宗門內北房（即後來的軍機直房），似也有理由推測康熙帝讀過此書。昭槤《嘯亭續錄》卷一：“有戶曹郎中和素者，翻譯絕精，其翻《西廂記》《金瓶梅》諸書，疏櫛字句，鹹中綮肯，人皆爭誦焉。”證明此書在滿洲勳貴中之流行。和珅讀的是滿文版還是漢文版？根據現有資料難以認定，但通曉四種文字的他兩個文本都能閱讀。其在軍機處吃飯時引為談資，在別的場合自也會談到，應無異議。王鼎講述這段往事，王篤記下這次交鋒，自是以大貪官和珅為反襯，塑造王傑的高大形象。王傑一生崇尚理學，立身誠敬，風骨氣節凜然，由此事也得以呈現。可也不得不說，王傑身上的道學氣息甚濃，未經親自閱讀，僅據耳聞，就將《金瓶梅》斥為“混張書”，文學觀反不如老和。懾於王傑的咄咄逼人之氣，和珅一時頗有些下不了臺，口中雖承認《金瓶梅》不算“正經書”，心下未必如此想。和珅能解得這部“第一奇書”的三昧麼？他與乾隆皇帝交流過閱讀體會麼？記載缺失，今人已無從瞭解。然說他讀出了些許興味，講起來很生動，倒是可信的。具體到王傑對《金瓶梅》的論斷，不管是不是為和珅的“談論風生”所激，實在並不高明。話分兩頭，兩人皆有集子流傳，王傑的《葆淳閣集》多應制與遵旨奉和之作；倒是和珅的《嘉樂堂詩集》頗能見出些真性情，文字亦清雅通脫，真的不輸於當年的西部狀元。和珅主導的軍機處令王傑不爽，反覆求去，其清廉自持讓人尊敬，遠奸避禍的意思也在其中。嘉慶元年十月，太上皇帝准許他以足疾請假。半年後重回樞垣，不到三個月即被免去軍機處和南書房等一應兼職，且命他立刻離開熱河，返回京師。此事出於弘曆深夜召喚不到，有些惱怒怪罪，就中當也有和珅的推波助瀾。再兩個月阿桂病逝，和珅位極人臣，大清內閣以他為首輔，軍機處以他為首樞，晉爵一等公，且是特賜束宗室黃帶子的國公，管理六部中的吏、戶、刑三部事務，就連子皇帝顒琰也要讓他三分，王傑更不在話下。他還會在軍機處“舉辦《金瓶梅》講座”麼？沒見記載，估計怕是不大可能了。弘曆禪讓的三年，和珅一僕二主，苗疆變亂未息，白蓮教又在湖北揭竿四起，迅速蔓延到四川陝西數省，加上黃河連年決口，軍政事務繁亂。而和珅家中也七事八事，喪亡相繼，腿疾頻發，過得並不輕鬆，當不會再有此等閒情逸致了。 
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帝弘曆壽終正寢，顒琰親政，對和珅的政治清算迅即啟動。初四，和珅與福長安被限制行動自由；初八，欽命將和珅、福長安革職逮問，查抄家產。王傑成為內閣首輔，深得嘉慶帝敬重，擔任審辦和珅一案的首座（即主審官）。參與會審的親王大臣與三法司官員，或懾於和珅往昔之威焰，或受過其小恩小惠，不少人一時難以轉彎，尷尬囁嚅，而王傑則正氣凜然，不假辭色，逐項嚴詞追問，使之不得不低頭認罪。十一日，嘉慶帝下詔公佈和珅罪狀十五條，又四日開列其“二十大罪”。所定罪名如在圓明園騎馬、坐肩輿、擅自撤除軍機處記名人員、在上皇患病時表情不夠沉重等等，頗覺雞零狗碎，卻沒有提到他在軍機處大講《金瓶梅》一款。其間有王傑立身正大、不以私怨相報復的原因，亦可知那時《金瓶梅》並非禁書，讀也可，講講也無妨。同時稍晚的禮親王昭槤，記述自張竹坡評點後小說流行，汗牛充棟，“士大夫家几上，無不陳《水滸傳》《金瓶梅》以為把玩”（《嘯亭續錄》卷二），亦可作為一項旁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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