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5日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星期五。按计划，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天开始对4号反应堆进行停堆检修。一般在停堆过程中，技术人员会进行一些重要实验。这次实验项目是惯性试验，模拟在外接电源被切断的紧急情况下，涡轮机剩余惯性产生的能量是否能继续驱动水循环主泵，直到柴油发电机组接替。
由于电力公司和电站工作人员之间缺乏有效地指挥协调，以及第二代核电站本身存在安全隐患，操作过程中出现反应堆内温度和压力超标。当时，正在值班的主泵操作员霍杰姆丘克发现主泵异常抖动，立即进入车间查看设备情况，这时爆炸发生了。
当时有134人在电站里值班，大家尽一切可能采取措施，以减小灾难扩大。驻站消防员6分钟内就赶到事故现场。他们在充满放射性污染的粉尘、蒸汽和烟雾中竭力控制火势，又从爆炸区域抢救出被严重灼伤并脊椎受损的工程师沙申克。
凌晨2时左右，消防员和电站其他抢险人员开始出现呕吐、头晕等症状，但这些人没有立即撤离，而是继续抢险，直到从附近的普里皮亚季市赶来增援的消防队员接替了他们的工作为止。
凌晨4时，火势被成功控制在4号反应堆发电机组车间顶部，没有蔓延到3号反应堆厂房。6时许，4号反应堆的明火被扑灭。这时，工程师沙申克因辐射过量和脊柱受伤而离世。弥留之际，他一直呼喊他的同事和同龄人霍杰姆丘克的名字。但霍杰姆丘克至今未被找到，他被永远埋在废墟里。
避免了更致命危险
第一个危险解除了。如果由石墨、机油、沥青燃起的火焰蔓延到紧邻的3号反应堆，进而发展到1号和2号反应堆，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不是亲历，很难想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后续潜在危险。4号反应堆内的核燃料就有约180至190吨，其他三个反应堆内具有同样数量的核燃料。当时，爆炸已将8吨污染物直接抛向空中，随后高空气流将其扩散至欧洲全境，甚至全球。其污染程度比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高100多倍。电站附近的松树林因为强辐射而变成棕红色，后被称为“红树林”。
为了控制污染物扩散，一大批士兵从阿富汗战场被调回，其中包括直升机驾驶员和化学部队官兵。他们从空中投放80公斤重的沙袋以及铅块、硼砂和混凝土，以封闭裸露在外并发出耀眼白光的堆芯。头一批投放材料的官兵受到的辐射量是致命剂量的数百倍。当时他们根本无法确定辐射量到底多高，因为测量表早已爆表。
5月10日，反应堆被炸开的洞口终于被彻底封住，但在反应堆内，高温正不断累积，堆芯融化了，出现更大的危险。堆芯可能因热量不能排出而烧穿底部。
由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注入黑海的第聂伯河上游，一旦地下水脉被污染，这条孕育生命的大河将被彻底毁坏，进而危及黑海水域。另外，堆芯一旦烧穿底部，同下面的反应堆废水池内的水发生剧烈反应，将可能产生新爆炸。
于是，一方面大量消防员负责抽走反应堆底部有放射性的废水。另一方面，5月13日开始，一个月内先后有一万名矿工挖掘地下冷却通道。在经受缺氧和高温，以及高出正常值300倍核辐射的折磨后，他们最终挖通了一条从3号反应堆底部到4号反应堆底部的150米地道。
这些矿工中，超过四分之一没有活过40岁。今天，当一支名字听起来很土的足球队——乌克兰矿工俱乐部足球队在欧洲甲级联赛的对抗中屡屡获胜时，请不要奇怪，他们背后的这个群体是一个异常顽强的群体，他们当得起“欧洲拯救者”称号。
50万人参与后期清理
核事故发生后，苏联政府在第三天用4个小时紧急撤离了距离核电站仅3公里的普里皮亚季的全部居民。这个1970年才建立起来的新兴城市，当时已有5万多人，主要是核电站工作人员和家属，其中儿童有1万多。人们被告知存在核辐射危险，必须听从军人指挥。政府准备了上千辆客车和两列火车撤离居民。接下来，撤离10公里范围内的村庄，30公里范围内的村庄。当时，人们并不十分清楚，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32年过去，如今禁区内多数地区的辐射值已恢复正常，但在一些严重污染的地块，专家估计彻底恢复需要两万年，最乐观的估计也需要上千年。
乌克兰官方数字显示，来自苏联各地的20万人参与了灾后头10年的减灾清理工作，他们用血汗、健康甚至生命，大大降低了事故中心点向外30公里范围禁区的污染程度。而30多年来，参加清理人员更是达到50万。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共有4000人直接因核污染死亡。而当地专家和媒体估计的数字是7000人，还有一个数字是两万人，数十万人不同程度遭受核辐射影响而致残。
如今，站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旧址听取工作人员的介绍，32年前的一幕幕场景仿佛就在眼前。没有这些勇士，如今丰饶而美丽的乌克兰黑土地及其周边地区大概就不复存在了，整个欧洲也许都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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