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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本身問得有些不嚴謹，因為它是從一本名為《叫魂》的書中提煉出來的，是美國人孔飛力以特有的西方思維寫的。
以他的認知體系，叫魂是極其荒唐的迷信，是不可思議的謠言，是無以復加的愚昧，足以毀滅整個國家。
在中國，叫魂，就是利用某種象徵物（如人的頭髮、寫有名字的紙片） 把人魂魄勾出，再施以詛咒，使其生病甚至死亡。
其實這就是巫蠱之術，文學作品和影視劇中多可見到，即便當今也還有少數人使用。
在書中，孔飛力詳細講述了從1768年浙江德清縣東牆倒塌，石匠吳東明被請求在打樁時叫魂開始，到民眾懷疑遊僧、乞丐、流浪漢剪辮叫魂，引起全國範圍內的大恐慌，從而驚動朝廷，下令地方官員清剿“妖術”，弄死一些人，最後又不了了之的事情 。
於是，他進一步分析：
清朝建立政權之初，為把滿族文化植入漢人腦中，下達“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剃髮令，讓人民從外觀上先臣服於滿，遭到強烈反抗。
當初抵制剃髮令最強的地方是江淮，清統治者為此屠城揚州、嘉定，叫魂事件又首發於江南，手段偏是剪辮子，這就非常耐人尋味。
一百多年過去了，是不是還會有人繼續反清復明，借叫魂引起暴亂，直至謀反？
於是，乾隆帝借清剿巫術小題大做，再次確立一下滿族統治的威嚴。
這些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需推敲的是：
叫魂在中國自古有之，是一個極普通的、具有廣泛而長久民間基礎的小活動，為什麼會上升為一個案件呢？為什麼偏偏是1768年？真的動搖了大清江山嗎？
中國史料上對此案並沒正式記載，也不存在發生的政治局勢和歷史背景。
翻閱了一下資料，如果說真有什麼背景可關聯的話，只可能跟發生在1768年的鹽政貪汙案有關：
1768年6月，新任兩淮鹽政官尤世撥告發他的前兩任高恆、普福、盧見曾等人，借皇帝南巡之名虛增鹽稅，二十多年來，共貪汙十幾萬兩銀子。
乾隆下令問責，致使二十多人被殺，另有許多人被革離審查，紀曉嵐也因給親家盧見曾洩密而被流放新疆。
鹽務為歷朝歷代統治者所重視，可以說抓好鹽務就抓住了國家的命脈。
鹽業問題上發生那麼大的事情，不能不說動搖了大清的根基，不能不引起乾隆的恐慌，所謂的三下江南尋生母之說，還有被傳得沸沸揚揚的叫魂案，無一不是掩人耳目的託詞，其真實目的，就是在督促徹查此事。
有書共讀
對於這個問題我將從案件的起源和政治方面進行解說。
一、叫魂案的起因
1768年初的時候，浙江德清縣東面城牆坍塌。縣令叫石匠吳東明帶領他的群對進行修繕。開工之後發現大米不夠，作為工頭的吳東明就回家購買大米。他剛回家就有一個叫做沈士良的人來找他幫忙。
沈士良的2個侄子對他不好經常虐待他，但是他沒有辦法。他聽說如果石匠在幹活的時候將別人的名字寫在紙條上然後貼在木樁頂部，然後鐵錘擊打木樁會有神秘的力量詛咒被寫下名字的人，被詛咒的人不是死去就是生病，這種做法民間叫做“叫魂”。
沈士良想請吳東明幫他詛咒他的兩個侄子。吳東明聽了後大驚失色，雖然他不會這種法術，但是他聽說過這個法術，但是如果自己和這樣的法術扯上關係到時自己跳進黃河都洗不清了。所以他將沈士良交給的官府。
雖然最後吳東明和叫魂沒有關係，但是他最不希望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百姓紛紛傳言說德清縣修橋的石匠有人從事叫魂勾當。而且各種叫魂版本開始流傳。謠言的流傳嚴重到什麼地步呢？
當時有一位德清縣的人離開家鄉去杭州發展，就因為他的戶籍就被認為他是從事叫魂的，被人送到了保正家裡，後來嚴刑拷打屈打成招說自己是叫魂的。還被逼編造自己害死了2個孩子，後來被移交縣衙審理的時候才發現他的供詞前後不搭，後來縣官給他洗清嫌疑。之後吳東明的副手以及一些人不斷的被捲入叫魂事件，後來雖然被證實了這些都是捕風捉影的事。但是從中可以看出大眾的恐慌心理，百姓的社會安全感幾乎殆盡了。
通過不斷的演化，故事開始變得有獨立性，叫魂的方法越來越詳細，好像說的真的似的。叫魂的作用演化成可以利用叫魂謀取利益報復自己的仇人。而叫魂要用到對方的實物，提到最多的就是被叫魂者的辮子。
叫魂的事件越來越變得不可控，而且在這事件中辮子是反覆被提及的東西，辮子這東西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他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經被勾動了。
二、辮子引起政治敏感
當叫魂的謠言開始不斷傳播的時候整個社會開始不安起來，因為叫魂直接可以取走人命。社會的不安引起了乾隆的注意，更讓乾隆放心不下是害怕這謠言之後是否有主謀想利用這一事件進行造反，特別是辮子的事情。
因為滿人剛入侵中原之時，為了強制漢人在政治上的歸順。當時頒發了有關削髮、衣冠與女子禁止纏足等相關法令，尤其是削髮最被統治者看重。他們要求漢人像滿人一樣前額剃光，後面蓄髮。這是漢人臣服的標誌。
削髮令剛開始的時候引起了漢人的強烈的反抗。辮子的問題成為了漢人誓死抵抗的有力的民族武器，為此滿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段回憶距離乾隆時代已經是很久了，但是乾隆很害怕有人想借用叫魂中辮子的問題勾起那段悲慘的回憶。
但是這樣的想法又不能名正言順地公開講，所以一開始辮子的問題官府和乾隆也只是當做一般的案件進行審理，但是隨著剪辮子的案件在全國開始蔓延的時候。乾隆再也按捺不住了。
山東有很多從事剪辮子的案犯，其中有2個乞丐的供詞讓官府已經開始害怕了。2個乞丐交代他們用迷藥灑在被害人的臉上，趁他們昏迷的時候剪掉他們的辮子。目的是供做法之用。
聽說精通法術的人可以利用辮子直接去人性命和錢財，浙江和安徽就各有一名僧人會這樣的法術，而且已經開始招收徒弟，勢力越來越大了。
富尼漢像乾隆報告說妖術的源頭雖然一個在浙江一個在安徽但是很可能是同一根源，他們手下去各個地方剪辮子可能並不是單單為了錢財，肯定還有其他目的。乾隆很贊同富尼漢的說法，於是下令各地官府立刻捉拿妖術主犯。
命令一發各地都抓了很多犯人，但是大術士仍舊逍遙法外。審理之後乾隆很失望這些人要麼被官府屈打成招要麼就是遭人陷害，要麼就是愚昧無知才從事剪辮活動。真正的和謀反相關的主謀一個都沒有。
到了10月底，歷時三個月的除妖行動已經讓所有官員疲憊，乾隆也是一樣。雖然乾隆勒令各地不允許懈怠但是大家心理都很懷疑是否可以抓到主犯。看出皇帝心思的軍機大臣建議停止這場鬧劇，但是為給皇帝一個臺階下就把沒有抓到主犯的原因歸結到各地官員翫忽職守上。到了11月初，朝廷叫停了除妖運動但是仍舊要求各省官員保持高度警惕。
到此為止整個叫魂事件告一段落，其實這場鬧劇是謠言引起社會騷動，但是有人利用騷動做一些不法之事謀取利益，但是大眾的不安心理和乾隆的政治敏感引起了蝴蝶效應才引發了這個社會的動盪。
非說不凡
除肉身外，人還有魂魄。這是中國民間的傳統說法。這種說法認為，人的魂魄與肉身合二為一，魂魄一旦離開身體，人即會有性命之憂。而且，還有一類江湖術士，他們剪取人的髮辮並以此攝取其魂魄（即叫魂），而失去魂魄的肉身則逐漸萎靡不振，最終死亡。因此，一旦發生剪辮事件，民間必將出現叫魂恐慌。
光緒二年（1876年）發生在江南地區的一場剪辮事件，非但引起了社會恐慌，甚至還牽出了一場隱身幕後的政治風波。
三人成虎：叫魂恐慌的蔓延
當時南京城正南門有一座橋，名為長幹橋，因在太平天國時期遭到戰火破壞，加之年久失修，存在嚴重安全隱患。為了保證交通順暢，1875年，官府特地僱傭石匠對其進行維修。但在橋樑即將合攏之際，南京城內突然流傳著一個謠言，稱石匠為了保證橋樑的穩固，將蒐集人的魂魄來頂住橋墩，以防止坍塌，而被攝去魂魄的人則性命難保。
1876年4月4日，《申報》注意到了此事，並以《剪辮子》為題對其進行了報道，稱南京城內此段時間發生了怪事，郊外一名十三四歲的孩子髮辮突然被剪，但幸虧他提前有預防，將髮辮“扣在腰帶上”，故“辮雖剪，未被取去”。因此，為了保護自己的髮辮不被損傷，南京城內百姓外出紛紛把辮子“放置胸前，以防不測”。對於偷剪的辮子將做何用，則眾說紛紜。要麼是髮辮被石匠拿去放在橋墩上，藉此作法將髮辮所有者的魂魄攝來，用以頂住橋樑；要麼就是有其他旁門左道的人趁此修橋之機“剪辮做別用”。
緊接著，關於剪辮的說法也更加玄乎。《申報》4月14日報道，目擊者稱，當時“一陣風中若有一團黑影吹至面前，不覺毛髮森樹，風過處辮即失去或二五寸或八九寸不等”。甚至有人稱還抓住了剪辮的元兇——紙人。據報道，有一家住新街口某人，出門後不久即發現有一陣陰風吹來，於是急忙用汙穢之物迎風投擲，竟不料打落一個紙人。這個紙人長一尺二寸，手持小剪或持小刀。諸如此類的傳言，使金陵城內人人自危。
捉拿剪辮者：政府、百姓如何應對？
南京城內出現的叫魂恐慌也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為了查明真相，特地將負責此事施工的石匠傳喚到官府問話，經過地方官的再三詰問，石匠堅稱最近出現的剪辮案件“實非伊等所為”，無奈之下只得將石匠釋放。但從整個事態發展情況來看，地方官府基本是處於缺位狀態。他們這種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從5月底蘇州發生的一次剪辮案可以看出來。
據5月1日《申報》報道，蘇州府總捕頭有一年僅十三四歲的弟弟，4月28日在衙署讀書，他突然覺得有一陣陰風從背後吹來，令他不禁“毛髮森豎”，陰風過後竟發現自己的辮子“亦短去數寸”。公安局長的弟弟被“叫魂”了，這還了得！蘇州官方迅速組織力量對蘇州的外來流動人口進行調查，並“嚴密訪查所有客棧小庽，俱令編立循環名簿，按日至公署更換，以便考核”。同時要求相關責任人“各帶幹役按本營地方巡察”，務必抓住剪辮者。
地方官這種態度引起了輿論的強烈不滿。《申報》當即發出質問：“何民間之辮輕如鴻毛，官場之辮重如泰山也？”蘇州官方無視事態的嚴重性，聽任謠言散佈，民間更是人心惶惶。8月份蘇州出現紙人剪辮謠言後，引起了當地居民的集體恐慌，他們神經過敏達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夜間偶有聲響，一呼百應，鳴鑼放炮，徹夜達旦”。
既然地方官遲遲無法破獲剪辮案，民眾就自發行動起來，防止自己的辮子被剪。他們的辦法更是五花八門：有的在黃紙上寫“哇喃咱吒吽”五字放在帽裡以破剪辮術；有的開出了辟邪的處方：“先用白燒酒噴，再用幹雄黃擦，再用羅羅藤、生大蒜搗汁敷……，再用防風、金銀花、滑石、雄黃各七分煎服。”當然，這是消極防禦。不少民眾自發組織起來，以抓獲剪辮者。在揚州，當地居民抓住了一老一少兩個和尚，發現其腰間“有小剪刀三把，行李中搜出大小辮共二十七條”，在認定其確為剪辮者後，直接認為“官辦不如民辦之速”，“遂坑之”，即將其活埋。一時之間，各地因剪辮而引發的命案不斷，甚至出現將矛頭轉向當地教會與傳教士的趨勢。
剪辮引發涉外風波：傳教士惹了誰？
實際上，早在剪辮恐慌發生之初，民間就有此事乃當地傳教士所為的傳言。一時之間，民眾對於傳教士及其教堂多了一層戒備與警惕。
例如當時一些人在黃紙上書寫“哇喃咱吒吽”五字，並將其貼於帽內，以防止被攝魂。據說這個秘方大有來頭，乃“自東海流入中華”，民眾見其關涉海外，便推測剪辮可能是當地傳教士乾的。但同時有人指出其破綻，稱這個秘方出自東海，而洋人基本都由西海而來，應與教會沒有多大關係，於是“群疑乃釋”。儘管眾人的疑慮一時被打消，但這對教會來說，卻是一個不祥的預兆。
此時的外國傳教士也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為了設法打消民間對自己的懷疑，他們積極為自己辯誣。7月，在西方傳教士辦的《萬國公報》登載了《辟邪說》一文，文中對剪辮叫魂波及傳教士的潛在危險進行了描述，並不無憂慮地指出，剪辮攝魂乃傳教士所為的說法簡直就是“無稽之論”，這種傳言或許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若存在其他政治背景，即以洋人為攻擊目標，則定將“釀成巨禍”。
在無錫等地發生剪辮事件後，人們很快發現，這些辮子被剪者居然無一是教民。於是坊間又傳出一種說法，即用白灰把十字劃在街道上，可以破除剪辮妖術，於是大街小巷頓時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十字。這引起了教堂方面的強烈抗議，官府只好出面將這些畫在街道上的十字洗刷乾淨，並警告民眾“倘敢再違，定幹究辦”。地方官這種做法直接給民眾造成有意袒護教堂的印象，使民教矛盾更為尖銳。很快，因為剪辮問題在皖南引發了著名的建平教案。
南京的剪辮謠言發生後，迅速向周圍地區蔓延。在皖南建平等地，流傳著“惡鬼拿著剪刀飛馳天空，專剪行人髮辮”的說法，以致人心惶惶。某日，鄉民們捉住了一個剪辮人，並將其扭送官府，一經審問，此人便稱自己是天主教堂指使，如此一來，地方官便投鼠忌器，不敢深究，便將其釋放，這無疑使民間對教堂的強烈懷疑進一步加深。
7月初，建平縣鄉民阮光福的辮子被偷剪，他在與人談天時稱此事定為教堂所為，但這話剛好被路過的傳教士楊琴錫聽到，雙方就此發生爭執。當晚，楊帶領教堂一干人等將阮抓走並予以監禁。此事一出，鄉民們長期以來對教堂方面鬱結的憤恨情緒頓時像火山一樣噴發出來。7月13日，在當地士紳的指揮下，七八百名手持刀槍的村民將教堂團團包圍，殺死其中的傳教士，並將教堂付之一炬。建平教案在皖南地區迅速引起連鎖反應，皖南宣城、寧國、廣德等地民眾紛紛揭竿而起，搗毀當地的教堂，並殺死了一些傳教士。這一連串的事件，史稱“皖南教案”。一個普通的民間謠言，就這樣升級成了涉外事件。
“謀了天下做聖人”：剪辮真相大白
剪辮風波引發教案後，西方相關國家駐華外交官員紛紛向清廷進行嚴正交涉，要求儘快懲辦兇手，並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因此，清廷頒發嚴旨，要求江南地方官員迅速查明事件真相，澄清謠言。為免引起進一步的涉外事件，清廷還特別提醒：“其有牽涉教堂之事，猶需妥為剖晰，毋致因疑生事”。很快，朝廷的聖旨下達到兩江總督府。
此時兩江總督為林則徐之婿、晚清著名洋務官員沈葆楨。相對於其他一些思想僵化的同僚，沈頗為開明。他從來就不信什麼剪辮攝魂之說，在接到朝廷下發的文書後，沈葆楨迅速展開了行動。經過嚴密追查，並根據一些剪辮嫌疑人的供詞，發現樁樁件件都指向一個秘密宗教組織——白蓮教。
為了迅速破獲此次叫魂案，消除民眾對教會的懷疑，1876年9月4日，沈葆楨在《申報》上刊登告示稱，最近由匪徒散步妖言，稱能用紙人剪辮，若抓獲相關嫌疑人，“查有實據”，且有口供者，“照例嚴辦”，但警告民眾不得妄行毆打嫌疑人，“甚至疑及教堂”，以免“釀成巨禍”，並指出此事“系白蓮教黨羽”所為，“與教堂無涉”，因此若發現剪辮紙人，且有實據後“無論平民教民，均應聽地方官拿辦，不得捕風捉影，遂行滋擾”。在兩江總督的嚴厲催促及民眾的積極配合下，一些剪辮嫌疑人陸續被捉拿歸案。經過審訊，此次叫魂案件背後隱藏的一樁政治陰謀逐漸浮出水面。
1876年，中國不少地方遭受大旱，各地饑民流離失所，江南地區亦同樣如此。長期活動於該地區的白蓮教決定聯合哥老會乘機舉兵反清。為了製造恐慌局面並進一步引導民眾將矛頭對準教會，擾亂基層秩序，並藉此舉兵佔領江南，掐斷清廷的財路，他們經過精心謀劃，製造了此次剪辮叫魂恐慌。
在江東，朝廷捉住了兩個剪辮者，其中有一名為遊方僧，叫方普志，湖北人。審訊者詢問其剪辮用途後，他稱是其師父準備起兵反抗朝廷，製作了多個木人，但須“得生人髮辮數萬條”才能木人“祭活”，這些木人一旦被激活，“槍炮皆不能入”。但當問及他師父的蹤跡時，他稱不知其師父在何處，但他們都系奉九華山師父之命在各地作法（即剪辮），他們師徒二人一年往返兩次，“凡事必請命而行”。可見，這是一次有組織、有預謀的集體行為。
無奈之下，官府立即提審另外一人。此人在押解到朝堂之上時面色如常，故作鎮定，並稱“汝殺我必有大禍”。官府當即決定對其施加刑罰，但發現他“全然不覺痛楚”，經檢查後發現他身上貼有膏藥，立馬將其揭去再次施刑。這次他實在難以忍受，只好招供，稱二三月間，有一個人來到該地，僱傭一些人剪辮，“每剪獲一辮付洋一元，得一衣角付洋三元”，不少“本地愚民被誘入夥”。他們口中還念動咒語：“今天教你歸山去，你們在我家下做陰兵有好處，你們快快轉凡人，如今想我救你命，萬萬不能早超生，我們今天謀天下，謀了天下做聖人……”因此，在此人的蠱惑下，他便操起了剪辮這個行當。
另外一個剪辮嫌疑人的被抓過程，更是離奇。此人為道士，他偷剪人辮子後，在一家客棧投宿，因當時客房緊張，他與一慣盜被安排住在一個房間。那個慣盜見他隨手不離一個木箱，料想箱中必有貴重之物。待半夜趁道士熟睡之際，悄悄打開木箱，摸得裡面有一個包袱頗為柔軟，“意必系絲綿之屬”，乃將該包裹偷走。那人盜得包袱並逃出三五里外的村莊後，乃將其打開。包袱一解開，他不禁駭然：發現裡面竟是“條條髮辮”！他馬上想起最近各地盛傳的剪辮叫魂的恐慌，以及官府對剪辮嫌疑人的懸賞通緝佈告。對此，他既驚又喜：驚的是他碰到的這個道士是否會因此攝去他的魂魄；喜的是若將此人拿解官府，定能得到一筆賞錢。他思之再三，還是決定選擇後者，但為了給自己壯膽，他邀約了當地幾個農夫一起前去捉拿這個道士。
碰巧的是，當他們尚在前往該客棧的路上時，恰好與那個道士正面相逢。原來道士醒來發現包裹不翼而飛，料定是與他同宿之人所為，乃追尋其蹤跡而來。於是，慣盜立即大喊：“此即剪辮人！”眾人立馬上前將其扭住，並在其住處搜得紙人等物，見紙人“長七寸許糊至三寸厚”，他們連人帶物一併送交官府。在證據面前，該道士只好對自己參與白蓮教起義之事供認不諱。同時，官府為了提高眾人捉拿剪辮人的積極性，特地再次發出告示，稱若解送來一名剪辮者，經審訊確有實據者，官府一律賞給“洋銀五十元”，被誘騙學習該剪辮妖法者能將其頭目“縛送”官府，則不僅一律免罪，還發給賞銀。在朝廷與民間的全力抓捕下，剪辮嫌疑人紛紛投案自首或者被緝拿歸案。白蓮教的此次謀劃亦付諸東流。同時，關於剪辮謠言的真相也就大白於天下。
事實上，乾隆年間江南就已經發生過類似的事件，但光緒年間的這次叫魂案影響頗大，除製造社會恐慌外，還引發了涉外風波。此類事件之所以在江南地區發生，此地“信鬼神，好淫祠”的傳統無疑是傳言滋長的社會土壤。時隔數十年後，叫魂恐慌因國民政府修築中山陵而在南京城再次出現。此乃後話
回憶還是要忘記
這件事發生在1768年，這時正是康乾盛世的時代。最初的“叫魂案”起源於富庶的江南，然後迅速蔓延過長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區，此案席捲大半個中國，震動了清廷，乾隆下旨各地官員必須嚴懲兇手。
那麼，這到底是一件什麼案子，居然驚動了皇帝？事情是這樣的：江西德清縣，一夜之間，風傳有人把仇家的姓名八字寫在紙上，然後踩在鞋裡，經過九九八十一後，埋在地下，仇人必死無疑。
更有甚者，讓手巧的縫製一個布偶，然後寫上仇人的名字，把布偶釘在牆上，用64根大鋼針，紮在布偶身上。
還有的說，一些流浪漢偷剪別人的髮梢或衣角，然後藏在家裡，燒香拜佛，天天詛咒。
這些傳言，引起了鄉民的恐慌，於是，人們相互揭發和猜忌，紛紛把懷疑對象或被扭送官府、或被毆打至死。
叫魂的恐慌，像石頭一樣壓在人們心頭，好比你不知道敵人從哪個方向殺過來，就彷彿有人用槍瞄準了你的腦袋，隨時要你的命。
叫魂之勢像燎原之火驚動了乾隆皇帝，他一口咬定妖術背後存在政治風險，從上到下掀起了一股全國性的除妖運動。
乾隆對叫魂案的重視，無疑來自他的猜疑，因為大清得到的江山就不是正大光明來的，外族奪了漢人的江山。
大清本來對漢人就有一種天生的警覺，始終對漢人是既用又防。乾隆也知道，剃髮易服這些政治高壓，無疑是對漢人的侮辱和傷害。加之民間反清復明的活動此起彼伏，這更加使乾隆懷疑背後一定有黑手操縱。
皇帝打個噴嚏，下邊的官吏都要感冒。3個月來，上至軍機大臣，下到七品芝麻官的縣令，都迅速行動起來了。
當這些官員折騰的精疲力盡的時候，該抓的也抓了，該打的也打了。可以說不折不扣的對妖術進行了清剿。
當這些人盤點下成績時，沮喪地發現，最後只剩下一些稀裡糊塗的的偽證，沒有頭緒的瑣屑細節，以及許多不明不白斃命的囚犯。
官員們開始懷疑妖黨是否存在，最後，朝廷刑部終於弄明白了，叫魂案不過是潛藏在百姓心內的幽靈和恐懼。是對朝廷長期政治高壓下的幻覺，是人人自危的具體表現。
當這震動朝廷的叫魂案真相大白的時候，乾隆皇帝如釋重負，長長出了一口氣，終於叫停了這一切。
（撰文：秉燭讀春秋，歡迎點評加關注）
秉燭讀春秋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是美國漢學家孔飛力的一部力作。本文題目中有"零和社會"概念，是孔飛力在《叫魂》一書中提及的，這裡略加解釋。
所謂"零和社會"，是指參與社會博弈的雙方，一方有得，另一方必然有失，而得失相加為零，社會的總效益沒有得到任何增加。零和社會的能量轉換是完全轉換，要麼徹底地勝，要麼徹底地負，最後是贏者通吃。可以想見，一個人、或者一個社群的社會能力被徹底剝奪，將會面臨著什麼？ 1768年的"叫魂案"發端於一樁實在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浙江省德清縣，因城牆的水門與城橋坍塌，在維修時，一位叫沈士良的農夫給了修橋吳石匠一張紙，紙上寫著沈農夫兩個侄子的名字，沈農夫請吳石匠把這張寫有名字的紙貼在木樁上打入水裡。沈農夫如此行為，是他長期受到兩個侄子的欺凌，把活人名字貼在木樁上用大錘撞擊，可以勾去他的精氣因此而生病或死亡。此即所謂"叫魂"。 用現在的說法，這是一種詛咒，確實足夠惡毒，不僅是當然的道德問題，按《大清律例》還是嚴重的法律問題，這種帶有"妖術"的裝神弄鬼舉動，屬於"十惡不赦"中的"不道"之罪，如果罪行嚴重，是要殺頭的，但可以肯定--這不是政治問題。 吳石匠並沒有答應沈農夫的要求，也可能認識到了這個行為的惡毒程度，於是他召來地保正（估猜大約相當於村長一級"幹部"），將沈農夫扭送衙門。沈農夫招來一頓板子之後予以釋放。畢竟，事出有因，且沒有形成主體事實，屬於"犯罪未遂"。 事件就是這樣開始的，但這一開始，就如脫韁野馬，怎麼也剎不住腳：德清縣人的"叫魂"傳聞不脛而走。"叫魂案"就此蔓延開來，首先抵達臨近地區蕭山縣，其後轉入鄰省江蘇蘇州，然後再轉回浙江湖州，很快便超出長江下游地區，直達漢陽府。"叫魂案"開始嚴重蒸發。 此時，"叫魂案"的內容也隨後發生變化，"案犯"的主體成員，不再是石匠一類有職業的人，而是以遊方和尚、閒散乞丐為主，"作案"方式也有所改變，改為用剪刀剪去被侵害者的一縷頭髮（或者衣服的一角）。這樣，這些行為更具備了"妖術"特徵。各地衙門對案件採取的措施是嚴厲的，被抓獲者大都酷刑伺候，嚴刑之後卻發現，沒有一個案例夠得上嚴格意義的"叫魂案"，不過是民間因恐慌而引發的一系列虛假案情。如此，案件依然是孤立的，與政治無涉。 在民間社會，總會不斷流佈一些稀奇古怪的流言，一面叫"風起於青萍之末"，一面叫"流言止於智者"，對流言的處置自然能夠考驗官員的"執政能力"，只是，通常情況下顯得並不嚴峻。 流言在傳佈。各地官員都採取了相應措施進行處置，不能說這種處置是妥當的，官員們處置的方式都有個共同傾向，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進而達到平息事件的目的。儘管不難看到權力的濫用，總得說來還能做到就事論事。倘若事情就此結束，就不足以成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僵硬和人治特徵的標誌，也無法成為君主專制權力無限膨脹的典型事件。 這時，乾隆皇帝已經陸續收到一些稟報案件的密奏，他命京城大員傅恆、尹繼善、劉統勳起草了一份模稜兩可的"上諭"，一面要各地官員"留心查禁"、"重治其罪"、"嚴加懲治"，一面還要"不動聲色"。"上諭"於1768年7月25日發往各地。 當"叫魂案"蔓延到山東時，事情發生了轉折。 山東巡撫富尼漢所轄地區抓獲幾個乞丐，"證據確鑿"地證實了"妖術"的確存在。但是，富尼漢並未到此為止，他更加懷疑在"妖術"的背後還存在一個"妖黨"，並且認為"妖黨的最終目的是謀反，也許還會佐之以在公眾中製造混亂"。在乾隆"上諭"下達前一天的7月24日，他將案情上報朝廷。接著，他轄區內又有幾例內容相似的案件，這更加確定了他的懷疑："確有妖黨潛藏於長江下游的各個省份"，而且有好幾個"妖術人犯躲藏在江蘇"，其中一個案犯招供自己來自江蘇揚州。 皇帝接到富尼漢的奏章，再於7月29日發出一份緊急詔諭，命令對"妖黨"進行清剿。但此時乾隆小心翼翼地迴避了清剿動機。 不僅富尼漢所轄山東，全國各地陸續對案情都有所奏報，奇怪的是，唯獨江蘇地區卻沒有一起案例上報，乾隆認為：既然別的地方都報告了割辮事件"江蘇豈能獨無其事"？而江蘇卻在"叫魂案"案發伊始明明就在蘇州出現過案例，富尼漢上報的案件中也涉及揚州。這不是糊弄皇上麼。 原來，當初江蘇巡撫在審理案件時就發現這個案件並沒有什麼真憑實據，也就更不會想到還存在什麼"妖黨"，轄區內一個小小案件何必驚動當今聖上？這個原本實事求是的判案反倒成為對朝廷隱瞞實情的證據。 雖然江蘇官僚如此自以為是，但"叫魂案"已經蔓延到全國各地、皇帝所在的北京，甚至越過長城，進入滿人居住的地區，被抓獲的案犯也越來越多，成為全國性恐慌。 通常認為，中國文化傳統有儒道釋三種主要形態構成，治中國歷史的學者們一般都以此作為中國曆代王朝政權的意識形態加以確定。但我的看法是，這都屬於治國手段，也就是一種工具，支撐各朝代政權的意識形態，其核心乃皇權自身，皇帝貴為"天子"，其權力具有一定神授意義，並在此條件下構成以皇權為中心的"權力中心主義"--通俗地說叫"官本位"，但"官本位"不足以涵蓋權力所能延伸到的各個層面。正是權力中心主義的存在，才是中國專制制度特別強大的緣故。由於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為漢人統治，因此並無特別宣示的權力形式，通常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尋求權力的絕對性。而清朝相對漢人則為異族，滿族具有自身的民族特徵，入主中原之後，隨即將這一特徵推廣，強加給了全體漢人，這就是"削髮"、留辮--它對於清代統治者具有了意識形態的功能，成為對王朝體認的一個根本標識。在滿清入關後，重大而血腥的屠殺事件幾乎都出現在江南，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在江蘇，而這兩地現在還都扯上了"叫魂案"，尤其是嘉定（今屬上海管轄），當年"嘉定三屠"與江南人拒不削髮、對"削髮"事件的認同具有直接因果關係。這樣，"叫魂案"在乾隆眼裡突然變得嚴峻起來--這是不是企圖動搖王朝根基的政治事件？ 江南士子深受儒家文化薰陶，骨子裡有陰柔一面，士風淫靡，但在江南士人陰柔表象之下卻有內在的堅韌不拔。當年，南明覆亡，平日裡的錚錚男兒，卻齊刷刷地輸給過秦淮河畔的青樓女子，至今，金陵市井可以隨口報出李香君、董小宛的名字，卻要在侯方域、錢謙益、冒闢疆（冒襄）的名字面前支吾半天。也許乾隆皇帝體會到了這樣的"堅韌"，他對江南官吏素來惡譽，屢屢指責江南官僚"吏治惡習"。 於是，他處心積慮地暗示要地方各級官員注意"叫魂案"的嚴重性。 由於皇帝對案件追查的要求在不斷加碼，整個八月，乾隆幾乎完全陷於"叫魂案"處理中，排查也只好跟著乾隆的調子步步深入。到了初秋的9月7日，乾隆終於耐不住性子，他給七省督撫發出一道上諭，第一次直面"削髮"問題，不再如以前一樣地閃爍其詞，最終表明了自己的真實心跡。其實，他對此早有敏感，不願意在一開始就點穿的原因，乃是因為根本就不希望看到這種具有"謀反"性質的事件出現，正如孔飛力所指出的："弘曆頭腦中最不願意看到的是暴民蜂起的現象"，而且更不願意的是由於自己"點穿了"這個臆想出來的"實質"而引發全國性的民變--他心虛得很。 至此，清剿的內容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針對的不再是什麼"妖術"，而是謀反。 案件一旦涉及"謀反"，就不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介入案件審理的也不再是地方官員而是中央大員。可是，中央官員一接手案件便立刻掂出了事情的份量：這些案件幾乎全部是地方官員為滿足皇帝的"重視程度"偽造出來的，案件的發生都如江蘇的案例一樣，大多數是因為恐慌引起的（其中還包括一些民眾之間洩私憤的栽贓），被抓獲的"案犯"無不是在嚴刑之後提供的虛假供詞。有意思的是，這些京畿大員們並沒有一味地附和皇帝，而是客觀地指出了案件的實質--這正中國儒家傳統的風骨，他們儘管經常混淆是非，但在自己的"是非觀"裡並不輕易妥協，所謂"愚忠"。 皇帝呢？也沒有繼續頑固地認為這是對王朝基礎的破壞，他順水推舟讓官員們按照"正確的"方法去處理，自己隨即超然事件之外，繼續明察秋毫地"聖明"。僅僅過了半個月，乾隆便再次變換自己的態度，他抱怨"各省的口供均屬'荒唐無據'"而原因卻是"奸徒撒謊"和"問官鍛鍊成招"，一轉眼，自己便恢復了一如既往的聖明。進入10月之後，幾乎變成了"平反月"，到11月初即全面停止對"妖黨"的清剿。 但案子畢竟是皇帝御批，是乾隆不斷層層加碼才弄到這個地步，即便糾正冤假錯案，也絲毫不能損害皇帝的尊嚴--其實就是個面子，只好把所有罪過推到了地方官員的頭上：這不是皇帝的不高明，而是你們的蠢笨才導致這個結局的。 以"權力中心主義"構成的統治結構，體現為皇帝對地方官員的垂直管理，這樣，皇帝能以最快的速度瞭解信息，結果卻引來皇帝本人的橫加干涉，他可以隨時隨地介入到與自己身份毫不相干的事務性工作中，而各級官員在行政過程中面對的不是事情的對和錯，而要竭力揣摩皇帝的意圖，皇帝的感受才是判斷是非的依據，唯有如此，方能直接體現出皇帝的絕對聖明和皇權的絕對性。如此行政，看似高效，其實效果極壞。正是來自皇帝的壓力使案件不斷偏離實際軌道，皇帝屢屢批評官員不明事理，卻沒人知道皇帝的"事理"到底為何？直到案件確定多是冤案後，他依然能夠理直氣壯地批評官僚們沒有按照他意圖去辦。 既然不能埋怨皇帝的神經過敏，只能責怪地方官員的超級愚蠢了。那些查處"叫魂案"的官員們--不論他們曾經是什麼態度：消極的、積極的，統統受到了處罰。據孔飛力統計，整個案件中受到處分的官員達195名，其中包括把案件誇大為"妖黨"的富尼漢。 儘管我們可以假裝寬宏大量的地認為：皇帝畢竟擔負整個江山社稷，多加一分小心也是理所應當。壞就壞在這"多加一分小心"上，它體現了"權力中心主義"在社會管理過程中權力的不可捉摸性。在整個事件中，最為荒謬的還不在於皇帝的嚴苛，也不在於官僚們的見風使舵，而是"削髮"問題的本身。按說，是否"削髮"並沒有任何危及政權安危之處，而且按大清律，也從來沒有在律法上規定這是一個強制行為，也就是說，如果"依法辦事"，實際上整個清王朝根本不需要削髮留辮--這根本不是一個法律問題，更不是一個涉及清王權統治的政治問題。但"權力中心主義"卻導致對事件性質的認識、分析、判斷，全靠皇帝是否有一顆悸動著的"多加小心"。這樣，原本孤立而不相干的刑事事件，甚至是道德事件，一轉就變成了危及統治根基的政治事件，把涉事民眾一下推到了政權的對立面上，朝野上下沸反盈天，朝臣們一面承合皇帝的高度警惕性，一面又要面對尷尬的現實。為了得到皇帝所需要的口供，不能不對事主施以刑罰。殘酷的刑訊逼供之下，什麼樣的口供不得到？什麼樣的罪名不成立？什麼樣的冤案造不成？ 這個結果導致：整個"叫魂案"中，除了證明皇帝的高明外，竟然沒有一個受益者。皇帝通贏，餘者全輸。 整個案情真相大白後，凸顯出的是"零和社會"的結果。邊沁說，政府的目的是為了謀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零和社會的結果不僅相反，甚至更加極端，所有人都沒有從中得益，並且要向更加弱勢群體、個人轉嫁自己的損失，最終可能激活各種社會矛盾。 康乾時代在中國歷史上乃以"盛世"著稱，整個社會狀況都處於上升期，此時，西方社會中轟轟烈烈的拓殖運動非但沒有給中國帶來危害，反而使中國成為最大的白銀輸入國，當然，由於有著和珅這一類超級腐敗分子，普通百姓並不可能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受益者，但總是利大於弊，遠遠強於災害頻仍、經濟停滯、社會動盪時期。繁華的國際貿易帶動了國內的經濟繁榮，即便在十八世紀中晚期，蘇州商埠的繁華程度在國際城市間也是鶴立雞群。 但在盛世之下乾隆皇帝卻顯得如此驚慌，以致大動干戈，這就表現出由意識形態主導下"權力中心主義"政權依託的虛弱本質，當皇帝覺得"削髮"問題很可能衝擊大清王朝根基時，其餘人必然要作出更加過激反應才能符合"聖意"，不僅違背事件本來面目，連基本的"就事論事"都難以做到。就這樣，大清律法中沒有定罪記載的"削髮"行為、在1768年裡實際也不存在"叫魂案"，僅僅因為民間對某種妖術的恐慌，硬是被乾隆活生生地捏造出一個轟動全國的"妖黨"，彷彿大清王朝岌岌可危，隨時都會遭到滅頂之災。 1768年的歐洲圖景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不僅拓殖運動如火如荼，現代科技蓬勃發展，早在1688年英國已經爆發了光榮革命，而1768年，正是啟蒙運動達到最高峰值時刻--21年後的1789年，即迎來改變世界的法國大革命。 世界的劇烈變化配之以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對乾隆治下的盛世中國卻毫無觸動，他對江南--這個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地方充滿了輕視和鄙夷："近年封疆懈弛，直省中唯江南為甚"，他從沒有想起來研究過世界變化的可能樣式、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如何適應新的世界形勢--這並非我用現代眼光要求那個時代，而是1768年是一個離現代世界已經非常接近的時間。我們時常批評"歐洲中心論"的觀點，這對於中國似乎應該改為"世界沒有論"，除我泱泱天朝，這個世界非蠻即夷，非我族類，根本不承認在我們之外還有一個他者的世界。 從這個事件中不難看出王朝統治的僵化和荒謬，偌大帝國，從來沒有誰尋求過任何政制上的變革，而把帝國之基礎建立在一個空洞無據的"意識形態"上--僅僅幾縷髮梢便把一個國家搞得寢食難安，乾隆對民間毫無由來的妖術恐慌火上澆油，引發了一場全國性政治震盪，強大的帝國經濟基礎，僅僅過了70年，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便被槍炮轟得粉碎。 清王朝的覆滅，導致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盛景成為一片虛幻，也導致清末民初直至五四運動激烈反傳統主義的橫衝直撞--激烈的反傳統主義才是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使我們的身上流動的歷史血液、哺育過我們的歷史，成為一種任意捨棄之敝履。這種歷史的痛感時時縈繞在我心頭：一個拒絕變革的世界，其所維持不過是個死亡的世界，歷史只能在變革中得到延續。 傳統中國，畢竟還有劉統勳這樣忠心耿耿、精明強幹的朝臣，他們繼承了中國儒家風範，剛直中正、申明大義，沒有因為皇帝的憂心忡忡輕易附和、斷定社會上有一股強大的"反清勢力"在興風作浪，他們用自己的機智、才華阻止了悲劇的進一步延續。如此果敢之士，如今大約也成一件稀罕物了吧。 一場可能引發政權危機的"叫魂案"終於落下了帷幕，其結果是，所有涉案人員，從官僚到平民--一無所獲。一場社會零和化的圖景躍然眼前。
貓旅程
我家七年前搶的鹽，還沒吃完呢！
我們現代人尚且如此，更何況在信息非常閉塞的清政府？
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是啥事？我來簡單的分析一下兩個版本的消息：
其中一個就是說浙江德清一個石匠修橋，有一個老人，無兒無女，兩個侄子又不孝順，於是他拿來一個寫著兩個名字的字條，讓石匠釘在樁裡，詛咒他的兩個侄子！
而石匠也比較迷信，這麼一聽，原來這個老人是巫師，他要用叫魂法術攝取他人魂魄，這還了得？於是把他送到了官府……
當時的信息畢竟比較閉塞嘛，人們傳來傳去，再有德清人出門，只要喊別人名字，外面的人就認為你是在叫魂，再加上刑訊逼供，於是出現一系列冤假錯案！
想想我們現在朋友圈到處流傳的謠言，我們現代人尚無法分辨，什麼螃蟹不能和柿子一起吃，不能和地瓜一起吃，不能和茶葉一起吃……太多了，其實都是謠言！
我們現代尚且如此，更何況那個時候的人呢？所以這件事情本來是開個玩笑的事，最後硬是刑訊成了做法攝魂巫術，最後謠言沿著德清蔓延到全國……
這之後的一波推手是發生在兩個和尚身上。
說是兩個和尚到了外地，看見一個小孩，於是喊這個小孩，結果這個孩子的家長聽說過叫魂的事情，於是喊來人把兩個和尚圍住了。
一搜，果然有兩條髮辮，於是就成了，他們叫住小孩以後，魂魄就會被攝取，然後剪下辮子來帶走……
其實人家那兩條辮子是當和尚的時候剪下來的，可是那時的人們根本就不信！
最後的刑訊一逼供，這下壞了，為了少受點罪，他們只能亂編一氣，什麼主謀啊，什麼方法啊，什麼目的啊，都編出來了。
這下可不得了了，全國各地都是這種巫術了，乾隆皇帝感覺到了深深的不安，這是他們在策動謀反啊？
於是，不僅僅人們恐慌，連皇帝也開始恐慌了，一下令，那些官員們也害怕啊，生怕自己也被叫魂，所以逮到一個嫌疑犯，就往死裡審他，這樣一來，就出來更多的無辜被牽扯的人，無辜被牽扯的人又扯出更多無辜的人……
於是蔓延成了全國性的問題。
另外還有一種原因，就是我們現在也在使用的叫魂術，楊角風也沒有搞明白原理，為什麼小孩發燒輸液打針都不管用，找個老人給叫叫魂就好了！
我想可能是小孩的頭沒有發育好，有時候受到驚嚇會錯筋，給他劃拉劃拉就好了！
而乾隆帝之所以恐慌，是因為人們認為化緣的和尚和道士就是那個巫師，當然一般我們理解的巫師也是那種修行的人，他們剪孩子的辮子，辮子又是皇權的象徵，說白了就是謀反啊，這才是乾隆帝最害怕的地方。
當然最後這件事也不了了之，皇帝自己也承認，這種事情其實是沒有的。
我叫楊角風，更多精彩請關注！
楊角風發作
我看很多人已經詳細的還原了“叫魂案”的來龍去脈，在這裡我就不打算說太多有關案件本身的問題，想從另一個角度談談這個看法。
其實“叫魂案”之所以被那麼多人關注，是因為美國學者孔飛力寫了一本書，而且還得了美國“列文森獎”（美國每年評選的有關研究東亞的著作）。這本書在本世紀初被翻譯出來之後，曾對中國的史學研究產生了極大的震撼。
這本書以乾隆33年（1768年）發生在江南的“剪辮案”為引子，分析清朝政府從皇帝到地方官對這一事件的反應，挖掘清代社會的危機。當時社會上流傳，一些不法術士通過剪別人的辮子來吸走別人靈魂。地方官員面對這一恐怖事件，應該層層上報，但因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原則的作祟，地方官員並沒有如實向皇帝奏報。乾隆通過眼線知道後，大為惱怒，下令地方官嚴查。 
孔飛力
中譯本《叫魂》
地方官員不得已開始對對百姓施加壓力，對很多流民——如乞丐、道士進行嚴刑拷打，讓他們承認自己是這一案件的真兇。但經過10年的調查，最後的結果令人瞋目結舌，所謂“剪辮案”只是一場謠言！但乾隆並未因此認錯，就此收手，而是將罪責假貨於地方官，認為是他們沒有抓到真兇，乾隆開始對各級辦事不力的官僚進行清理，以此為名強化他的君主獨裁權力，藉此達到再次管控地方的目的。“孔飛力通過這一‘小事’，精心刻劃了皇帝、官僚、百姓三者在處理此案時的心態，把清王朝和進入中晚期後的政治結構和文化背景凸顯出來”。（陳君靜《孔飛力和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孔飛力在這部書中，先從乾隆盛世下的社會、經濟環境入手，搜尋社會發生危機的根源。這一思路，顯然受到當時在美國甚囂一時的年鑑學派理論對的影響，即以總體性的視角分析事件發生的原因。比如，孔飛力從“盛世”這個角度入手，討論了盛世中人口激增、人口流動、物價暴漲帶來的社會危機，滿漢矛盾、八旗軍的腐敗衰落、地方官貪汙腐引起的政府控制力的喪失等，這些大的社會背景都促使這一冤案的發生。
其實，中國歷史上有關“叫魂”案子並不少見，西方也有，比如“屠貓案”等等，其實，如果說這些案件本身對中國歷史有多大的影響，我認為與戰爭變化、政治變化相比還是不太顯著。但是，這些案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政府機制、官員心態等等問題疊加而成，分析這些事件，其目的是看當時社會、政治的發展狀況，從而窺見當時真實的樣態。
兮兮說事兒
發生在1768年的叫魂一案確實引起了清廷高層的極大關注，但是題目談動搖了諾大的大清國，這個說法則無疑偏頗和失真了。
乾隆是個心思縝密卻又對權力敏感的皇帝。通過叫魂案，乾隆皇帝有三大認識：
其一是摸清了帝國的廷寄與信息傳遞渠道的真正效率；其二是再次瞭解到各地官員的因循守舊且欺上隱瞞策略；其三是喚起了對於以“割辮子”為核心的政治象徵的開國往事。
對叫魂的恐懼是從最富庶的江南開始發端，沿著運河和長江北上西行，迅速以謠言的形式席捲了大半個中國。老百姓們受這種妖術恐懼的支配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人的髮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其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則會立刻死亡。
剪髮辮更是禁忌，“留髮不留頭”，往往與造反和反清復明相聯繫。從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時間裡，整個帝國都被這妖術恐懼動員起來。小民百姓忙著尋找對抗妖術、自我保護的方法，各級官員窮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乾隆皇帝則寢食不安，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後的兇險陰謀，並不斷髮出諭旨指揮全國的搜捕。
在這個過程中，原本合法的和尚、道士、遊民、乞丐以及走方郎中群體倒了大黴。本來無關的人員，卻無辜被納入到這場抓捕“叫魂者”的運動之中。
令乾隆皇帝震怒的是，當事情傳到他耳朵裡，問題已經由普通的謠言變成政治事件了，而地方官竟然虛瞞不報，還互相搪塞；
有叫魂事件和謠傳發生的各地官員起初並沒有當回事——這種民間禁忌本不足為怪。但當皇帝下令急報時，他們才意識到（或者說被迫把事情放大化）要追查到底，以至於在方法上株連廣泛。對於大清普通民眾來說，謠言四起的叫魂案則意味著恐慌與未知。
實際上，1768年春天是事情的萌發期，只有少數人涉及其中；到了夏天那一段，事情有點複雜；到了秋天，乾隆皇帝發現了事情的擴大化事態，在軍機大臣劉羅鍋之父劉統勳赴承德做例行工作彙報之後，事情就全部結束了。
朝廷與地方在這個事件中熱鬧了。官權和皇權幾經博弈後，朝廷付出了幾條無辜草民的性命和丟掉了幾個烏紗帽後，從各地方發押解到北京和承德的身軀殘破的叫魂案疑犯和人證們經軍機處各位軍機反覆折騰，終於在保護了皇權的威嚴，又成功隱匿了關於清朝政府的異族統治對辮子所代表的權威和服從可靠性的焦慮，本來莫須有的案情終於被乾隆大皇帝重重舉起後輕輕放下，他的批示中也承認又要嚴加搜查又要避免傷及無辜這種矛盾的要求根本不具備可操作性。
故而在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孔飛力的筆下，叫魂恐懼只是一場所謂盛世之下，底層勞動人民的恐慌和清廷統治者之間的博弈，從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傳統官僚體制對皇權的制衡和維護，以及社會階層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劇增之下貧民階層大量增加，遊民危機即將到來的前景。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可否認，乾隆此種小題大作以及彼時官僚體制的層層因循且不靈活，整體效率低下而追求媚上，不講事實，則映射出清朝這個大帝國即將走上沒落的悲催道路。
歷史傳訊社
謝謝悟空，不邀也答。乾隆時期，有名的叫魂案，是一個十分詭異的事件，雖然持續時間不到一年，但是由鬼怪之說波及多條人命，就有點小題大做了。無論如何，這只是一場捕風捉影的鬧劇而已。
故事始於1768年春天，江南各地流傳有奇人能通過活人衣服、毛髮、指甲等一切帶有人類DNA甚至是味道的東西，盜取人們的靈魂為自己服務，被盜取靈魂者精神渙散沒過幾日便會死去。這本來是一個十分荒誕的謠言，像極了恐怖小說裡的橋段。
夏天的時候便廣為流傳，許多人尤其是外地人都十分恐慌。本來，當地人都不以為然，但是乾隆皇帝急命當地官員徹查此案，找出靈魂盜取者。相關人員都十分的無奈，只能陪乾隆皇帝玩這個無聊的遊戲。
歷史密探
孔飛力寫過一本書，很厚，名字就是《叫魂》。
孔飛力
這個名字看著很現代、很中國，其實他是個英國人，哈佛大學歷史系和東亞語言文化系講座教授，世界著名的漢學家。
寫於1990年的《叫魂》是他的代表作，獲“列文森中國研究最佳著作獎”。
而《叫魂》的副標題，叫做“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這是一段真實又荒誕的歷史
乾隆朝，是清朝最鼎盛的時期。
可就在乾隆的時代，整個大清的政治與社會生活被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衝擊得天錯地暗。
所謂“叫魂”，就是“術士們通過做法於受害者的名字、毛髮或衣物，便可使他發病，甚至死去，並偷取他的靈魂精氣，使之為己服務。”
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幾個月裡，這股妖風竟然衝擊了半個中國，百性為之惶恐，官員為之奔命，連乾隆也為之寢食難安。
最後，各省的恐慌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除妖運動。
看起來再荒誕的事件，只要爆發，背後都會有充足的理由。
乾隆朝，被譽為“太平盛世”，但在盛世的底下，一樣有著各種尖銳的社會矛盾。
孔飛力書寫了當時的種種社會危機：人口增長、土地不足、物價飛漲（尤其是大米）、地區發展差異增大、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加速社會分裂。
當時的民眾承受著巨大的生活壓力，而這種壓力一旦找到一個小小的裂口，就會以噴薄之勢湧出。
流竄的木匠、乞丐、和尚……通過對人做法來吸取對方精氣，這樣的謠言一旦傳出，就迅速在焦慮不安的底層社會瀰漫擴散。
其中有個細節，傳說“叫魂”是通過剪去人的髮辮奪去人的靈魂。
清朝對漢人的統治手法之一就是“剃髮留辮”，“剪辮”其實成為了對清代統治的公然挑釁。
另一方面，民間聽說這個“妖術”之後，為了預防，自己紛紛主動將髮辮剪掉。
滿清統治者對於漢人，其實從來都是懷有戒備之心的。
著名的“文字獄”就是一個例子，而“剪辮”觸動了乾隆那根敏感的神經。
於是，一件本來是民間的、很荒唐的事情，傳到了廟堂上，並且由乾隆親自下令各地官員徹查。
官員很尷尬。
他們中間的很多人，其實是不相信這種荒誕無稽的事的，但皇帝既然下了令，又不得不執行，至少是表面上執行。
就這樣，叫魂擴散成了一件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全國性事件，並且幾乎動搖了大清國的穩定。
最終，查明這件事原本是荒誕無稽的謠言，草草收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