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書院作為明清兩代陝西最著名的書院，籌建於馮從吾時期，其後雖一度被魏忠賢黨羽搗毀，但是到了清代又屢屢受到政府的重視，逐漸加以修復。康熙三年（1664），當時的西安知府、咸寧知縣等曾督修關中書院，並擴院址，增設東廊、西圃等建築。康熙十二年，陝西總督鄂善又進一步修繕了關中書院。鄂善為滿洲鑲黃旗人，最初擔任侍衛，授秘書院學士，後遷至副都御史，在康熙九年時，升遷為陝西巡撫，康熙十一年，又被擢升山西陝西總督，後又專督陝西。鄂善素來注重發展文教事業，在總督陝西、修繕關中書院、選拔地方優秀學子進入書院學習的同時，也在積極地物色各地碩學鴻儒主講書院。這時候，提學鍾朗與咸寧縣丞郭傳芳便趁機向鄂善極力推薦李顒。而鄂善本人早在任陝西巡撫的時候就聞聽過李顒，並深懷傾慕之意，但是他又聽說李顒隱逸鄉里，志行高潔，難以招至，也正在猶豫是否延請其主講書院。現在李顒的兩位老朋友向鄂善推薦，鄂善當然不會錯過這次延請的機會。在這一年的四月，鄂善肅幣禮請李顒，李顒依然推辭。直至求賢若渴的鄂善再三延請，李顒方被其誠心所感動，應允前往。
得到李顒應允講學關中書院的消息後，鍾朗等人十分高興，因為不僅可以經常在關中書院聽到李顒的講學，還可以話敘友誼。鍾朗想到李顒一向如鄉間的百姓般穿著寬博而又不合時節的衣服，便立刻請人為李顒縫製了一套小袖時袍送了過去。李顒笑著接過新衣，卻又把衣服藏放起來，仍穿著平日衣裝前去關中書院。等到了西安南郊的大雁塔附近，前來迎接的鐘朗看到後甚為驚訝。李顒則解釋說：“僕非官僚紳士，又非武弁營丁，窄衣小袖，素所弗便。寬衣博袖，乃庶人常服；僕本庶人，不敢自異。且庶人無入公門之理，區區生平，安庶人之分，未嘗投足公門，今進書院，諸公見顧，斷不願破戒報謁。”李顒認為，雖然此次自己前來講學，但身份依舊是鄉里百姓，所穿也當為百姓常穿的衣服，而不能像官僚紳士、武弁營丁那樣穿著窄衣小袖。當然，李顒之意更在於說明自己志行操潔，所做之事無非是講學，所交之人無非以學者身份待之，依舊會如過去一樣，絕不去奉迎各級官員，甚至到其府邸拜謁。鍾朗自然領會李顒的想法，尊重其志向。此事也傳到鄂善的耳中，身為總督的鄂善也很開明，遂說：“餘等聘先生，原為沐教，豈可令其頓違生平。”鄂善明確說聘請李顒的目的是講學弘道，並不是讓其屈節謁訪官僚紳士等。身為總督的鄂善這一表態，當然是對李顒主講關中書院的尊重和最有力的支持，也為李顒的講學摒除了許多繁文縟節。
在五月十四日這一天，鄂善偕同撫軍阿席熙、布政使吳努春、按察使巴錫、提學鍾朗、西安知府邵嘉引等人，在關中書院的側室設宴延請李顒，並將這個側室改名為“明道軒”。第二天，李顒開始登座講學，鄂善又率領各級官吏，與當地的德紳、名賢、進士、舉貢、文學、子衿等一起前來聽講問學，環階席而侍聽者多達數千人，規模甚為宏大。在講學伊始，李顒便撰寫了《關中書院會約》，為書院的日常行為制定了諸多的規定。
《關中書院會約》包括《儒行》《會約》《學程》三個部分。
《儒行》主要闡述什麼是儒者，及其作為儒者的日常行為應當如何。其開篇即說：“士人儒服言，鹹名曰‘儒’，抑知儒之所以為儒，原自有在也。夫儒服儒言，未必真儒，行儒之行，始為真儒。”在李顒看來，穿著儒者之服，說著儒家的語言，但並不一定是“真儒”，只有行儒者之行的方是真儒。李顒的目的很明確，通過解釋儒行，來要求士人學子躬身實踐，行儒者之事。
在《會約》中，李顒則制定了講學儀式，規定了講學的內容。諸如開篇說：“每年四仲月，一會講。講日，午初擊鼓三聲，各具本等服帽，詣至聖前四拜禮，隨至馮恭定公少墟先生位前，禮亦如之。禮畢，向各憲三恭，然後東西分班，相對一揖就座。以齒為序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講畢，擊磬三聲，仍詣至聖前，肅揖而退。”這對會講的日期、過程、儀式等均作了詳細的規定。
在《學程》中，李顒對書院中學子們日常學習的時間表、儀式、內容等作了一一規定。諸如，他說：“飯後，看《四書》數章，須看白文，勿先觀《注》；白文不契，然後閱《注》及《大全》。凡閱一章，即思此一章與自己身心有無交涉，務要體之於心，驗之於行。苟一言一行不規諸此，是謂侮聖言，空自棄。”李顒要求學子們在早飯後讀《四書》，並將讀書的要領一一指出，要求學子不僅要學思結合，而且要學行結合。
事實上，通過《關中書院會約》，書院有了日常的和長期的讀書與講習規劃，有效地推動了書院各種活動的開展。在最初三個月的實踐中，書院的活動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效果，不僅會講不斷，而且使學風產生了重大變化。曾經目睹過明末馮從吾講學的老人感嘆說：“自少墟後，講會久已絕響，得先生起而振之，力破天荒，默維綱常，一髮千鈞。視少墟倡學於理學大明之日，其難不啻百倍。”關中書院在李顒的主講之下，不僅讓陝西學者看到了馮從吾當時講學的盛況，而且促進了地方儒家文化的傳播。這也深深感染了許多官吏，他們主動資助書院。據記載，當時的司、道、府等各級官吏紛紛主動向書院提供資助，但都遭到李顒的婉言謝絕。甚至撫軍阿席熙贈金數鎰，往返再四，李顒還是堅決辭謝。
七月，陝西新提學洪琮蒞任伊始，便向書院資助錢財，表達嚮往之情，同樣也遭到李顒的謝絕。洪琮，字瑞玉，安徽歙縣人，順治九年（1652）中進士，曾經擔任過韶州推官、陝西刑部主事，康熙十二年（1673）又轉任為陝西提學。洪琮遭到謝絕後並不為意，反而愈加對李顒欽佩不已，便趕至關中書院，朝夕躬陪。在讀過《關中書院會約》後，洪琮又欣然為之作序，其中讚譽李顒說：“先生之言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也。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黨郡邑，則三秦之風俗成，人材出矣。”可見，洪琮不僅肯定了李顒的講學方法，而且對其講學的功績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值得注意的是，在刊刻《馮少墟集》時，李顒和洪琮也有一些交往。李顒自去年開始彙輯馮從吾遺集，業已竣工，但是，李顒又無財力加以刊印。洪琮到訪後，得知此事，便慷慨幫助刊印《馮少墟集》，這也是關學學術史上的一件盛事。李顒在《馮少墟集》的《識言》中說：“餘生平遍閱諸儒先理學書，自洛閩而後，唯《馮恭定公少墟先生集》言言純正，字字切實，與薛文清《讀書錄》相表裡，而《辨學錄》《善利圖》《講學說》《做人說》開關啟鑰，尤發昔儒所未發，尤大有關於世教人心。張南軒嘗言：‘居恆讀諸先生之書，唯覺二程先生書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餘於先生之集亦云。第集板經明末之變，毀於兵燹，讀者苦無從得。餘久欲覓有力者重壽諸梓，而機緣未遇，私竊耿耿。頃學憲洪公訪餘，論學因言及斯集，遂慨付剞劂以廣其傳。惟是先生至今尚未從祀，識者以為缺典。昔東林吳覲華，真儒一脈，序謂西北有關中之恭定、山右之文清，東南有梁溪之端文、忠憲，皆欣然為天柱地維。後有具隻眼，議大廷之典者，知儒宗一脈的，有其派而千古真常，蓋決不容澌滅也，餘嘗以為知言。世不乏主持名教、表章先賢之大君子，敬拭目以望。”在上述介紹中，李顒表達了自己對馮從吾思想學術的傾慕，認為馮從吾“言言純正，字字切實”，暗以為私淑。也正是馮從吾“開關啟鑰，尤發昔儒所未發，尤大有關於世教人心”的思想言論促使李顒專程去尋訪編訂其遺集。李顒在介紹了編訂刊刻過程的同時，又為馮從吾至今未被廣為表彰感到深深地惋惜。即便如此，馮從吾著作的整理與編訂也堪為關學史上的重要事件，李顒與洪琮對保存馮從吾著作作出了重大貢獻。
李顒主講關中書院的消息很快傳至外地，吸引了許多學子前來問學。這一年的秋天，諸生李修從寶雞趕來問學，並欲拜李顒為師，但遭到李顒的婉拒。據史料記載，李修，字汝欽，寶雞人。當李修在關中書院聽到李顒的講學後，欣然有得，便拋棄舉業，有志於儒家正學。後來，又到盩厔再次提出拜師，李顒才允許其列入門下。此後，李修砥礪奮發，廣泛研讀先儒著作，剖析其中精奧，並曾記錄李顒講學的言論為《授受紀要》。
也是在這一年的秋天，在李顒講學書院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件極為棘手的事情。康熙時期，清廷的統治根基尚未牢固，許多明代遺民仍對清廷抱著不合作的態度。康熙皇帝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為了籠絡漢族士人、廣佈德澤，便屢次命令現任官員推薦漢族碩學鴻儒入仕，從而達到收攏人心、為己所用的目的。身為封疆大吏的鄂善當然也不能違背康熙皇帝的意願，也要積極地為清廷推薦人才，李顒成為鄂善心目中的不二人選。鄂善知道李顒志行高潔，肯定不會願意。但是，迫於清廷求賢的命令，又無法隱匿人才，便與撫軍阿席熙一起上疏清廷，推薦了李顒，又密戒學憲鍾朗及縣丞郭傳芳不能外洩此消息。二人的上疏中稱讚李顒說：“一代真儒，三秦佳士。學術經濟，實曠世之遺才；道德文章，洵盛朝之偉器。負姿英特，操履醇良，環堵蕭然。一編閒適，經百折而不回，歷千迍而愈勵；刊行緒論，鹹洞源達本之談；教授生徒，悉明體達用之務。遠宗孔孟，近紹程朱。初奉詔求賢，臣等雖略聞其人，恐系浮名，未敢深信。恭奉皇上賜臣等《大學衍義》，臣等仰承聖訓，以廣文教，復修書院，聚集多士，將某迎至，見其人品端莊，學多識博，講論亹亹，誠難測其淵微。今皇上日御經筵，時親典謨，正需窮經博古之臣，以備顧問之班。臣等既知其人，不敢不舉。”在這封疏文中，鄂善、阿席熙不僅敘述了復修關中書院、注重文教及其奉命延攬人才等事情，而且對李顒極力讚譽，這種讚譽也基本符合李顒的實情。如此品行高潔、學識淵博的真儒佳士必然會引起清廷的注意。這也是李顒極不願看到的情況。
隨著南明王朝的敗亡，清廷統治日益鞏固，個人的出處問題的確成為明遺民面對的最迫切問題。在清初之際，晚明遺民尤其是其中的許多著名學者往往是清廷關注的焦點。諸如，在康熙十年清廷開明史館時，內閣大學士熊賜履就延請李顒的好友顧炎武參加，但顧炎武堅守嗣母王氏“無為異國臣子”遺言，嚴詞拒絕，並立誓說：“果有此舉，不為介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對於堅守民族誌節的明遺民們來說，早已不存在外在的出仕途徑了，但他們往往又不能作出愚忠愚信的誓死報效亡明的行為，因此可做的或隱逸守志，以儒家君子自處，或以講學為己任，延續文化命脈，以期達到個體安身立命的目的。顯然，李顒選擇了後者。
到了十一月，督撫奉旨又不斷敦促李顒啟程，而李顒還是堅決不接受徵召，再三以病疾相辭。或許是為了躲避徵召，也或許是為了諮詢如何躲避徵召，李顒在這一月裡遠到華陰，拜訪了王弘撰。王弘撰（1622～1702），又作宏撰，字無異，又字文修，號山史，又號待庵，陝西華陰人。其父曾為南京兵部侍郎王之良。明亡後，王弘撰棄絕科舉功名，或隱居家鄉閉門讀書，或出外交遊，與李因篤、李楷、王建常、李顒、康乃心、湯斌、顧炎武、屈大均、魏象樞、王士禎、施閏章、湯斌、閻若璩等均有交往，在士林中聲望甚高。王弘撰博學多才，在理學、詩文、書法、金石、古書畫收藏與鑑賞等方面均有所成就，故有“博物君子”之稱。值得注意的是，王弘撰生平在為生計奔走的同時，又不斷地為反清而進行聯絡。在康熙十六年(1677)時，王弘撰曾與顧炎武同到昌平拜謁思陵。顧炎武在詩中寫道：“華陰有王生，伏哭神床下。”思陵為明崇禎皇帝的陵墓。王弘撰以哭陵來寄寓自己的亡國之痛、離黍之悲。王弘撰也因其卓絕的民族氣節被顧炎武讚譽為“關中聲氣之領袖”。王弘撰又與“關中三李”（李顒、李柏、李因篤）齊名，時人號為“四夫子”。在王弘撰的《砥齋集》中記載了這次二人的交往過程。其中說：“康熙十二年秋，有詔徵盩厔李中孚先生。中孚稱疾不就。冬仲，策杖過予草堂，留五日，論為學、出處之義甚悉。”顯然，李顒在徵召之際來訪王弘撰，而且相論甚悉，似乎表明二人在出處問題上有很多的共同看法，無不包含著對故國的留戀，及其對因改朝換代所帶來的個人出處問題的思索。
李顒辭絕徵召之事還未平息，時局又發生巨大動亂。在這一年的冬天，清初著名的“三藩”（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之亂髮生了。駐守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自稱天下都招討大元帥，以明年為周元年，並遣派屬下王屏藩率部由四川進入陝西。到了第二年（康熙十三年，1674）平涼提督王輔臣也在秦州參加了“三藩”起事，西北為之震動。大動亂的來臨，也往往成為一些陰謀小人栽贓陷害他人的有利時機。在李顒的家鄉，李顒的嫉恨者也開始了策劃，欲以莫須有的罪名加害李顒，慶幸的是其同黨不慎洩露了口風。李顒得知此事後，也不得不於二月十三日匆忙離開了久居的新莊堡，遷到盩厔南邊的郭家寨暫避兇險。
雖然李顒躲過了嫉恨者的陰謀陷害，但是很難逃避清廷的徵召。到了四月份，清廷的徵召又至，而且這次比以往更加嚴厲，李顒仍像以往一樣以病疾辭絕。但是府役至縣守不斷逼迫催促，甚至讓李顒的診斷醫生、鄰居加以佐證複核。到了五月，醫生和鄰居均遭到審訊，且在重刑威脅之下不得不妥協。到了七月，霖雨河漲，李顒的長子李慎言冒險涉河，赴院司哀控其情，不僅遭到拒絕，而且被命將李顒抬來驗明是否真有疾病。八月初一，當縣役將臥病在床的李顒抬到省府書院時，遠近轟動，人人痛斥不已，認為“抬驗創千古之所未有，辱朝廷而褻大典，真天壤間異事也”。當府官來到李顒的床前時，李顒已經長臥絕食數天。見此，府官不忍心，便以股痺回覆院司。院司主事大怒，竟然想到用鐵錐刺腿股觀其是否疼痛的殘忍方法，來檢驗李顒的病情。正在危難之際，李顒的友人張夢椒自安遠返回，極力營救。雖然在張夢椒的幫助下，李顒免去了錐股之難，但是院司仍堅持逼迫李顒即日啟程。李顒則閉目不語，僵臥在床。這時候，前內黃令張沐從中州來訪。張沐，字衝酉，號起庵，河南上蔡人，順治間中舉人，康熙元年曾任直隸內黃縣知縣，潔己愛民，崇尚德化，曾開堂講學，常有數百人前去聽講。張沐神交李顒很久，甚為傾慕。這次前來，張沐取出了自己所著《學道六書》請求指正。李顒伏枕以答，當二人談到《周易·乾卦》的初爻時，李顒感嘆說：“學須深潛縝密，埋頭獨詣，方是安身立命。若退藏不密，不惟學不得力，且非保身之道。昔人謂‘生我名者殺我身’，區區今日，便是榜樣！”李顒此言乃是觸景嘆息。
初五日，府官又差人前來催促，這次前來的吏胥來勢更為洶洶，強硬逼索李顒啟程。李慎言不得已，便要求先回去，等整理好衣裝，然後再啟程，院司方才應允李顒父子先回家。回到家中，李顒父子便上書控訴院司逼迫之舉。當院司聽說此事後，立刻要求李顒啟程。縣令高宗礪害怕被連累，也率領衙役到李顒家中，強迫抬起李顒啟程。然而，到了省城，李顒堅決不進去，而是寓住於城南的興善寺。而府役每日又不斷地逼迫，無奈之下，李顒準備以死明誓，決不應徵。這時候，院司不得不承認無法強迫李顒應徵，何況逼死了李顒這樣名震一方的大儒不僅會激起地方民怨，甚至會威脅到自己的官職，因此不得不屈從，遂與撫軍一起以李顒實病題稟。同樣，清廷也不得不回覆“奉旨疾痊起送”。至此，李顒此次被徵召之事方告結束。李顒的拒徵之舉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震動，丹陽賀麟徵聽說後感嘆道：“關西夫子，堅臥養痾，正是醫萬世人心之病。移風易俗，力振人紀，有造於世道不淺。”
這次拒徵之事，讓李顒深感名聲之累，回到家後便立即閉門謝客，並在第二年春天撰寫了《謝世言》，其中說：“僕幼孤失學，庸陋罔似，只緣浮慕先哲，以致浪招逐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年來天厭降災，病疾相仍，半身覺痿，兩耳漸聾，杜門卻掃，業同死人矣。然而朋伍中不蒙深諒，猶時有惠然枉顧者，是使僕開罪於先生長者，非愛我之至者也。今以往，敬與二三良友約，凡有偶憶不肖而欲賜教者，竊以為上有往哲之明訓，下有狂謬之危言，期與諸君私相砥礪足矣。奚必入室而窺其人，以致金玉在前，形我蕪穢乎！”在李顒看來，過去之所以被徵召在於自己為學不能深潛縝密，埋頭獨詣，以至於無法安身立命；而閉門謝客可以有效地隔絕外界，暫求保身。事實上，李顒已經在講學中尋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歸宿，這也是他的出處所在。但是，面對改朝換代的時局，作為渺小的遺民個體即便閉門謝客也很難與世隔絕、謝絕世事，尤其是在清廷官吏各種逼挾手段的強迫之下，意志薄弱者往往無法持節守志。從這個方面講，李顒得以全節，仍在於他堅強卓絕的意志。
摘自“大家精要”叢書之《李顒》
《李顒》是“大家精要”叢書中的一本，記述明清之際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李顒一生致力於講學，倡導講學自由的學術人生。李顒為陝西盩厔人，年輕時借書苦學，遍讀經史諸子以及釋道之學，為學兼採朱熹、陸九淵兩派，主張各取所長；重視實學，提倡“明體適用”。本書著重講其在江南、關中講學的經歷以及其講學特點、內容及成就。
張波，江蘇豐縣人，哲學博士，寶雞文理學院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史、中國書法思想史。著有《張載年譜》、《張載與關學》（合著）、《關學學術編年》（合著）、《中國書法思想史》（合著）等。在《哲學動態》《西北大學學報》《宋史研究論叢》等刊物發表論文二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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