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书院作为明清两代陕西最著名的书院，筹建于冯从吾时期，其后虽一度被魏忠贤党羽捣毁，但是到了清代又屡屡受到政府的重视，逐渐加以修复。康熙三年（1664），当时的西安知府、咸宁知县等曾督修关中书院，并扩院址，增设东廊、西圃等建筑。康熙十二年，陕西总督鄂善又进一步修缮了关中书院。鄂善为满洲镶黄旗人，最初担任侍卫，授秘书院学士，后迁至副都御史，在康熙九年时，升迁为陕西巡抚，康熙十一年，又被擢升山西陕西总督，后又专督陕西。鄂善素来注重发展文教事业，在总督陕西、修缮关中书院、选拔地方优秀学子进入书院学习的同时，也在积极地物色各地硕学鸿儒主讲书院。这时候，提学钟朗与咸宁县丞郭传芳便趁机向鄂善极力推荐李颙。而鄂善本人早在任陕西巡抚的时候就闻听过李颙，并深怀倾慕之意，但是他又听说李颙隐逸乡里，志行高洁，难以招至，也正在犹豫是否延请其主讲书院。现在李颙的两位老朋友向鄂善推荐，鄂善当然不会错过这次延请的机会。在这一年的四月，鄂善肃币礼请李颙，李颙依然推辞。直至求贤若渴的鄂善再三延请，李颙方被其诚心所感动，应允前往。
得到李颙应允讲学关中书院的消息后，钟朗等人十分高兴，因为不仅可以经常在关中书院听到李颙的讲学，还可以话叙友谊。钟朗想到李颙一向如乡间的百姓般穿着宽博而又不合时节的衣服，便立刻请人为李颙缝制了一套小袖时袍送了过去。李颙笑着接过新衣，却又把衣服藏放起来，仍穿着平日衣装前去关中书院。等到了西安南郊的大雁塔附近，前来迎接的钟朗看到后甚为惊讶。李颙则解释说：“仆非官僚绅士，又非武弁营丁，窄衣小袖，素所弗便。宽衣博袖，乃庶人常服；仆本庶人，不敢自异。且庶人无入公门之理，区区生平，安庶人之分，未尝投足公门，今进书院，诸公见顾，断不愿破戒报谒。”李颙认为，虽然此次自己前来讲学，但身份依旧是乡里百姓，所穿也当为百姓常穿的衣服，而不能像官僚绅士、武弁营丁那样穿着窄衣小袖。当然，李颙之意更在于说明自己志行操洁，所做之事无非是讲学，所交之人无非以学者身份待之，依旧会如过去一样，绝不去奉迎各级官员，甚至到其府邸拜谒。钟朗自然领会李颙的想法，尊重其志向。此事也传到鄂善的耳中，身为总督的鄂善也很开明，遂说：“余等聘先生，原为沐教，岂可令其顿违生平。”鄂善明确说聘请李颙的目的是讲学弘道，并不是让其屈节谒访官僚绅士等。身为总督的鄂善这一表态，当然是对李颙主讲关中书院的尊重和最有力的支持，也为李颙的讲学摒除了许多繁文缛节。
在五月十四日这一天，鄂善偕同抚军阿席熙、布政使吴努春、按察使巴锡、提学钟朗、西安知府邵嘉引等人，在关中书院的侧室设宴延请李颙，并将这个侧室改名为“明道轩”。第二天，李颙开始登座讲学，鄂善又率领各级官吏，与当地的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等一起前来听讲问学，环阶席而侍听者多达数千人，规模甚为宏大。在讲学伊始，李颙便撰写了《关中书院会约》，为书院的日常行为制定了诸多的规定。
《关中书院会约》包括《儒行》《会约》《学程》三个部分。
《儒行》主要阐述什么是儒者，及其作为儒者的日常行为应当如何。其开篇即说：“士人儒服言，咸名曰‘儒’，抑知儒之所以为儒，原自有在也。夫儒服儒言，未必真儒，行儒之行，始为真儒。”在李颙看来，穿着儒者之服，说着儒家的语言，但并不一定是“真儒”，只有行儒者之行的方是真儒。李颙的目的很明确，通过解释儒行，来要求士人学子躬身实践，行儒者之事。
在《会约》中，李颙则制定了讲学仪式，规定了讲学的内容。诸如开篇说：“每年四仲月，一会讲。讲日，午初击鼓三声，各具本等服帽，诣至圣前四拜礼，随至冯恭定公少墟先生位前，礼亦如之。礼毕，向各宪三恭，然后东西分班，相对一揖就座。以齿为序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讲毕，击磬三声，仍诣至圣前，肃揖而退。”这对会讲的日期、过程、仪式等均作了详细的规定。
在《学程》中，李颙对书院中学子们日常学习的时间表、仪式、内容等作了一一规定。诸如，他说：“饭后，看《四书》数章，须看白文，勿先观《注》；白文不契，然后阅《注》及《大全》。凡阅一章，即思此一章与自己身心有无交涉，务要体之于心，验之于行。苟一言一行不规诸此，是谓侮圣言，空自弃。”李颙要求学子们在早饭后读《四书》，并将读书的要领一一指出，要求学子不仅要学思结合，而且要学行结合。
事实上，通过《关中书院会约》，书院有了日常的和长期的读书与讲习规划，有效地推动了书院各种活动的开展。在最初三个月的实践中，书院的活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不仅会讲不断，而且使学风产生了重大变化。曾经目睹过明末冯从吾讲学的老人感叹说：“自少墟后，讲会久已绝响，得先生起而振之，力破天荒，默维纲常，一发千钧。视少墟倡学于理学大明之日，其难不啻百倍。”关中书院在李颙的主讲之下，不仅让陕西学者看到了冯从吾当时讲学的盛况，而且促进了地方儒家文化的传播。这也深深感染了许多官吏，他们主动资助书院。据记载，当时的司、道、府等各级官吏纷纷主动向书院提供资助，但都遭到李颙的婉言谢绝。甚至抚军阿席熙赠金数镒，往返再四，李颙还是坚决辞谢。
七月，陕西新提学洪琮莅任伊始，便向书院资助钱财，表达向往之情，同样也遭到李颙的谢绝。洪琮，字瑞玉，安徽歙县人，顺治九年（1652）中进士，曾经担任过韶州推官、陕西刑部主事，康熙十二年（1673）又转任为陕西提学。洪琮遭到谢绝后并不为意，反而愈加对李颙钦佩不已，便赶至关中书院，朝夕躬陪。在读过《关中书院会约》后，洪琮又欣然为之作序，其中赞誉李颙说：“先生之言如江海之浸、膏泽之润也。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党郡邑，则三秦之风俗成，人材出矣。”可见，洪琮不仅肯定了李颙的讲学方法，而且对其讲学的功绩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在刊刻《冯少墟集》时，李颙和洪琮也有一些交往。李颙自去年开始汇辑冯从吾遗集，业已竣工，但是，李颙又无财力加以刊印。洪琮到访后，得知此事，便慷慨帮助刊印《冯少墟集》，这也是关学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李颙在《冯少墟集》的《识言》中说：“余生平遍阅诸儒先理学书，自洛闽而后，唯《冯恭定公少墟先生集》言言纯正，字字切实，与薛文清《读书录》相表里，而《辨学录》《善利图》《讲学说》《做人说》开关启钥，尤发昔儒所未发，尤大有关于世教人心。张南轩尝言：‘居恒读诸先生之书，唯觉二程先生书完全精粹，愈读愈无穷。’余于先生之集亦云。第集板经明末之变，毁于兵燹，读者苦无从得。余久欲觅有力者重寿诸梓，而机缘未遇，私窃耿耿。顷学宪洪公访余，论学因言及斯集，遂慨付剞劂以广其传。惟是先生至今尚未从祀，识者以为缺典。昔东林吴觐华，真儒一脉，序谓西北有关中之恭定、山右之文清，东南有梁溪之端文、忠宪，皆欣然为天柱地维。后有具只眼，议大廷之典者，知儒宗一脉的，有其派而千古真常，盖决不容澌灭也，余尝以为知言。世不乏主持名教、表章先贤之大君子，敬拭目以望。”在上述介绍中，李颙表达了自己对冯从吾思想学术的倾慕，认为冯从吾“言言纯正，字字切实”，暗以为私淑。也正是冯从吾“开关启钥，尤发昔儒所未发，尤大有关于世教人心”的思想言论促使李颙专程去寻访编订其遗集。李颙在介绍了编订刊刻过程的同时，又为冯从吾至今未被广为表彰感到深深地惋惜。即便如此，冯从吾著作的整理与编订也堪为关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李颙与洪琮对保存冯从吾著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颙主讲关中书院的消息很快传至外地，吸引了许多学子前来问学。这一年的秋天，诸生李修从宝鸡赶来问学，并欲拜李颙为师，但遭到李颙的婉拒。据史料记载，李修，字汝钦，宝鸡人。当李修在关中书院听到李颙的讲学后，欣然有得，便抛弃举业，有志于儒家正学。后来，又到盩厔再次提出拜师，李颙才允许其列入门下。此后，李修砥砺奋发，广泛研读先儒著作，剖析其中精奥，并曾记录李颙讲学的言论为《授受纪要》。
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在李颙讲学书院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极为棘手的事情。康熙时期，清廷的统治根基尚未牢固，许多明代遗民仍对清廷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康熙皇帝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笼络汉族士人、广布德泽，便屡次命令现任官员推荐汉族硕学鸿儒入仕，从而达到收拢人心、为己所用的目的。身为封疆大吏的鄂善当然也不能违背康熙皇帝的意愿，也要积极地为清廷推荐人才，李颙成为鄂善心目中的不二人选。鄂善知道李颙志行高洁，肯定不会愿意。但是，迫于清廷求贤的命令，又无法隐匿人才，便与抚军阿席熙一起上疏清廷，推荐了李颙，又密戒学宪钟朗及县丞郭传芳不能外泄此消息。二人的上疏中称赞李颙说：“一代真儒，三秦佳士。学术经济，实旷世之遗才；道德文章，洵盛朝之伟器。负姿英特，操履醇良，环堵萧然。一编闲适，经百折而不回，历千迍而愈励；刊行绪论，咸洞源达本之谈；教授生徒，悉明体达用之务。远宗孔孟，近绍程朱。初奉诏求贤，臣等虽略闻其人，恐系浮名，未敢深信。恭奉皇上赐臣等《大学衍义》，臣等仰承圣训，以广文教，复修书院，聚集多士，将某迎至，见其人品端庄，学多识博，讲论亹亹，诚难测其渊微。今皇上日御经筵，时亲典谟，正需穷经博古之臣，以备顾问之班。臣等既知其人，不敢不举。”在这封疏文中，鄂善、阿席熙不仅叙述了复修关中书院、注重文教及其奉命延揽人才等事情，而且对李颙极力赞誉，这种赞誉也基本符合李颙的实情。如此品行高洁、学识渊博的真儒佳士必然会引起清廷的注意。这也是李颙极不愿看到的情况。
随着南明王朝的败亡，清廷统治日益巩固，个人的出处问题的确成为明遗民面对的最迫切问题。在清初之际，晚明遗民尤其是其中的许多著名学者往往是清廷关注的焦点。诸如，在康熙十年清廷开明史馆时，内阁大学士熊赐履就延请李颙的好友顾炎武参加，但顾炎武坚守嗣母王氏“无为异国臣子”遗言，严词拒绝，并立誓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对于坚守民族志节的明遗民们来说，早已不存在外在的出仕途径了，但他们往往又不能作出愚忠愚信的誓死报效亡明的行为，因此可做的或隐逸守志，以儒家君子自处，或以讲学为己任，延续文化命脉，以期达到个体安身立命的目的。显然，李颙选择了后者。
到了十一月，督抚奉旨又不断敦促李颙启程，而李颙还是坚决不接受征召，再三以病疾相辞。或许是为了躲避征召，也或许是为了咨询如何躲避征召，李颙在这一月里远到华阴，拜访了王弘撰。王弘撰（1622～1702），又作宏撰，字无异，又字文修，号山史，又号待庵，陕西华阴人。其父曾为南京兵部侍郎王之良。明亡后，王弘撰弃绝科举功名，或隐居家乡闭门读书，或出外交游，与李因笃、李楷、王建常、李颙、康乃心、汤斌、顾炎武、屈大均、魏象枢、王士祯、施闰章、汤斌、阎若璩等均有交往，在士林中声望甚高。王弘撰博学多才，在理学、诗文、书法、金石、古书画收藏与鉴赏等方面均有所成就，故有“博物君子”之称。值得注意的是，王弘撰生平在为生计奔走的同时，又不断地为反清而进行联络。在康熙十六年(1677)时，王弘撰曾与顾炎武同到昌平拜谒思陵。顾炎武在诗中写道：“华阴有王生，伏哭神床下。”思陵为明崇祯皇帝的陵墓。王弘撰以哭陵来寄寓自己的亡国之痛、离黍之悲。王弘撰也因其卓绝的民族气节被顾炎武赞誉为“关中声气之领袖”。王弘撰又与“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齐名，时人号为“四夫子”。在王弘撰的《砥斋集》中记载了这次二人的交往过程。其中说：“康熙十二年秋，有诏征盩厔李中孚先生。中孚称疾不就。冬仲，策杖过予草堂，留五日，论为学、出处之义甚悉。”显然，李颙在征召之际来访王弘撰，而且相论甚悉，似乎表明二人在出处问题上有很多的共同看法，无不包含着对故国的留恋，及其对因改朝换代所带来的个人出处问题的思索。
李颙辞绝征召之事还未平息，时局又发生巨大动乱。在这一年的冬天，清初著名的“三藩”（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之乱发生了。驻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大元帅，以明年为周元年，并遣派属下王屏藩率部由四川进入陕西。到了第二年（康熙十三年，1674）平凉提督王辅臣也在秦州参加了“三藩”起事，西北为之震动。大动乱的来临，也往往成为一些阴谋小人栽赃陷害他人的有利时机。在李颙的家乡，李颙的嫉恨者也开始了策划，欲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李颙，庆幸的是其同党不慎泄露了口风。李颙得知此事后，也不得不于二月十三日匆忙离开了久居的新庄堡，迁到盩厔南边的郭家寨暂避凶险。
虽然李颙躲过了嫉恨者的阴谋陷害，但是很难逃避清廷的征召。到了四月份，清廷的征召又至，而且这次比以往更加严厉，李颙仍像以往一样以病疾辞绝。但是府役至县守不断逼迫催促，甚至让李颙的诊断医生、邻居加以佐证复核。到了五月，医生和邻居均遭到审讯，且在重刑威胁之下不得不妥协。到了七月，霖雨河涨，李颙的长子李慎言冒险涉河，赴院司哀控其情，不仅遭到拒绝，而且被命将李颙抬来验明是否真有疾病。八月初一，当县役将卧病在床的李颙抬到省府书院时，远近轰动，人人痛斥不已，认为“抬验创千古之所未有，辱朝廷而亵大典，真天壤间异事也”。当府官来到李颙的床前时，李颙已经长卧绝食数天。见此，府官不忍心，便以股痹回复院司。院司主事大怒，竟然想到用铁锥刺腿股观其是否疼痛的残忍方法，来检验李颙的病情。正在危难之际，李颙的友人张梦椒自安远返回，极力营救。虽然在张梦椒的帮助下，李颙免去了锥股之难，但是院司仍坚持逼迫李颙即日启程。李颙则闭目不语，僵卧在床。这时候，前内黄令张沐从中州来访。张沐，字冲酉，号起庵，河南上蔡人，顺治间中举人，康熙元年曾任直隶内黄县知县，洁己爱民，崇尚德化，曾开堂讲学，常有数百人前去听讲。张沐神交李颙很久，甚为倾慕。这次前来，张沐取出了自己所著《学道六书》请求指正。李颙伏枕以答，当二人谈到《周易·乾卦》的初爻时，李颙感叹说：“学须深潜缜密，埋头独诣，方是安身立命。若退藏不密，不惟学不得力，且非保身之道。昔人谓‘生我名者杀我身’，区区今日，便是榜样！”李颙此言乃是触景叹息。
初五日，府官又差人前来催促，这次前来的吏胥来势更为汹汹，强硬逼索李颙启程。李慎言不得已，便要求先回去，等整理好衣装，然后再启程，院司方才应允李颙父子先回家。回到家中，李颙父子便上书控诉院司逼迫之举。当院司听说此事后，立刻要求李颙启程。县令高宗砺害怕被连累，也率领衙役到李颙家中，强迫抬起李颙启程。然而，到了省城，李颙坚决不进去，而是寓住于城南的兴善寺。而府役每日又不断地逼迫，无奈之下，李颙准备以死明誓，决不应征。这时候，院司不得不承认无法强迫李颙应征，何况逼死了李颙这样名震一方的大儒不仅会激起地方民怨，甚至会威胁到自己的官职，因此不得不屈从，遂与抚军一起以李颙实病题禀。同样，清廷也不得不回复“奉旨疾痊起送”。至此，李颙此次被征召之事方告结束。李颙的拒征之举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丹阳贺麟征听说后感叹道：“关西夫子，坚卧养疴，正是医万世人心之病。移风易俗，力振人纪，有造于世道不浅。”
这次拒征之事，让李颙深感名声之累，回到家后便立即闭门谢客，并在第二年春天撰写了《谢世言》，其中说：“仆幼孤失学，庸陋罔似，只缘浮慕先哲，以致浪招逐臭，诚所谓纯盗虚声，毫无实诣者也。年来天厌降灾，病疾相仍，半身觉痿，两耳渐聋，杜门却扫，业同死人矣。然而朋伍中不蒙深谅，犹时有惠然枉顾者，是使仆开罪于先生长者，非爱我之至者也。今以往，敬与二三良友约，凡有偶忆不肖而欲赐教者，窃以为上有往哲之明训，下有狂谬之危言，期与诸君私相砥砺足矣。奚必入室而窥其人，以致金玉在前，形我芜秽乎！”在李颙看来，过去之所以被征召在于自己为学不能深潜缜密，埋头独诣，以至于无法安身立命；而闭门谢客可以有效地隔绝外界，暂求保身。事实上，李颙已经在讲学中寻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归宿，这也是他的出处所在。但是，面对改朝换代的时局，作为渺小的遗民个体即便闭门谢客也很难与世隔绝、谢绝世事，尤其是在清廷官吏各种逼挟手段的强迫之下，意志薄弱者往往无法持节守志。从这个方面讲，李颙得以全节，仍在于他坚强卓绝的意志。
摘自“大家精要”丛书之《李颙》
《李颙》是“大家精要”丛书中的一本，记述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李颙一生致力于讲学，倡导讲学自由的学术人生。李颙为陕西盩厔人，年轻时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学，为学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主张各取所长；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本书着重讲其在江南、关中讲学的经历以及其讲学特点、内容及成就。
张波，江苏丰县人，哲学博士，宝鸡文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中国书法思想史。著有《张载年谱》、《张载与关学》（合著）、《关学学术编年》（合著）、《中国书法思想史》（合著）等。在《哲学动态》《西北大学学报》《宋史研究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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