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能用詩作報告(本文獲中國首屆魯迅雜文獎)

報載某地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卻是一首五言順口溜長詩,凡六千字,一韻到底。這到底是工作創新還是褻瀆職守?媒體議論紛紛。深究其理,值得玩味。

我們先分析一下“形式”。形式與內容本是對立統一,合作共事的。但是人們常記住了“統一”,忘了“對立”。原來形式本身有獨立存在的價值,比如詩歌這個形式,就有句式、節奏、音韻的美,這是形式的資本,所以它總時時想逃離內容,鬧獨立。就像一個美女,不想與窮漢廝守,總想換一個有錢人過日子,她有這個本錢。這就是為什麼年年反形式主義,卻總是反不掉,就如年年掃黃,總是掃不盡,本性使然,規律所在。

形式愛表現,但它自己不能實現,必須藉助於使用形式的人。天下的人可分兩類:一類是幹實事的,雖也會用到形式,但內容第一。如經商、從政、軍事等等。另一類是玩形式的,專門開發形式的審美價值,如音樂、美術、語言等藝術家,形式第一。人各有好,術有專攻,本無可厚非,最怕的是亂了陣營。你是要幹事還是要從藝,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比如,宋徽宗、李後主,本是當皇帝的,但坐在龍椅上不辦公,一個愛畫畫,一個愛寫詞,雖也出了名,但都成了亡國之君,當了俘虜。還有那個愛作曲、會編舞的唐明皇,也招來了天下大亂,自毀江山。我們有些幹部總是分不清自己的身份和責任,想要兩頭沾,既當有才的宋徽宗又當有為的唐太宗,既要政界的光環,又要藝人的光彩。無數事實證明,於公,這是亡國之象;於私,這是身敗之症。只有放棄一頭,才能保住一頭。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中,有大才藝的人很多,但他們都知道孰輕孰重,毅然割愛才藝,獻身革命。陳毅參加革命前先參加了文學研究會,曾與徐志摩論詩;張聞天是第一個發表長文把詩人歌德介紹到中國的人;周恩來的話劇才能更是盡人皆知。但他們都不敢“以才害政”,也從不借政壇炫藝。

再說形式與內容相搭檔也是有一定之規的,就像穿衣服要講場合。或可稱之為“形式倫理”。如果是純玩形式,有藝術界的行規;但要做事,特別是政事,就有政界的規矩:以事為主,選取適當形式。什麼叫“適當”?突出內容,淡化形式。比如穿“三點式”是健美比賽的形式,為突出肌肉的美;穿古裝,是演古裝戲的形式,為突出古典氛圍。人大工作報告重在時政闡述,要嚴肅、鮮明、直白、縝密,用長於浪漫、抒情、吟唱、誇張的詩歌形式去表現,就像參加晚宴時穿著古裝或“三點式”,那是怎樣的一種尷尬!就是單從語言表現來說,詩歌有格律管著,也不能盡達政治之意。聞一多說寫詩是“戴著鐐銬跳舞”,用詩去做工作報告則是鐐銬之外又加了一層面具。比如,這篇六千字的報告,一色五言,一韻到底,你就是想“此處有掌聲”也會受到一層限制。歷史上曾有人以詩寫論文,唐代的司空圖用四言詩寫了一本《二十四詩品》,是學術名著,但也沒有超出以詩說詩的範圍。現在以詩來寫工作報告,這確如馬克思所說,是“驚險的一跳”,如果跳躍不成功,那摔壞的一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擁有者。

形式是有逃離內容的本性,其實還是因為背後有一雙看不見的腿,有一個不專心正業的人。奇怪,在其他行業,如商業,就沒有人敢用詩歌來籤合同,軍界也沒有人敢用詩歌來下命令。因為,一是他的權力有限,二是立即就會碰釘子。而政界卻能出這種怪事。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們政治的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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