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一個清楚、明確的世界觀。
我一九四九年前的小說是苦悶和寂寞的產物。我是迷惘的，我的世界觀是混亂的，寫到後來就幾乎寫不下去了。近二年我寫了一些小說，其中一部分是寫舊社會的，這些小說所寫的人和事，大都是我十六七歲以前得到的印象。為什麼我長時期沒有寫，到了我過了六十歲了，才寫出來了呢？大概是因為我比較成熟了，我的世界觀比較穩定了。有一篇小說（《異秉》）我在一九四八年就寫過一次，一九八○年又重寫了一次。前一篇是對生活的一聲苦笑，揶揄的成分多，甚至有點玩世不恭。我自己找不到出路，也替我寫的那些人找不到出路。後來的一篇則對下層的市民有了更深厚的同情。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東西、真實的東西，人的美、人的詩意告訴別人，使人們的心得到滋潤，從而提高對生活的信念。如果我的世界觀是混亂的，我自己對生活缺乏信心，我怎麼能使別人提高信心呢？我不從生活中感到歡樂，就不能在我的作品中注入內在的歡樂。寫舊生活，也得有新思想。可以寫混亂的生活，但作者的思想不能混亂。
要對讀者負責。
一九四九年前我很少想到讀者。一篇小說發表了，得到二三師友稱讚，即為已足。近兩年寫小說，我仍以為我的讀者面是很窄的。最近聽說，我的讀者不像我想的那樣少，有一些知識青年、青年工人和公社幹部也在讀我的小說。這使我很惶恐，產生一種沉重的責任感，覺得這不是鬧著玩的事。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家寫作，還是得考慮社會效果，真不該是作者就是那樣寫寫，讀者就是那樣讀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失，首先是社會的得失。我有一個樸素的、古典的想法：總得有益於世道人心。
（原載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人民文學》）
摘自《汪曾祺自述》，汪曾祺著，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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