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故事像說著自己，有人說自己像說著故事。能把平淡的小事兒和平常的小人物講述得有滋有味的非汪曾祺莫屬。
在他的筆下，每種草木各有性情。凡小事、民俗、花鳥蟲魚燈都會變得生動有趣。內容平淡卻淡得有味，總會給人一種不可言說的溫暖。
喜歡汪曾祺，喜歡他豁達的生活態度，現在年輕人流行一個詞叫佛系。書集君覺得汪曾祺才是真佛系。在他眼裡慢熬風花，細燉雪月，不過一碗人間。他說：你很辛苦，很累了，那麼坐下來歇一會兒，喝一杯不涼不燙的清茶。不糾結、少俗慮，隨遇而安，以一顆初心，安靜地慢煮生活。
他很欣賞楊惲在《報孫會宗書》 中的話： “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 不論日子如何艱難，他都能隨遇而安， 苦中作樂。 說的多好，人生的難，大概很多時候就是太糾結，又不能夠隨遇而安吧。
汪曾祺的文筆也好的很，每次讀，就會發現文章竟然可以這樣寫，有趣，恬淡。汪曾祺在平凡生活中沉澱下的文字，傳遞了滿滿的愛與溫暖。
今天精選的散文《我們都是世間小兒女》，敘說的不止是汪老個人的回憶，而是與世間人共有的“煙火味”——家人閒坐，燈火可親。人與人之間那樸實的情感，都在汪曾祺筆下變得那麼溫暖而可貴。
這不僅僅是一本散文，還有著極高的收藏價值。首度曝光汪曾祺未公開私人老照片和多幅精美字畫，四色印刷，精美裝幀。包括了汪曾祺和沈從文、高洪波、鐵凝等的合照，同時還有他早年和家人、親友、西南聯大舊識的珍貴照片。
如果你喜歡汪曾祺，這本書你不要錯過。
自得其樂
文：汪曾祺
孫犁同志說寫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這樣。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是最充實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時候。凝眸既久（我在構思一篇作品時，我的孩子都說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筆，人在一種甜美的興奮和平時沒有的敏銳之中，這樣的時候，真是雖南面王不與易也。
寫成之後，覺得不錯，提刀卻立，四顧躊躇，對自己說：“你小子還真有兩下子！”此樂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但是一個人不能從早寫到晚，那樣就成了一架寫作機器，總得岔乎岔乎，找點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說，得有點業餘愛好。
我年輕時愛唱戲。起初唱青衣，梅派；後來改唱餘派老生。大學三四年級唱了一陣崑曲，吹了一陣笛子。後來到劇團工作，就不再唱戲吹笛子了，因為劇團有許多專業名角，在他們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門弄斧，還是以藏拙為好。笛子本來還可以吹吹，我的笛風甚好，是“滿口笛”，但是後來沒法再吹，因為我的牙齒陸續掉光了，撒風漏氣。
這些年來我的業餘愛好，只有：寫寫字、畫畫畫、做做菜。
我的字照說是有些基本功的。當然從描紅模子開始。我記得我描的紅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這十六個字其實是很難寫的，也許是寫紅模子的先生故意用這些結體複雜的字來折磨小孩子，而且紅模子底子是歐字，這就更難落筆了。
不過這也有好處，可以讓孩子略窺筆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亂寫的。大概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興，要親自教我《論語》，並日課大字一張，小字二十行。大字寫《圭峰碑》，小字寫《閒邪公家傳》，這兩本帖都是祖父從他的藏帖中選出來的。祖父認為我的字有點才分，獎了我一塊豬肝紫端硯，是圓的，並且拿了幾本初拓的字帖給我，讓我常看看。
我記得有小字《麻姑仙壇》、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褚遂良的《聖教序》。小學畢業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從一姓韋的先生讀桐城派古文，並跟他學寫字。韋先生是寫魏碑的，但他讓我寫的卻是《多寶塔》。初一暑假，我父親拿了一本影印的《張猛龍碑》，說：“你最好寫寫魏碑，這樣字才有骨力。”
我於是寫了相當長時期《張猛龍》。用的是我父親選購來的特殊的紙。
這種紙是用稻草做的，紙質較粗，也厚，寫魏碑很合適，用筆須沉著，不能浮滑。這種紙一張有二尺高，尺半寬，我每天寫滿一張。寫《張猛龍》使我終身受益，到現在我的字的間架用筆還能看出痕跡。這以後，我沒有認真臨過帖，平常只是讀帖而已。我於二王書未窺門徑。
寫過一個很短時期的《樂毅論》，放下了，因為我很懶。《行穰》《喪亂》等帖我很欣賞，但我知道我寫不來那樣的字。我覺得王大令的字的確比王右軍寫得好。讀顏真卿的《祭侄文》，覺得這才是真正的顏字，並且對顏書從二王來之說很信服。大學時，喜讀宋四家。有人說中國書法一壞於顏真卿，二壞於宋四家，這話有道理。
但我覺得宋人字是書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點是少拘束，有個性，我比較喜歡蔡京和米芾字（蘇東坡字太俗，黃山谷字做作）。有人說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則終身擺脫不開，想要升入晉唐，就不可能了。
一點不錯。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打一個不太好聽的比方，一寫米字，猶如寡婦失了身，無法挽回了。我現在寫的字有點《張猛龍》的底子、米字的意思，還加上一點亂七八糟的影響，形成我自己的那麼一種體，格韻不高。
我也愛看漢碑。臨過一遍《張遷碑》，《石門銘》《西狹頌》看看而已。我不喜歡《曹全碑》。蓋漢碑好處全在筋骨開張，意態從容，《曹全碑》則過於整飭了。
我平日寫字，多是小條幅，四尺宣紙一裁為四。這樣把書桌上書籍信函往邊上推推，攤開紙就能寫了。正兒八經地拉開案子，鋪了畫氈，著意寫字，好像練了一趟氣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寫行書。寫真書，太吃力了。偶爾也寫對聯。曾在大理寫了副對子：
蒼山負雪
洱海流雲
字大徑尺。字少，只能體兼隸篆。那天喝了一點酒，字寫得飛揚霸悍，亦是快事。對聯字稍多，則可寫行書。為武夷山一招待所寫過一副對子：
四圍山色臨窗秀
一夜溪聲入夢清
字頗清秀，似明朝人書。
我畫畫，沒有真正的師承。我父親是個畫家，畫寫意花卉，我小時愛看他畫畫，看他怎樣佈局（用指甲或筆桿的一頭劃幾道印子），畫花頭，定枝梗，布葉，勾筋，收拾，題款，蓋印。這樣，我對用墨、用水、用色，略有領會。我從小學到初中，都“以畫名”。
初二的時候，畫了一幅墨荷，裱出後掛在成績展覽室裡。這大概是我的畫第一次上裱。我讀的高中重數理化，功課很緊，就不再畫畫。大學四年，也極少畫畫。工作之後，更是久廢畫筆了。
當了右派，下放到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結束勞動後，倒畫了不少畫，主要的“作品”是兩套植物圖譜，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一套《口蘑圖譜》，一是淡水彩，一是鋼筆畫。
摘了帽子回京，到劇團寫劇本，沒有人知道我能畫兩筆。重拈畫筆，是運動促成的。運動中沒完沒了地寫交代，實在是煩人，於是買了一刀元書紙，於寫交代之空隙，瞎抹一氣，少抒鬱悶。這樣就一發而不可收，重新拾起舊營生。有的朋友看見，要了去，掛在屋裡，被人發現了，於是求畫的人漸多。我的畫其實沒有什麼看頭，只是因為是作家的畫，比較別緻而已。
我也是畫花卉的。我很喜歡徐青藤、陳白陽，喜歡李復堂，但受他們的影響不大。我的畫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寫意”，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曾畫了一幅紫藤，滿紙淋漓，水汽很足，幾乎不辨花形。這幅畫現在掛在我的家裡。我的一個同鄉來，問：“這畫畫的是什麼？”
我說是：“驟雨初晴。”他端詳了一會，說：“哎，經你一說，是有點那個意思！”他還能看出彩墨之問的一些小塊空白，是陽光。我常把後期印象派方法融入國畫。我覺得中國畫本來都是印象派，只是我這樣做，更是有意識的而已。
畫中國畫還有一種樂趣，是可以在畫上題詩，可寄一時意興，抒感慨，也可以發一點牢騷，曾用幹筆焦墨在浙江皮紙上畫冬日菊花，題詩代簡，寄給一個老朋友，詩是：
新沏清茶飯後煙，
自搔短髮負晴喧。
枝頭殘菊開還好，
留得秋光過小年。
為宗璞畫牡丹，只佔紙的一角，題曰：
人間存一角，
聊放側枝花。
欣然亦自得，
不共赤城霞。
宗璞把這首詩念給馮友蘭先生聽了，馮先生說：“詩中有人。”
今年洛陽春寒，牡丹至期不開。張抗抗在洛陽等了幾天，敗興而歸，寫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絕》。我給她畫了一幅畫，紅葉綠花，並題一詩：
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從來直似斜。
見說洛陽春索寞，牡丹拒絕著繁花。
我的畫，遣興而已，只能自己玩玩，送人是不夠格的。最近請人刻一閒章：“只可自怡悅”，用以押角，是實在話。體力充沛，材料湊手，做幾個菜，是很有意思的。做菜，必須自己去買菜。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著手遛彎兒要“好白相”。
到一個新地方，我不愛逛百貨商場，卻愛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氣息一些。買菜的過程，也是構思的過程。想炒一盤雪裡蕻冬筍，菜市場冬筍賣完了，卻有新到的荷蘭豌豆，只好臨時“改戲”。做菜，也是一種輕量的運動。洗菜，切菜，炒菜，都得站著（沒有人坐著炒菜的），這樣對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換一下身體的姿勢，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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