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决策第一号：ENNweekly （«长按可复制）
叶培建，中国空间飞行器总体、信息处理专家。绕月探测工程、嫦娥一号卫星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航天器研制的学科带头人之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CAE技术的奠基人之一。
一、“这是缘分”
1945年1月，一个小男孩出生在西子湖畔的一所部队小学校。
40年过去以后，这个小男孩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卫星专家。
这个小男孩就是叶培建。
叶培建的父亲是抗日老战士，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母亲是新四军老战士。不过，叶培建说，小时候跑不快，跳不高。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时，只配当小兵。
但是，上中学时，他的学习成绩却跑在最前面。
仅用两年时间就读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被保送到浙江省湖州中学——全省、乃至在全国都算一流的中学；高中毕业时，各门功课都很优秀。
父亲告诉他：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很需要理工科人才。
于是，叶培建填报了北航、南航等大学与航天相关的专业，却意外地被浙江大学录取了。直到文革才知道，当年浙江省把省内很多优秀的学生留了下来。
但他毕业的时候，还是分配搞航天。他说：“这是缘份！”
二、“我应该努力为祖国做些事”
1978年，国门刚打开，叶培建渴望继续深造——就在这一年，他考上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502所两个专业的研究生，后来又通过了出国资格外语考试（叶老精通法语、英语），赴瑞士纳沙太尔大学微技术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
当时国外还不承认中国的大学文凭，于是，他用很短的时间就通过了同等资格考试，获得了博士生资格。
瑞士国土不大，教育很发达。法国有国家博士、工学博士、科学博士、大学博士几项学位，瑞士仅有一项：科学博士。
1983年，叶培建以一篇论文，获得了瑞士纳沙太尔大学颁发的等同法国科学博士的证书。
但是他不满足，他想要获得一个瑞士的科学博士——1985年，他做到了。
在瑞士深造期间，他从不去酒吧，也不大看电影，偶尔打打乒乓球，周末的时间都用于看书和工作。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下工夫？”
他说：“中国那么多人，而派我出来学习，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我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应该努力，为国家做些事情。”
他出国后有人议论：小叶出身干部家庭，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夫人也已出国，他不会回来了。
但五年后的1985年8月，他刚刚完成学业，就踏上了祖国的热土地。他说，要把自己所学尽快用在中国的建设事业上。
回国后，他先是在502所工作，为铁路运输提供现代化的设备。
1995年，他作为技术负责人参加了深圳股票VSAT网的设计，这是卫星应用技术的一个开拓性项目。因此他成了我国卫星应用领域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利用卫星做股票交易，这个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深交所曾以年薪40万元的高价聘请他，却被他谢绝了。五院原副院长李祖洪曾对年轻人说：“你们这个叶总啊，要不是为了卫星上天，早就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了。”
当时，面对月收入2000多元和年薪40万的数字之差，他平静如水。
三、“卫星丢了我无法交代”
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将一颗又一颗“间谍卫星”送上太空，织起一道严密的“天网”，地面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开美国人的监视。
而当时的中国呢？连一颗战略卫星都没有，中国被美国人稳压一头。
美国媒体甚至公开挑衅：中国要技术没技术，要钱没钱，要搞战略卫星再等50年吧！
叶培建怒不可遏，下定决心要为祖国织起一道“天网”，要让美国人看看，没有中国人干不成的事！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经过数年周密的准备、成千上万次反反复复的试验，2000年，在叶老的指导下中国终于发射首颗战略卫星，但卫星上天后竟然只绕地球转了三圈就飞出中国，与地面失联。
当时他和几个主任设计师在车上得知卫星出问题之后，叶培建说，当时的心情就是“希望那个车从山上掉下去，把自己摔死”，因为这颗卫星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摔下去我是烈士，卫星丢了我无法交代。”
后来，经过叶培建一行人的努力，最终顺利找回了卫星。白驹过隙，他一干又是17年！
今天，叶老用实力狠狠的甩了当初眼高于顶的美国人一巴掌：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全球的侦察卫星体系，覆盖可见光、电子、红外等多个频谱领域，这是一个不亚于美国的全球侦察网。
此前，我国“吉林一号”对美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机场进行现场直播。
四、“能不能不要再问我们这些问题了”
今年两会期间，叶培建“火”了一把。
3月6日，他面对镜头坦言，拿经费的时候，总有人喜欢问……中国人去月球干什么？
他说：“宇宙就是个海洋，月亮就是钓鱼岛，火星就是黄岩岛，我们现在能去我们不去，后人要怪我们。别人去了，别人占下来了，你再想去都去不了。这一条理由就够了。”
他还说，早在2007年，他们就有了探测火星的想法，如果当时好好规划，最晚2013年，我国就能奔向火星了。
然而直到现在，我国也未能成功探测火星。叶培建又很耿直地说，这是因为当年“汇报不同意”。
专家说话不算数，机关说的算数，一百个专家论证的东西不如一个处长说话算数。
一个处长就能问倒科学家：去月球干什么？GDP能占多少？
叶培建很无奈：能不能不要再问我们这些问题了？
宇宙就是个海洋，我们现在能去我们不去，后人要怪我们。别人去了，别人占下来了，你再想去都去不了。这一条理由就够了。
所以，2017年两会，他的提案是，希望能建立一个国家体制，一旦论证好了，国家批准了，就不要再问为什么。
探测火星的窗口期十分苛刻，26个月才有一次。
叶培建说，我们已经丢失了2013年的窗口，也失去了2015年的窗口，也不可能在2018年探测火星，绝对不能够再失去2020年的窗口。
其实他的耿直，在瑞士留学期间就是这样。
叶培建留学时，在一次用餐的时候，一位在瑞士留学的外国学生边吃冰淇淋边问：“叶，你们中国有冰淇淋吃吗？”他觉得这话很刺耳，就回敬了他：“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年前知道用冰保存食物的时候，你们的祖先可能还没有穿衣服呢！”
2013年，凤凰卫视的《名人面对面》节目采访了叶老。
主持人问：你光追求工作质量，生命质量考虑过吗，不能和家人出去度假，会不会很遗憾？
叶老的回答至今让人动容：
这个话怎么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说出来，你们不一定能接受，也不一定同意。
这个我也在西方待过，而且我在瑞士——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国家，能够悠闲地听听音乐，能够出去玩玩，看看书，是种质量。到莱蒙湖边上铺个席子躺在那晒晒太阳——绝大部分人应该过这种生活。
但是我还讲过了，一个国家总需要这么一部分人，他们的质量可能还得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衡量，他如果在他的生命周期里面，做出更多的事情，也是种质量。
可能，这就叫情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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