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武威涼州城內東北隅的大雲寺，是涼州建立最早的寺院，創建於前涼王張天錫時，是印度阿育王所建八萬四千寶塔之一的地方，原名“宏藏寺”。唐時改宏藏為“大雲”，是武則天創兩京諸州所置的大雲寺之一；西夏元祐時，李乾順續加修葺，改寺為“護國”，塔名“感通”，是有名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西夏碑）的發現處；元末寺毀於兵焚，後於明洪武年間日本僧人沙門志滿募捐重修，又成為反映中日友好關係的歷史遺蹟；1927年涼州地震，塔寺均毀，但明時重建的古鐘樓仍高聳入雲，巍然獨存，樓上懸掛的“大雲曉鍾”，為著名的“涼州八景”之一，是國內不可多得的唐代文物。
大雲寺之所以著稱於世，除了它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文化內涵外，還因為武威籍著名學者張澍在寺內發現了《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這一驚世駭俗的發現，使人們重新見到了一度消逝的西夏王國神秘的文字，還了解了這個神秘國度的社會經濟、紀年官制、佛教等方面的情況，對揭開西夏王國神秘的面紗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張澍先生在發現《西夏碑》後，曾寫了《書天祐民安碑後》一文，收入他的《養素堂文集》卷十九中。文中詳細記載了西夏碑的發現經過，說他於嘉慶甲子年（九年，1804），在武威城內北隅清應寺中發現了西夏碑。此外，他還寫了《偕同遊至清應寺觀西夏碑》七律四首，收入《養素堂詩集》卷十，但在詩序中說發現西夏碑是“庚午秋”，即嘉慶十五年（1810）。這樣，發現西夏碑的時間就有1804年和1810年兩種之說，但地點都是清應寺。後學者按張澍先生所說，到清應寺去尋找西夏碑卻撲了空，在大雲寺碑屋中卻發現了西夏碑。對此，武威籍學者李鼎文先生經過考證，在《武威歷史考辯三題》中說，張澍先生把碑的發現地點誤記為清應寺，應為大雲寺，時間以《養素堂詩集》序中的時間（即“庚午秋”）1810年為準。但有的學者對此有異議，認為張澍先生是一個治學很嚴謹的人，況且他又是武威人，西夏碑發現的時間和地點應該是相當準確的，他是否會出現這樣的失誤？
清應寺緊鄰大雲寺，在明以前叫北斗宮，有塔曰姑洗塔，最初創建於前涼王張軌曾孫張重華時。張重華於晉穆帝永和二年（346）六月繼王位，他舍其姑臧故城在當陽門內九宮後院空地，創立了北斗宮與姑洗塔。自晉至元，歷經千年有餘，中幾經興廢，於元末至正年間被戰火所焚。到明朝永樂年間，又在北斗宮的廢墟上，“敕建為清應寺。殿宇巍峨，廊楹繪絢，世稱古剎。”之後，歷經多次修葺、補建、彩繪，使殿宇寬敞、絢麗，煥然一新。直至1927年的涼州大地震中，被毀為廢墟，今已了無痕跡。現存有關清應寺的文字資料，僅有清代的兩篇碑文，一為鎮守陝西甘肅等處地方總兵官孫思克所撰，一為涼庠生李如蔭撰，記載了清應寺的規模及修建過程。後北洋政府高級官員林競1919年2月到武威調查西北經濟，寫了一篇《日記》，敘述了所看到的清應寺情況，但記載的內容和孫思克的碑文有出入。孫思克說，清應寺本名北斗宮，清應寺塔又名姑洗塔。但林競卻說，大雲寺亦名北斗宮，有塔曰姑洗。專家們認為，孫思克為駐守本地的官員，不至於弄錯清應寺的沿革。而林競只是途徑武威參觀，有些材料可能是聽寺旁小學教員口頭介紹，未必可靠，所以前者應該是準確的。
大雲寺和清應寺之本源，已源遠流長、歷史久遠。二寺之面貌與名號，也幾經改名，但中間的興廢沿革史乘失載，不得而知，給今天留下了許多未解之謎，需要我們不斷考證研究，假以時日，才能最終還二寺以最真實的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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