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歲的夏威夷（左）和兒時好友陳克治（右）失聯59年，近日因為BBC中文的報道而重逢。
上世紀五十年代，一個父親為國民黨軍官的“黑七類”、一個窮家小孩於廣州同福中路第一小學相遇。由於共同興趣，兩人惺惺相識，成為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其中一人被調離學校，這對朋友失去聯絡——重聚之時已是近六十年後。
縱然分開近一甲子，他們的命運卻驚人地相似。席捲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中，作為知識青年的他們從城市被下放到農村，接受改造，後來不惜代價偷渡至香港安居紮根。
小時候的夏威夷，一直對父親沒甚麼印象。
他的父親是國民黨軍官，1949年後逃至香港，剩下他和母親留在廣州。父親離開那一年，他只有兩歲。
父親的政治成份籠罩著殘缺的家庭，也影響著夏威夷的生活軌跡。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令他陷入無窮黑暗。縱使吃盡苦頭，小學時代的純真時光卻為他帶來慰藉。“讀小學的時候，大家年紀都很小，不會關心政治。那段時間很快樂，尤其是朋友相交，更難得的是有兩三個志趣相投的同學。”
一個令夏威夷難以忘懷的好朋友，就是陳克治。“我們都喜愛看書。大家學習成績都比較好，老師們對我們的印象很好。但我們之間沒有甚麼競爭之心，只覺得大家很投緣。”
夏威夷形容，陳克治為人正派，行事光明正大。而兩人均是單靠母親生活，讓彼此更理解對方的處境。
“陳克治居住在郊區的木屋，情況比較貧困，而且他家中只有母親。我家中也只有母親維持生活，我心目中大家都是單親家庭，有些同病相憐的感覺。”
老師被打成右派
“我們一年級的時候，林老師已經教導我們。在我印象中，她長得很斯文，戴著一副眼鏡，很認真地教書，對學生很親切。我相信她當時剛從師範畢業，非常年輕。她特別疼愛我和陳克治。”
1957年，中國大陸掀起一場反右運動，整肅知識分子與反對者。這股運動，終擴散至學校，而林老師亦被打成右派。“當時我們都覺得消息非常突然，完全無法接受。為何這麼好的老師會變成右派、變成壞人、被趕到勞改場？”夏威夷、陳克治都認為林老師被劃為右派是匪夷所思的事，為她感到憤憤不平。這件事上兩人看法相近，更奠定雙方的友誼。
不過升讀六年級的時候，陳克治被調離學校，兩人日漸失去聯絡。
夏威夷小時候與父母的合照。
偷渡四次
本來，夏威夷的前途不會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他升讀的中學是一所實驗學校，只需五年就可畢業。1965年，夏威夷完成高中，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發生前的一年。
他的家庭背景——其父為國民黨軍官——令他沒有升讀大學的機會、或選擇就業的權利。他先被下放至花縣（現稱花都），再轉到肇慶高要縣回龍鎮，條件一個地方比一個地方差。
廣東的知青還有一條路可以選擇——偷逃到香港。夏威夷不捨母親，不想留下她單獨面對文革的各種侮辱和痛苦。“牛鬼蛇神戴牌、高帽，住牛欄、上臺被批鬥……當時真的猶如抄家。”夏威夷母親卻支持兒子離開中國大陸。“我母親很理解我的處境。她跟我說，你去吧，不用理我。偷渡有很大風險，可能會葬身大海。雖然她也有擔心我，但仍然支持我這樣做。”
1972年，夏威夷首次偷渡，計劃取道斗門到澳門、再到香港，但半途已被民兵抓到，被關進收容所。自此偷渡就成為一年一度的行動，夏威夷把全副心思、精力、物資投放到偷渡上。起程、被民兵抓、關押至所容所、送回鄉下，週而復始。
1975年清明時節，仍然是寒風陣陣，夏威夷記得，當時需要穿著毛衣。“天氣冷的時候，民兵守衛沒有這麼嚴密，但水溫低令游泳（到香港）有很大風險。”夏威夷與拍檔於東莞起行，走了十天終於抵達深圳。
早前，他們從收容所結識的朋友購入一隻半成品的橡皮艇，各自想辦法收集橡皮布，修補成一隻可使用的橡皮艇。他們在深圳灣下水，划艇三個多小時後終於抵達香港尖鼻咀。
當時香港已實行“抵壘政策”，假如偷渡者能到達香港市區而不被捕的話，就能獲得香港居民身份。但中途被警方捉到的話，就需遣返大陸。
夏威夷的弟弟一早已來到香港。當夏威夷告知弟弟到港時，他帶著妻子小孩來接。當時警察已聞風而至，在巴士上截查他們。“想不到警察將注意力集中在我弟弟和弟媳婦上。當時我抱著小侄子坐在卡位上，他們也意料不到抱著小孩的竟然是個偷渡客……幸好小侄子當時沒哭，看著爸爸媽媽被帶走也不吭聲。”
夏威夷第四次偷渡終於成功，那年他28歲。
尋覓舊友
來到香港後，夏威夷改名夏思源——提醒自己的根、自己的經歷。夏思源日漸適應香港的新生活，1986年母親也來到香港，夏家相隔37年終於一家團圓。往事卻仍然縈繞心頭，他不時想起兒時玩伴陳克治。“我也會想，我的朋友是否也來到香港了呢？”
他的想法逐漸獲得證實。近幾年，陳克治接受媒體訪問，講述自己與妻子在臺風中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經歷。夏思源看到一些報道，幾近認定他就是自己的小學摯友。“除了名字完全相同以外，年齡、背景亦相近。加上以我瞭解他的為人，（報道的）行為也吻合。”
夏思源曾通過社交媒體及其他媒體尋覓舊友，甚至專程到大環山碼頭——陳克治與妻子常游泳的地方——碰碰運氣，幾年過去但都沒有結果。“最近我在女兒面前再次提起，看看她是否有辦法。一搜尋就找到BBC中文網的影片。之前的媒體報道雖然有照片，但沒有這樣正面的相片。我一看到就肯定是他沒錯。”
夏思源女兒在Facebook發訊息到BBC中文，我們再將資料傳交陳克治。就是這樣，分離近六十年的好友終於再次見面。
未有忘記
陳克治比夏思源早兩年來到香港，他也一直沒有忘掉小學時代的同窗好友。
陳克治形容，夏思源是一個談吐斯文、有教養的人。“他喜歡畫畫，畫得很好，字也寫得漂亮，我也喜歡畫畫，我畫的是臨摹類的畫，他則不用臨摹，小時候，我們的畫經常被老師誇獎。”
陳克治回憶，當時夏思源家中經濟狀況比他家好。“他住的房子有兩層樓和天台⋯⋯有時候放學到他家，他母親會留下一些蛋撻，他會請我吃，當時來說很難得的！我住的則是貧民區，就是大陸現在所言的很低端。不過沒有因為他家比我富裕就有隔膜，我們相處得很好。”
陳克治升讀常規的中學，在快要報考高考的時候，文革開始了，不能上大學。他亦放手一搏，與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太太）偷渡來港，展開新生活。
後來他也曾經到廣州與舊同學聚舊，並打聽夏思源的消息，但所有人都不知道夏思源身在何處，原本也以為在有生之年未必能重逢。
他從BBC中文得悉夏思源的消息，喜出望外，但也是在這一刻他才知道，原來夏思源也和他一樣偷渡來港。他並不太驚訝：“大家當時都有少少反叛的性格，不是很守規矩的那種人，我相信他和我性格一樣，都會不甘心，我相信他都會走我這條路。”
陳克治與太太文革時期游泳逃難到香港。
重逢
兩人相約在大環山海傍，沒有激動的擁抱，也沒有欣喜的淚水。但見面的時候，老人仿如回到年少時，捉狹戲謔對方一番。
陳克治此時才得知，夏思源因為身份背景問題，比他更早“上山下鄉”。假如當年與夏思源保持聯繫，或許他會報讀另一所實驗中學、逃過文革。
陳克治說：“當時我被調去的學校，老師沒有指導學生怎麼選擇中學，我也不知道有這所實驗學校，可以讀少一年，便中學畢業，如果我收到這個消息，我一定會一起跟他考實驗學校，而且，我早一年畢業，會避過上山下鄉的命運，我與他不一樣，他父親是反動軍官，我不同，我背景沒有那麼黑，憑我當時的成績，我應該會順利上大學。”
夏思源回應說：“好像我其他同學般，算比較幸運，考入這間學校，避過文化大革命，不用到農村，能夠有機會讀大學。我就沒辦法，我的背景太黑了。”
陳克治說：“但如果安排是這樣，我就不會認識我太太，我的好老婆，命運安排是這樣。”
還願
現年71歲的夏思源、陳克治分開近六十載，走過的路卻幾乎一樣。命運總愛捉弄人，這對好友在香港這個城市中，一直有如兩條平行線，沒有任何交接點。
那個動盪的年代，不少身在廣東的知青都會放手一搏，嘗試偷渡到香港。據學者估計，約有25萬知青嘗試偷渡來港，大概有20萬人成功，其餘的或被捉回，或遇溺，或葬身大海。夏思源與陳克治都“命硬”，得以在年過古稀重聚。
夏思源說：“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這麼多磨難，很想找回以前的朋友。我在這個年紀能找回陳克治這個朋友，可說是完成我的宿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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