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對“匠人精神”的呼喚將人們的目光引向了中國傳統的手工業文化。比如有口皆碑的《國家寶藏》節目，就帶火了一件標誌中國古代制瓷工藝頂峰的“瓷母”——各種釉彩大瓶，反映了國力昌盛時期人們的一種文化自信。
塗睿明 著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作家。
塗睿明 著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作家。致力於景德鎮瓷藝復興、傳承傳播傳統陶瓷文化、美學，推動傳統陶瓷藝術的當代轉化。出版著作有《制瓷筆記》。
作為一位在景德鎮紮根的匠人，塗睿明常常漫步在古窯道上，對腳下俯拾皆是的古瓷片進行長久的凝視與對話。他能通過對殘片的胎質、釉面、彩料、文飾、圈足、器口、款識、造型等固有特徵及出土地層、環境的分析，斷其年代，揣摩其器型，並以此為起點，娓娓道來一段段瓷器的故事。
陶瓷史有點像科技史
晶報：你是如何開始接觸陶瓷文化研究的？
塗睿明：可能因為父親是畫畫的吧，我從小接觸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就比較多，瓷器只是其中一部分。從地緣優勢上講，我家離景德鎮比較近，除了經常近距離觀看外，還會有參與制作的機會，所以就逐漸地將興趣集中在陶瓷上。
對陶瓷研究者而言，親自參與制作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不瞭解工藝，就會對陶瓷的理解大打折扣。而在學習與實踐的過程中，還需與愛好者以及同行多交流、一路走來，我一方面向古代典籍學習，另一個途徑則是向匠人學習。這兩方面都促使我的進步。
晶報：你這本書的寫作方式與許多研究陶瓷史的著作不太一樣，為什麼會選擇這種寫法？
塗睿明：我接觸陶瓷有十多年，從開始對陶瓷感興趣到真正入門花了很多的時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適合閱讀的陶瓷入門書。市面上大都是偏專業的書籍，比如古玩鑑定、中國陶瓷史之類的，讀起來門檻高，很費勁，容易抹殺掉求知慾與積極性。所以在很多年前，我就有一個想法，寫一本給普通大眾看的陶瓷入門書。
這本書是寫陶瓷史的，但最初的設定並不是這樣，是因為很偶然的原因。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就在景德鎮的浮樑縣。《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樑買茶去”的詩句，在古代的時候，浮樑是以產茶為名。在這個地方，道路兩邊的田裡常常散落著各式的古瓷片，所以我偶爾會撿到比較有意思的瓷片。有一次我撿到了一隻康熙朝的小茶杯，茶杯的上半部分已經破損，只剩下杯子的底。後來我就以這件事為靈感，寫了一篇關於“杯子造假”的文章。我們可能會留意到，在一些甄別文物的節目裡，人們總是翻看器物的底部，因為底部通常會有文物信息，由此衍生了一種造假的工藝叫“接底”，而造假又和傳統工藝的傳承與仿古密不可分。
一塊瓷片，可以展開陶瓷史的某個部分，所以當我撿的瓷片多了，也就慢慢感覺這些瓷片彷彿能拼湊還原起了一段瓷器史。過去陶瓷史給大家的印象有點像斷代史，是並列的過程。其實陶瓷史有點像科技史，是遞進的成長過程。所以我選擇用十塊瓷片代表陶瓷史上十個關鍵的節點，並以此勾畫出整個中國瓷業的發展脈絡，以及陶瓷背後的故事。
瓷器發展的“三駕馬車”
晶報：許多人認為五大名窯（汝、官、哥、定、鈞）代表宋代瓷業的全部，而你卻認為六大窯系才能體現宋代制瓷業的全貌，為什麼這麼說？
塗睿明：五大名窯這個說法實際是明代以後古玩商鼓搗出來的一個概念，或是民間古玩行裡的排行榜，具有一定的廣告性質，這是首先要澄清的。五大名窯最早並沒有鈞窯，第一位也不是汝窯，排在第一的是柴窯，據說是由五代後周的第二位皇帝柴榮所創。然而，由於柴窯一直也沒有實物可以印證，所以人們後來就用鈞窯替代了柴窯。如此更換，亦可見這個排行榜的不嚴肅程度。當然，我們也不需要去反駁五大名窯的說法，只需明白這並不能準確地概括宋代窯業的全貌即可。
在宋代，窯業呈現的是一種百花齊放的狀況，不同的地域所燒造的瓷器都有自己的特色。那麼在這個狀況中，史學界提出的另一種說法則比較突出，即“六大窯系”，包括定窯、鈞窯、磁州窯、耀州窯、龍泉窯和景德鎮窯。這個說法以某個地域主要生產的瓷器進行劃分，因而與五大名窯的說法也有一些交集，這個說法能準確地概括宋代制瓷業的全貌。由此我們也能看出，宋代是一個瓷業市場充分競爭的時代，這種競爭也極大地刺激並促進制瓷業的發展。
晶報：你對元青花的工藝突破給予了極大的讚譽，並將其稱為“站在巨人的肩上”。這個“巨人”指的是否是前人不斷積累的工藝與經驗？元青花技藝的出現意味著什麼？
塗睿明：宋代窯業的成熟，給元代瓷器製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比如宋代景德鎮的青白瓷就是燒製青花瓷的基礎之一，英文中的“青花瓷”一詞就是Blue and White porcelain，藍與白。除此之外，燒製青花瓷的另外兩個重要元素分別還有透明釉與青花料，這些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之上。
對於青花瓷的出現，主流的觀點認為有兩個重要的意義，其一是青花瓷樹立了一種新的優秀風格，這種風格曾一度大行其道，在數百年間一統江湖，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其二則是青花瓷的燒製技術標誌著制瓷工藝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它解決了胎、釉、青花三個方面的技術難題。要特別指出，這三個方面的技術難度並不是三次簡單地相加，而是一次燒成，相當於難度相乘，兼顧到三者之間的配合。景德鎮最終掌握了這個“黑科技”，是時代的選擇，而技術的進步帶來了成本的降低，擴大了產量和產能。事實上，自青花瓷誕生後，它逐漸就形成了一枝獨秀的體系，就像一道分水嶺，景德鎮將其它掌握不了這項技藝的窯口遠遠甩開。自此以後，我們可以將瓷器發展史分為“青花瓷前時期”和“青花瓷後時期”。
晶報：瓷藝的巨大發展有很大一部分系於帝王的品位與需求，然而，由官窯寫就的百年瓷業光輝，在不久後亦被民間的新力量所取代。從帝王的權威到民間呈現的活力，主要是哪些因素推動了中國古代瓷業發展與進步的？
塗睿明：這個問題也是我想探討的一個核心內容。在我看來，驅動中國古代瓷業發展的主要因素可以歸結為“三駕馬車”，其一是官窯，即統治階層的需求；其二是民間日用品的需求；其三則是海外貿易。這三者有時是某一方面佔主導，有時則是某兩方面或三方面同時起作用，比如在清朝的康雍乾時期，基本就是這三個因素並駕齊驅的狀態。
許多人可能常常會誤以為明清兩代的瓷器成就完全是由官窯書寫的，其實並不一定是這樣。比如明代早期，從永軒到成化時期，是官窯在起主導作用；從明代嘉靖到萬曆時期，官窯的體制反而阻礙了瓷業的衰退；而從明代晚期到清代早期這樣一段時間內，則是由民間需求和海外貿易起主要作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影響因素。
手工業的價值將被重新定義
晶報：你如何看待景德鎮在陶瓷史上的地位？
塗睿明：我們大致上可以把陶瓷史劃分為前工業時代，工業時代以及後工業時代。在前工業時代，全世界基本能算作陶瓷之都的的確只有景德鎮。當然，後來歐洲企業興起的時候，德國麥森勉強可以算得上能與景德鎮相提並論的產區，但它在前工業時代的歷史並不算長。
到了工業時代，歐洲的工業文明佔了上風，中國的瓷業亦在上個世紀初期第一次遭受了嚴重的挫折。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復甦。許多手工業的成功轉型，技術資本和管理人才等因素是成就此次轉型的必然條件，所以全世界都會出現“各地開花”的現象。而在如今面對後工業時代，可能手工業又會再一次被重新定義。
晶報：像“北漂”“深漂”一樣，現在有一個詞叫“景漂”，你應該也算是一位“景漂”的匠人，為什麼會選擇景德鎮這個地方紮根？
塗睿明：從表面來說，瓷對我的吸引當然是首要的一部分。另外一個原因則因為景德鎮自身在手工業方面的無可比擬性，它有完善的產業鏈，也有許多傳統的匠人，吸引著各色各樣對手工業感興趣的藝術家、設計師甚至是遊客來到這裡。
這個話題其實可以延續剛剛所說的部分，手工業的價值在後工業時代會被重新定義。比如說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由日本民藝運動的領導者柳宗悅提出的“手和心相連”的概念。在我看來，在後工業時代，甚至是人工智能時代到來後，手工業會愈發成為一個與人本身的價值產生密切關係的行業，它不再是一種生產方式，而是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晶報：就評判一件瓷器的優劣而言，我們如何看待瓷器這種藝術性與實用性的統一？
塗睿明：這是現代社會比較突出的一個話題。曾有人認為如果要把陶瓷看作一種藝術門類，就要把陶瓷的實用性去掉。當然，這種說法已成為過去，我們也不再糾結這個問題。因為陶瓷本來天然就是能用的，如果你一定要把這個屬性去掉，就會讓它呈現出一種畸形，或是不完整的狀態。因此現在的陶藝領域更偏向於討論在實用基礎上的藝術表達，或者說在藝術創作的時候，並不需要回避它的實用性。
中國瓷器“引進來”和“走出去”的兩層含義
晶報：中國瓷器在歷史上是如何“引進來”與“走出去”的？
塗睿明：瓷器本身就是一個商品，所以從本質上來說，我們可以說是商品交易的過程，即貿易擴大的過程造成了瓷器的“引進來”和“走出去”。這裡面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個是文化層面，另一個則是物質層面。其實瓷器“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歷史很悠久，影響也很深遠。比如早期隨著佛教的傳入，由西方傳入中國的纏枝蓮紋樣就被運用在各種工藝品當中，其中就包括陶瓷。而隨著陶瓷這種物質載體的出口，最後它又演變成了中國紋樣的代表之一。這是一個很長的鏈條。
回到瓷器本身，它的“進”和“出”則是以貿易為核心的。在早期，由於時空、技術等方面的限制，瓷器貿易的規模有限，所以其產生的影響也比較慢。儘管歐洲人很早就知道中國瓷器，但實際上在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前，中國的瓷器在歐洲並沒有廣泛的影響力，原因就是數量太少了。
晶報:這兩方面是否有比較突出的歷史節點？
塗睿明：隨著貿易的擴展，尤其是大航海時代到來後，這個進程就得到了一種近乎突變式的加速。無論是元青花還是外銷瓷的廣泛傳播，都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有意思的是，當物質化的產品開始加速大規模地貿易後，在文化層面上卻容易產生抗拒。總結來說，無論是“進”還是“出”，一個特別重要的歷史節點則在於航路的打通。在此之前，由於早期物質產品交流比較弱，反而更注重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滲透，儘管緩慢卻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當大航海時代來臨之後，則恰恰相反。
晶報：在當今“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國瓷業煥發了新的活力和影響力。我們又能從中國古代瓷業的發展中汲取什麼養分？
塗睿明：雖然我們沒有像歐洲那樣的百年瓷器的品牌，但是我們有千年的瓷都，這就是中國製瓷業的現狀。在我看來，中國瓷業的未來發展的核心當然還是工業化，然而在這種工業化發展中，我們的瓷器需要逐漸確立自己的品牌。這裡的品牌一方面指的是產品本身，一方面還涉及到美學和設計，而很大部分則源自於我們的傳統文化。傳統是一個豐富的寶庫。反過來我們也許可以設想一下，其實對於某一種產品來說，最高的標準可能就是成為傳統的一部分，成為經典。
未來工業和手工業其實是兩條不同的道路，在某些方面也會產生交集。對於傳統手工業來說，它需要藉助現代設計、管理和運營進行更廣泛的傳播；而對於工業化來說，可能需要從傳統工藝的美學上吸取營養。從我個人而言，我對於中國瓷器的未來還是比較樂觀的，我覺得我們正處於一個文化復興的階段中。我自己也有一個想法，希望能致力於瓷藝的復興。
晶報：如今我們都提倡“匠人精神”，你認為所謂的“匠人”應該如何更好地傳承與發展中國傳統文化？你是否有自己比較敬佩的匠人前輩？
塗睿明：我們現在的匠人與過去的匠人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當然首先則是古代所處的那個環境已經不在，如果還按照過去匠人的學習方式來制瓷則落伍了。過去的匠人基本是師徒制，手藝發展的節奏也比較慢，美學就在一代一代人當中迭代與嬗變，相當於集體的智慧。但現代的匠人則需要不斷提高美學素養，深刻地去學習和理解古代的傳統文化就顯得非常重要。
閱讀更多 品瓷中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