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一詞具有迷人的語言歷史和社會歷史，同時它也提醒我們：即使在今天，科學證據的真實性也取決於它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現。
最近的氣候變化懷疑論表明，科學證據的命運可以被推文這樣稍縱即逝的事物左右。
當我們談及“科學證據”時，它到底意味著什麼？
說服的藝術
歷史表明，科學證據的形式很少會脫離修辭。實際上，證據的概念最初起源於古典修辭學：說服的藝術。
現代術語“證據”起源於古希臘語ἐνάργεια (enargeia)，這是一種修辭手段，通過構建生動、令人回味的事物圖景來增強說辭的真實性。Enargeia完全依賴於演說家的能力，而非獨立客觀。
在傑出的演說家比如古希臘詩人荷馬那裡，修辭得以被最大化利用，以至於聽眾願意相信，演講者所描述的內容就是他們親眼所見。
法庭之上
羅馬政治家馬庫斯·圖留斯·西塞羅最先意識到證據在法律中的作用。他在公元前1世紀將enargeia引入法律修辭中，並將其翻譯為拉丁文evidentia，意為證據。
在公元1世紀，對於像西塞羅和昆體良這樣的羅馬演說家來說， evidentia尤其適用於法庭。在這裡，它可以用來描繪可怕的謀殺現場：血跡、呻吟、奄奄一息的受害者。對謀殺現場生動形象的描述可以即刻引起人們的關注，並且保證過程中evidentia（“直觀性”）的質量。
這些細節至關重要。演說家描述得越詳細，他的敘述就越有可能作為真相說服陪審團。
所以，從一開始，enargeia/evidentia就是一種工具，用來說服他人相信一種並不明顯的既定事實。這是一種藝術。
科學依據
經過他們的努力，證據的涵義從一種修辭手段轉變為一種可以從中得出推論的、
羅伯特·博伊爾（1627-1691）和羅伯特·胡克（1635-1703）以及其他新科學的實踐者在1660年代從普通法中採納了evidentia的英文翻譯“證據”，並且將其定義為無偏倚的觀察和實驗的最終結果。
與古典中的證據不同的是，科學“證據”是客觀的，因為它不言自明。就像剛剛成立的倫敦皇家學會的口號——不要盲信他人——所強調的一樣，拒絕人云亦云。
就像法醫的證據一樣，科學依據的真實性源於直接性。
例如，胡克的顯微鏡使得人們在非常精細的水平上親眼看到了蜂蠅的複眼，從而令他們對此確信無疑，即“親眼所見” 對於科學的成功至關重要。
然而在實際情況中，大多數人無法通過顯微鏡親自觀察，胡克的證據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證詞。
無論是否接受胡克為一個前所未知的東西提供的證據，微觀世界還是更多地依賴於他在1665年微管研究中提供的相當詳細的插圖和描述，而非觀察本身。
與皇家學會的座右銘相反：最終能使大部分人信服的並非事物本身，而是其呈現方式以及權威專家的介紹。
現在也是如此。科學家多年來觀察的不可見的結構、過程和相互作用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仍是不能親眼目睹的。
溫度改變、海平面上升和海水酸化構成了宏大而複雜的氣候變化證據，在許多情況下，這些證據需要昂貴的設備、多年的監測以及在氣候變化明顯之前解釋這些數據的專家。
儘管對於科學家來說氣候變化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並不意味著每個普通人都能意識到這個問題。
氣候變化懷疑主義者
美國總統特朗普質疑氣候變化，這是科學依據不等同於雄辯的典型例子。據統計，到目前為止，特朗普的推特賬號有99次提及全球變暖，32次提及氣候變化（有時同時出現在一則推文中），具體內容見於@realDonaldTrump。
特朗普將自己的推文作為反對氣候變化的依據，他向他的5000萬粉絲提出了反問：
與氣候變化的複雜證據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特朗普將他的推文作為反對氣候變化的常識性證據。在這一點上，他很直接。冰冷天氣對每個人而言都顯而易見，不僅是對科學家。
特朗普將這種顯而易見的變化作為最好的證據，讓他的粉絲們“見證”了氣候變化的真相。
即使在現實中冰雪天氣不是反對氣候變化的證據，但其說服力更強，因為，與氣候變化的真實證據不同，它既簡單又直接。
另一方面，獲取氣候變化的證據需要我們信任科學界，這種信任旨在抵消其證據缺乏直接性的不足，並要求我們放棄直觀感受。
特朗普的推文旨在放棄這種信任，他鼓勵他的追隨者們，要相信自己的感覺和自己的專業知識。
隨著科學證據越來越複雜，“明確的科學證據”也變得自相矛盾，總之，特朗普對氣候變化的攻擊應該提醒我們，要讓科學證據足以說服公眾，而這是一門需要掌握的藝術。
科學證據並不總是不言自明的。
（翻譯：謝秀秀 審校：施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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