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年间，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三个乱世奸雄相继登台表演。他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大打出手、相互倾轧。一些卑劣小人乘时而出,因缘竟时,在三奸勾心斗争的混战中推波助澜,从而加剧了大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政局的日益混乱。吉温正是这些卑劣小人当中表演最为充分、也最为丑恶的一个。
吉温“早以严毒闻”,是个“性禁害,果于推劾”、手辣心狠的酷吏,而这又与他贪图功名且争于求成的品性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他的功名之心太切、权势之欲强,所以他才会论落成为一个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官迷,成为一个不问是非、不计亲疏、见风使舵的小人。
吉温
吉温一向有着“谄附贵宦,若子姓奉父兄”的臭名声。天宝初年,吉温担任了万年县尉,大宦官高力士的私宅就在其辖境之内。当时高力士经常留居禁中,很少出宫还家,但每次只要他回到家里,吉温必然要亲往其府拜谒探望,极尽殷勤。高力士对他十分喜欢,两人“言谑甚洽,握手呼行第”,又“爱若亲戚”。吉温靠着高力士的关系,不仅化解了与顶头上司、京兆兆萧炅的旧怨,而且还被萧炅“引为曹官,荐之于林甫”。
唐玄宗与杨贵妃
吉温依附李林甫之时,正是李林甫一手遮天的阶段。他和罗希奭一起,扮演着李林甫的心腹亲信与打手的角色。当时李林甫“屡起大狱，诛逐贵臣,收张其势”,吉、罗二人治狱案,“皆随林甫所欲深浅,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靠了这样的努力,李林甫很快就提拔他做户部郎中兼侍御史,对他“倚以爪牙”。
吉温曾向李林甫表白忠心说:“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也”。他以为,只要抱紧了李林甫的粗腿,出将入相乃是指日可待之事,但他鞍前马后辛苦了几年却官职依旧,他既对李林甫不肯“超擢”自己而深怀怨恨,更为自己升迁太慢而忧心如焚。情急之下,便生出改换门庭、另寻靠山的念头。当时杨、李二人“交恶若仇敌”,相对虎视,已成水火难容之势,吉温见杨国忠日益贵幸,步步高升,便毫不犹豫地“去林甫而附之”,成为杨国忠手下的一员战将。吉温反水之后,立刻就竭尽全力去为杨国忠建功立业。他一面“教其取恩”,借玄宗之力压迫李林甫,一面协助杨国忠四处搜寻证据,接连把萧炅、宋浑等人治罪贬官,赶出京城,使李林甫丧失了心腹亲信。元气大伤。他还出面游说安禄山,让安氏与杨国忠联手,诬告李林甫谋反。他的这一番活动,很快就使李林甫陷入被动境地,在忧懑恐惧之中死去。由此，吉温就成为杨国忠跟前的大红人。
不过,吉温这次投靠杨国忠可与上次依附李林甫不同。从一开始,他就一边与杨国忠打得火热,一边又对安禄山频送秋波,与安氏“约为兄弟”,呼之为“三兄”。天宝十载,安禄山又加任河东节度使,吉温曾与他密谋说:‘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此计后来虽然因故未行,但两人的感情和关系却由此更加密切起来。安禄山因此奏请玄宗,委任吉温为河东节度副使、知留后,“河东事悉以委之”。
吉温脚踩两只船,本是出于狡兔三窟的考虑。他同时受宠于杨、安二主,也曾经自以为得计,高兴一时。但在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又成不能两立之势。杨国忠为了笼住吉温,便将他召回京师,委以御史中丞的重任。但吉温却不领情。他以为安禄山是杨贵妃的干儿,在玄宗面前又很受宠,加上重兵在握,将来一定能取代杨国忠。所以,他虽然表面上与杨国忠虚与委蛇,实际上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为安禄山安插在朝廷中的耳目和坐探,“朝廷动静,辄报禄山,信宿而达”。天宝十三载正月,反心已决的安禄山入朝,为了能更好地发挥吉温的内应作用,他又奏请玄宗任命吉温为武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及四副使。杨国忠由此而知吉温已经叛他而去,又恼又恨。安禄山离京师不久,杨国忠就借故将吉温罢官,贬出京师。天宝十四载正月九日吉温被杨国忠杖杀于狱中。这个一生都在梦想高官显位的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最终也没有实现他出将入相的愿望。
是非不分,反复无常,每每见风使舵,老虎头上四处跳舞,最终导致杀身之祸,亦是意料之事。吉温错就错在用兵之道,虽说诈,但又有不诈不变之忠义,脚踩两只船,本身是对自身的不自信,不能明确思想和目标,自然要败得一踏糊涂。
閱讀更多 野風小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