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都在轉的《賣米》,你們真的讀懂了嗎?

多少人在刷屏時,真正讀懂了那個時代的農民?讀懂了他們的無奈?

似乎有些沒來由地,一篇平實樸素的文章《賣米》刷屏了朋友圈。

《賣米》獲獎的2004年,正是“底層文學”勃興的年份。

這篇小說,雖不被底層文學研究者提起,但它的力量並不弱於那些底層文學代表作。

是的,對它的批評是可以預見的,比如技巧上只是一篇習作,比如苦難堆積引起同情等等。對於這些指責都無需反駁,讀者能感受到它素樸的力量。因為它屬於別一世界。

小說“前面的話”中說 :“這不是小說,裡面的每一個細節都是真實的。”這一點,不說,讀者也能猜到,這樣的小說,沒有親身經歷,很難寫出那麼深厚又內斂的情感,也呈現不出鄉村市場交易、農家生活等眾多逼真細節。

在這些細節中,有兩個細節,讓讀者難忘:一是米販子開價一塊零八一斤,母親堅持一塊一一斤,總共150斤米,相差也就三塊錢;二是回去的路上,瓊寶不慎顛出了一些米,母親的第一反應是回家拿簸箕,為那幾粒米,來回走七八里路也在所不惜。

這些細節,再加上母親賣米時的希冀與無奈,讀後讓人心酸。
朋友圈都在轉的《賣米》,你們真的讀懂了嗎?

小說並沒有刻意堆積苦難,而是通過生活細節“四兩撥千斤”,以賣米的杯水風波展現時代的冰山一角。這也是《賣米》不能僅僅停留在感動層面的原因。

關於《賣米》,有評論指出“《賣米》的讀後感不應該只是感動”。評論說“即使我們把它當成一個真實的故事來讀,似乎也感動不起來”。為什麼感動不起來呢?因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其“高論”是:母親賣米不成是因為“不肯通融”而錯失交易良機,“母親顯然缺乏市場交易的基本常識,而只是一味認死理,缺乏隨行就市的靈活性,最終自己的利益也沒有實現”;而父親對米販子盤剝農民的指責是“幾千年落後的重農抑商思維”的表現。

有人開出藥方——農民如果要想擺脫貧困,與時俱進,就應該“擺脫舊觀念,學會市場交易”,如此才能“駛上社會發展的車道”。

這背後的邏輯是:母親賣米不成是因為不尊重價格波動的市場規律,是因“落後觀念”致貧,不值同情;母親一旦學會“隨行就市”,“通融”地將米賣給米販子,掌握了“市場交易”,就會走上正路,擺脫貧困?可是,在“市場交易”的教訓下,母親最後不還是“通融”了嗎?

第二天,她和瓊寶將擔著米走十多里路到鄉里,以一塊零五一斤的低價格將米賣給米販子。然而,瓊寶一家學會了“市場交易”之後富起來嗎?看好了父親的病了嗎?事實上,鄉村的市場交易存在了幾千年,哪個農民不懂市場交易?

問題顯然不在於“市場交易”,而在於米賤傷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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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歷史,上世紀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的大幕在農村拉開,農民很早就邁出了市場化的步伐。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糧食大幅增產,農民的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變。

隨後,上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這段時間,隨著城市商品經濟改革啟動,農用工業品價格上揚,糧價下跌,對單個小農來說,包產的紅利逐漸消耗。隨後就是越來越凸顯的“三農問題”。2000年,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上書總理的一封信,在全國引起極大震動。李昌平以自己作為一個基層幹部的實際體會,發出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聲音。

《賣米》作者張培祥在上中學、大學和讀研這段時間(1991-2003),一定刻骨銘心地體驗了什麼是“三農問題”。她出生的1979年,農村已開始“包產到戶”,她去世的2003年,農業稅即將被取消,新型農業合作社和解決農民看病問題的“新農合”也於不久之後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出現,所有這些措施都大大提升了農民的生活品質,改善了農村的面貌。

但是,張培祥24年短暫的一生,可以說,大部分時間與中國農村發展最艱難的時期相重合。《賣米》的寫作正是那個時代的折射。一方面,農業稅、提留款、統籌款等名目眾多的稅賦讓農民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單個小農面對市場,壓力重重、風險重重。

單個小農是無法和米販子議價的,後者有著資本和運輸工具的天然優勢。從小說中可以看到,米市完全是買方市場,“愛賣不賣”,米販子給出一塊零八的一斤的價格已是高看母親一眼。但是《賣米》同時也提到,父親未生病之前,挑米去城裡賣,可以賣到一塊五一斤。同樣是150斤米,如果進城去賣(代價是,得挑著米擔走三十多里路),要比按一塊零五一斤的價格多賣出68塊錢。

不過,進城的時間成本也很大,小農們折騰不起,他們不得不“隨行就市”,低價賣給米販子。但是,如果農民們能組成一個合作社,藉助“人多力量大”的威力,是可以聯合起來和米販子議價的,或者他們集資買一個三輪車之類的交通工具,進城去賣。

這樣,收益無疑要增加很多。但是這樣的思維,只能是基於現有發展水平和發展能力的邏輯。在當時的背景下,個體的農民即便有這樣的意識,也缺乏實現的社會基礎和組織基礎。張培祥去世15年後的今天,鄉村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專業合作社蓬勃發展,農民組織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初步構建,農民種地不用擔心賣難,還有補貼;農業機械化水平日益提高,種地的辛苦程度有了很大的緩解;鄉村旅遊、鄉村淘寶等多種思路拓寬了鄉村發展的路子,農民收入來源愈加多元。

這和國家實力增強後對農村的反哺有很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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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米》的故事,讓人唏噓不已。我們感慨,張培祥同學的英年早逝,無法見證當前農業農村發展的嶄新氣象;我們也慶幸,《賣米》中呈現的場景已經越來越少;我們更要看到,農業弱質、農村落後、 農民弱勢的問題並未能從根本上予以解決。

以及,從農村貧困家庭中,要走出一個北大學子越來越困難的現實。振興鄉村,還有很多事情等著我們去做。這才應是,“《賣米》的讀後感不應該只是感動”的真正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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