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清光绪29年）
50岁的张謇对日本进行了为期70天的考察。此时，他位于江苏南通的大生纱厂运转3年，该纱厂正是被后人怀念和研究的大生集团的起点。他访日一为考察实业，二为考察日式教育。他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规划企业发展，相信国力离不开实业，更离不开教育。
南通大生纱厂
在日本，张謇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感受到立宪给日本带来的变化，旅行收获之一，便是有了君主立宪观念。后来他将日本与两江总督的辖地做比较，两者面积相等，而“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执。”“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
除了经营企业，他又找到另外一件事情。
1904年（清光绪30年）
这年的除夕夜，张謇通过两江总督，将“七易其稿”的奏折上至朝廷，提出中国实行宪政的要求。他开始刻印《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通过私人关系将这些图书分送给朝廷大臣，游说立宪。慈禧看到《日本宪法》一书后，对军机大臣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枢臣们虽对“宪法”一头雾水，但也开始补课。
张謇之所以能有高层关系，一来跟他创办大生集团，从事商业、文化公益事业成为社会名流有关，二来跟他本身就是状元有关。
他生于南通世代务农之家，祖上三代未取得功名。从16岁做秀才到41岁做状元，他奋斗了26年。喜讯传到家乡不久，父亲去世，他在家守制三年。进京销假，恩师翁同龢（光绪帝老师）在戊戌变法中被罢官，张謇对官场感到厌恶，走实业报国之路，创办大生。
1905年（清光绪31年）
张謇修复了跟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关系。张謇与袁世凯都曾经为绞杀太平天国的淮军将领吴长庆效力。吴长庆病危，失势后，袁世凯私自巴结李鸿章被张謇批评，两人中断关系20年之久。
为立宪，张謇主动复交。袁世凯察觉立宪形势，给清廷写奏折，请派大臣游历各国，考察政治。袁的奏折成为清廷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动力。清廷的这个决定，预示着当朝在政治上由闭关转向开放，由恪守祖制转为效法西体。
9月24日，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刚登上火车，革命党人就做出了抛掷炸弹的事件。张謇反对革命，主张在不流血，不纷争的状态下循序渐进。他对炸弹事件的评价是，“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尤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然革命者仇视立宪甚，此殆种族之说为之也”。
此前，张謇曾对维新派的康有为提出劝告。张謇在《自订年谱》中记载：“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
1906年（清光绪32年）
9月1日，朝廷发布“仿行宪政”的上谕，国家由此进入预备立宪时期。张謇“感动发奋，不能自已”，“奔走相庆，破涕为笑”。
12月26日，江浙的立宪派为响应朝廷预备立宪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公会以推动朝廷立宪，提高人民宪政知识为主要任务。张謇成为公会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面粉大王荣德生等实力雄厚的企业家是它的会员。
1907年-1910年（清光绪33年—清宣统2年）
1907年10月，清廷正式下令筹设咨议机关，两年后各省（除新疆）都建立了咨议局。从相关的规定来看，咨议局具有立法、监督行政之权，权责跟立宪国家的地方议会相似。朝廷解释，这个机构是正式议会没有成立之前，人民练习议政场所，相当于临时的议会。
清末福建省咨议局开会时的情景
张謇对筹办咨议局极为负责，从选址、设计建立到培训，事无巨细。后来，他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咨议局的议员则是由选民选举产生，当时的媒体对选民提出了忠告，希望他们慎重行使选举权。《申报》刊文：“今日何日？为苏省咨议局议员初选举投票之第一日，为我国人民渐次参政之第一日，为我全国一部分人民公然参政之第一日。”
尽管选举出现了投票不活跃，甚至贿选丑闻等诸多问题，但议员的选举，却是数千年来帝制中国首的首次全国范围内的民主选举。
张謇领导的咨议局跟地方官之间产生了不少矛盾。江苏巡抚交议的改定厘金征收办法一案，咨议局认为有损民众利益，当即驳回。两江总督张人骏，在上海三家钱庄倒闭引起金融风波的情况下，未经过咨议局讨论，向洋商借款300万维持市场局面。咨议局认为总督擅自借外债，属于违法行为，要求相关单位查办。
在张謇的领导下，江苏咨议局还未江苏省制定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财政预算。咨议局曾召开临时会讨论预算案，对张人骏原提案删减30余项。张人骏则是按照原方案执行，从而引起巨大的风波，张謇带着101人集体辞职，抗议张人骏践踏民主程序。
江苏咨议局虽然做了斗争，但多以妥协而告终。当然，张謇本人也遇到一件尴尬事。审查员审查咨议局决算，发现张謇有4元8角开支未做说明。张謇得知此事，说：“今审查员竟不稍徇情面，足见我江苏谘议局之热心任事者大有人在也，鄙人不胜欣慰之至。”
张謇之子张孝若后来回忆江苏咨议局时说：“那当选的议员，人人都自命不凡，在开议的时候，陈诉理由，滔滔不绝……一到辩论的时候，各逞词锋，好像临阵杀敌……那时虽然还是帝制……遇到总督有违法的地方，也就毫不客气毫无忌惮地弹劾。”
咨议局以及预备立宪公会，为立宪派之间的联络和活动提供了便利。张謇在1909年倡导了国会请愿运动，希望清廷能抓紧时间召开国会。因为国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有国会，就即可制定宪法，从而监督政府。
1911年（清宣统3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这成为辛亥革命的开端。起义发生时，张謇刚乘坐轮船离开汉口，到安徽时他收到起义消息。次日，他建议清廷武装镇压革命，请求清廷提前宣布宪法，召开国会。
辛亥革命标志着立宪运动的失败。张謇称:“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
11月22日，清廷令张謇进京讨论共和政体是否适宜，张謇答复不能北上：现在各省表示独立，仍以君主名义召集，势必无人承认。应先发明谕，“宣布尊重人道、不私帝位之意，以豁群疑而昭圣量。”
张謇认识到革命潮流已经无法阻挡，便很快由君主立宪转到了民主共和，支持革命。有人评论其为政治投机。但也有史家称，张謇本身与革命党人此前已经结交，而支持辛亥革命的最根本原因则是对清廷失望，对清廷立宪进展缓慢失望。
史学家张朋园评价张謇，“在求变的社会里，是保守中的进步者，所以他的思想不断有所改进。但他的出身背景和士大夫意识，又使他在进步中不忘保守”。
1912年-1915年（民国元年-民国4年）
孙中山主持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
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未经参议院讨论，通过一家公司向日本借款，议员们对此感到震惊。此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一具有宪法属性的文件刚出台40天。临时政府以不得已苦衷为由，但议员认为，政府借钱行为绕过参议院，是明显的违法举动。张謇对借款一事并不知情，觉得“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便去电辞职。
1913年，大总统之位归为袁世凯后，张謇成为农业总长。他看到袁世凯解散国会，渐有复辟之心，便劝说袁世凯做“做中国第一人的华盛顿，不要效法法国上断头台的路易。”
1915年，张謇辞职。他在袁世凯正式称帝之前，断绝了联系。张謇在友人的信中写道：“袁氏失德，亡也忽焉。彼其罪过，已随生命俱尽，所留于吾人以最真确之发明者，则权术不可以为国，专欲必至于身亡。”
1926年（民国15年）
张謇去世，享年73岁。在其去世的三年前，棉价因市场因素而大涨，诸多企业破产，其中包括张謇的企业。大生集团资不抵债，后来被债权人接手。政治理想成为他的包袱，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而参政又分散了他的部分精力。
去世这年，中国依旧动荡。
胡适评价他为“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英雄”。
閱讀更多 商業人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