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不是最近一兩年來不斷爆出有人（尤其是初入社會的青年）因非法傳銷的拘禁、控制而人財兩空甚至命喪黃泉的惡性新聞，很多中國人可能已經遺忘了這種社會現象曾經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席捲神州大地。如若要編寫改革以來的中國社會史，傳銷應當是其中一個不可或缺而又色彩駁雜的章節。傳銷是一個萬花筒，是社會變遷時代各種基本社會心理不斷變幻組合而呈現出的景觀。但它又不是虛無縹緲的空中蜃景，無論是90年代狂飆突進時的火熱，還是經國家整頓轉入地下後的暗流湧動，它對中國人生活的影響都是深遠的。
2014年6月至2015年7月，我在華北Z城的直銷從業者群體中進行了為期一年多的田野調查。在當代中國的歷史脈絡中，“直銷”和“傳銷”二者之間存在複雜的親緣關係和極為類似的生長模式。在Z城，先後（甚至同時）從事這兩種“生意”或者曾經在二者之間反覆變換身份的人，其數量雖少，但卻構成了一個隱秘且活躍的社會群體。在調查和思考過程中，“傳銷”的影子時常浮現，既是一種參照，也是一個無法迴避的歷史背景。
如題所述，本文是對近來見諸於媒體、重新進入公眾輿論熱點的傳銷亂象的一個延伸性討論。我並未掌握那些聳人聽聞的傳銷團伙的內部資料，也沒有接觸過那類存在強制或暴力的傳銷團隊。從所涉及的發展時段來看，我所呈現的傳銷已是過去式，與今日藉助網絡手段、地下金融而展開的傳銷不可同日而語。但我所呈現的經驗，或可被視為當下媒體所披露的惡性案件的歷史“上游”，我試圖從中尋求眼下亂象叢生的社會根源。傳銷也好，直銷也罷，其獨特之處並不僅是點狀中心場所中充斥的瘋狂、暴力或傷害，還包括支撐中心的巨大網絡。這個網絡上的多數連線都力量微弱，但恰恰是這微弱、牢固的連接，不斷造就著中心處的種種光怪陸離。
我在Z城的田野材料當中選取了三位曾經的“傳銷分子”作為代表，他們在成為直銷業從業人員之前（乃至初期），都曾經與傳銷有過接觸，其中有些人捲入的程度還很深。我試圖通過個體生命史的一些側面，展現出傳銷/直銷在基層社會蔓延開來的一些深層原因。本文的分析並非為了論證傳銷的“合理性”，而是意在指出我們所習以為常的觀念、價值當中潛藏的盲點，並以之作為出發點，去思考遏止亂象的可能性。
▍傳銷在中國
直銷/傳銷（direct selling）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殖民時代的美國。那時，因為鐵路交通系統尚未建立，很多公司便僱傭小商販在地方社區裡走家串戶地銷售產品。到20世紀20年代，全美有超過20萬人從事這種親自上門式的銷售方式。[1]20世紀40年代，曾經在中國生活過的加州商人卡爾·宏邦（Carl Rehnborg）率先設計出多層次銷售模式（multiple-levelmarketing），即允許銷售人員自行僱傭其下屬銷售員。除非是帶有欺詐性質的非法銷售行為，中性意義上的“直銷”和“傳銷”可被看作多層次銷售的不同表述。主要特點是銷售人員和顧客之間的直接買賣，同時，銷售人員又隸屬於一個多層次、結構化的銷售網絡。相應地，直銷模式之所以容易滋生犯罪，也與這兩個特徵直接相關：銷售員和顧客的直接接觸有可能造成對消費者日常生活的干擾、入侵；締結網絡則使其易於發生強制、欺騙甚至非法結社等行為。
傳銷大致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進入中國大陸，其路徑則是由港臺和東南亞諸國經過沿海各省，逐步進入內地。最初一個階段主要集中於大城市，此後逐漸向次一級城市，甚至鄉鎮和農村擴展。1990年，雅芳公司（Avon）登陸廣州，此後短短數年間，各大品牌的傳銷企業超過200家，從業人員逾150萬人。[2]90年代中晚期，傳銷在中國大陸如野火燎原般蔓延開來，向各個地區、各個階層進行全面滲透。如此大規模、高速度的擴張難免會亂象叢生。加之彼時中國正處於市場經濟探索的初級階段，相關司法和信用保障缺位，產生了很多以“傳銷”為旗號的詐騙行為。1998年4月，國務院發佈《關於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傳銷企業被勒令進行轉型整改，同年底，首批十家轉型成功企業名單公佈。此後，中國大陸的直銷行業進入調試期。2005年，中國政府出臺《直銷管理條例》。目前，商務部網站顯示，在中國境內具有直銷資質的企業已有100家。[3]
儘管在中國現有的法治框架內，傳銷已經完全喪失了生存空間。但是，由於傳銷-直銷之間的歷史傳承，以及傳銷在20世紀對其他行業的滲透，傳銷的諸多要素已然成為我們所熟悉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原因有三：首先，中國法律所禁止傳銷，但受到傳銷影響的種種變體銷售模式在今日仍舊大量存在。[4]其次，傳銷被取締禁止之後，從業人員大都流向社會各行各業，這其中相當一部分人仍舊從事直銷或其他銷售工作，在社會聯繫、銷售方式和價值觀念等方面，他們仍然或隱或現地延續著傳銷的某些特色。最後，傳銷仍然在藉助新的商業模式而不斷產生新的變種。[5]
本文標題以“症”來形容傳銷，核心意思在於強調：亂象在一個廣闊的社會視域中可能是常態累加、扭曲所產生的畸變。在草根社會當中，傳銷或準傳銷行為的蔓延所依靠的並非暴力性、異質性的脅迫，也不是某個邪惡外力的突然侵入。傳銷網絡的編織者，深諳地方語境中的話語操弄和道德遊戲。我們必須意識到大多數組織嚴密、流散廣泛的傳銷並不只是一時一地的騙局，它是過往二十多年間不斷變異的產物。傳銷在基層社會中滲透之深，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其原因大概還是社會只知那些惡性的案件，只知在傳銷這個相對狹窄的視野內討論。傳銷在中國當代史中的諸多變形，以及不斷假借諸如網絡經濟、健康經濟、傳統文化等新外衣而呈現出的斑駁面向，使得對傳銷的討論必須要有更為寬廣的視野。
▍西裝的力量
王磊是我在Z城認識的第一個年輕的“傳銷分子”。在加入安利直銷公司之前，他一直輾轉於各種傳銷、直銷團隊，雖然才35歲，但已經可以稱得上是本地傳銷/直銷江湖中的“前輩”。
在直銷以及早期的傳銷隊伍中，其主要構成人員都是社會中低階層的女性。在這個群體當中，整日穿著商務正裝，談吐專業的王磊多少像個異類。認識我之後，他很願意找我聊天。由於團隊內部禁止“負能量”、“消極思想”，他只能跟我這個局外人談一些真實的看法。
作為老牌直銷員，又曾在傳銷行當內摸爬滾打，王磊很在乎“素質”。私下裡，他向我承認自己團隊中的很多人“條件很差”。不要說思想意識，連基本的言談舉止都與“商人”的身份不符。王磊強調，掙錢固然重要，但“怎麼掙錢”才是應該考慮的第一要務。即使早已加入直銷業，“洗白”多年，但是王磊仍然不認為當年的傳銷業有實質性問題，只是“被一些人做壞了”。
今日時刻以商人標準自居的王磊實際上出身貧苦。還未記事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在他13歲那年的一個午後不辭而別，留下他和妹妹以及年過六旬的爺爺。祖孫兩輩在鄉下為了生存，只能拼命勞作。王磊15歲輟學在家，起早貪黑養活全家，每日睜眼即起，深夜還要幫爺爺織完布才能休息。有一次他在山坡上割草的時候，腳下打滑滾了下去。“往山下滾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挺舒服的，總算是能休息休息了。”
18歲剛過，王磊就跟著同村老鄉一起外出到Z城打工。雖然打工所帶來的現金收入極大地緩解了家裡的經濟困難，但在最初的兩年裡，他的每一份工作都沒能維持長久。
那幾年我換過大概十幾份工作吧。我不想去端盤子、抗麻袋，所以找的都是銷售啊之類的工作。我喜歡穿西裝，特別體面那種。我在老家乾的就是粗活兒，到城裡了為的就是能體面一點兒掙錢。但是好像每一次都特別倒黴。我認認真真幹活兒，還總是被扣工資，再不就是幹幾天老闆就關門了。雖然掙了些錢，但是總是被剋扣一點兒。只要老闆想扣錢，總會找到理由，哪怕你從來不遲到不偷懶也不行。說出來你可能不信，我被扣的最離譜的一次，老闆說我的領帶有點兒歪，二十塊錢就沒了。那時候我還小，以為是命不好，碰不到好老闆，後來才明白，天下烏鴉一般黑！從那以後我就不想打工了，只要你吃別人的飯，就永遠不可能舒服。
心懷這種想法的王磊，果然在23歲那一年等到了久違的“機遇”。經一位老鄉的介紹，王磊參加了一次“成功學培訓”。在一個初秋的晚上，他跟隨眾人在舊城區邊緣的一個城中村裡穿街越巷，來到一處隱蔽的民宅。與行動的略顯可疑和場所的簡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活動組織者“X老師”的氣質和在座眾人的“精神面貌”。
那個時候的傳銷其實比現在正規多了。我說句實話，那時候幹這個的人，好多素質高的。老師、公務員、大老闆，好多這樣的。那時候講課也比現在好，那個×老師據說以前是教師範學院的，口才太好了。當然現在我知道他們說的那套東西沒法實現，是個騙局，但是那個時候我已經有一點兒社會經驗了，覺得素質高的人都加入了，那還能有錯嗎？
在我們的那次長談當中，王磊反覆提及“素質”對他當時決策的重要意義，而“素質”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參與者的穿著和談吐。他認為，社會上掙錢的機遇並不少，但只有那些取財有道的人才值得信任和跟隨。在王磊看來，“錢”固然是追求的目標，但“錢”本身關聯著一種人格狀態。與他的那些老闆們不同，傳銷所培養的是“高素質的創業者”。在這裡掙錢，結構上擺脫了受制於人的窘境，就自我狀態而言還可以避免陷入利慾薰心的泥淖。
傳銷對底層人群的吸引力，固然有其虛假宣傳的金錢誘惑，但還包括某種自我實現的理想型許諾。有人認為，新自由主義時代對主體性的想象，其理想狀態便是“企業家”。與韋伯式的商業新教人格相類似，它刻意強調經濟成就的達成與“自我管理”二者之間的因果聯繫，並且將後一點上升為某種現代人所必須具備的道德品質。[6]
底層勞動者對理想人格和生活方式的想象，常常是“老闆”。除了可觀的經濟實力和購買力之外，這種想象還包含著獨立自主，素質出眾，甚至可以惠及周邊社會，成為親朋鄰里的生活指針和道德表率。[7]傳銷和直銷不但徵用了這種想象，而且還宣稱能夠持久、健康地維持這種狀態，不致出現墮落。Z城直銷業有俗語，“十年打工一場空，十年生意風雨中，十年直銷，既是富翁又是雷鋒！”王磊及其他一些從傳銷時代走過來的人曾經向我確認，此話最初確實是一些早期傳銷團隊的口頭禪。
以城市中產的視角觀察這些執著於“西裝”之美的底層群體，多半會產生嘲諷和不解。但是，對王磊這樣沉浮於市場經濟風口浪尖而又缺乏足夠經濟和社會資源的人而言，這種理想摻雜著對自主、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對貪婪者的道德抵抗。我們在媒體上常見的那些傳銷的受害者們，一方面躲避某些被認為是惡劣、粗鄙的勞動分工，希望能夠體面地掙錢致富；另一方面，他們希望能夠擺脫傳統的僱傭方式，通過各種“新型”盈利機制來避免成為自己所厭惡的傳統的資本食利者。
諷刺的是，懷有這種動機的撲火者最後多半難逃人財兩空的結局，王磊亦不例外。傳銷所承諾的美好機遇，對他這樣缺乏城市社會關係的人而言，只是空中樓閣。不過，直至今日，王磊都強調不能完全否定早期傳銷經歷對自我提升的意義。他認為自己今天在直銷行當的成功，尤其是接人待物時的良好習慣的養成，就是源於自己當年對“高素質”人群的學習和模仿。時過境遷，催生這種驅動的土壤仍在，甚至愈加肥沃，後來人的前仆後繼，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人群中
在一次由Z城周邊各鄉鎮直銷人員組織的文藝活動上，我認識了已經年過60的陳霞。那天她情緒激昂，時而在臺前表演舞蹈活躍氣氛，時而主動分享自己加入團隊的半年多時間裡的種種感悟。那次活動的參與者以農民和鄉鎮個體經營者為主，陳霞的談吐和思維之敏銳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陪伴我一起出席的朋友告訴我說，這個女人可是他們鎮上的風雲人物。
陳霞出生在一個小公務員之家，“文革”期間輟學，80年代在鎮政府裡謀到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不過，由於性格開朗、處事得當，陳霞的仕途生涯起點雖低，但卻一路平順。退休之時，她是鄉鎮計生部門的負責人。知情人告訴我，之所以始終沒能獲得更高的提拔，原因在於她曾經前後兩次犯下“錯誤”：一是在90年代末“幹傳銷”，二是在50歲之後信奉了天主教。兩次經歷的相似點是：她都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地區領袖。我結識她的時候，她身兼某天主教會活動召集人和某直銷品牌地區“領導人”的雙重角色。
與王磊相似，陳霞回憶起自己的傳銷生涯時，起點也是與一位“高素質”人士的相遇。1996年夏天，在鄰居的邀約下，她第一次在Z城人民劇場見到了“李老師”。後者西裝筆挺，頭髮一絲不苟，向滿座人士詳細地介紹某種營養品的神奇效果，以及加入這個事業之後的豐厚回報。不過，與王磊不一樣的地方在於，陳霞所受到的觸動，並非源於產品或薪酬：
叫我一起去的那個鄰居，家是農村的，沒工作。我記得好像小學都沒畢業。她丈夫和我是一個單位的，平時，夏天的時候，我們在樓下涼快，她都沒什麼話，低著頭就知道笑。我一直以為她就是個家庭主婦。沒想到人家一到那個地方，好多人都過來和她打招呼。我看著他們那麼親，覺得特別羨慕。想想我自己，在機關雖然喜歡交朋友，但是好像就沒有人家看上去那麼熟識。我們聽講的時候，我看見她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工工整整寫了好多東西。那可真是讓人刮目相看，她小學文憑都沒有，可是看著是個挺有素質的人了。
陳霞所注意的是傳銷所營造的氛圍，以及當事人在這個氛圍中自我狀態的提升。在後來的採訪中，她補充說，自己初中畢業就離開學校了，最羨慕的就是能“學知識、長本事”的環境。因為上述原因，陳霞很快就全情投入到新的事業當中，連正常的工作都受到影響。她不顧家人反對，先後投入近五萬元“備貨”，這在90年代的Z城堪稱一筆鉅款。1998年，國務院一紙令下，嚴肅整頓傳銷行業，陳霞血本無歸。她告訴我說，自己之所以能夠親近上帝，跟這次經濟、社會關係的雙重破產不無關聯。但她也同樣堅持認為，做傳銷的經歷讓自己受惠良多。眾叛親離的時刻，是團隊內部的“兄弟姊妹”幫助她渡過難關。
在我的研究當中，類似陳霞這種沒有什麼驕人業績，也看不出有什麼金錢回報的人，比例其實很大。在外界看來，這無非是他們被“洗腦”因而喪失理性判斷的鐵證。但這類批評者本身也窄化、低估了具體生活中的人需求的多樣性。陳霞曾自我嘲諷說，她眷戀傳銷/教會/直銷等“良好環境”，哪怕做不出成績也“賴著不走”。
閻雲翔在對中國社會個體化的解讀中提出一組看似相悖的結論：一方面，受市場經濟驅動的個體主義訴求高漲；另一方面，人們似乎總會依附於一定的社會制度之上去標定“自我”的存在。[8]從各種原有社會聯繫中脫嵌（disembedment）出來的個體並不願以漂泊的原子狀態生活。從前文王磊的複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傳銷（乃至今日大部分的直銷組織）所創造出的環境，既主張促進個體的素質提升，又強調集體凝聚力。東亞地區對傳銷業的“家文化”再造，成功地使其與本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特定趨勢相吻合，可謂是相當成功的文化轉譯。
無論是90年代大張旗鼓的擴張還是眼下屢禁不止的地下生存，傳銷引誘外部力量加入的一個重要手段便是不斷強化其內部群體的凝聚力。除非涉及對權力身份的認定和利益的分配，傳銷團伙內部往往刻意營造一種人人平等的假象，同時不斷地製造情感關聯。外部世界越是以“洗腦”、“邪教”等名號對其進行指責，其內部成員之間就越是有凝聚整合的力量。
陳霞對鄰居轉變的驚訝，並不單純是對其能力提升的感慨。她所在意的，是鄰居進入一個新環境後所受到的幫扶和關懷，而這一點又反襯出社會和單位的冷漠。在一個社會迅速轉型與個體化程度加深相互糾纏的時期，即使在Z城這樣人情相對密切的小城市，個體也極易產生孤獨感。[9]傳銷以最為直白的方式重建了集體生活，人們在新集體內彼此以“哥/姐”稱呼，定期相聚。集體成員的經歷各異，甚至階層地位懸殊，但卻都服從同樣的行為規範，受控於同一套行為準則。除了要完成業績、參與學習之外，成員之間可以相互傾聽彼此的生活煩惱，給出建議，必要的時候還會出錢出力。
人們對傳銷的瞭解，往往是對加入者的強制隔離和瘋狂洗腦，媒體影像展示的也往往是條件惡劣的住所內凌亂丟棄的、寫滿成功格言和“獎金制度”的筆記本。但如果從傳銷或帶有傳銷性質的很多組織在基層社會的實際發展來看，那種暴力隔離無法維持組織的運轉。傳銷集團內部的生活空間，遠比人們通常所能想象的更為複雜，而這種“環境”的力量，有時甚至大於洗腦式的灌輸和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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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重量2016年初春的一天，我接到Z城一位朋友的電話。她心急火燎地向我求助，說自己年近六十的老父（以下稱“李叔”）忽然被鄰居蠱惑，執意要加入廣西B市的一個所謂“金融改革試驗”項目。項目負責人宣稱，自己是受國務院委派，到沿海地區執行為“下一步金融改革”探路的特殊任務。拉攏李叔入夥的，是他以前的一位老同事，退休後遷居某沿海城市。元旦回Z城的時候，這位老友向李叔介紹了B市目前“喜人的形勢”，並且送給他一些印刷材料。元月末，李叔瞞著家人跟老同事南下“親自考察”，回來後已經是神魂顛倒。不單對家人的勸誡充耳不聞，還試圖聯繫其他親朋故交，“共同創業”。
李叔的女兒與我是中學同學，她只是向我求助，卻對整個事情的前因後果閃爍其詞。一年之後我回訪Z城，李叔已經從當時的狂熱中冷卻下來，在採訪中我才瞭解到其中原委。李叔還有一個年齡稍小的兒子，大學畢業之後去南方的一個城市打工。一年後認識了一個本地姑娘，雙方情投意合，很快便進入談婚論嫁的階段。孰料想女方家長提出，如果李家不能獨立購置一套住房，這樁親事就免談。李叔的兒子個性很強，寧可分手也不願意為難父母。
儘管孩子從未表露過對家庭的不滿，甚至還不斷寬慰李叔，但這件事情還是成為老人的心結。事過境遷，他如此自我剖白：
按理說我不是貪財的人，一輩子也沒為錢著過急。但是家裡老二（指他的兒子——作者注）沒結成婚，我還是有點兒不痛快。孩子理解我，我也相信他肯定能建立自己的家庭。你可能笑話我，覺得我太傳統。但是在咱這個地方，你做父母的，確實是有這個義務的。也確實是巧合，正好那段時間我就碰上這個事兒了（指被拉入傳銷——作者注）。你說也奇怪，當時聽別人在那兒講課，怎麼聽怎麼覺得有道理，覺得這個項目肯定能賺一筆。
需要補充的另一個重要材料是，李叔在訪談中明確談及自己並不指望“養兒防老”。他認為假設能給兒子在南方買房，基本上就意味著從此與孩子天各一方。從種種現實條件考慮，都沒辦法指望兒子履行贍養照護的義務。以我在Z城前後兩年多的生活經驗，李叔的觀點其實非常普遍。生活在一個缺乏社會經濟吸引力的小城，很多老人事實上早已放棄從兒女身上獲得切實回報的奢望，即使跟孩子們同處在一個城市，也並不打算按傳統的養老模式設計晚年生活。[10]
關宜馨（Teresa Kuan）在對昆明中產階級父母育兒實踐的研究中提出了“道德能動性”（moral agency）的概念。她認為，那些在週末把孩子送去各種輔導班的家長未必都懷有明確的功利性目標，很多時候他們自己非常明白眼下的“投資”並不能承諾未來的收穫。但在養育孩子的“軍備競賽”中，對家長們來說“做”本身比明天所能得到的成果更重要。嘗試過，便“不後悔了”。這種能動性本身又成為建構自我（selfing）的一種重要的驅力。[11]
在我所接觸到的大多數直銷/傳銷從業者身上，都可以發現這種“道德能動性”。它把“自我”置於一個道德責任所連接起來的網絡之中，並且歷時性地檢視“自我”在一出出道德戲劇當中是否傾盡全力。在這個意義上，“自我”是一個過程性的道德實踐，它不僅需要負責建構一個圓滿的未來，還要不斷回望來路。就我在Z城的經驗而言，在大多數個案中，後一種趨勢所產生的推動力都遠大於前者。準確地說，與關宜馨所定義的“道德能動性”略有不同的是：Z城傳銷圈子裡的自我道德鞭策，多是源於一種不可逆的、過往的經歷。因其不可逆轉、只能儘量彌補的特性，這種自我道德責任的審視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出新的動力。
不僅如此，正如上文所述，傳銷組織內部常常建構一種虛擬的家庭關係，並且人為地製造出此“家”和諧平等、各盡其責、我為人人的景象。這個虛擬的、建構的“家”，會反過來對真正的血親家庭產生壓力，迫使當事人反思自己在家庭責任上是否有瑕疵。傳銷組織的道德號召對當事人真實生活的反噬，是其製造惡果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這一點而言，傳銷可謂不折不扣的“時代症候”。它不僅是此刻各種社會思潮的產物，還是社會發展所累積的道德危機的直接體現。對一個高速發展三十餘年的社會而言，因為財富積累、人口遷徙、代際矛盾、家庭/宗族結構變遷等各種誘因所導致的問題，幾乎都可以指向對自我道德義務的不滿或遺憾。我在Z城所接觸到的那些曾經的傳銷者，大都屬於這一種。在田野調查期間，我可以進入這些人的生活，接觸其周邊的親友，兩相對照便不難發現，他們並沒有說謊。結論看似荒誕但卻確乎如此：欺騙，往往因某種被過分觸發的自我道德感而起。
如此解釋傳銷者入行的動機，或許會引發許多人的不滿。畢竟，在中國的語境中，“傳銷”幾乎是利慾薰心的同義詞，而媒體所熱衷報道的，也通常是那些善良無辜的人們誤遭傳銷蠶食。我沒有確切數據證明，道德驅動在推動某人加入傳銷這一事件上分量有幾何，也不否定在這一群體中確有很多人就是為了“掙快錢”。[12]但愈是那些擴張範圍大、紮根程度深的傳銷團隊，其運轉就愈加依賴道德機制。這種機制或許不直接體現在傳銷頭目的宣傳鼓動當中，但是，在龐大網絡的末端，每一次勸說、誘導的背後，往往都勾連著複雜而曲折的道德記憶。
▍結語
回到上一小節開始時提到的那個故事。在詳細地瞭解了老人陷入傳銷泥潭的前因後果之後，我否定了朋友試圖曉之以理的可能性，建議她對父親進行“物理隔離”：不要再講道理，更不要輕率反駁，代之以專人全天候陪伴，只需確保他無法再與“組織”進行聯繫，也不能單獨外出。作為人類學家，以一種“病理化”的方式處理家庭倫理衝突，多少讓我感到內心不安。但彼時彼地，我又無法提出更好的方案。在傳銷/直銷江湖中浸淫愈久，愈是能感到那一整套話語構建和行動影響的強大力量，及其能夠給當事家庭所帶來的毀滅性打擊。被捲入這場荒誕遊戲中的大都是缺乏種種社會資源的尋常百姓。這種缺乏意味著某種脆弱，在外力攪擾撕扯之下會導致極端扭曲而悲慘的後果。[13]
對傳銷（尤其是涉及金融詐騙的傳銷）實施打擊和干預極有必要。但是傳銷所依賴的思想文化資源、價值體系、組織形式，若拆分開來看，很多都已經是當代國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對王磊、陳霞和李叔而言，促使他們踏入傳銷泥潭的，與其說是機緣巧合的某些事件，不如說是過往數十年間所積累的道德、情緒、自我認知。當週遭社會環境和作為生命過程的自我之間的張力失去平衡的時候，與任何一種宣稱可以“重新來過”的力量相遇，都會引發日常生活的劇烈震盪。[14]
我們或可這樣說：傳銷是諸多“正常”匯聚而成的“異常”。 我們不應當將傳銷問題奇觀化，視之為某種絕對的異常或畸形。那些被洗腦、被脅迫的故事並不是平地陡然而起的惡行，其作用的發生都依賴於很多看似“正常”的觀念或行動。支撐、掩飾其欺詐實質的種種規則、組織乃至話語、觀念，在尚未彙集到發生質變的中心地帶之前，都有著相當程度的合理性。人們所熟知的傳銷故事，是某一個罪惡的黑潭將受害者猛地捲入。但在現實中，傳銷的蔓延往往隱蔽且緩慢，其徵用的話語和價值觀念往往蕪雜混亂但在地方語境中有其說服力。那些觀念或行動，只是因為傳銷本身所內涵的欺詐和暴力而造成了惡果，成為眾人撻伐的對象。脫離了傳銷這一載體，那些“正常”的要素是否就不應被反思呢？這恰恰是人類學視野中傳銷亂象值得關注之處。
我有些悲觀的認為，如若不能檢討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自我想象”，不能反思資本邏輯對生活的裹挾，不能建立底邊人群尋求美好生活的結構性保障，傳銷亂象或許會因司法強力干預而弱化，但卻不能被根除。如本文題目所示，傳銷產生於社會機體內部，而要剷除其滋生的土壤，就必須對社會本身進行重建。傳銷看似光怪陸離，實則是觀察我們所處時代的絕佳標本，這正是理解、分析傳銷現象的意義之所在。
註釋：
[1] Nicole Woolsey Biggart,Charismatic Capitalism: Direct Selling Organizations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89.
[2] 參見於淼、劉附上、彭慧：《傳銷被禁後的思考》，載《蘭州商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3] 參見商務部直銷行業管理網上所羅列的相關名錄：http：//zxgl.mofcom.gov.cn/front/getEnterprises（2018年2月5日訪問）.
[4] 不但直銷企業在其經營模式上幾乎全部沿襲了經典傳銷的結構模式，連保險業、保健品銷售業的從業人員，也有大量的技術和話語借用自傳銷。
[5] 參見新華網《傳銷為何成為“打不死的小強”？》（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5-11/04/c_1117042361.htm，2018年2月28日訪問）.
[6] 安德訓（Ann Anagnost）在對中國當代“素質”話語的分析中曾援引Colin Gordon的講法，將其稱為一種“企業家化的自我”（entrepreneurializationof self），參見Ann Anagnost, “The Corporeal Politics of Quality (Suzhi)”, Public Culture, Vol.16 (2004).人類學家威爾遜在對泰國雅芳女性直銷員的研究中認為，直銷代表著一種專業化、個體主義的“企業家”（Entrepreneurs）形象，參見AraWilson, “The Empire of Direct Sales and the Making of Thai Entrepreneurs”,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Vol.19 (1999).
[7] 人類學家潘毅教授曾經向我介紹了她在長三角地區展開對外來務工人員的研究時所遭遇到的傳銷現象，是她讓我注意到底層人群有關“老闆”的人格想象及其中所包含的複雜的道德含義，特此致謝。
[8] 參見Yunxiang Yan, “Introduction： Conflicting Images of theIndividual and Contested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In Mette Hansen andRune Svarverud, eds., iChina: 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Society, NIAS Press, 2010.
[9] 在田野調查期間，我曾經多次跟隨Z城的直銷團隊遠赴上海、深圳等大都市，所接觸到的本地直銷群體甚至比Z城更加強調小團隊的凝聚力。這些群體大多由底層外來人口組成，直銷小團隊成為他們在陌生城市可以依靠的唯一一種團隊力量。團隊提供庇護，甚至為起步者解決部分食宿困難。小團隊往往與高一層的、在本地有豐富社會資源的直銷頭目有密切聯繫，這也給了外來人紮根大都市的希望。他們常常集體活動，相互配合，彼此以親人相稱。
[10] 在學者們有關北方農村老年居民的人類學研究中我們也能發現，個體化程度的加深意味著父輩一代的自我意識也在覺醒。鄉村地區的道德危機，尤其是孝道的衰落，讓他們積極尋求分家。參見StigThogersen and Ni Anru, “He is He and I am I：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mongChina’s Elderly”, In Mette Hansen and Rune Svarverud, eds., iChina: The Rise of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NIAS Press, 2010.
[11] 參見Teresa Kuan, Love’s Uncertainty: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Child Rea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12] Z城本地傳銷人當中的一個術語，意思是說，傳銷可以靠人頭費和分層抽成而迅速獲得現金回報。
[13] 此處的意思並非否定司法干預或心理救助的成效或必要性，我想強調的是，在類似Z城這樣的“小地方”，傳銷給家庭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是迅速的，而普通人所能尋求到的專業干預力量微乎其微。
[14] 正因如此，很多人類學家傾向於將傳銷看作是一種“準宗教”（pseudo-religion）。Peter Cahn在對墨西哥一家營養品直銷公司的研究中強調，與其說直銷是“邪教”，不如說它能夠為參與其中的人提供一種廣義的精神生活。參見PeterS. Cahn, “Building Down and Dreaming Up”,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33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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