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妮塞虽然不会说中文， 但 re shui（热水）这两个字却说得惊人得标准。
“和其他游客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中国游客经常会叫你倒杯 re shui，而且很少有人点酒喝。”阿联酋航空的空乘艾妮塞说道。
热开水，仿佛中国人灵魂深处“怎么也戒不掉的多巴胺”。
2011年11月1日，山东滨州，小学生们在接35℃的温开水
2003年6月随着非典疫情的逐步好转，大批四川民工又纷纷背着行李回流城市。期间，旅客太多给供水带来不便，休班的乘务员，便利用休息时间在站台上为旅客送开水
2013年4月21日，四川雅安地震第二天，一家人在临时居所向所有人免费提供开水
在全国各地的火车和高铁上，白开水是供应标配；
在高层政府会议上，瓶装水可能只是个点缀，但是茶缸子则是实实在在喝热水用的；
回顾2017年全球保温杯的销量，最大的市场依然是中国；
……
2017年，“端着保温杯的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引爆社交媒体的热点：“用保温杯的Rocker还能算Rocker吗？”尽管保温杯一举成为中年危机的代名词，但随后，粉丝们举着同款保温杯支持偶像的举动，更像一场线下狂欢
然而，藏在“多喝热水”“中年危机保温杯”等流行文本背后，是一个更为隐秘而残酷的事实：
对于最早一批喝上凉白开的中国人而言，热水并不意味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衰老，就在不远的过去，这是一件“被贫穷限制了想象”的事情。
就如作家谌旭彬所言：“无论城乡、无论贫富，多数中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喝上热水——是在90年代中期——距今不过20年。”
喝生水是中国民间的底色
在过去那些霍乱和传染病横飞的年代，能够有效消毒的办法恐怕只有加热。
但并非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煮水的柴火。
明代天启年间，大臣杨涟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遭到迫害。
在屡屡历经拷打后，狱中的杨涟深知“珰意不可回”，难过之余，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每晨起多饮凉水，以求速死。”
杨涟寻死的逻辑，是基于中医 “温阳”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喝冷水是不健康的。
而与之相反，煎滚过的“热汤”才是上层士大夫钟爱的养生、宴客之物。
《宋人撵茶图》，描画的是彼时爱喝热水、戒饮凉水的宫廷贵族。即使是冰饮，也只有高级官员和社会精英才能享用——皇室设有一个特别的公务员队伍，专门在冬季采冰
然而，喝得起热水的上层贵族毕竟是少数，基层群众才是饮水问题的底色。
农业社会，燃料宝贵。那年头，煮沸一锅水比做饭更费燃料，为了喝一口热水而支起炉灶，对老百姓来说不甚经济。
因此，对于广大平民阶层，热水这种奢侈品，总是留给那些最需要热水的孕妇、老人和病患。
而普通人家一年四季只喝生水，在早期的《申报》中，就常常可以见到利用明矾清洁生水的报道。
直到近现代，农户仍保有一个习惯：家里来客也不烧水，而是让孩子拿上一把小茶壶去水铺买开水。当时村里一般有几户专卖开水的水铺，对于只有偶尔情况下才消费开水的村民来说，一次花费一两分钱去买，是最经济的办法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
1862年，上海爆发了霍乱疫情。据医生王士雄的观察，“时疫流行，朝发夕死”，上海居民“死者日以三千计”。
其中许多人，是太平天国内乱时期逃到上海租界的流民。
随后，疫情北上，传到京津地区。有人提出，疫情没有发展到中国南方，是因为南方人热水喝得比北方勤。
很快，“喝热水防霍乱”的传闻，以不亚于霍乱传播的速度在全国流传。
“喝热水”已经不再是有益健康这么简单，而是一道生死攸关的命题。
尽管后见之明已证实，霍乱北上的真正原因，是由往返于京沪的商船所致。
晚清年间，汤姆逊为总理衙门满大臣拍摄的合影。照片中，大臣们倚着茶几品热茶
第一批“非热水不饮”的种子用户出现
进入民国，中国的社会文化逐渐受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影响，细菌学说传入，“喝热水”获得科学支持。
政府与知识界，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劝导居民不要饮用“未经煮沸的凉水”，并断断续续向民间推广喝热水。
当时，在临时搭建又拥挤不堪的流民棚户区，垃圾、粪便污染饮用水源的事情时有发生，一半以上的死亡人口，是由于不讲卫生而冤死的
到了20世纪30年代，喝热水已经上升为一个社会议题。
彼时，中国正面临日本的威胁，蒋介石视察前线后，发现很多地方的民众衣衫褴褛、形容颓废。
“为了对抗敌人的威胁，就需要模仿敌人”——这是蒋介石的想法。
1934年2月，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要求全国群众“从此能真正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词则更直白：“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冲锋陷阵，就只将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
1935年，政府对个人卫生做出了更多详尽的规定，包括“不要随地吐痰”“脸要洗干净”。
以及一些行为习惯的规定，如“不要在葬礼上发笑”“买火车票要排队”等。
与此同时，“水不沸不喝”成为新生活运动中的重要内容。
“新生活周刊”， 1934年，第一卷。图左表现的是新生活运动中鼓励人们喝开水
1936年，在新生活运动的带动下，在门市卖热水的“熟水店”，逐渐成为城市一业。
光是上海地区，“熟水店”的数量就从民国初年的159家飙升至2000多家。
烟气氤氲的老虎灶遍设弄口巷尾，早晚“泡开水”成为弄堂里一家常现象。
熟水店（沪地俗称老虎灶），是中国城镇一种专贩熟水的微型店业。在煤气炉和电炉还未普及之前，解决了底层民众喝热水和节省燃料的双重需求
在“老上海”的描述中，“老虎灶”的掌柜一般是中年的夫妻档。除了供应热水之外，熟水店也兼带卖茶。
彼时光顾熟水店的茶客，多为上海滩的人力车夫、码头工人和走街串巷的小贩。
“在十里洋场，他们往往是被人遗忘的角色，到茶馆来，亦喝不起碧螺春、龙井、毛峰等高档名茶。”
熟水店对于他们，与其说是饮食之所，不如说是一种苦中作乐的社交之地。
“这里有点像欧洲的咖啡店，顾客都是周围的邻居。”美国学者卢汉超说。上海的冬天寒风刺骨，人们喜欢蜂拥到熟水店排队买水。
到了夏天，人们又带着自家的椅子，在熟水店门口闲坐聊天。
带着热水瓶社交，是上海弄堂生活里最常见的情景
1984年，弄堂老虎灶旁，打开水的人
真正“爱上白开水”
虽然这场新生活运动前后持续了15年之久，但99%的进度条都是在城市推进的，在农村地区，只实行了一点点启蒙教育。
在更广阔的农村地区，也有类似“熟水店”一类的开水铺子的存在，但迫于经济压力，普通民众依旧拿生水将就。
2002年，云南建水保留下来的开水铺
而另一场热水推广运动，是在建国后才轰轰烈烈地开始的。
正是在这一次的热水革命中，寻常百姓得以了解“白开水的滋味”。
1930年代的延安，用搪瓷缸子喝开水已经成为红军的日常。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手边也都放着一个装着热水的搪瓷缸子
为了完成国民党未竟的KPI，早在1937年到1945年之间，毛泽东就在红军中大力提倡喝热水。
喝不到开水的战士，可以向上打报告；喝生水的，则要被口头批评。
这一次，喝开水要从娃娃抓起：“应该给孩子喝开水，保证每天喝三次，养成喝热开水的习惯。”
1954年，“喝开水”海报。下面一行小字为：“喝开水要用自己的茶杯”
“我记得小时候，政府经常鼓励我们喝白开水。”
68岁的退休职工李振辉说：“当时，每个单位跟社区都有开水房，每天一大早，卫生员会挨家挨户地送热水。他们还会经常说，喝热水不仅对身体好，而且很卫生。”
持续十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厉行饮水消毒和改善卫生环境的做法，以杜绝传染途径
一时间，“喝开水”的小广告遍布大街小巷，工厂车间、部队机关、学校和居民大院纷纷设立开水房，火车上也经常免费供应开水。
免费的开水供应正是源于那个年代。
2009年1月20日，旅客正在西安火车站广场免费流动送水车前打开水
南京理工大学开水房。时至今日，中国很多地方免费供应热水的开水房，仍是让外国人好奇的一个所在
而在农村，免费的开水供应只是在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期间昙花一现。
公共食堂失败后，因大炼钢铁而导致燃料紧缺的村民，又恢复到“屁股上挂个瓢，咕咚咕咚灌生水”的节奏。
1964年，溧阳县横涧公社利用山区资源编热水瓶壳，供应城乡市场
尽管如此，在这场运动中，保温瓶得到进一步的推广。
在一次下乡走访中，调研人员惊讶地发现，山东和河北的好几个农业社，暖水瓶保有量都超过了手电筒。
要知道，在1962年，国内还没有工厂能生产出它的内胆之前，保温瓶是年轻人结婚时除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之外最好的彩礼。
1970年代末，北京西路的玻璃器皿门市部前，市民得排队购买保温瓶
及至80年代，农村地区开始加大马力兴建自来水和推广省柴灶。1985年，第一个强制执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应运而生。
九十年代中期，当“大哥大”已风靡全国时，国人随心所欲喝热水的夙愿才基本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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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12月参观过中国的工厂，热水瓶已经根植于他们的日常生活。”
Charlie Melvoin，一位经常到访中国的美国企业家说，“确凿无疑的证据是，工厂除了提供储物柜，还专门给几百号工人提供放热水瓶的架子。”
进入21世纪，国人依旧保留了喝开水的惯性。2017年12月16日，四川成都的彭镇老茶馆仍在营业
2012年5月9日，武汉，打开水的女孩
而Charlie Melvoin没有察觉的是，为数众多的企业在改制的大潮中，已悄然把开水房隐去了。
随着时代变更，曾经风光一时的熟水店，也被更先进的电热水壶和饮水机取代。
2014年1月16日，北大最后一个开水房宣告闭门谢客。粗算一下，自上世纪建成以来，估计有六位数的北大人喝过这里的水
如今，有的城市家庭里甚至连一只保温瓶也没有，即使有，也早就束之高阁。
但尽管如此，“喝开水”确乎已经成了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4年3月15日，晴。陕师大雁塔校区，两位老人牵手走过学校的开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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