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算是国学大师吗?

敏学

当然是!

国学不是老夫子摇头晃脑的背诵中国古代典籍;国学应该是能影响到国人的学术。这一点于丹做到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的教育受西方影响极大,影响国人的都是西方学术。只有两次机会让我们重新提到了孔子提到了《论语》,一次是70年代的批林批孔,一次是于丹讲《论语》。

一、“克己复礼”

于丹太有名了,提到《论语》就想到于丹,提到国学也绕不开于丹现象。她就是国学土壤上的一个地主,引来无数斗地主的爱好者。这些人拿自己的理解与于丹比较,指出于丹的种种错误,都是“阿Q精神”,就是想:“打倒了地主,我来当地主”。

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在当代吃瓜群众太多,他们“恨人有气人无”的小人思想太严重。专门含沙射影的攻击出头之鸟,于丹无意中躺枪。

英雄就是普通人怀有自己的梦想,大师就是普通人能激发大家的梦想。谁最有影响力谁就是大师,于丹做到了。

别老跟于丹过不去了。《百家讲坛》的造星神话已经过去了,于丹已经开始玩自媒体了。先虚心向她学习,你才能成为下一个于丹。


于鸿雁老于

题主提出了一个很犀利的问题。如果于丹可以被成为国学大师,那么,各大高校中国古代哲学这个专业就可以取消了。

对于丹的印象是从当年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开始的。于丹讲论语,彻底火了好久。从客观上讲,在当时国学还没有像今天这么炙手可热的时候,于丹在央视讲述她读《论语》的心得,这无疑是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普遍化。

好多不知道《论语》的人、没有读过《论语》的人,因为受到她的影响,开始读《论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

于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传播起到了非常有效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

于丹的问题不在于她讲《论语》有什么问题。因为读书,每个人读出的感悟、体会都不同,搞文学鉴赏的有一句话“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塔”,每个人的经历、阅历不同,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内容也不同,所以,同样一本书,不同的人读到内容是不同的。这是我们的经历和教育背景以及个人思考能力决定的。

《论语》这本书,怎么读都可以。可以作为哲学书来读,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还可以作为教育书籍来读,这些都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我们这样读出来的内容只是我们自己的“读书心得”或“读书体会”,我们可以拿出来和朋友分享,

但是用这种“读书心得”来解读《论语》是万万不能的。

如果是要解读《论语》,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据可循,经典流传下来不易,不能在我们手里、嘴里把经典走了样、变了味。《论语》作为一部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其思想内容远非一锅心灵鸡汤所能解释阐明。作为一名专业学者,如果是要解读原文,首先要尊重原文的原意,只有原原本本把内容弄懂了、吃透了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是做学问必须的也是基本的原则。

于丹讲《论语》,如果只是在分享“读书心得”的层面上和观众交流,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如果把她放在“国学大师”的位置上,是会羞煞人的。尤其是当本人也自以为配得上这一称谓的时候,更是让人汗颜的。

“术业有专攻”,作为一名学者,应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发奋刻苦,更应该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


繁星国学

少些盛名的拖累,多些从容与豁达

——也谈于丹国学大师之争

一段时间,《百家讲坛》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历史、文化、文学等冷门的社会学科,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各地方电视台、高校乃至中小学,纷纷效仿,掀起了一股“讲坛热”。究其原因,不外乎为:“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的栏目宗旨,颇能吸引人的眼球;选择的问题也很有意思,都是一些观众最感兴趣、最前沿、最吸引人的,比如历史中的一些秘闻,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一些文化文学名人的逸闻趣事等等;追求学术创新,鼓励思想个性,强调雅俗共赏,重视传播互动。

这一风靡一时的文化现象,催生出了一批文化达人,清史研究专家阎崇年,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就连中学的冷门学科历史老师袁腾飞、纪连海,都为广大的观众所熟知,而在这众多的“文化达人”中,于丹,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

先上一张图,来看于教授的穿着:

是否颠覆了你对教授的认知?

如果说爱美是人的天性,教授爱美也是无可厚非,再说,每个人对美,都有自己的理解与追求,不能苛求教授非得失西装革履或者一袭长衫,那么,我们来对国学大师做一些理性的分析:什么是国学?什么是大师?什么是国学大师?于丹,是否够得上大师?

一、国学,一个谁都能说但谁也说不清楚的话题

在《周礼·春官宗伯·乐师》有一句话,可能是“国学”最早的出处了:"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乐师掌管的是国学的工作,用以教导贵族们的孩子学习舞蹈。”这样看来,国学,在那时,是否是关于“舞蹈”的艺术?

在《礼记·学记》中,也有关于“国学”的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国学"在这里,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

在唐宋,随着书院的兴起,国学的内涵又有所变化,在李勃隐居读书的山白鹿洞其遗址,兴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后来,“国学”与“国医”并列,意为“国家的学问”。

到清朝末年、明国初年,随着西学东渐,人们称“西学“为“新学”,称“国学”为“旧学”、“中学”,“国学”成为与“西学”相对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国学”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哲学、科学、技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诸多方面。”,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一切思想、方法,都可以视为“国学”,“国学是中国古代的一切学问”(是否也包括治学方法?没人说。)。

对于“国学”,也有人有不同意见,有的还非常中肯,比如,中国近代的思想大师胡适就直言不讳,按照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认为“国学”既包含“国粹”——人类历史上思想的精华,也包含“国渣”——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

改革开放之后,新一轮的西学东渐,来势更见迅猛,特别是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时代的来临,西方的种种学说,传播速度之快、影响面之大,让人瞠目结舌,于是,人们又开始到故纸堆中寻觅。随着党和国家“文化自信”作为一种国家发展策略,“国学”也开始新一轮复苏,各地的国学堂之类林立,学校也开始进行国学教育,最常见的就是“国学经典诵读”,《弟子规》《三字经》等,进学校、进家庭、进社区,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可国学的定义是什么呢?如何有选择性的吸取“国粹”,去除“国渣”,却很难找到系统的论述。

二、大师——想说爱你不容易

前几天,一篇名叫《民国为何产生大师》的网络文章再次刷屏,诸如“四大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确切地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十大国学大师”,黄侃 、刘文典 、赵元任 、刘师培 、吴宓、钱穆 、王国维、陈寅恪 、章太炎 、梁启超,这些说法,有的被大众所接受,有的,也饱受争议。后来有人还提出,钱钟书、季羡林等,也可称是“国学大师”,那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大师呢?

大师,原为佛的十尊号之一,即天人师。佛教徒称佛,也用作对和尚的尊称。《史记·伏生列传》说“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后来,大师指的是在某一领域造诣深、享有盛誉的学者、专家、艺术家、棋手等。例子:象棋大师。依据前面所述“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从张岱年先生所认可的起码标准看,“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而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应该是道德文章者流中的佼佼者。”

那么,大师,究竟如何评定呢(国外一般没评什么大师,至少以我的涉猎,没有见到,只知道有国际象棋大师,所以,后面举例都是中国人)?我想,在自然科学领域、竞技体育领域,大师的评价标准,是相对容易的,只要在某个领域有重大的发明创造或者开创性的发现,都可以称得上“大师”的称号,比如数学大师华罗庚,物理大师钱学森等等。而在社会人文领域,这就见仁见智了,特别是“国学”领域,更加难以判定。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大师”、“国学大师”有什么标准?谁来制定标准?(开个玩笑,如果叫我制定,我一定按照我的水平来定,这样,我以后也可以说,我是“大师”我怕谁了)谁来评定大师?

据我了解,前几年,大师横行,比较吸睛的是大师王林,20年前,还有一个气功大师严新,后来,张悟本等人,也称大师,不知称号何来。

这样看来,没有评价标准,没有评价的机构,所谓的大师,也就无从说起——这不就是想说爱你不容易吗?

三、于丹能否称为国学大师

不可否认,于丹,是一个对国学颇有研究的文化人,能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没几把刷子,那也是不可能的。在《百家讲坛》包括其他一些视频节目里,她的演讲“”生动为要,童叟喜之,使得经典从高阁之上回归人间,引发无数心灵的触动,使经典穿越时空的尘埃,唤醒今人迷失的心灵,激活了国人所共有的文化基因”。

初听,颇能吸引人、打动人、感动人,再听,颇能给人一些启发,如“一个人炫耀什么,说明内心缺少什么”,“一个人越在意的地方,就是最令他自卑的地方”、“人越是得意的事情,越爱隐藏,越是痛苦的事情越爱小题大作、“关爱别人,就是仁慈;了解别人,就是智慧”,这些话,言简意赅而又内涵丰富,把经典中的艰涩化为平易,所以,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在谈到于丹对普及经典所作的贡献时,说到:“于丹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一座桥”,认为于丹的古典今读,可以说是完成了众多国学家的一个心愿,即让经典走近时代,贴切人心,发挥其应有的道德教化、启发民智的作用——她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很成功。据说,同为《百家讲坛》嘉宾的易中天,曾这样评价于丹的演讲“神闲气定,娓娓道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诚可谓妙趣天成,观之可以忘忧也!”(我不知道是否真实易中天所说,只是转引)

但如果你细思下去,你又会发现另一个现象,那就是,于丹所说的,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废话,一番排比,语势如虹,却又没有实质内容,比如,“关爱别人,就是仁慈;了解别人,就是智慧”,错了吗?完全正确!有意义吗?完全没有!因为她没有给你提供任何路径,只是告诉你彼岸,没有告诉如何去到彼岸——她为什么不告诉你?因为她也不知道。这样的例子,一抓一大把,不用辛苦笔者一一道来吧?

所以,你说,他说的是不是正确的废话呢?

其次,于丹的演讲,看起来确实是逻辑严明,但其中,却有不少的常识性错误。比如,她把小说家杜撰的人物用正史的方式演绎(可以参见她讲的“高山流水”,俞伯牙其人,是小说家冯梦龙杜撰的,本来人家叫伯牙,姓伯名牙,她把人家的姓给改了)。再比如她在《孝敬之道》的开场白中,于丹介绍道:“但是从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封建社会发展出来的孝道,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是否还是那么重要?”“孝道是从‘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封建社会’发展出来的吗?”著名文化学者马千里指出,这一句里就有硬伤,他认为孔子的学说,成熟于春秋后期,而所谓封建社会则开始于战国,孝道没理由从“封建社会发展出来”。

还有一些把字念错的的情况,如把“狡黠”的“黠”念成了“jié”,把“污秽”的“秽”念成了“suì”等等。你说,这是一个著名的文化学者该犯的错误吗?

但个人以为,还是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宋志明的评价比较中肯,大意为“于丹善用新闻传播学的做法,把中国哲学的精神阐释成精品,并传播开来,对这一点,大家应表示佩服”。也就是说,于丹以其传播学的优势,让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功不可没,但要说她是大师,却还差之远矣,记得很有学者说,“与前辈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不算”,所以,于丹教授,还是踏实地做学问,不要被虚名所累,多一些豁达与从容。


三水三心



可以肯定地说,于丹根本算不上国学大师。

国学包含的范畴太广博了,凡是跟中国学术有关的学问,都可以称作国学,如,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天文地理、伦理学、中医学、考古学、宗教学,等等。

国学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化的学术体系,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中形成的文化根基和财富,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信仰。

在这些文化学术体系里有极高造诣和突出成果的专家,才会被冠以“国学大师”的称谓。



国学大师总是凤毛麟角,上个世纪,也仅有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钱钟书、马一浮、郭沫若等人被称作国学大师。

而当代,至季羡林、南怀瑾前几年去世后,再也没有人有实力够得上国学大师的称号。

于丹研究过《论语》、《庄子》等学说,用自己的观点和理解,通过电视栏目把它们讲解出来,由于她的口才不错,善于调动听众情绪,并且讲得通俗易懂,一时间,吸引了极高人气和关注度,普通老百姓一下子被她的气场唬住了,就想当然地认为,于丹极有学问,是大师。



如果仔细分析于丹的讲解,会发现,漏洞和错误很多,根本原因还是她研究得不够透彻,没有领会这些学说的要诣。现在回过头来看,于丹10年前的讲解,更像愚弄全民的骗局,是她有的放矢的结果,她为自己聚了人气,同时也敛了财,说明她是一个极会为人处世的聪明人。

在其它领域,于丹根本没有或者很少涉猎过,把她冠以“大师”就更说不过去了。

如果把于丹放在我前文提到的这些人中间来比较一番,就会发现,于丹在他们中间,就像懵懂无知的小学生,在一群才高八斗的博士生之间,两者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小学生只能仰视这些人,她需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鸿鹄迎罡

说实话,前些年我不敢在公开出版的书中批评于丹,也不敢在网上发帖批评于丹,因为她那时红得发紫,我怕被人围攻,被喷子粉丝拍砖辱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明白了,我才敢批评敢于搬弄文史的传媒学教授。

下面是我当初著书“前言”的部分内容,委婉的表达了我的观点。

关于孔子和《论语》的研究

通释《论语》我有自己的看法。我看了不少释读《论语》的本子,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问题:一是完全脱离训诂的“自我认为”式。带有这种倾向的人在释读《论语》时,没弄懂字面的实际意义,对可能存在的歧义不作分析筛选,凭大脑主观“想当然”对《论语》进行解释。二是不分析原话产生的时代背景,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生搬硬套地“为我”所用。三是神化《论语》整理者的水平,认为《论语》所有篇章的安排独具匠心,并以此牵强附会,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观点往一起拉。四是旁征博引式的解读《论语》,硬让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与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对话,甚至把东西方的不同文化也要扯到一起,把此后的“释”“道”的文化扯进来。这些解释或者过分追求通俗,曲解了本意;或者加入过多的释读者个人的思想而扭曲了原意;或者联系的内容过于深奥使《论语》成了“玄学”,有学者(研究者)甚至为此而争论不休——这些都容易使《论语》研究走入误区。

解读《论语》的本子很多,且讲的道理都很好,但有许多道理并不是《论语》本身生发出来的,而是解读者自顾自在说教。应该说,解释(译注)、研讨《论语》著作中,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有精辟的可取的看点,但也有不少偏颇。无论是“集注”“注疏”“正义”“释注”,还是“正裁”“别裁”“心得”,可以说前人和今人研究孔子和《论语》而形成的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谬误也着实不少,容易把读者引入歧途。例如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但不符合古汉语特别是先秦语言的语法规律,还与孔子的一贯思想和表述相悖。研究古人留下的文字,不首先从语言规律、时代背景和言论人的一贯思想主张几方面进行考据,而拍脑瓜臆测“就是这么回事”,势必得出荒唐的结论。要了解时代的背景,要忠实原意,忠实历史,脱离文字的猜测不足取。要解读《论语》,首先要正确解释原文,没有正确的解释而生发出来的解读议论再好,那也不是孔子的思想,甚至歪曲了孔子的思想。解释《论语》原文离不开训诂,对文字、句法本身的考据应该是第一位的。连《论语》的语言本义都不能准确把握,何谈解读!

孔子之时,道家思想虽然已经产生,但流派尚未形成。孔子与老子有过交流,敬佩老子的学识,但孔子应该还没有见过老子的《道德经》,道家的后学庄子之辈将儒家与道家对立起来,采取排斥的态度,这都是孔子以后的事了。孔子之时,中国还没有宗教,孔子也不知道西方的宗教。所以,孔子的思想不可能与宗教,特别是西方的宗教挂钩。在孔子和《论语》研究中,牵强附会地把风马牛不相及的道教、佛教甚至西方的宗教揉合在一起解读,是不足取的。拿佛学、道学思想与孔子和《论语》的思想比较可以,拿东西方历史上的文化复兴与孔子生活的时代的文化比较可以,硬用今人的某一个思想观点来为孔子思想、为《论语》穿线,过于荒唐。

孔子说:“君子不党。”孔子通过把自己的学说,或者说思想主张——有研究者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他没有“学说”——灌输给弟子和执政者,并通过《论语》等的传世从而形成了“儒家”流派,这是孔子没有预料到的。后代还把“儒家”流派称作“儒教”,与佛教、道教合称为儒释道“三教”,形成了实实在在的“党族”。不仅如此,由于孔子弟子们在理解孔子主张中有一些观点分歧,后世学者又把儒家分成若干派别;乃至后来在孔子和《论语》研究中分歧越来越大,争论越来越多。“派别”自然就形成了。今天的孔子和《论语》研究进入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阶段。单凭书刊传播速度的功能看,也已经远远超过古代和近代;电视传媒、网络传媒,更使孔子和《论语》有机会走进千家万户。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得天独厚,占据了市场,也占据了大众的头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尽管于丹教授一再强调自己在《百家讲坛》讲的是“心得”,但既然是《论语》的心得,一定是在对《论语》的理解基础上形成的,否则就不能名之为“论语心得”,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存在的。很遗憾,我虽然找到了台湾南怀瑾教授的《论语别裁》,甚至看了一本同样名不见经传的董子竹先生的《论语正裁》,但没有拜读《论语心得》,不敢对于丹教授的“心得”妄加评论,即使对看到的“别裁”“正裁”,我也不想直接面对。谁解释得对,谁理解得好,学者自会辨析,有一定古汉语语言基础的人自会辨析,经得起推敲的自然会留存于世。


陈广逵

面对如此一问,俺有三不解。其一,一个人是不是大师,谁说了算?是本人可以自封的吗?谅她于丹未必有此神通。俺也想作大师,您买帐吗?凡事都有来龙去脉,不会是从天而降幸运的砸到谁头上;其二,判断大师所依据是标准什么?听业界人说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出台。既无尺度,又凭什么断定是与不是?其三,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有什么意义?前些年,我们所见所闻的各路大师还少吗?于丹再不济也是正宗正路的教授与学者,不是还有些压根就没正经八百的读过几本书的人也有大师光环加身吗?这种情况,是在传统文化长期沉寂后所出现的这场国学热中的一些独特现像,鱼龙混杂,有利有弊。如果能站在大历史观大文化观的角度,把它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文化现像去研究,总结利害得失,促进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那将是十分有益的。要是就事论事的今天评张三,明天说李四,它便是一场场毫无价值的口水仗。谢谢!


老刘头205363677

以前专家真的是专家,教授真的是教授,老师真的是老师

现在有多少专家已经是砖家,多少教授已经是叫兽,多少老师已经是老湿。

近年来,随着国学不断升温,大有全民学国学之势。“国学大师”这个词,恐怕将会成为下一个被玩坏的词。快餐文化也好,高效时代也罢,出几本书,写几篇文章,做几次演讲,就成了专家,成了大师。

《论语》,当然人人可以读,有人能读出安国定邦之策,有人能读出修身养性之道,有人能读出安身立命之本,但是当我们想要传播它,推广它。那么首先是不是应该去搞懂原文意思,能不能静下心来去学学文言文。让更多人参与《论语》的学习,投身到国学热中,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实际传播的正确与否就有待商榷了。先不说于丹在解读论语过程中一些字词的解释有误,但就学术水平而言,远不足以达到大师水平。难道国学就是一大锅鲜美的心灵鸡汤?是自己的读书心得体会?那我觉得国学不学也罢,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再退一步讲,一部论语读懂了就可以作为国学大师了吗?民国时代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随便拉出一个的阅读量都高的惊人,经史子集多有涉猎,古今中外融会贯通。有知识的广度与宽度,有学术的深度与高度,这些人才无愧于大师。试问如今有几人达到那样的高度,互联网很容易诞生一夜暴富的神话,专家满街走,教授处处有。

曾经有一些词,我们倍感崇敬,大家,大师,教授,专家,老师……现在他的调侃意味甚嚣尘上,已经早已没有那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我们当然倡导个人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绝不是说降低了我们对于大师,专家的要求。

沉心静气,青灯黄卷,春秋匆匆,多少人皓首穷经,面对大师之谓,仍然愧不敢当。至于当下所谓大师,专家,自然毋庸多言。

贴点大师的照片,容我压压惊。

蔡元培

陈寅恪

胡适

李金发

李叔同

梁启超

梁思成 林徽因

梁簌溟

林语堂

刘文典

鲁迅

钱穆

钱锺书

瞿秋白

王国维

伍廷芳

俞平伯

朱光潜


鱼山坎坎侃侃古龙

何谓国学?何谓国学大师?

国学者,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经过后世二千年的补充完善提炼,并加以细分而产生的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领域的统称。

国学是与西学相比较而产生的学科,也可以称之为东学,是与西学平等的学问。当然在中国历史五千年的长河中,由于中国皇帝们的闭关锁国、盲目自大,认为除中国之外的人全是蛮夷化外之民,中华文化课代表了先进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西方文化是落后文化,导致中国国学失去了和西学交流融合进步的机会,并且快速满后于西学。

何谓国学大师?

所谓"国学大师"者,指人们对在国学学问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具体说有三个维度:立言、立功、立德,三位一体称之为大师。

公认的国学大师大概有这么几位: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钱穆和钱钟书。从中不难看出,没有于丹于大师的名字。

真正的大师,是有自己独特见解在学术界公认的权威,并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大师应该有自己严谨认真一的学术态度,要有就事论事的能力,要有客观公正的立场。

比如说研究论语和庄子,就要回到历史上孔子说论语和庄子写庄子的年代,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来谈论语和庄子才有意义。就象我们引用别人的话,脱离当时的语境,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一句话、一个思想都是不科学的。

研究国学,既不是推崇拔高国学,也不是贬低国学,只是客观公平的评价国学,从中找出来可以融合进现代文明的思想,为建设一个民主科学新中华文明而做一些总结积累。

有些人评价历史和国学,就不是一个科学态度,因为他认为金国的人和土地现在是中国的,所以岳飞就不是民族英雄。评价一个人物一个思想,如果不能回到历史原点,站在当时的朝代背景下看,都是脑子进水的表现。

而于丹大师就是这样的人物,脱离当时的背景去谈孔子和庄子,扭曲事实,不尊重事实,更是一种媚俗,更客观一点说就是鸡汤。

我一直认为写鸡汤就去写鸡汤,这东西在中国是有市场的,没什么对错。但你非披上国学的外衣,那就是在污辱国学,那就是你的错。

还是遵照上边写的如何解读国学的态度,我们来分析一下孔子的论语。

孔子的年代是春秋中后期,当时正值周王室衰微,诸侯国纷纷争霸,吞并小国,天下大乱。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天下大治开药方,孔子也是其中之一。

孔子认为,当时之乱的根源在于礼崩乐坏,周礼受到了破坏才导致尊卑失序,天下大乱。因为孔子开错的药方,所以在当时孔子的学说根本得不到重视,最多被当成花盆做个摆设,不会得到重用。

有人说,孔子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当时山东鲁国的地方,最开始居住的是东夷人,东夷人尚武好斗,不管是前朝的商人还是后来的周人都非常头痛,因此周公制定周礼,周公的小儿子成了鲁国首任国君。他在鲁国强制推行周礼,硬是把尚武的山东人变成了循礼的呆子。丧失了血性和斗志的鲁国始终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小国,尤其是身边的齐国相比,齐国人也是山东人,但不大相信周礼,保持了尚武习性,因此成了大国。

到了孟子的时候,孟子还是在强调周礼和仁义无敌论。结果一个小国的公子来向孟子学习百里之地取天下(孟子吹牛说,只要讲仁义,就算只有区区百里之地的小国也能取天下,他举例说周灭商就是如此,当然这不是事实)的真理,孟子马上就不装逼了,告诉他,国有百里,能存活尚且不易,何来取天下。说明孔孟之道是多么不靠谱和不得人心,这时的人是指当时的社会上层,不喜勿喷。

孔孟之道只是到了皇权专制时代,成了皇帝愚弄人民的工具,才得到了皇帝的认可,披上合法的外衣。其实就是到了皇权专制时代,皇帝们也是内法外儒。也就是说,你如果听话我给你讲儒家仁义,你如果不听话我给你国法伺候,本质还是以法治国的内核。

历史上的儒家和皇帝不过是各取所需而已,儒家得其名,皇帝得其利。皇权专制时代是极其独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明明是从别人手上抢来的江山,又怕被别人抢去,就说是自己仁义,上天赐给我的。别人来抢就说别人是不仁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乱臣。这难道就是儒家思想吗?

于丹大师讲的论语有什么问题呢?

于丹和皇权专制的皇帝一样,根本不懂儒学,当然他们也不想懂儒学。

他们只是想借助儒学的外衣来讲鸡汤,挂羊头卖狗肉而已。《论语》只是载体而已,她要做的只是政治学术的投机者罢了。她是学术沦落的成功获益者,也是当今大学学术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

周星驰说,我是个演员,因为他真是演员。而于丹说自己是国学大师,其它她也是一个演员,一个特别会装逼会包装的好演员,我相信她一定认真读过《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这本名著,要不然何以演的如此投入,如此逼真,差点连她自已都信了自己所说的东西。

读国学,学文化,都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板登要坐十年冷,没有速成的可能。 为什么慧能说人人可以顿悟成佛,马上成了大师。就是因为这么说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速成的问题。没有人有太多耐心花时间去学习一个东西,能不费劲的学懂某样装逼知识,用最低廉的价格(付出最少的脑细胞)买到文艺青年的感觉」,才是大家的需要。

作者:孙天任
真是不怎么懂。她的论语心得,交稿的时候(递交了演讲稿)是远远达不到出版要求的。中华书局(国内最好的古籍出版社)为了做于丹这本书,专门组织了一个编辑团队,从章节体例设计,遣词造句,到每一处引文的核实,都做了大范围的修改。当然,结果是皆大欢喜,书卖了数百万册,版权销售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

以上并不是什么内幕秘密,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某出版社社长(一位很不错的出版人)给我们做编辑应用文讲座时,编辑方案一节就基本摘录了论语心得的编辑计划,显然,他认为这是很出色的一次出版行为。图书编辑对稿件进行大修是很常见的事(当然,组织编辑团队还是不多见的),很多出名作品的背后,都有编辑的心血。对论语的诠释引申,两千年无数人可有无数心得;但古文文字的讲解,并非什么情怀鸡汤,而是有客观对错标准的。中华书局接到这部稿子,努力加以修葺,以符合出版要求,并赚取更多市场利润,是符合编辑之道的。同样是讲论语,南怀瑾的论语别裁中大量事实性错误都没有纠正,这才是编辑的失职吧。论语心得的热销,给中华书局的经营带来较大的改观(学术出版社总是不太宽裕),让中华书局有更多底气做一些注定冷门的古籍和专著。我觉得对历史爱好者,这也是一件好事。看不上于丹,不去看就是了。

为什么于丹能讲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我顺便告诉大家,于丹是艺术传媒学院的老师,搞策划包装是本行,营销方面是有天分的,于是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国学大师,也是大概率事件。


新知传习阁

不能提这样的问题,感觉是一位小孩看到马云的画就问大人“马云是画家吗”。再打一比方,一家做家装小公司A,每天在媒体上做广告,而年产值不多,另一家做工装的大公司B,从不做广告,业务量很大许多人却不知道B,只知道A,A就是大公司吗?

再说正题,大家认识于丹来源媒体,靠的是她的口才能力,国学大师靠的是著作学述及全方位的知识和创新思想。于丹,她是一位国学知识的戏说家,值得大家尊敬。


天一画语

于丹,应该与国学大师不沾边,师者,授业解惑也,国学分类众多,医、易、兵、书丶琴、画等各门类,涉及儒、道、佛、兵、易、医,纵横之理论,所谓真正的大师都自谦不己,不敢自居大师,于丹谈论语,只记得真确的废话,国学更多的是培养自省能力,以及自强不息的动力,了解万物归一,阴阳对立统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国学更多是行,致良知,以自己为中心,将孝道,忠恕之情影响他人,感召别人,礼义仁智信,五常做人做事,观天之道,持天之行,仅此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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