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眾的高安全感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正是因為我國經濟快速平穩發展、居民收入不斷增加、就業穩定、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社會治安狀況總體良好，使中國民眾形成了高安全感。人民當家作主是一切安全的根本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保障民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更加和諧穩定，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保證了民眾生活的安全穩定。
中國民眾的安全感來自哪裡
中國經濟的持續平穩發展，是民眾高安全感的宏觀背景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報告顯示，1979—200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實際增長9.8%。在經歷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後，我國經濟增長也由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增長。2013—2016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7.2%，而世界同期的平均增長率僅為2.5%，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增長率也只有4.0%。自2010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國內生產總值穩居世界第二位。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計算，201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74.4萬億元，折算為美元，達到11.2萬億美元。中國經濟的持續平穩發展，避免了許多國家因為經濟大起大落、增長乏力、通貨膨脹、物價上漲、貨幣貶值等問題造成的民眾恐慌和焦慮，不僅大大提升了中國民眾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大大提升了中國民眾的安全感。
居民收入較快增長，收入差距穩步縮小，貧困人口逐年減少，是中國民眾高安全感的現實基礎
首先，居民收入穩步快速增加。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我國經濟的持續較快增長，使我國脫離低收入國家，進入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並繼而邁向中等收入國家。2012—2015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由5940美元提高到7900美元。2012—2016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7.4%， 2016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已經達到23821元。
其次，收入差距持續擴大這一世界性難題也正在逐步破解， 2012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係數高達0.474，2016年已經下降到0.46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經從2009年的最高位3.33倍，持續縮小到2016年的2.72倍；東西部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則從2012年的1.73倍縮小到2016年的1.67倍。
再次，我國扶貧攻堅取得巨大成就，按我國現行農村貧困標準測算，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萬人減少至2016年的4335萬人，四年累計減少5564萬人，平均每年減少1391萬人，2016年貧困發生率已經下降到4.5%。
就業形勢總體穩定、穩中向好，是中國民眾高安全感的重要因素
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影響民眾安全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一方面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另一方面不斷提升就業質量，突出抓好重點群體就業創業，實現了就業形勢總體穩定、穩中向好。
首先，就業人員總量平穩增長。2012—2016年，全國就業人員總量保持了平穩增長，年均增長225萬餘人。據國家統計局公佈數據顯示，2013—2016年我國城鎮新增就業連續四年保持在1300萬人以上，累計新增就業超過6500萬人。
其次，重視做好包括高校畢業生、農村轉移勞動力和就業困難人員在內的重點群體的就業工作。畢業生初次就業率更是連續14年超過70%，實現了高校畢業生就業水平的穩定。人社部數據顯示，我國農民工總量從2013年的2.69億人增加到2016年的2.82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人數由1.66億人增加到1.69億人。就業困難人員得到有效幫扶，2013—2016年的四年間，我國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699萬人，幫扶22萬戶零就業家庭實現就業24.9萬人，零就業家庭實行動態清零。
再次，失業率保持了持續的較低水平和穩定。2012—2016年全國城鎮年末登記失業人數均維持在900多萬人，季度城鎮登記失業率長期穩定在4.0%—4.1%之間，全國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基本穩定在5.1%左右。我國的失業率水平不僅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也低於我們國家確定的4.5%的控制目標。就業穩定，人心就穩定，社會就安定，民眾安全感自然就高。
社會保障這一“安全網”越織越密，是中國民眾高安全感的最重要保障
我國已初步形成了“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實現了由單位和家庭保障向社會保障、由覆蓋城鎮職工向覆蓋城鄉居民、由單一保障向多層次保障的根本性轉變。
首先，參保人數不斷增加。人社部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人數分別達到8.8777億人、7.4392億人、1.8089億人、2.1889億人、1.8451億人，新農合參合人數則比2013年的 8.02億人有所下降。
其次，保障水平較大幅度提高，保障和改善了廣大民眾的基本生活。僅以退休人員養老金水平為例，2005—2017年，連續13年調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全國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提高了約3倍。
再次，社會保障基金的規模不斷擴大，抵抗風險的能力顯著增強。《2016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全年五項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合計53563億元，比上年增加7551億元，增長16.4%。此外，我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蓋了全體應保盡保的貧困人口。截至2016年底，全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約為6000萬人，其中城市約為1480.2萬人，農村約為4586.5萬人。
社會安定有序，人民安居樂業，是中國民眾高安全感的最直接原因
這十幾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有序推進平安中國建設，嚴厲打擊各類刑事犯罪，整治社會治理領域的突出問題，特別是加大對金融詐騙的打擊，加強城鄉社區社會治理，加大“天網”工程建設力度等，使我國社會保持了總體穩定。這同一些國家或身處戰火、或恐怖襲擊頻發、或槍支犯罪不斷，同一些國家人心慌亂、連夜晚都不敢上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制度優勢是中國安全穩定的根基
人民當家作主是一切安全的根本保證
無論是作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是作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都充分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首先是政府和人民之間進行協商。國家通過構建協商平臺，為社會的多元利益訴求提供了表達渠道。其次，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黨派之間進行協商。中國在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同時，黨際協商非常暢通，其他民主黨派可以在協商中充分表達意見和建議，並參與到國家管理當中。最後，協商民主在全社會推動了協商精神的發展。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正是協商精神的體現，當全社會都能求同存異、講究協商時，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將會減少，社會的包容性將大大增加，整個社會也將更加和諧。
基於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法治切實有效地維護了人民的安全。一方面，我國的法律是廣大人民的法律而不是少數人的法律，這使得我國的法律先天比西式民主下的法律更加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更能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也就能夠更好地規範社會、更好地保證社會安全；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能夠更好地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人民自然會更加遵紀守法，國家和社會也就更加安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保障民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國家的和諧穩定，離不開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富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應地也會帶來人們遵紀守法意識的加強，進而帶來社會的安定、安全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國在推動生產力發展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空前提高，極大地促進了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
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中國經濟實現了長期高速增長，創造了中國奇蹟。經濟的長期高速和中高速發展，保證了國家有能力為民眾辦更多的好事、大事，以保障民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國家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為社會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民眾的生活水平才能不斷提高，民眾的獲得感和滿足感才能不斷提升，心態才能趨向平和，心胸才能更加開闊，社會才能更加和諧穩定。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的利益是中國共產黨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因此中國共產黨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不斷完善中國製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人民的安全感是美好生活的基礎，國泰民安是人民群眾最基本、最普遍的願望，這一願望也成為中國共產黨不斷推動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朝著保障人民生活安全這一目標前進的巨大動力。
人民的需求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只有與時俱進的政黨，才能把握時代變化的脈搏，不斷推動社會制度的完善，使其更好地為生產力進步和人民安居樂業服務。黨的領導從根本上確保了中國製度的不斷完善和實施效率，為人們的安全生活提供了保障。
在黨的領導下，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順利推進，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突出治安問題得到迅速整治，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建設有了巨大進展，有效預防和打擊了各類違法犯罪活動；在黨的領導下，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推進，影響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活質量的環境汙染問題得到了遏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製度不斷完善的保證，中國製度的不斷完善又保證了民眾生活的安全穩定。
歐洲為什麼越來越不安全
周邊毗鄰眾多伊斯蘭國家，使得歐洲成為難民躲避戰亂和動盪的首選避難所
當前歐洲極端恐怖襲擊頻頻發生，主要是源於歐洲自身複雜的社會經濟環境。恐怖襲擊折射出的是歐洲內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外部環境的多重問題。從地緣環境來看，歐洲屬於典型的“地理囚徒”。環顧周邊，歐洲被十幾個伊斯蘭國家以及數億穆斯林人口所包圍。歐洲發達的經濟和富裕的生活水平不僅使其成為中東北非地區民眾的移民天堂，同時一旦周邊這些國家和地區出現戰爭和社會動盪，歐洲大陸也必然成為難民躲避戰亂和動盪的首選避難所。
從歷史來看，中東北非國家多數是歐洲國家原來的殖民地，歐洲對這些國家的歷史欠賬較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大陸因勞工短缺，從殖民地國家引進勞動力成為歐洲經濟復興的必然選擇。大量穆斯林的到來，慢慢改變著歐洲的面貌，所謂的“歐洲伊斯蘭化”現象日趨顯著，歐洲各地不斷出現的移民與反移民浪潮就是明證。
大量移民的出現，帶來了許多現實的社會融合問題。二戰後幾十年來，歐洲外來移民與本土社會文化的融合有成功也有失敗。很多移民及其後代受教育程度較低，所從事的工作一般為主流社會不願意做的，有些人甚至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收入水平和主流社會差異巨大。大多數移民仍處於歐洲社會的底層，徘徊於文明世界的邊緣。孤立和貧困催生出的憤怒，使得穆斯林聚居的移民區變成一個個“火藥桶”，生活在這裡的年輕人容易被各種激進思潮——包括宗教與政治極端主義引入歧途，成為極端思想的“俘虜”。
即使那些較好融入歐洲社會的移民也正陷入一種“融合的悖論”之中，即越是與歐洲主流社會融合較好的穆斯林移民家庭，其子女越是容易受到極端思想的蠱惑，雖然其父母可以提供優越的物質條件，但他們並不感覺這樣的生活有意義，並逐步產生彷徨苦悶。這些思想迷茫的青少年是最容易受到極端思想影響與滲透的群體，在被洗腦後離家出走，參加“聖戰”組織，把恐怖主義帶回歐洲大陸，成為歐洲最大的安全威脅。
極右翼民粹主義與伊斯蘭極端主義在歐洲社會形成了惡性循環
從社會文化層面來看，歐洲國家大多宣稱奉行文化多元主義，希望多元文化與宗教信仰可以和平共處，但在現實政策中，卻仍是以白人主流文化為主導。久而久之，穆斯林移民認為其很難在歐洲國家獲得文化與宗教的認同，憤懣與不滿情緒油然而生。
伊斯蘭文化與歐洲本土文化的長期矛盾，為伊斯蘭極端主義提供了可趁之機。而伊斯蘭極端主義反過來促發了歐洲各國右翼尤其是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以反歐盟、反一體化以及反移民為旗幟，把諸多複雜的社會問題和矛盾簡單歸罪於外來移民，激化了社會情緒，也為伊斯蘭極端力量製造矛盾提供了藉口。
大規模的反移民、反穆斯林活動，為各國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土壤。在2014年6月以來的歐洲各國選舉中，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群體性崛起，成為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同時，各種不同形式的民粹主義政黨在匈牙利、奧地利、丹麥、芬蘭、葡萄牙、希臘、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中皆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極右翼民粹主義與極端伊斯蘭主義互相影響、相互促進，已成為當今及未來一段時期內歐洲政治格局的重要塑形力量。一方面，伊斯蘭極端主義及其所引發的恐怖襲擊，已經成為歐洲社會最為嚴重的安全威脅；另一方面，伊斯蘭極端主義與歐洲本土社會的極右翼民粹主義呈現相互刺激的惡性循環，甚囂塵上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刺激了歐洲社會極右排外情緒的發酵升溫，構成了民粹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政治與社會基礎。
反恐政策的失誤以及“自由至上”的理念使得歐洲反恐陷入困境
從外部因素來看，中東地區失序、陷入動盪，美國與歐盟國家難辭其咎。長期以來，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動輒對中東地區橫加干涉，埋下了伊斯蘭恐怖主義仇恨的種子。歐美國家先以消滅“基地”組織為由發動了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後又以反對暴君巴沙爾為由干涉敘利亞內政，最終導致“基地”組織沒有被消滅、巴沙爾也沒能被推翻，反而製造出了一個比“基地”組織更加瘋狂的“伊斯蘭國”組織。
從反恐政策與措施來看，歐洲陷入法治與自由理念的困境，成為法治與自由等價值理念的“囚徒”。歐洲發生的多起恐怖襲擊案件，其實也是肆意倡導言論自由而傷害宗教信仰所致。由於歐盟各國法律的制約，警察經常會在涉及司法質詢或者逮捕恐襲嫌犯時陷入困境，這導致某個或某些恐襲嫌犯經常因證據不足而被無罪釋放，釋放後又繼續從事恐怖主義活動。
不僅如此，歐洲各國公共場所的安檢措施也存在諸多漏洞，給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果漫步歐洲主要城市，如巴黎、布魯塞爾乃至倫敦，雖然可以發現大街上滿是荷槍實彈的巡邏士兵和燈光閃爍的警車，給人以威嚴緊張的印象，但在地鐵與車站等人口密度較大的公共場所，卻沒有任何安檢措施。與之相較，中國各地嚴密的安全措施雖然給行人帶來一定的不便，但確實給予民眾強烈的安全感。與歐洲相比，中國無疑顯得更安全。
視覺｜範璽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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