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的高安全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是因为我国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就业稳定、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良好，使中国民众形成了高安全感。人民当家作主是一切安全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更加和谐稳定，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保证了民众生活的安全稳定。
中国民众的安全感来自哪里
中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是民众高安全感的宏观背景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报告显示，1979—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在经历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增长也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2013—2016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2%，而世界同期的平均增长率仅为2.5%，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也只有4.0%。自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计算，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折算为美元，达到11.2万亿美元。中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避免了许多国家因为经济大起大落、增长乏力、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等问题造成的民众恐慌和焦虑，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民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大大提升了中国民众的安全感。
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收入差距稳步缩小，贫困人口逐年减少，是中国民众高安全感的现实基础
首先，居民收入稳步快速增加。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使我国脱离低收入国家，进入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并继而迈向中等收入国家。2012—2015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5940美元提高到7900美元。2012—2016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 2016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已经达到23821元。
其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一世界性难题也正在逐步破解， 2012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高达0.474，2016年已经下降到0.46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从2009年的最高位3.33倍，持续缩小到2016年的2.72倍；东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则从2012年的1.73倍缩小到2016年的1.67倍。
再次，我国扶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按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6年的4335万人，四年累计减少5564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391万人，2016年贫困发生率已经下降到4.5%。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稳中向好，是中国民众高安全感的重要因素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影响民众安全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方面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另一方面不断提升就业质量，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实现了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稳中向好。
首先，就业人员总量平稳增长。2012—2016年，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保持了平稳增长，年均增长225万余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3—2016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四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累计新增就业超过6500万人。
其次，重视做好包括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就业困难人员在内的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更是连续14年超过70%，实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的稳定。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从2013年的2.69亿人增加到2016年的2.8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人数由1.66亿人增加到1.69亿人。就业困难人员得到有效帮扶，2013—2016年的四年间，我国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699万人，帮扶22万户零就业家庭实现就业24.9万人，零就业家庭实行动态清零。
再次，失业率保持了持续的较低水平和稳定。2012—2016年全国城镇年末登记失业人数均维持在900多万人，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稳定在4.0%—4.1%之间，全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1%左右。我国的失业率水平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我们国家确定的4.5%的控制目标。就业稳定，人心就稳定，社会就安定，民众安全感自然就高。
社会保障这一“安全网”越织越密，是中国民众高安全感的最重要保障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实现了由单位和家庭保障向社会保障、由覆盖城镇职工向覆盖城乡居民、由单一保障向多层次保障的根本性转变。
首先，参保人数不断增加。人社部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8.8777亿人、7.4392亿人、1.8089亿人、2.1889亿人、1.8451亿人，新农合参合人数则比2013年的 8.02亿人有所下降。
其次，保障水平较大幅度提高，保障和改善了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仅以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为例，2005—2017年，连续13年调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了约3倍。
再次，社会保障基金的规模不断扩大，抵抗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2016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年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53563亿元，比上年增加7551亿元，增长16.4%。此外，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了全体应保尽保的贫困人口。截至2016年底，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约为6000万人，其中城市约为1480.2万人，农村约为4586.5万人。
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是中国民众高安全感的最直接原因
这十几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序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整治社会治理领域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加大对金融诈骗的打击，加强城乡社区社会治理，加大“天网”工程建设力度等，使我国社会保持了总体稳定。这同一些国家或身处战火、或恐怖袭击频发、或枪支犯罪不断，同一些国家人心慌乱、连夜晚都不敢上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制度优势是中国安全稳定的根基
人民当家作主是一切安全的根本保证
无论是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首先是政府和人民之间进行协商。国家通过构建协商平台，为社会的多元利益诉求提供了表达渠道。其次，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之间进行协商。中国在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同时，党际协商非常畅通，其他民主党派可以在协商中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并参与到国家管理当中。最后，协商民主在全社会推动了协商精神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正是协商精神的体现，当全社会都能求同存异、讲究协商时，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会减少，社会的包容性将大大增加，整个社会也将更加和谐。
基于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切实有效地维护了人民的安全。一方面，我国的法律是广大人民的法律而不是少数人的法律，这使得我国的法律先天比西式民主下的法律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能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也就能够更好地规范社会、更好地保证社会安全；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能够更好地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人民自然会更加遵纪守法，国家和社会也就更加安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的和谐稳定，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富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应地也会带来人们遵纪守法意识的加强，进而带来社会的安定、安全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国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空前提高，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经济的长期高速和中高速发展，保证了国家有能力为民众办更多的好事、大事，以保障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民众的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才能不断提升，心态才能趋向平和，心胸才能更加开阔，社会才能更加和谐稳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中国共产党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断完善中国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的安全感是美好生活的基础，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这一愿望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朝着保障人民生活安全这一目标前进的巨大动力。
人民的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只有与时俱进的政党，才能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不断推动社会制度的完善，使其更好地为生产力进步和人民安居乐业服务。党的领导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国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实施效率，为人们的安全生活提供了保障。
在党的领导下，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顺利推进，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突出治安问题得到迅速整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有了巨大进展，有效预防和打击了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党的领导下，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影响人民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了遏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制度不断完善的保证，中国制度的不断完善又保证了民众生活的安全稳定。
欧洲为什么越来越不安全
周边毗邻众多伊斯兰国家，使得欧洲成为难民躲避战乱和动荡的首选避难所
当前欧洲极端恐怖袭击频频发生，主要是源于欧洲自身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恐怖袭击折射出的是欧洲内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部环境的多重问题。从地缘环境来看，欧洲属于典型的“地理囚徒”。环顾周边，欧洲被十几个伊斯兰国家以及数亿穆斯林人口所包围。欧洲发达的经济和富裕的生活水平不仅使其成为中东北非地区民众的移民天堂，同时一旦周边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战争和社会动荡，欧洲大陆也必然成为难民躲避战乱和动荡的首选避难所。
从历史来看，中东北非国家多数是欧洲国家原来的殖民地，欧洲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欠账较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因劳工短缺，从殖民地国家引进劳动力成为欧洲经济复兴的必然选择。大量穆斯林的到来，慢慢改变着欧洲的面貌，所谓的“欧洲伊斯兰化”现象日趋显著，欧洲各地不断出现的移民与反移民浪潮就是明证。
大量移民的出现，带来了许多现实的社会融合问题。二战后几十年来，欧洲外来移民与本土社会文化的融合有成功也有失败。很多移民及其后代受教育程度较低，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为主流社会不愿意做的，有些人甚至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收入水平和主流社会差异巨大。大多数移民仍处于欧洲社会的底层，徘徊于文明世界的边缘。孤立和贫困催生出的愤怒，使得穆斯林聚居的移民区变成一个个“火药桶”，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容易被各种激进思潮——包括宗教与政治极端主义引入歧途，成为极端思想的“俘虏”。
即使那些较好融入欧洲社会的移民也正陷入一种“融合的悖论”之中，即越是与欧洲主流社会融合较好的穆斯林移民家庭，其子女越是容易受到极端思想的蛊惑，虽然其父母可以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但他们并不感觉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并逐步产生彷徨苦闷。这些思想迷茫的青少年是最容易受到极端思想影响与渗透的群体，在被洗脑后离家出走，参加“圣战”组织，把恐怖主义带回欧洲大陆，成为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
极右翼民粹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欧洲社会形成了恶性循环
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欧洲国家大多宣称奉行文化多元主义，希望多元文化与宗教信仰可以和平共处，但在现实政策中，却仍是以白人主流文化为主导。久而久之，穆斯林移民认为其很难在欧洲国家获得文化与宗教的认同，愤懑与不满情绪油然而生。
伊斯兰文化与欧洲本土文化的长期矛盾，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了可趁之机。而伊斯兰极端主义反过来促发了欧洲各国右翼尤其是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以反欧盟、反一体化以及反移民为旗帜，把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简单归罪于外来移民，激化了社会情绪，也为伊斯兰极端力量制造矛盾提供了借口。
大规模的反移民、反穆斯林活动，为各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在2014年6月以来的欧洲各国选举中，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群体性崛起，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同时，各种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政党在匈牙利、奥地利、丹麦、芬兰、葡萄牙、希腊、瑞士、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中皆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极右翼民粹主义与极端伊斯兰主义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已成为当今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欧洲政治格局的重要塑形力量。一方面，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所引发的恐怖袭击，已经成为欧洲社会最为严重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欧洲本土社会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呈现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甚嚣尘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刺激了欧洲社会极右排外情绪的发酵升温，构成了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政治与社会基础。
反恐政策的失误以及“自由至上”的理念使得欧洲反恐陷入困境
从外部因素来看，中东地区失序、陷入动荡，美国与欧盟国家难辞其咎。长期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动辄对中东地区横加干涉，埋下了伊斯兰恐怖主义仇恨的种子。欧美国家先以消灭“基地”组织为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后又以反对暴君巴沙尔为由干涉叙利亚内政，最终导致“基地”组织没有被消灭、巴沙尔也没能被推翻，反而制造出了一个比“基地”组织更加疯狂的“伊斯兰国”组织。
从反恐政策与措施来看，欧洲陷入法治与自由理念的困境，成为法治与自由等价值理念的“囚徒”。欧洲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案件，其实也是肆意倡导言论自由而伤害宗教信仰所致。由于欧盟各国法律的制约，警察经常会在涉及司法质询或者逮捕恐袭嫌犯时陷入困境，这导致某个或某些恐袭嫌犯经常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释放后又继续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不仅如此，欧洲各国公共场所的安检措施也存在诸多漏洞，给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漫步欧洲主要城市，如巴黎、布鲁塞尔乃至伦敦，虽然可以发现大街上满是荷枪实弹的巡逻士兵和灯光闪烁的警车，给人以威严紧张的印象，但在地铁与车站等人口密度较大的公共场所，却没有任何安检措施。与之相较，中国各地严密的安全措施虽然给行人带来一定的不便，但确实给予民众强烈的安全感。与欧洲相比，中国无疑显得更安全。
视觉｜范玺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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