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周两天》：生活在猫鼠游戏中
克里斯蒂安·蒙吉
《四月三周两天》（4 Months, 3 Weeks and 2 Days ，Romanian: 4 luni, 3 săptămâni și 2 zile）的核心情节和拍摄手法都很简单，但真正理解编导所要表达的主题其实却并不容易。罗马尼亚导演蒙吉（Cristian Mungiu）在片中记录下了两个女大学生艰难的一天。在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埋藏着他对一种生活状态的揭示和同情。
影片从凌乱的学生宿舍开始，两位女主人公奥蒂利娅（Otilia）和加比塔（Gabriela 'Gabita' Dragut）正在为出行做准备。女孩间琐碎的谈话掩盖了观众应该注意到的一些细节。在这个段落中，导演有意采用中景，很少使用特写来提示观众埋藏在其中的重要线索。随着影片的推进，我们才逐渐意识到它们对于后面的情节是很重要的。比如加比塔撤下的桌布，后来又被放了回去。
如果导演用一些特写来表现这个段落，影片的风格就会完全不同。那样的话，观众会更专注于情节。但是蒙吉不想这样，他要呈现的是主人公的生活状态。中景和近景画面呈现的事物比特写多，因为没有特别强调什么，会显得更为客观。
两个女孩子虽然在准备一件大事，但是她们并不是很焦虑。尤其是奥蒂利娅，她要操心的事很多：凑钱、按照加比塔指定的牌子买香烟和香皂、没有按时上课被老师发现，以及即将到来的考试。但是奥蒂利娅显得很放松，好像应对这些事她都能游刃有余，所以还能有心情为其他宿舍收留的小猫找奶粉。
镜头跟着奥蒂利娅不停地穿梭，也带着观众走进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罗马尼亚。女生宿舍简陋而杂乱，但是学生们安之若怡。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实用信息，她们互通有无，互相帮助，还专门有学生在宿舍里倒卖化妆品。对于生活在这里的社会规则，她们都显得无师自通、运用自如。
奥蒂利娅跑出学校，追上了公交车，正遇到有人查票。从乘客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大家对于逃票和检查的猫鼠游戏见怪不怪。很快便有人主动伸出援手，递给奥蒂利娅一张票。她立刻把票放进打票机。检查人员显然知道她想逃票，因为乘客应当在一上车时主动在机器里打票。但是检查人员什么也没说。规定是规定，现实是现实，所有人都心照不宣。
在接下来订旅馆房间时，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负责订房间的工作人员和顾客之间不像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奥蒂利娅知道，她要想把房间订到手必须要尊重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在买了黑市香烟贿赂给工作人员后，她才得到房间。对此，她没有流露任何不快，好像一切都理所当然，没必要较真。
这种态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她将贝贝先生（Viarel 'Domnu' Bebe）接到旅馆才发现事情完全不是她想的那样。她费劲凑起来的钱满足不了这位大夫的胃口。而且加比塔跟她和贝贝先生都撒了谎。加比塔在电话里告诉贝贝先生自己怀孕两个月，但是他当面检查时，加比塔被迫承认已经怀孕四个多月。准确地说是四个月三周两天，影片的片名由此而来。
贝贝先生发现她隐瞒天数非常恼火。按照当时的罗马尼亚法律，为患者实行堕胎的医生是要判刑的，但在胎儿发育三个月之内和三个月之后判处的刑罚有很大不同。三个月之后胎儿成型，被认为具有了生命。堕胎的性质就更像是谋杀。
但贝贝先生还有另一层意思，奥蒂利娅直到后来才明白。他要求先占有女病人。怀孕初期和时间更长的女性，在身体上是有变化的。加比塔在给贝贝先生打电话预约时就知道他的意图，还是见面后才明白的？加比塔对贝贝先生谎称奥蒂利娅是她姐姐，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如实告诉奥蒂利娅原因，真的是像她自己解释的，只是因为忘了？
对奥蒂利娅来说，这些问题已经不重要的了。贝贝先生要求的是占有两个女孩，否则就不实施手术。如果加比塔现在不堕胎，腹中孩子越来越大，她的麻烦也会更大。而且她们已经预订了三天的房间，房费是不小的一笔钱。为了留住贝贝先生，奥蒂利娅同意了。在后面的片子里，她告诉男友的家人，她和同宿舍的女孩是很好的朋友。加比塔是不是也这么认为？她对奥蒂利娅是非常了解的，她是不是知道奥蒂利娅会同意，所以事前没有告诉奥蒂利娅？如果那样的话，意味着奥蒂利娅其实进入了好友设置的圈套……
奥蒂莉亚没工夫考虑这些。在为同宿舍好友被迫贡献了身体之后，她又出发了。这次是为男友阿迪（Adi Radu，Alex Potocean）。她答应去参加阿迪母亲的生日晚宴。此前，她虽有点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买束花带过去。但是发生这件事后，她已经完全没有心情了。
奥蒂莉亚发现宴会请了不少客人，而且都是长辈。尽管心情糟透，坐到餐桌边时，她必须换一副表情，乖乖听着围在桌边的人们谈论当下的社会和生活状况。在这一段落中，镜头一直对着奥蒂莉亚，除了她旁边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其他客人的相貌，以及到底有多少人一起聊天。这种手法在影片中多次被使用。按照常规拍摄方法，表现这样一个场面，让每个人都露面的话是需要很大空间来移动摄影机、灯光等设备的。因此可能需要在特意搭建的摄影棚中拍摄。但使用这部影片的拍法，就不需要那样兴师动众了。这部投资60万欧元的低成本影片，也确实没有兴师动众的资本。
无论是否处于资金原因，单机拍摄对话场面为本片提供了独特的影像风格。固定画面使观众聚焦于人物的表情，而且具有连续效果，可以不被其他画面中断和干扰。当然这样就要忽略其他对话者。
在贝贝先生为加比塔实施完手术离开后。奥蒂莉亚坐下来，面对躺在床上的加比塔，她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贝贝先生的无耻完全出乎她的想象。奥蒂莉亚开始回想这件事：她们当初为什么选择贝贝先生而不是别的医生？镜头从侧面拍摄奥蒂莉亚，和她一问一答的加比塔在画面外，只能听到她的声音。假设是因为空间不够，无法同时拍摄两人而必须选择其中一个的话，选择拍摄奥蒂莉亚比选择加比塔理由更充分。这件事对奥蒂莉亚的冲击显然更大，她完全是出于友情而做出牺牲的。这个时候，她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正是本片要表现的。当然，本片第一女主角就是奥蒂莉亚。
阿迪家宴席的谈话可以看作是对影片时代背景的介绍。奥蒂莉亚只是一个女学生，她的经历和对社会的了解有限。而其他人基本都上了年纪，他们不仅有阅历而且为了应对生活，必须关注是事情也多。另一方面，奥蒂莉亚也感到和这些长辈人的隔阂。每一代人都生活在自我中。奥蒂莉亚遇到的问题是很难被他们理解的。
即便是男友阿迪，其实和奥蒂莉亚面对同样的困境，依然反对堕胎。令奥蒂莉亚愤怒的是，如果自己突然怀孕，阿迪完全不知如何面对，而且他只是和享受奥蒂莉亚恩爱，却从没有替奥蒂莉亚考虑过。当一个不合理的法律执行时，只要自己没有因此受害，普通人是不会去考虑到，而且还会不假思索地为之辩护。阿迪提出，如果奥蒂莉怀孕，他们就结婚。奥蒂莉亚不想接受施舍。如果阿迪仅仅是因为她怀孕为了帮助她和她结婚，她还不想因此屈就嫁给他呢。奥蒂莉亚起身离开，没有心思再应付阿迪。
她要应付的人太多了。回到旅馆，面对看门人的询问，她本能地说出一串假话。在奥蒂莉亚的生活中，似乎随时要准备好谎言，因为无法对任何人说出真相，即便是生存所需的最正当的事，也是要用正当之外的手法解决。看门人对奥蒂莉亚的话也摆出一副并不相信的神情。但是询问是他的职责。就像演戏一样，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对方是演员，是在说台词，不可能把真实情况暴露出来。但是戏需要演下去，所以没有其他选择，每人都只能充当一个角色。
影片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画面是对堕胎后的胎儿的直接呈现。镜头俯视在它上方，足足有好几秒钟，显然是执意要让观众看清楚。对大多数观众来说，这可能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且镜头很突然，完全是被迫地，大家就面对着一个血肉模糊的物体。而且，这不是一个主观镜头。摄影机是在卫生间的里面拍摄的，而主人公奥蒂利娅此前是站在卫生间门口向里看。在她离开后，镜头突然转向放在地上的物体。这个横插进来的镜头有必要吗？导演何以故意为之？
奥蒂利娅听到加比塔说已经把胎儿排出体外后，她的责任是将之丢弃到人们无法发现的地方。这也是她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摄影机从她的侧面拍摄她看到胎儿时的表情。卫生间的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在屋中的一片黑暗中非常醒目。通常的做法是，对女主人公的呈现到此为止，只要观众看到一个女人的震惊就足以代表这件事情的可怖。不过，奥蒂利娅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而且她已经习惯于隐藏自己的感情。所以，她并没有显现出特别的惊恐或害怕，只是直愣愣地盯着它。随后摄影机转到她前面，从卫生间里拍摄她的脸，再次强化奥蒂利娅的感受。如果这个段落在此时结束其实符合通常的做法，该表达的已经都呈现出来了。
但是导演觉得不够，他一定要观众体验一下奥蒂利娅的处境。她作为一个正值生育年龄的女性不仅要把这个血糊糊的东西装到袋子里，还要在黑夜里街道里把它偷偷丢掉。这就是影片接下来要表现的。镜头再次对着胎儿：奥蒂利娅把她裹起来，塞进包里。然后她冲下楼梯，再次来到黑暗中。
我们已经数不清这是她第几次急匆匆地奔走，又是第几次孤独地走在黑暗的街道上。为了女友和男友，奥蒂利娅已经奔忙了一整天。早上，她还很有信心地以为自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当她终于处理完胎儿，奥蒂利娅和加比塔相对而坐，她只希望她们永远不要再提起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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