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山、雷澤考

歷山、雷澤考

歷山、雷澤是虞舜的耕種、漁獵之地,在《墨子》、《史記》等典籍中均有記載。由於時代久遠,歷史變遷,人們對古地名難於稽古,便產生傳說紛紜。各地名歷山、雷澤者甚多,而且大都附會為虞舜的耕作遺蹟,為人們所熟悉、較著名的有:1、在今山西省永濟縣東南,其地有雷首山,又名歷山,有舜泉。2、在今山西省翼城縣東南歷山,傳說有舜的遺蹟。3、在今河北涿鹿縣西南,即古潘城地,山上有舜廟。4、在今山東省鄄城縣東南,即古雷澤之地,有歷山廟。5、在今山東省濟南市,又名舜耕山、千佛山,山上有舜祠。6、在今山東平邑、泗水縣的交界處,有古雷澤湖,附近有歷山、陶墟、舜帝廟。除上述各地外,浙江永康縣南的歷山,安徽祁門的歷山,湖南桑植的歷山,也都傳說有舜的遺蹟。筆者擬結合有關的文獻、考古資料,對歷山、雷澤作一粗淺的探討。

舜是原始社會末期部落聯盟的首領,也是古史傳說中的上古帝王。他所處的時代是我國古代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是跨入文明社會的門檻。文獻記載,堯舜禹時期,氏族、部落林立。(1)根據著名古史專家、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的研究成果,居黃河中上游的部族稱為華夏(炎黃)集團,居黃河下游的太昊、少昊、帝嚳族稱為東夷集團,東南方的九黎族稱為苗蠻集團。(2)後世名歷山、雷澤者雖多,但從其所處的地理位置看,均屬上述三個集團。歷山、雷澤是舜早年的耕種、漁獵之地,應距舜的出生地不遠。因此,明確舜出自哪個集團(部族),對考證歷山、雷澤是大有幫助的。

舜的傳說在《尚書》、《墨子》、《孟子》、《韓非子》、《帝王世紀》、《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等典籍中均有零星記載。但言及舜出生地的僅有《孟子》和《史記》。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說:“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首開舜冀州人說之端。之後西晉皇甫謐進一步指出:“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3)前兩地分別在山西省的永濟與臨汾,後一地在河北省涿鹿一帶,三地均在古冀州的範圍內。其後,舜冀州人說影響漸廣。到了近代,由於考據學的興盛,特別是現代考古學的發展,一些學者對舜冀州人說提出質疑,傾向孟子的舜東夷人說。《孟子·離簍下》載:“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趙岐注:“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孟子與司馬遷除對舜是何地人的看法相左外,其它各項可以互補,舜的耕漁就時之地,《管子·版法解》,《墨子·尚賢》中、下篇,《呂氏春秋·慎人》,《淮南子·原道訓》中均有類似的記載,是確認舜出生地的重要條件。

上古時期,每個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族徽,或稱為圖騰。而那些有影響的酋長則往往以本氏族的圖騰(或族徽)作為個人的名字。由於時代的古遠,社會歷史的變遷,人們逐漸忘記這曾是一個集團的符號,而把它看作是一個人物的名字。舜與傳說中的黃帝、炎帝、堯、禹等一樣,也是族徽,代表著一定的氏族。孫作雲先生認為:“舜族以風凰(孔雀)為圖騰,但此族人不自稱為風凰,而曰‘俊鳥’,後代人又把它寫成一個字,就成了‘鵔’字,其義亦為風凰,其讀音如‘舜’”。(4)在卜辭中,“俊”字為鳥首人身,歷來學者釋為舜,“俊”即帝舜,己成為通說。從文獻記載看,舜與商族居住在華夏集團與東夷集團之間,二者之間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係。《國語·魯語》載:“商人禘舜而祖契”。禘:《爾雅·釋天》雲:“大祭”,在殷代專指每年夏季的祭祖活動。可見,商人是將舜作為遠祖的。在甲骨卜辭中,也有“高祖俊”的記載。因而徐旭生先生等認為商人“出自有虞氏”。

從圖騰信仰及近現代學者考證的結論看,商源於山東,是最早融入華夏族的東夷人之一。《詩經·商頌》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神話,《楚辭·天問》、《呂氏春秋·魯初篇》、《史記·殷本紀》也有同樣的記載,這些文獻說明商族是以玄鳥為圖騰。玄鳥,古人釋之為燕,或代以風。聞一多先生在《神話與詩·龍風》中指出:“原始殷人是以風為圖騰的”,暗示了商與風姓太昊、少昊氏的關係。又少昊以鳥名官,主春分、秋分的鳥官就是玄鳥氏,即少昊部落中以玄鳥為圖騰的氏族,商人很可能就是從這個氏族發展起來的。郭沫若(5)及楊向奎(6)、徐中舒(7)、王玉哲(8)等先生均考證認為商源於山東。“殷為東系民族,在中國史學界己成定論”,(9)既然商源於山東,其祖舜自然始居山東,為東夷人。

舜為東夷人,除了作上述推斷外,從文獻記載中也能找出一些佐證。一、《左傳·昭公八年》載:“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左傳·昭公十一年》說:“桀克有緡,以喪其國”。遂國,商湯時建國,魯莊公十三年(前681年)被齊滅掉。有緡,建國時間不詳,被夏桀滅掉。兩國均為虞舜之後,都位於今山東境內。其中,遂國位於寧陽縣西北,有緡位於金鄉縣東北。二、《左傳·昭公十七年》載“陳,太昊之虛也”。考古資料表明,太昊最初活動於魯南,後遷至陳。春秋時期的陳位於今河南淮陽縣境,為周武王滅商後所封,開國君王為舜的後代胡公(偽滿),舜“寘德於遂,遂世守之”,而胡公則封於陳,可見兩地兩族之間有一定的聯繫。三、《周禮·考工記》說“有虞氏尚陶”,《韓非子·難一》也說:“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可見舜有很高的製陶工藝。考古證明,山東龍山文化時期的製陶業,達到了原始社會製陶業的頂峰,“有虞氏乃至整個東夷族尚陶”(10)己為史學界公認。人們之所以把東夷人制陶業的進步歸功於舜,很可能是因為他出身於東夷,名氣大的原因。四、《世本·作篇》說:“舜造簫”。簫,古代編竹而成的管樂器,用簫演奏的樂舞,以《韶》最聞名,所以《韶》又稱作《簫韶》或《韶簫》。(11)《莊子·天下篇》說:“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可見,簫和《韶樂》均為舜發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國公子季紮在魯國見到這一樂舞的演出時說:“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論語·述而》記載說:“(孔)子在齊聞《韶》”,受到了極大的感動,“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齊魯之地是史前東夷人活動的舞臺,在齊魯聽看的《韶》樂演奏,自然是最地道的東夷音樂。綜而言之,孟子說“舜東夷之人也”是有根據的,可信的。

歷山、雷澤考

歷史上的東夷人活動範圍較廣,包括今天山東省的大部及蘇北、皖北、豫東地區。既然舜為東夷人,歷山、雷澤也應在這一區域之內,欲對其進行尋蹤,須先解決相關的歷史地理。

鳴條,《竹書紀年統箋》引《困學記》曰:“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雲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元和郡縣誌》等因其說,清以來的學者也多主張鳴條在陳留平丘說,即今河南省長垣市一帶。然《國語》曰:“湯伐桀,桀與韋、顧謁拒湯於莘之墟,遂戰於鳴條之野。”據此,鳴條近於或曰屬於莘地。莘,又稱有莘、姺、有亻先,等,故址在今山東曹縣西北莘冢集。又《史記·殷本紀》“桀敗於有女戎之虛,桀奔於鳴條”,則鳴條去有女戎不遠或曰鳴條屬於有女戎。顧頡剛先生認為“有女戎”就是“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12)的戎,也就是《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於潛”的戎。(13)戎,故址在今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由此可以推測,鳴條當在莘、戎故址之間,即今山東曹縣一帶。

負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玄的話說,“負夏,衛邑”。但後世學者多認為負夏因雷夏得名,義如負海,應在古雷澤湖附近。衛地負夏應是指齊築負夏,《國語·齊語》載:齊桓公“築蔡茲、晏、負夏、領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此負夏在衛國北部,故址在今河南濮陽縣東南,與舜所遷或就時的負夏應非一地,後者當在魯南地區。“今山東兗州屬古徐州之域,春秋時稱負夏邑”。(14)但兗州與古雷澤湖相距較遠,似乎不確。安作璋先生主編的《山東通史》則認為“負夏,在今山東泗水縣境內”。(15)筆者認為,這個觀點更接近史實。

壽丘:皇甫謐說“在魯東門之北”,(16)即今山東曲阜市東北。丘:《說雲》釋雲:“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又云“四方高,中央下為丘”。遠古時期,黃河下游一帶由於河、濟、淮、泗水汜濫,水流漫延,地多潮溼,人們多選擇高而平的丘地居住,所以,這裡的地名多有丘字。曲阜城北有泗水,也存在水患。《淮南子·本經訓》載:“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空桑:古地名,在今曲阜市北,薄是逼近的意思。這一記載不僅反映了上古時期的曲阜水災較為嚴重,地名有丘的史實,而且也含有舜居曲阜之意。壽丘在今曲阜市東北,應無疑義。

河濱:《集解》引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也說在曹州濱河,即今山東定陶縣附近的古黃河沿岸。河是古代對黃河的專稱。(17)但另有兩種情況也稱河:一種是黃河決成的河道,如《漢書·地理志》記載的鳴犢河、張甲河、屯氏河等;另一種是曾為黃河或其主要支流流經的河道,如清河、漳河等。禹導前的黃河流向目前尚不清楚,但《禹貢》“兗州”下“作十有三載乃同”和“降丘宅上”的文字,以及古兗州地區大量稱“丘”的地名,反映了該州的水災重於其他地區,當時的黃河必經兗州入海。泗水流經兗州地區,每當夏季黃河水暴漲,洪水就會流入大野澤、荷澤等湖,然後經泗水入淮,注入大海。這種河水經泗淮入海的情況,史書上多有記載。如西漢天光三年“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18)元明以後黃河長期奪泗入淮更是其證。泗水成為黃河洩洪的支流,就有稱“河”的可能。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典型龍山文化也是以泗水上游地區最為密集,數量既多,出土的文物也比較精美豐富,而且今山東泗水縣拓溝鎮一帶仍以“陶鄉”著稱。河濱當指這一地區。

從上面論述看,除了舜的卒地鳴條在魯西南的曹縣一帶外,舜出仕部落首領前的主要活動地負復、壽丘、河濱均在今山東省曲阜、泗水一帶,即泗河的上游地區。雷澤、歷山是舜早年的漁耕之地,應距此不遠。

歷山、雷澤考

雷澤:鄭玄說:“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19)《正義》引《括地誌》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後世學者也多主張此說。“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古成伯國,因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漢以為縣,屬濟陰。隋開皇六年,於此置雷澤縣”。(20)故址在今鄄城縣境。其南有歷山,即今鄄城東南部的歷山廟。從文獻記載和歷代地理學家的考證看,古代魯西南地區確有雷夏澤的存在。但此澤不僅距泗河上游地區較遠,而且其周圍地勢低窪,河流眾多,上古時代的巨藪如大野澤(今鉅野縣北)、荷澤(今定陶東北)、孟諸(今河南商丘市東北)等都在其附近,黃河、濟水、瓠子、濮水、沮水、荷水等河道也流經此地,是歷史上著名的水患重災區。文獻記載,“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21)“水浩洋而不息”(22)主要指的就是這裡及其附近。這種自然環境對農業、家畜飼養業、手工製作業均有一定影響,不利於部落的發展壯大。從《古本竹書紀年》、《韓非子》等文獻的記載看,(23)舜取代堯成為部落聯盟的首領,並非“禪讓”,而是使用武力,其後盾應是一個人口多,面積廣,經濟、軍事力量很強的部落。今鄄城縣雖有雷澤、歷山之說,甚至在今荷澤市南還有諸馮的傳說,但得不到考古學上的支持。雖然說這一帶由於黃河古來氾濫、改道,淤積甚厚,有些遺址己不存在,但從目前的考古調查資料看,龍山文化遺址的確稀少,面積不大,出土的器物也屬一般器皿,與勢力強大的有虞舜似乎不符。

在泗河的源頭地區,今泗水、平邑兩縣的交界處,也有雷澤、歷山之說。《水經注》雲:“魯國卞縣(秦置,以治春秋卞邑得名,漢屬魯國,晉屬魯郡,故址在今泗水縣泉林鎮卞橋村)東南有桃虛,世謂之陶墟,墟有澤方一十五里,綠水徵渟,三丈如減(即不及三丈)”。此澤又名漏澤湖,唐校書郎李潛曾著有《漏澤賦》;宋蘇軾在《送喬仝寄賀君》的詩中,有“來看龜蒙漏澤春”之句,漏澤即指此湖。相傳,漏澤得名是因“湖中有漏眼,石穴天成。大如車輪,石磴參差,人能步下之八丈餘,穴更廣闊。……春夏積水,秋冬涸竭,將漏之時,聲聞數里。”(24)《黃志·漏澤記》則雲:“澤中之穴,怪石嶙峋,外險中虛,容數十百人”。漏眼之說與傳說中的舜井比較吻合。關於石穴數目,說法不一,《水經注》雲三穴,《齊乘》則雲五穴。到清末,石穴己淤塞無存,但湖尚在,“水盈時,周圍可二十里。”(25)新中國成立後,雷澤湖西部被改造成泗水縣的賀莊水庫。東部已乾涸,附近村民修起條條臺田,播種莊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平邑縣對發源於雷澤湖的躍魚溝進行了徹底治理,裁彎取直,疏浚並加寬河道,增加了洩洪能力。從此,古雷澤湖徹底消失,成為一片良田,但當地百姓仍稱之為雷澤。

雷澤湖南原有舜廟一座,佔地十餘畝,內祀舜帝及娥皇、女英。《費邑古蹟考》稱“立廟於斯,其由來遠矣”。廟南有一大村,名舜帝廟。1999年,在村內發現金大安元年(1209年)重修舜王廟的紀事碑一通。從碑文的記載看,此處建舜廟的時間的確很早,始建年代已不可考。村北澤畔有明時碑刻一通,題曰“雷澤湖”。村南有朱宮村,《費邑古蹟考》認為可能是諸馮的訛傳,或說諸馮即溫泉社諸馮村(今平邑銅石鎮南北諸馮村),此村西距古雷澤湖約四十里地。澤西南是媯亭山,《水經注》雲:“蓋有陶虛,舜井之言,因復有媯亭之名矣。”《泗水縣誌》以為媯亭山俗名龜山,其實不然,龜山在雷澤湖的西北,《詩·魯頌·閟宮》:“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注“龜山也”即是。媯亭山南有一丘陵,海拔251米,名歷山。《泗志鉤沉》載:“歷山在治東七十里,……附近有諸馮村,有舜井,有娥皇女英臺。”明嘉靖十年《重修舜帝廟記碑》載:“泗邑東南七十里有歷山,乃故聖君大舜耕稼之地也。”元代《舜帝廟碑》載:“出泗水縣治,溯朝陽而行,八十里之遙,有山曰歷山,世傳為舜帝所耕之地,其旁九男之渚,二女之臺,遺蹟者甚多。”現歷山附近有歷山村,傳為舜的耕種之地。

這處傳說較為豐富,很適宜舜神話傳說的背景,只是進入文獻的歷史稍晚,有附會臆測之嫌。其實,這些地名世代相傳,由來久遠,應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在古文獻中,與雷澤有關的另一個傳說中的人物就是太昊伏羲氏。太昊、伏羲古文獻向來視為一人,“太昊”是當身之號,“伏羲氏”為世代之名,其出生地就是雷澤。《太平御覽》卷七十八引《詩含神霧》雲:“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犧(羲)。”“伏羲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於成紀,蛇身人首。”(26)雖然目前還需要沒有充分的理由說伏羲生地即此雷澤,但夏商周時期太昊伏羲氏的後裔顓臾國在此澤東約二十里的地方(今平邑縣柏林鎮固城村北),卻為伏羲原居此地添一例證。《左傳·僖公二十一年》載:“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昊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顓臾即是。

《史記·五帝本記》載,“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天子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按此推算,舜在世百年。舜之後是禹,禹傳位與啟,夏朝建立。據新的《夏商周年表》,(27)夏代的開國時間為公元前2070年。由此可以推斷,舜生活的時代約為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2070年,這期間的考古文化是龍山文化。

文物普查資料表明,今泗水、平邑一帶分佈著眾多的龍山文化遺址,而且所發現的大中型墓葬、隨葬禮器,與文獻記載所反映的舜時期的社會狀況,諸如私有制產生,貧富分化日益發展,軍事首長權力的加強等有相仿之處。山東龍山文化大型墓葬目前僅在泗水尹家城發現一座(編號M15),面積達二十多平方米,有棺有槨,有熟土二層臺,出土了蛋殼陶等數十件精美的陶器及四十餘牧鱷魚骨板,同其他小型墓相比,差別甚大。以蛋殼陶為代表的非實用陶器,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冥器,而是代表墓主人生前社會地位的禮器,是商周時期青銅禮器的早期表現形式。(28)鱷魚骨板也應為鱷魚皮製木器的殘存,根據襄汾陶寺墓地所發現的鱷魚皮鼓來看,骨板可能是鼉鼓遺存。在泗水尹家城及平邑荊埠等地還發現了扁平穿孔的玉鏟、石鉞,這種刃部鈍、無使用痕跡的鏟、鉞,實為“禮器”或儀仗之類,同鼉鼓一樣也是後世君主或諸侯的專用重器。它們淵於氏族社會末期,起始應是軍事酋長權力的象徵物。

這一帶的龍山文化遺存以尹家城一期文化(29)為代表,面貌同青堌堆類型(30)有若干相似之處。青堌堆類型也稱作王油坊類型(31)或造律臺類型(32),主要分佈在魯西、豫東地區,這一類型中的許多因素像素面或磨光黑陶,簡化成二圓孔的鳥首形鼎足,低流袋足鬹等都同尹家城一期文化十分相似,可能是在其影響下出現的。兩地文化關係密切,除了地域上相互毗連外,也可能是同一部族創造的文化。造律臺類型,李伯謙先生認為是有虞氏文化,(33)從舜的卒地鳴條所處的地理位置看,這一說法可能性較大。筆者認為,洪水期過後,魯西、豫東地區淤積了肥沃的土壤,植物生長茂盛,動物繁殖迅速,優越的生存環境吸引了有虞舜部族的西遷。在遷徙過程中,有虞氏吸收、容納了當地土著文化及中原龍山文化的一些因素,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造律臺類型。有虞氏在在遷徙過程中,原居地的山名、澤名、地名等亦帶到了魯西、豫東地區。以後,其後裔不斷外遷,並在各地發展,為追憶其故鄉,遂將當地之山稱歷山,當地之淵稱雷澤。故而言舜之故地者多有之。

泗河上游地區,是大汶口文化的發祥地,也是典型龍山文化的中心地區。有虞舜的興起決非偶然,應與此有深遠的歷史根蒂,這裡很可能就是舜早期的居住地。歷山、雷澤當在這裡。

以上管見,敬請諸方家同仁教正。

  註釋

(1)《尚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夏本記》說:帝舜時,“眾民乃定,萬國為治。”《左傳·哀公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邦、國指氏族、部落,非今天意義上的國家。

(2)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3)(16)(19)《史記·五帝本記·集解》引。

(4)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經濟》。中華書局,1966年版。

(5)郭沫若:《中國通史》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6)楊尚奎:《夏民族起於東方考》,《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6、7合期。

(7)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幾個問題》,《四川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

(8)王玉哲:《商族的來源地望試探》,《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

(9)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古史辨》第七冊上篇。

(10)楊尚奎:《應當給“有虞氏”一個應有的歷史地位》,《文史哲》1956年第7期。

(11)《尚書·皋陶謨》、《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12)《韓非子·十過篇》。

(13)詳見《古史辨》第七冊下篇。

(14)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山東各地概況·兗州縣建置沿革》,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安作璋:《山東通史》先秦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譚其驤:《漢書地理志選釋》,《中國古代地理名著選讀》第一輯,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

(18)《史記·河渠書》。

(20)《元和郡縣誌·濮州》。

(21)《孟子·滕文公上》。

(22)《淮南子·覽冥訓》。

(23)《古本竹書紀年》謂:“昔堯德衰,為舜所囚。”《韓非子·說疑篇》雲:“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之弒其君者也。”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合乎當時社會發展實際的。

(24)(25)清光緒《費邑古蹟考》。

(26)《書序疏》引《帝王世紀》。

(27)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年-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10月版。

(28)於海廣:《山東龍山文化墓葬淺析——兼述山東龍山文化時期的社會性質》,《山東龍山文化研究文集》,齊魯書社,1992年版。

(29)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山東泗水尹家城第一次發掘》,《考古》1980年第1期。

(30)吳秉楠、高平:《對姚官莊與青堌堆類型遺存的分析》,《考古》1978年第6期。

(31)吳汝祚:《關於夏文化及其來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

(32)最早使用造律臺類型名稱見嚴文明:《龍山文化和龍山時代》,《文物》1981年第6期。

(33)參見李伯謙:《論造律臺類型》,《文物》1983年第4期。

(作者王相臣系平邑縣博物館館長、副研究館員,蒙山文化研究會研究員。作者孫靜系平邑縣博物館文博館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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