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山、雷泽考

历山、雷泽考

历山、雷泽是虞舜的耕种、渔猎之地,在《墨子》、《史记》等典籍中均有记载。由于时代久远,历史变迁,人们对古地名难于稽古,便产生传说纷纭。各地名历山、雷泽者甚多,而且大都附会为虞舜的耕作遗迹,为人们所熟悉、较著名的有:1、在今山西省永济县东南,其地有雷首山,又名历山,有舜泉。2、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历山,传说有舜的遗迹。3、在今河北涿鹿县西南,即古潘城地,山上有舜庙。4、在今山东省鄄城县东南,即古雷泽之地,有历山庙。5、在今山东省济南市,又名舜耕山、千佛山,山上有舜祠。6、在今山东平邑、泗水县的交界处,有古雷泽湖,附近有历山、陶墟、舜帝庙。除上述各地外,浙江永康县南的历山,安徽祁门的历山,湖南桑植的历山,也都传说有舜的遗迹。笔者拟结合有关的文献、考古资料,对历山、雷泽作一粗浅的探讨。

舜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也是古史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他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氏族、部落林立。(1)根据著名古史专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的研究成果,居黄河中上游的部族称为华夏(炎黄)集团,居黄河下游的太昊、少昊、帝喾族称为东夷集团,东南方的九黎族称为苗蛮集团。(2)后世名历山、雷泽者虽多,但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均属上述三个集团。历山、雷泽是舜早年的耕种、渔猎之地,应距舜的出生地不远。因此,明确舜出自哪个集团(部族),对考证历山、雷泽是大有帮助的。

舜的传说在《尚书》、《墨子》、《孟子》、《韩非子》、《帝王世纪》、《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等典籍中均有零星记载。但言及舜出生地的仅有《孟子》和《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首开舜冀州人说之端。之后西晋皇甫谧进一步指出:“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阳,或言潘”。(3)前两地分别在山西省的永济与临汾,后一地在河北省涿鹿一带,三地均在古冀州的范围内。其后,舜冀州人说影响渐广。到了近代,由于考据学的兴盛,特别是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对舜冀州人说提出质疑,倾向孟子的舜东夷人说。《孟子·离篓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岐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孟子与司马迁除对舜是何地人的看法相左外,其它各项可以互补,舜的耕渔就时之地,《管子·版法解》,《墨子·尚贤》中、下篇,《吕氏春秋·慎人》,《淮南子·原道训》中均有类似的记载,是确认舜出生地的重要条件。

上古时期,每个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族徽,或称为图腾。而那些有影响的酋长则往往以本氏族的图腾(或族徽)作为个人的名字。由于时代的古远,社会历史的变迁,人们逐渐忘记这曾是一个集团的符号,而把它看作是一个人物的名字。舜与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禹等一样,也是族徽,代表着一定的氏族。孙作云先生认为:“舜族以风凰(孔雀)为图腾,但此族人不自称为风凰,而曰‘俊鸟’,后代人又把它写成一个字,就成了‘鵔’字,其义亦为风凰,其读音如‘舜’”。(4)在卜辞中,“俊”字为鸟首人身,历来学者释为舜,“俊”即帝舜,己成为通说。从文献记载看,舜与商族居住在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二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国语·鲁语》载:“商人禘舜而祖契”。禘:《尔雅·释天》云:“大祭”,在殷代专指每年夏季的祭祖活动。可见,商人是将舜作为远祖的。在甲骨卜辞中,也有“高祖俊”的记载。因而徐旭生先生等认为商人“出自有虞氏”。

从图腾信仰及近现代学者考证的结论看,商源于山东,是最早融入华夏族的东夷人之一。《诗经·商颂》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楚辞·天问》、《吕氏春秋·鲁初篇》、《史记·殷本纪》也有同样的记载,这些文献说明商族是以玄鸟为图腾。玄鸟,古人释之为燕,或代以风。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龙风》中指出:“原始殷人是以风为图腾的”,暗示了商与风姓太昊、少昊氏的关系。又少昊以鸟名官,主春分、秋分的鸟官就是玄鸟氏,即少昊部落中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商人很可能就是从这个氏族发展起来的。郭沫若(5)及杨向奎(6)、徐中舒(7)、王玉哲(8)等先生均考证认为商源于山东。“殷为东系民族,在中国史学界己成定论”,(9)既然商源于山东,其祖舜自然始居山东,为东夷人。

舜为东夷人,除了作上述推断外,从文献记载中也能找出一些佐证。一、《左传·昭公八年》载:“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左传·昭公十一年》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遂国,商汤时建国,鲁庄公十三年(前681年)被齐灭掉。有缗,建国时间不详,被夏桀灭掉。两国均为虞舜之后,都位于今山东境内。其中,遂国位于宁阳县西北,有缗位于金乡县东北。二、《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昊之虚也”。考古资料表明,太昊最初活动于鲁南,后迁至陈。春秋时期的陈位于今河南淮阳县境,为周武王灭商后所封,开国君王为舜的后代胡公(伪满),舜“寘德于遂,遂世守之”,而胡公则封于陈,可见两地两族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三、《周礼·考工记》说“有虞氏尚陶”,《韩非子·难一》也说:“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可见舜有很高的制陶工艺。考古证明,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制陶业,达到了原始社会制陶业的顶峰,“有虞氏乃至整个东夷族尚陶”(10)己为史学界公认。人们之所以把东夷人制陶业的进步归功于舜,很可能是因为他出身于东夷,名气大的原因。四、《世本·作篇》说:“舜造箫”。箫,古代编竹而成的管乐器,用箫演奏的乐舞,以《韶》最闻名,所以《韶》又称作《箫韶》或《韶箫》。(11)《庄子·天下篇》说:“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可见,箫和《韶乐》均为舜发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扎在鲁国见到这一乐舞的演出时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论语·述而》记载说:“(孔)子在齐闻《韶》”,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齐鲁之地是史前东夷人活动的舞台,在齐鲁听看的《韶》乐演奏,自然是最地道的东夷音乐。综而言之,孟子说“舜东夷之人也”是有根据的,可信的。

历山、雷泽考

历史上的东夷人活动范围较广,包括今天山东省的大部及苏北、皖北、豫东地区。既然舜为东夷人,历山、雷泽也应在这一区域之内,欲对其进行寻踪,须先解决相关的历史地理。

鸣条,《竹书纪年统笺》引《困学记》曰:“舜卒于鸣条,东夷之地,或云陈留平丘县,今有鸣条亭是也”。《元和郡县志》等因其说,清以来的学者也多主张鸣条在陈留平丘说,即今河南省长垣市一带。然《国语》曰:“汤伐桀,桀与韦、顾谒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据此,鸣条近于或曰属于莘地。莘,又称有莘、姺、有亻先,等,故址在今山东曹县西北莘冢集。又《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女戎之虚,桀奔于鸣条”,则鸣条去有女戎不远或曰鸣条属于有女戎。顾颉刚先生认为“有女戎”就是“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缗叛之”(12)的戎,也就是《春秋》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的戎。(13)戎,故址在今山东曹县东南四十里。由此可以推测,鸣条当在莘、戎故址之间,即今山东曹县一带。

负夏,《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的话说,“负夏,卫邑”。但后世学者多认为负夏因雷夏得名,义如负海,应在古雷泽湖附近。卫地负夏应是指齐筑负夏,《国语·齐语》载:齐桓公“筑蔡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此负夏在卫国北部,故址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与舜所迁或就时的负夏应非一地,后者当在鲁南地区。“今山东兖州属古徐州之域,春秋时称负夏邑”。(14)但兖州与古雷泽湖相距较远,似乎不确。安作璋先生主编的《山东通史》则认为“负夏,在今山东泗水县境内”。(15)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更接近史实。

寿丘:皇甫谧说“在鲁东门之北”,(16)即今山东曲阜市东北。丘:《说云》释云:“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又云“四方高,中央下为丘”。远古时期,黄河下游一带由于河、济、淮、泗水汜滥,水流漫延,地多潮湿,人们多选择高而平的丘地居住,所以,这里的地名多有丘字。曲阜城北有泗水,也存在水患。《淮南子·本经训》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空桑:古地名,在今曲阜市北,薄是逼近的意思。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上古时期的曲阜水灾较为严重,地名有丘的史实,而且也含有舜居曲阜之意。寿丘在今曲阜市东北,应无疑义。

河滨:《集解》引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义》也说在曹州滨河,即今山东定陶县附近的古黄河沿岸。河是古代对黄河的专称。(17)但另有两种情况也称河:一种是黄河决成的河道,如《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鸣犊河、张甲河、屯氏河等;另一种是曾为黄河或其主要支流流经的河道,如清河、漳河等。禹导前的黄河流向目前尚不清楚,但《禹贡》“兖州”下“作十有三载乃同”和“降丘宅上”的文字,以及古兖州地区大量称“丘”的地名,反映了该州的水灾重于其他地区,当时的黄河必经兖州入海。泗水流经兖州地区,每当夏季黄河水暴涨,洪水就会流入大野泽、荷泽等湖,然后经泗水入淮,注入大海。这种河水经泗淮入海的情况,史书上多有记载。如西汉天光三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18)元明以后黄河长期夺泗入淮更是其证。泗水成为黄河泄洪的支流,就有称“河”的可能。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典型龙山文化也是以泗水上游地区最为密集,数量既多,出土的文物也比较精美丰富,而且今山东泗水县拓沟镇一带仍以“陶乡”著称。河滨当指这一地区。

从上面论述看,除了舜的卒地鸣条在鲁西南的曹县一带外,舜出仕部落首领前的主要活动地负复、寿丘、河滨均在今山东省曲阜、泗水一带,即泗河的上游地区。雷泽、历山是舜早年的渔耕之地,应距此不远。

历山、雷泽考

雷泽:郑玄说:“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19)《正义》引《括地志》曰:“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后世学者也多主张此说。“雷泽县,本汉成阳县,古成伯国,因武王封弟季载于成,汉以为县,属济阴。隋开皇六年,于此置雷泽县”。(20)故址在今鄄城县境。其南有历山,即今鄄城东南部的历山庙。从文献记载和历代地理学家的考证看,古代鲁西南地区确有雷夏泽的存在。但此泽不仅距泗河上游地区较远,而且其周围地势低洼,河流众多,上古时代的巨薮如大野泽(今巨野县北)、荷泽(今定陶东北)、孟诸(今河南商丘市东北)等都在其附近,黄河、济水、瓠子、濮水、沮水、荷水等河道也流经此地,是历史上著名的水患重灾区。文献记载,“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21)“水浩洋而不息”(22)主要指的就是这里及其附近。这种自然环境对农业、家畜饲养业、手工制作业均有一定影响,不利于部落的发展壮大。从《古本竹书纪年》、《韩非子》等文献的记载看,(23)舜取代尧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并非“禅让”,而是使用武力,其后盾应是一个人口多,面积广,经济、军事力量很强的部落。今鄄城县虽有雷泽、历山之说,甚至在今荷泽市南还有诸冯的传说,但得不到考古学上的支持。虽然说这一带由于黄河古来泛滥、改道,淤积甚厚,有些遗址己不存在,但从目前的考古调查资料看,龙山文化遗址的确稀少,面积不大,出土的器物也属一般器皿,与势力强大的有虞舜似乎不符。

在泗河的源头地区,今泗水、平邑两县的交界处,也有雷泽、历山之说。《水经注》云:“鲁国卞县(秦置,以治春秋卞邑得名,汉属鲁国,晋属鲁郡,故址在今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东南有桃虚,世谓之陶墟,墟有泽方一十五里,绿水徵渟,三丈如减(即不及三丈)”。此泽又名漏泽湖,唐校书郎李潜曾著有《漏泽赋》;宋苏轼在《送乔仝寄贺君》的诗中,有“来看龟蒙漏泽春”之句,漏泽即指此湖。相传,漏泽得名是因“湖中有漏眼,石穴天成。大如车轮,石磴参差,人能步下之八丈余,穴更广阔。……春夏积水,秋冬涸竭,将漏之时,声闻数里。”(24)《黄志·漏泽记》则云:“泽中之穴,怪石嶙峋,外险中虚,容数十百人”。漏眼之说与传说中的舜井比较吻合。关于石穴数目,说法不一,《水经注》云三穴,《齐乘》则云五穴。到清末,石穴己淤塞无存,但湖尚在,“水盈时,周围可二十里。”(25)新中国成立后,雷泽湖西部被改造成泗水县的贺庄水库。东部已干涸,附近村民修起条条台田,播种庄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平邑县对发源于雷泽湖的跃鱼沟进行了彻底治理,裁弯取直,疏浚并加宽河道,增加了泄洪能力。从此,古雷泽湖彻底消失,成为一片良田,但当地百姓仍称之为雷泽。

雷泽湖南原有舜庙一座,占地十余亩,内祀舜帝及娥皇、女英。《费邑古迹考》称“立庙于斯,其由来远矣”。庙南有一大村,名舜帝庙。1999年,在村内发现金大安元年(1209年)重修舜王庙的纪事碑一通。从碑文的记载看,此处建舜庙的时间的确很早,始建年代已不可考。村北泽畔有明时碑刻一通,题曰“雷泽湖”。村南有朱宫村,《费邑古迹考》认为可能是诸冯的讹传,或说诸冯即温泉社诸冯村(今平邑铜石镇南北诸冯村),此村西距古雷泽湖约四十里地。泽西南是妫亭山,《水经注》云:“盖有陶虚,舜井之言,因复有妫亭之名矣。”《泗水县志》以为妫亭山俗名龟山,其实不然,龟山在雷泽湖的西北,《诗·鲁颂·閟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注“龟山也”即是。妫亭山南有一丘陵,海拔251米,名历山。《泗志钩沉》载:“历山在治东七十里,……附近有诸冯村,有舜井,有娥皇女英台。”明嘉靖十年《重修舜帝庙记碑》载:“泗邑东南七十里有历山,乃故圣君大舜耕稼之地也。”元代《舜帝庙碑》载:“出泗水县治,溯朝阳而行,八十里之遥,有山曰历山,世传为舜帝所耕之地,其旁九男之渚,二女之台,遗迹者甚多。”现历山附近有历山村,传为舜的耕种之地。

这处传说较为丰富,很适宜舜神话传说的背景,只是进入文献的历史稍晚,有附会臆测之嫌。其实,这些地名世代相传,由来久远,应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在古文献中,与雷泽有关的另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就是太昊伏羲氏。太昊、伏羲古文献向来视为一人,“太昊”是当身之号,“伏羲氏”为世代之名,其出生地就是雷泽。《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诗含神雾》云:“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羲)。”“伏羲母曰华胥,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26)虽然目前还需要没有充分的理由说伏羲生地即此雷泽,但夏商周时期太昊伏羲氏的后裔颛臾国在此泽东约二十里的地方(今平邑县柏林镇固城村北),却为伏羲原居此地添一例证。《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颛臾即是。

《史记·五帝本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天子位,践帝位三十九年。”按此推算,舜在世百年。舜之后是禹,禹传位与启,夏朝建立。据新的《夏商周年表》,(27)夏代的开国时间为公元前2070年。由此可以推断,舜生活的时代约为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2070年,这期间的考古文化是龙山文化。

文物普查资料表明,今泗水、平邑一带分布着众多的龙山文化遗址,而且所发现的大中型墓葬、随葬礼器,与文献记载所反映的舜时期的社会状况,诸如私有制产生,贫富分化日益发展,军事首长权力的加强等有相仿之处。山东龙山文化大型墓葬目前仅在泗水尹家城发现一座(编号M15),面积达二十多平方米,有棺有椁,有熟土二层台,出土了蛋壳陶等数十件精美的陶器及四十余牧鳄鱼骨板,同其他小型墓相比,差别甚大。以蛋壳陶为代表的非实用陶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冥器,而是代表墓主人生前社会地位的礼器,是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早期表现形式。(28)鳄鱼骨板也应为鳄鱼皮制木器的残存,根据襄汾陶寺墓地所发现的鳄鱼皮鼓来看,骨板可能是鼍鼓遗存。在泗水尹家城及平邑荆埠等地还发现了扁平穿孔的玉铲、石钺,这种刃部钝、无使用痕迹的铲、钺,实为“礼器”或仪仗之类,同鼍鼓一样也是后世君主或诸侯的专用重器。它们渊于氏族社会末期,起始应是军事酋长权力的象征物。

这一带的龙山文化遗存以尹家城一期文化(29)为代表,面貌同青堌堆类型(30)有若干相似之处。青堌堆类型也称作王油坊类型(31)或造律台类型(32),主要分布在鲁西、豫东地区,这一类型中的许多因素像素面或磨光黑陶,简化成二圆孔的鸟首形鼎足,低流袋足鬹等都同尹家城一期文化十分相似,可能是在其影响下出现的。两地文化关系密切,除了地域上相互毗连外,也可能是同一部族创造的文化。造律台类型,李伯谦先生认为是有虞氏文化,(33)从舜的卒地鸣条所处的地理位置看,这一说法可能性较大。笔者认为,洪水期过后,鲁西、豫东地区淤积了肥沃的土壤,植物生长茂盛,动物繁殖迅速,优越的生存环境吸引了有虞舜部族的西迁。在迁徙过程中,有虞氏吸收、容纳了当地土著文化及中原龙山文化的一些因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造律台类型。有虞氏在在迁徙过程中,原居地的山名、泽名、地名等亦带到了鲁西、豫东地区。以后,其后裔不断外迁,并在各地发展,为追忆其故乡,遂将当地之山称历山,当地之渊称雷泽。故而言舜之故地者多有之。

泗河上游地区,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典型龙山文化的中心地区。有虞舜的兴起决非偶然,应与此有深远的历史根蒂,这里很可能就是舜早期的居住地。历山、雷泽当在这里。

以上管见,敬请诸方家同仁教正。

  注释

(1)《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夏本记》说:帝舜时,“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邦、国指氏族、部落,非今天意义上的国家。

(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3)(16)(19)《史记·五帝本记·集解》引。

(4)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经济》。中华书局,1966年版。

(5)郭沫若:《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6)杨尚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6、7合期。

(7)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8)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9)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上篇。

(10)杨尚奎:《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文史哲》1956年第7期。

(11)《尚书·皋陶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12)《韩非子·十过篇》。

(13)详见《古史辨》第七册下篇。

(14)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各地概况·兖州县建置沿革》,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安作璋:《山东通史》先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18)《史记·河渠书》。

(20)《元和郡县志·濮州》。

(21)《孟子·滕文公上》。

(22)《淮南子·览冥训》。

(23)《古本竹书纪年》谓:“昔尧德衰,为舜所囚。”《韩非子·说疑篇》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合乎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的。

(24)(25)清光绪《费邑古迹考》。

(26)《书序疏》引《帝王世纪》。

(27)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版。

(28)于海广:《山东龙山文化墓葬浅析——兼述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山东龙山文化研究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版。

(29)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泗水尹家城第一次发掘》,《考古》1980年第1期。

(30)吴秉楠、高平:《对姚官庄与青堌堆类型遗存的分析》,《考古》1978年第6期。

(31)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

(32)最早使用造律台类型名称见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33)参见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

(作者王相臣系平邑县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蒙山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作者孙静系平邑县博物馆文博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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