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愛的心

一

首先我們來看秦國是怎麼樣統一天下的。

在春秋戰國中，本來秦國最沒有可能統一天下。因為秦國的地方比較偏，國家力量也比較弱。經濟也比較落後，難以支持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但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後，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商鞅把秦國變成了一臺戰爭機器，類似於法西斯。

秦國的一切事物都圍繞著戰爭進行，商人階層被基本消滅，讀書人也不是很受重視。基本上只保留了農民和軍隊這兩個階層。

農民為戰爭提供後勤保障，軍隊負責在前線拼命衝殺。法家思想，作為農民和和士兵的晉升提供了保障，只要他們認真做好份內的工作，就能夠升官晉爵。

也就是說，秦國把他有限的力量，集中在了一個點上，就迸發出了巨大的能力。同時法家思想也激發了農民耕作和士兵作戰的積極性，保證了秦國戰爭的可持續性，提高了戰爭勝利的概率。

伴隨著戰爭一點點的推進，秦國的勢力範圍一點點擴大。力量此消彼長，秦國日益強大的實力提供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並最終完成了統一。

二

漢朝則是另外一種情況。

劉邦在建國後，集思廣益，聽取了各方面不同的建議。綜合各方意見後，劉邦認為秦國的制度並沒有太多不妥，只是秦始皇推行勤政過於簡單粗暴和急於求成。

劉邦根據當時的天下形勢，採取了郡縣制和分封制相結合的制度。並適時的提出了休養生息的理念，消除天下人對帝國制度的敵對情緒，換取他們對漢帝國的支持。

也就是說，秦漢的社會制度並沒有本質的差別，只是在推行的過程中，劉邦更注意技巧性的東西，更尊重地方權貴和知識分子的選擇和要求。

清靜無為的道家思想，是劉邦的治國理念。它幫助漢朝度過了最初的艱難時期，一步步走向強盛。

三

最後我們來看宋朝。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把儒家思想作為治國理念的朝代，但僅限於表面。

如果你深入的研究過中國歷史，你就會發現的所謂的儒家治國，其實是外儒內法。

如果天下的大臣和老百姓都很聽話，就跟你講儒家仁孝治天下的東西。如果他們都不聽話，就跟他們講法律和動刀子，逼迫他們聽話。

所以儒家思想從來都是用來欺騙人民群眾的，漂浮在表面的東西。可以說儒家思想是表子，法家思想才是裡子。

儒家思想從創辦開始，就註定了它是一個空頭的思想。只有一個花架子，空洞的理論，沒有能夠被實踐的基礎和可能性。

宋朝的滅亡，根源於皇權專制時代的兩難。

在皇權專制年代，如果內部大臣的能力突出，權力擴大，就很有可能從內部顛覆政權；於是皇帝們更傾向於用一些聽話的奴才。這樣國內的力量就會比較弱，在外部遇到一些強敵時，就很容易亡國。

宋朝就是如此，因為趙匡胤是從柴榮手裡邊奪取了江山，他也擔心其他人會效仿他，所以宋朝的制度就是嚴格防範內部出問題。內部問題處理完了，外部問題就浮現出來。宋朝的外圍一直有強大的敵人，遼西夏金蒙古一直時時威脅著宋朝的國家安危，直到後來金滅北宋，蒙古滅南宋。

儒家思想幫助宋朝皇帝欺騙了人民群眾，培養了大批奴才。但它並不是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充其量也就是一個幫兇。

新知傳習閣

秦以法治國一統天下，漢以道治國安定天下，而宋以儒治國而滅，為什麼？

沒有不滅的王朝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 ，是由戰國時期的秦國發展起來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傳三世，共兩帝一王，國祚共十四年。

漢朝（前202—220年 ）是繼秦朝之後的大一統王朝，分為西漢和東漢兩個時期，共歷二十九帝，享國四百零五年。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兩個階段，共歷十八帝，享國三百一十九年。

按照簡單的比較，是否因為漢朝享國時間最長，我們就認為漢朝最厲害，其他兩個王朝就不值一提了呢？顯然這種比較是非常幼稚和不客觀的。

“關公戰秦瓊”要不得

秦以法治國一統天下，漢以道治國安定天下，而宋以儒治國而滅。分別說的是“奪天下”、“治天下”和“亡天下”三個不同的話題，用這三個話題之間互相比較不能說完全沒有意義，但這種比較缺乏統一性和執行性。

歷朝歷代的政治家、文人墨客對於三個朝代的立國、治國和亡國都有很多著名的論述，其中大家耳熟能詳的有《過秦論》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之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 作者 賈誼

賈誼在《過秦論》中深刻的探討了秦王朝建立和迅速垮臺的原因，最後一句為點睛之筆“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即秦國以革新變法而迅速強盛，最後建立王朝，卻由於“苛刑峻法”逼得百姓民不聊生，以至百姓揭竿而起，迅速滅亡。這是隻重視“

而“漢以道治國安定天下”這句話也有不妥之處。西漢初年至文景二帝，確實是實行黃老治術，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但從漢武帝開始，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漢武帝強化專制統治但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自漢武帝之後，中國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逐漸演變成“外儒內法”，儒法結合、儒法互濟，政治事功與倫理勸導相結合的一種有機結合體。而真正的道家治國思想，逐漸演變成為了“就蒼生於倒懸”危機時刻用來安定天下的“強心劑”和“回春丹”了。

最後的觀點“

儒、法、道“各有所長，各有所短”

我們耳熟能詳的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就具體分析了儒、法、道三家的優缺點。

儒者以六藝為法。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

可見先賢早就比較過諸子百家的優缺點，並加以客觀的分析，在《論六家要旨》中提到的儒法道三家的弊端，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圖源自網絡，侵刪）

談者無語

北宋滅亡有道教的鍋好不好啊！

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偉大帝王有唐太宗，最熟悉的敗家帝王有宋徽宗，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崇道的皇帝，但兩人的命運截然不同，一個奠定了盛唐的基礎，一個被擄掠而失國土。

漢、唐、宋、明都是我們為之自豪的時代，先賢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提起唐太宗會不自覺感到自豪，說起宋徽宗就會略有些尷尬，他會覺得恥辱，才情無雙，卻不適合做個皇帝。

唐太宗、宋徽宗都有一個名頭，崇道帝王。 唐太宗是名君的象徵，即使不是華夏的子民也會稱呼他天可汗；宋徽宗是昏君的象徵，他被金帝辱封為昏德公。

他們有很多相似點，他們都信任道士，都以道為傲，唐太宗崇信的道士是魏徵，魏徵他不僅僅是一名宰相，也是一位道士。宋徽宗崇信的道士有很多，張虛白、王老志、林靈素、劉混康、王志鋮、溫太保最讓宋徽宗不堪回首的一次，是在金兵兵臨城下的時候。

郭京本來是宋禁軍中的一名老兵油子。他自稱身懷身懷道術，有“六甲法”，“使神役鬼”，有“移山倒海、撒豆成兵，隱形潛身”一類的術。

於是他就被任命去用他自稱的道法去守城，他號稱可用六甲神兵為朝廷守城，南宋史書《三朝北盟會編》記載：“二十五日丙辰，郭京以兵出宣化門，敗績，金人登城京師失守。” 後就是靖康之恥，是華夏的帝王第一次被異族俘虜。

在興揚看來，他們都崇道，看起來相同，本質上卻有區別；雖說他們都名義說上崇道，然而宋徽宗崇的是術，唐太宗崇的是道。

玄奘啊，要麼從了我，要麼上西天！

唐太宗以尊祖崇道國策，運用道的思想治國平天下。

其年號為“貞觀”——易經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故年號貞觀，期望以正道治天下。史書稱之為治世，盛唐由此掀開了華麗的篇章。

有唐伊始，帝王自稱老子後裔，立廟加封，唐太宗採用道家學說作為興國方針，任用魏徵等名道士， 知人善用、廣開言路；之後， 唐高宗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親自為《老子》作注。

唐太宗採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面；並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族風俗，穩固邊疆，最終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唐太宗崇道，是崇的大道之本。

宋徽宗崇道，自封“教主道君皇帝”。

宋代帝王對道教情有獨鍾，宋真宗加封老子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把《老子》列為太學必修教材。

宋徽宗崇信的道士有很多，從登基開始，就有人引《周易》中的“豐亨，王假之”、“有大而能兼必豫”，說宋徽宗治世一定是太平盛世，還出現了“黃河清”、“禽產鳳凰”、“牛生麒麟”等大量“祥瑞”，

面對洪災，宋徽宗想讓自稱道術非凡的林靈素去以術退水，術法高人林靈素還沒去城門就被役夫襲擊，宋徽宗這時才知道這位道士早就惹得天怒人怨。

宋徽宗崇道，是崇的大道之末。

以人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鑑可以明興衰。

如果唐太宗跟宋徽宗一樣，崇尚的不是道，而是術，我們壓根看不到一個盛唐。

唐太宗與宋徽宗的對比，其實就是道與術的對比，道術道術，道為本，術為末，有道無術，術自衍生，有術無道，術亦無用。

國崇道術，國破家亡，國崇大道，國家興旺。

具體到修行之人身上，修道為了追尋術還是道，就是最根本的分別，也決定了修道之人的格局。

在沒有了解道家思想的前提下，一味的追尋術，去追求術，可能短時間內帶來利益，給人帶來的多是禍事，少有福事。

我們可以看到有多少打著道教名義的算命、測卦、辟穀、修煉、符咒、神功培訓班，就是以術為名義而吸引人，來獲取自己的利益，這些人，目的是術，而不是道。

雖然道教有山、醫、命、卜、相五術，但五術只是為用，是道教的表達方式，但不是道教的根本。根本在於通過道術傳達的濟世利人、慈悲度世的道教思想，術應該用來幫助世人。

道教的道術、科儀、音樂、服飾、宮觀等等都傳承了道教的形式，不或缺，需要我們精心保護、努力發揚的，但我們不能變成動物園的動物，任由世人參觀，“哎呀，我終於看到了活道士了。”“哎呀，這裡有個道士唉。”“快看看，道士在做法了！”

太多時候，世人看道士，就如同到動物園裡看個稀奇，世人看道士，看不到道士所承載的精神和文化，只能把道士當做一種珍稀動物看待。

世人看不到血脈相連的那種文化認同感，道士也做不到真正的道士，道觀門口買個門票，就跟到動物園裡買個門票看猴子一樣看道士，道士成了活文物，就如同宋徽宗一樣，失去了道，只有術，只有外殼，別人看到的也只能是外殼。

其實，我們需要精心維護道觀，傳承道教的形式，但更應該注重傳承道的精神；傳統文化已經融入到我們的文化血脈中，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唐太宗，也有一個宋徽宗。

道、術都有承載的必要，脫離道的術，是無源之水，必定不能長久甚至枯竭；沒有術的道，只需要用一道溝渠就可以讓道潤澤心田。

道家思想與道教組織，如同人的肉體和靈魂一樣，靈魂與肉體都不可或缺，道教形式是肉體，道家思想就是靈魂；沒有了靈魂，再華麗的外殼都是行屍走肉；偉大的靈魂，哪怕肉體死亡了，其靈魂永存，思想永遠傳承。

道教如果因為簡單的傳承術而承載，必定會與宋徽宗一樣，成為行屍走肉。

道教只有重視思想內核，傳承真正的文化，才能讓道教綿長髮展；當然，傳承思想需要具體的組織形式，落到塵世中來，那就是道教組織。

宋徽宗崇道而亡國，非道之過，非國之錯，乃人之因。

作為道教徒，應該從唐太宗與宋徽宗的不同遭遇中認知自我，承擔起自己的時代責任，或許我們個人是渺小的，但是我們的民族註定是偉大的。

讓我們重複我們的信仰：

敬天法祖、國泰民安、山河永固、明智明心、自尊自信！

全真道士梁興揚

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王霸兼雜之”，這裡的王道就是儒家，霸道就是法家，而儒法都源與道家，只不過各執一端罷了！因此深刻理解了儒法道三家，那麼用任意一家治國都能興盛；如果狹義的理解儒法道三家，並堅持三家的所有理念，那麼必敗無疑！

秦以法家統一天下，但是沒有理解法家的精髓“時移勢變，與時俱進”，因此大秦帝國以赫赫武功而二世而亡。秦國六代七王在統一戰爭中用法家治國，可以凝聚國力民心，如此方可確保秦國統一華夏。統一之後的秦國如果及時修法，以適應新的形式要求，解決新的主要矛盾，那麼秦朝必可萬世不移！

漢朝初年，民生凋敝，統治者汲取秦朝滅亡經驗，輕徭薄賦，與民休養，名為道家的無為而治，實為法家的與時俱進，是秦政的改良版，也就是後世說的“漢承秦制，有所損益”。漢武帝亦奮六世之餘烈，全力反攻匈奴，取得了重大勝利，如果真是儒家思想，那麼漢武帝無法取得如此成就！因此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其實就是外儒內法，並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

宋朝獨尊儒術而亡，那是真正意義上的“獨尊儒術”，那是文人騷客最嚮往的時代！一方面契丹、女真、蒙古不斷興起，且文明程度大於匈奴與突厥，他們集野蠻與文明一身，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實體；另一方面宋朝尊儒貶法，以文統武，本身實力就在不斷下降，軍隊戰心又不強。兩相對比，宋朝自然處在守勢，最終被蒙古滅亡。

正所謂“兼聽則明，偏信則闇”，秦朝不及時與時俱進，仍用戰國時代思維治國，因此必敗！宋朝尊儒過分，過於相信仁義道德，文弱有餘，武剛不足，所以必亡！

大秦鐵鷹劍士

法治的秦，實際上是秦國、秦朝。法治雖然隨著秦國的崩塌而終結，但秦和法治的成就，卻是中華文明歷經2000多年而不朽的。中央集權（主要是軍權、治權、稅權），郡縣制（省縣制），統一的文字以及文明的傳承。是今天的我們依然在繼承並享受的。21世紀的今天，我們可以更加的放眼世界。世界有諸多民族，沒有統一文字的民族，即便在21世紀的今天依然生活在愚昧和動亂、戰爭中。秦始皇統一文字的價值，是無法衡量的。

漢朝道治的說法不準確，漢朝從劉邦到劉徹實際上都是無治。一方面不能繼承秦朝法治，會使漢朝的朝代更迭缺乏合理性、合法性。另一方面，漢朝又沒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可以執行。甚至搬出分封制應付，最終導致了國內內戰。漢武帝VS董仲舒的三問三答，就是漢武帝徵求治國思想的舉措，董仲舒毛遂自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也證明了漢初找不到治國思想和制度的證據。

至於道治，不客氣的說，至今也沒有那個國家能達到道治的水平，更不用說公元前後的時期了。不過道家的治國思想比百家任何一家都高了N個層次，屬於真理。比如說：獎勤罰懶，就是建立在道家思想（人之德------治國要尊重人性的規律）之上的。沒有道家思想，獎勤罰懶根本就不能成立。比如，以儒家思想，道德缺乏就培養道德，哪對懶惰者就要培養勤奮，各種給懶惰者給好處、扶持、優惠政策就毫不奇怪了。離開道家思想，社會將有多混亂，難以想象。道家是百家的始祖，成功的法家是學生，失敗的儒家同樣是學生。不過，儒家是個滿手佔滿兄弟姐妹鮮血的學渣。

宋滅國的說法有點不成立，因為從漢唐到明清，實際上都是被滅國的。只不過宋、明是被異族所滅，顯得不同而已。從漢朝開始，一個朝代弱於一個朝代。同時期對比，從秦朝遠遠領先世界其他國家，到滿清被5萬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2000年“封建”歷史實際上是一步步走向衰落的歷史。跟5萬八國聯軍就能橫行中華相比，宋朝顯得強大多了。

統治與被統治既相互依存、又互為矛盾，統治者不是貶義詞。李唐在晉朝是被統治者，而後成為統治者，誰更先進就能取代對手成為統治者，落後者淪落為階下囚是自然結果。法治是以自己更優秀而成為統治者，儒治是讓對方更愚昧落後來維護統治者的地位。正因為這個本質區別，儒家輔佐的朝代，都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寧與友邦，不予家奴”就是儒家外戰外行的極致），一旦社會矛盾不可調和發生朝代更迭程度的戰爭，統治集團往往就鳥獸散了。而繼承的朝代，只是在一場比爛的競賽中堅持到最後、等待對手倒下而站起來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從劉漢到滿清，沒有政治制度創新的朝代更迭，家家都是隨波飄蕩，翻船、落後是必然的結果。

而儒家的最大罪惡，就是變比優的良性競爭，變成了比不爛的惡行競爭。

滄桑短笛

秦國受益於法，終統一六國；漢以道安定天下，這種說法不準確；宋滅於儒是自然規律，是週期律的一個週期符號而已，不足為奇。

孔子周遊列國時，並不受歡迎，更談不上有誰接納他的思想，孔子沒有到秦國，秦國更不會接受孔子的那一套思想。戰國時期，秦國接受了商鞅的法家思想，於是秦國“鶴立雞群”奠定了統一六國的基礎，統一六國後嬴政在法家思想的統領下，施展了一系列政治抱負，諸如“中央集權制”等改革影響至今，甚至輸出至國際。建朝十五年嬴政一族家破人亡，朝代消亡，這不能說是法家的失敗，嬴政的變革是成功的，只不過變革中存在“短板”，這個‘’短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思想秦始皇沒有，法家理論也沒有提供給他，民主政治思想在古希臘公元前6世紀已經誕生了。而我們從秦皇漢武到大清中晚期，沒有一個君主或是思想家觸摸過“民主”這把解決矛盾的鑰匙”。這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最大缺憾……

說到漢朝，也看不出“以道治國”佔了多大成分。朝代初期劉邦的指導思想是迷茫的。劉邦“不待見”儒家，但儒家的“分封制”他還是感興趣的，因為‘’分封‘’有利於構建劉氏天下。對於法家他也不看好，但對法家提出的中央集權制他卻是“情有獨鍾”。於是，劉邦從“儒家”那裡取來感興趣的“分封制”，又從秦始皇那裡取來“郡縣制”。搞了個“二合一”體制，這一過程中劉邦把自己的“私貨”揉進了“分封制”和“郡縣制”，這個‘’私貨‘’就是隨意殺戮有功之臣打造劉氏天下，結果呢鬧出亂子了，導致呂后專權，錯殺晁錯，還要平定七國之亂。

董仲舒所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是夾雜“私貨”搞出來的。他把儒家的“分封制”屏棄了，把儒家的“三綱五常”，“行不上大夫”繼承過來。另一方面呢？把法家的“依法治國”“廢私立公”……屏氣了，把“中央集權制”繼承過來。甩掉的正是漢武帝相不中的東西，拿過來的都是漢武帝想得到的東西。於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調子就定了下來，這一定不要緊，以後的歷朝歷代，基本都是‘’照著葫蘆畫瓢‘’了。

儒家，法家，佛教，道家，墨家……諸子百家的思想體系中都有長處，都有價值。事實上，那一朝都有法家思想的體現，從來就沒有丟棄過，難道說“中央集權制”不是法家思想？問題是，在構建整個社會體系時夾雜了封建帝王的“私貨”。‘’中央集權制‘’這樣一個政治體制，本應對應法家“依法治國”“廢私立公”等一系列文化機制，可是呢，封建帝王們為了自己的‘’家天下‘’，不肯接受法律制約，不肯廢掉“私慾”。於是就採取移花接木之術，把儒家的，道家的亦或是墨家的對自己鞏固皇家政權有用的東西拼接過來，作為治國思想。

這樣一個政治文化體制，說穿了都是為一件事服務，就是血統世襲。襁褓中的孩子也能繼承最高領導者的權利。金鑾殿上出現“幼小”，“不理朝政”“能力低下”……時，“中央集權”出現了“真空”或是“空白”。這樣，外戚，宦官勢力就有了可乘之機。唐末，宋末，明末基本都是這樣……

總之，無論是秦朝，漢朝還是宋朝，也包括後來的朝代。法家思想統領的成分多一些，朝代整體狀態就好一些。如果儒家思想貫徹的好一些，社會相對穩定得長久一些。但最終都要被後來的朝代所取締。究其原因，那就是諸子百家的思想體系中缺少一種東西，那就是“民主政治思想”。

利劍擱

這是個有問題的問題，片面的把法，儒，道作為秦，漢，宋的立國之本了，照樓主這麼說，唐朝應該是以釋家立國了。所以這個問題太過武斷，臆斷。

1.秦國單純是靠法家一統天下的嗎？你把縱橫家的張儀，樗裡疾，甘茂，范雎這些人忽略了，而秦朝的兵家一統天下的白起、王翦、司馬錯、蒙恬、王齕、蒙驁、王賁這些名將又被題主放在哪裡呢？

2.說到漢朝，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正是在漢武帝時期崛起的，而且一度是西漢，東漢的顯學。

而漢初雖然沒有提倡儒家，但是提倡的是黃老之術，雖然看起來是道家，但其實是兼顧道家和法家的思想，比如黃老注重刑名。

嚴格的說漢代應該是主要提倡儒家才對。

3.說到重點了，題主拐彎抹角又是法家，又是道家，其實就是想說儒家不行，因為宋朝用儒家所以感覺宋朝很軟弱。

實際上宋朝的儒家和先秦時代的儒家是兩回事，因為在三國以後，魏晉南北朝期間，根本不時興儒家，而是流行“玄學”，注意，很道家有關係，但也不是絕對的道家思想，比如道教。注意，道教和道家雖然趨同，但是有巨大的差別。

言歸正傳，宋朝之前儒釋道開始並存，舉個例子，理學的奠基人周敦頤，我們對他的瞭解就是《愛蓮說》。但其實周敦頤受道家陳摶的影響巨大。所以宋代的儒學叫理學，雜糅了道家，儒家的思想。

本質上，理學是重新更新的儒家學派，也就是我們現代人理解的孔子和儒家。

那麼宋朝因為儒家而落寞了嗎？其實宋朝是歷史上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時代，我們現代的大部分國學思想，尤其是儒家，都是從宋代開始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唐宋八大家，有六個是宋代人，詩詞歌賦領域，宋代都達到了高度水平。

至於軍事不行，這是因為宋朝本來就是重文輕武的朝代，注意，文不僅是儒家，也包括道家，佛家。

中華鬼谷子智囊團

秦以法治而一統天下，又因法治二世而亡。事實上這並非法治本身的問題，而是秦的統治階級對法治的背叛：秦法有一個基本理念就是法不誅心，所以當商鞅變法剛開始推行時秦民對其並不信任，然而被認為為人嚴苛的商鞅卻沒喲強硬的高壓手段逼迫秦民，而是採用南門徙木這樣的方式取信於民；當變法初成之時當初攻擊變法的人轉而向商鞅道賀，然而商鞅卻不以為喜——因為他的法治改革只是基於使秦國富強的理念，至於別人如何評價那不是他所在意的，也就是說秦法只治理人們的具體行為，至於人家心裡想什麼嘴上說什麼不是法律該管的。然而秦統一之後的法治卻出現了異化——”偶語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換句話說這時的秦王朝容忍不下任何批評意見。為什麼會出現這一異化呢？這主要是因為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國被打造成為一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這一過程是伴隨著對秦國老世族的打壓的，隨著世家貴族的權勢被日益削弱，在秦國出現了職業官僚階層。職業官僚階層和世家貴族的最大區別在於：他們沒有自己的封地，他們出身於沒有任何根基背景的草根階層，所以他們只能通過依附於王權扳倒世家貴族勢力才得以成功上位。不能否認在秦國的崛起過程中職業官僚階層是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的，相比早已腐朽沒落的世家貴族而言：沒有顯赫家世和世襲爵位的他們只能憑藉政績獲得君王的青睞和百姓的認可；然而當職業官僚階層成功上位之後就成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儘管職業官僚階層是通過推行法治打擊世家貴族上位的，可當他們的地位穩固後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就逐漸走到了變法改革的對立面，因為他們害怕進一步的改革會損害自己的既得利益。為什麼對大秦一統立下大功的李斯能輕易被趙高拉攏成為秦王朝的掘墓人就是因為擔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損。事實上隨著秦王朝的統一，職業官僚階層作為既得利益者已然失去了最初積極變法改革的朝氣蓬勃的精神，取而代之的是為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的勾心鬥角。

漢以道治國而安定天下在於漢承秦亡之弊，此時天下大亂初定：漢以道家”治大國若烹小鮮“的理念休養生息。事實上人類社會的發展自有其規律，政府只需要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和進行宏觀調控即可，而不是直接對百姓生活加以干預。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我們不止一次見到過因為政府盲目對社會生活進行干預，結果乾得越多捅的簍子越大的事例。漢王朝審時度勢後選擇不去積極干預民間社會生活，而是讓百姓得到充分的休息，正是適應大亂之後的恢復重建。

宋表面上看是以儒治國而滅，實際上宋代的儒家已是被閹割過的高度理學化的儒家。而且宋的滅亡與儒家也並無太大幹系，真正導致宋朝滅亡的關鍵因素還是在於其強幹弱枝、重文輕武的立國之策。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近代“批林批孔”、“打倒孔老二”之類的口號一直不斷，儒家思想也一直爭議不斷。但這個題目有不少問題，咱一一來看。

戰國時期，諸侯紛爭，征伐不斷，誰的拳頭大誰就是老大。而秦重用法家，變法強兵，繼而一統六國，奠定了中原王朝的根基。但是，重點來了，但是秦祚只有14年！！！這就證明了法家思想可以在亂世爭雄，卻不能在和平時期治國。題目中“秦依法治國一統天下”的說法顯然有斷章取義之嫌。

再說漢，漢立國405年，道家思想治國只有68年，漢武帝之後皆是儒家思想治國！所以嚴格意義來講，漢是以儒治國。

最後說宋，宋以儒治國而滅，這很正確，不單是宋，漢晉隋唐明清也都是以儒治國而滅。相比法家道家，儒家的影響力要大的多。所以我覺得更有意義的是討論下儒家思想都經歷了哪些改變。

春秋時期孔子創立儒家學派。其核心思想是“仁”，要求統治者體恤民情、愛惜民力，主張以德治民．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

戰國時期孟子發展了孔子的學說，提出“民為貴”、“君為輕”，主張“仁政”，即不誤農時、放寬刑罰、輕徭薄賦，讓農民有一定的土地。

西漢時期，董仲舒吸收了法、道等學派的長處，對儒家學說加以改造，宣揚“天人感應”、“君權神援”、“大一統”，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並得到採納。

兩宋時期的儒學變得極端化。朱熹等對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吸收佛教和道家的某些思想，形成新的儒學，即理學。理學提出“存天理”，“滅人慾”，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這是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背道而馳的，也是反人性的。

明朝時期，儒學發展到“心學”階段，使儒學滑向主觀唯心主義的泥坑，走向了極端。

近代受新運動的影響，以儒學為代表的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但儒學的統治地位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

新中國成立以後，馬克思主義居於主導地位，儒學的統治地位被徹底推翻。“文革”時期，儒學再次受到猛烈批判，儒學的影響進一步減弱。

十三中全會以後，思想界對儒家學說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價：肯定它包含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思想的主流，同時存在許多封建落後的內容。

細看儒家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作為統治階級的工具，統治階級的意志決定了儒家思想的興衰和發展。正所謂“兵器無正邪，而人有善惡”，中國歷史尤其是近代歷史的恥辱並不能怪罪於儒家思想，真正應該背鍋的是人！

豈能苟安

題主挖了好大一個坑，竟然引得眾多達人高手紛紛入彀，近乎掀起一場現代版的百家爭鳴了，就挖坑水平而言，的確很成功！

題目中設置了兩個大坑，第一個坑比較隱蔽，將法家、道家、儒家學說簡單類推為唯一的治國之道，而且將三家學說直接定性為相互對立、互不兼容的對立排斥關係；第二個坑比較明顯，“秦以法治國一統天下”、“漢以道治國安定天下”在題主筆下暗示著成功，“宋以儒治國而滅”則明確指向儒家學說的失敗。如此挖坑，也算是煞費苦心了。

諸子百家學說，雖有“爭鳴”，但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不存在宗教意義上的排他性。“道家之用，實為諸家之綱領。諸家皆於明一節之用，道家則總攬其全，諸家皆其用，而道家則其體。”（《先秦學術概論》）道家為體，諸家為用是中外學術界普遍的共識，這一點沒什麼可爭議的。就道家、法家、儒家而言，儘管各有側重，但畢竟源於一體，相互之間還是有很大的互補性，並不是完全的對立關係。

法家思想成熟於戰國末期，韓非子集先秦以來的法家思想之大成，將“勢”、“術”、“法”三者揉合為一體，形成比較系統的法家理論體系，即“勢立威”、“術馭臣”、“法治民”，這一理論的源泉就來自於道家的黃老學說。在此基礎上，法家進一步對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進行了改造和創新，更加明晰了“道”與“理”的關係，認為“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也就是說道是萬物發展的總規律，理是個別事物的特殊規律。

秦國在商鞅變法時期，由於法家思想還沒有完全成熟，其實只實施了法家思想的一部分，即“法治民”，涉及面較小，主要是確立了軍功受封制度，從而為秦統一六國奠定了軍事基礎，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法家思想已經比較系統化了，涉及的範圍也擴展到政治、經濟、法律、行政、社會管理等領域，法家思想進一步上升到“以法治國”的政治層面。但秦二世而亡，並非完全是法家思想的錯誤，而是“以法治國”完全脫離了國情，秦法的基礎來自於秦這個局部地區，秦民在各種變法中已薰陶了數百年之久，基本上已適應，但在全國範圍內就得有一個過程，各地區發展上的不平衡也需要調整相應的法律，以一統天下的氣魄貫徹每一項法律的實施，在局部地區還可以控制可變的因素，但在全國大面積範圍內，影響法律條款的因素太多，而執行又是唯一的，這在政治形勢尚未穩定的狀態下是十分危險的。所以秦二世而亡，與其說是嚴刑峻法過於暴政，還不如說法家思想在某種程度上的不成熟造成的。但法家思想對中國封建帝制具有建設性的進步意義，尤其在郡縣制的建立上的確是開創性的貢獻！

漢朝初期，採取道家的黃老思想“無為而治”，與民休息，使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逐步撫平了亂世造成的破壞，對安定天下的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道家的“無為”是一個辯證關係，“無為而無不為”才是核心，要完全體現出這一核心價值，對領導者的個人素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到了漢武帝時期，開始逐步摸索出一套比較成熟的治國之道，這就是儒家傳承人董仲舒提出的，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採道家的合理思想，形成德刑並用，法治和德治兼而有之，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理念，之後便成為歷代統治者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至此，道、法、儒做為治國之道顯然已經融合在一起了，完全不是那個學術層面上的概念了。

漢朝雖然在治國理念上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在立國初期又恢復了分封制，這是歷史的倒退，反而成為其衰亡的罪魁禍首。

相對來說，宋朝時期的儒家思想又走回了學術層面的老路了，尤其是程朱理學的興起，基本上回到了學堂書院，其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慾”，只是在純理論層面有價值，同時在民間宗法制度上有體現，對治國之道影響不大，皇親貴族們該怎麼“欲”還怎麼“欲”，一點也沒耽擱。所以，“宋以儒治國而滅”完全是一個偽命題，這時候的治國理念早已經變成各門各派兼而有之的雜燴，所謂的儒家也早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儒家了，“以儒治國”顯然是不成立的。儘管如此，宋朝的國祚也延續了三百年之久，遠遠超出了秦漢的國運，因此談不上儒家比起法家和道家有多不堪的問題。

宋朝的滅亡在於其龐大的文官體制，加之“言事者不殺”的立國憲法三大基本法之一，使朝堂上說事者多，做事者寡，往往是越做事越挨批，說事者青史留名，做事者謗滿天下，如此長期以往，焉有不滅之理！

關鍵字: 文化 商鞅 統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