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爱的心

一

首先我们来看秦国是怎么样统一天下的。

在春秋战国中，本来秦国最没有可能统一天下。因为秦国的地方比较偏，国家力量也比较弱。经济也比较落后，难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但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商鞅把秦国变成了一台战争机器，类似于法西斯。

秦国的一切事物都围绕着战争进行，商人阶层被基本消灭，读书人也不是很受重视。基本上只保留了农民和军队这两个阶层。

农民为战争提供后勤保障，军队负责在前线拼命冲杀。法家思想，作为农民和和士兵的晋升提供了保障，只要他们认真做好份内的工作，就能够升官晋爵。

也就是说，秦国把他有限的力量，集中在了一个点上，就迸发出了巨大的能力。同时法家思想也激发了农民耕作和士兵作战的积极性，保证了秦国战争的可持续性，提高了战争胜利的概率。

伴随着战争一点点的推进，秦国的势力范围一点点扩大。力量此消彼长，秦国日益强大的实力提供了统一天下的可能性，并最终完成了统一。

二

汉朝则是另外一种情况。

刘邦在建国后，集思广益，听取了各方面不同的建议。综合各方意见后，刘邦认为秦国的制度并没有太多不妥，只是秦始皇推行勤政过于简单粗暴和急于求成。

刘邦根据当时的天下形势，采取了郡县制和分封制相结合的制度。并适时的提出了休养生息的理念，消除天下人对帝国制度的敌对情绪，换取他们对汉帝国的支持。

也就是说，秦汉的社会制度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在推行的过程中，刘邦更注意技巧性的东西，更尊重地方权贵和知识分子的选择和要求。

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是刘邦的治国理念。它帮助汉朝度过了最初的艰难时期，一步步走向强盛。

三

最后我们来看宋朝。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的朝代，但仅限于表面。

如果你深入的研究过中国历史，你就会发现的所谓的儒家治国，其实是外儒内法。

如果天下的大臣和老百姓都很听话，就跟你讲儒家仁孝治天下的东西。如果他们都不听话，就跟他们讲法律和动刀子，逼迫他们听话。

所以儒家思想从来都是用来欺骗人民群众的，漂浮在表面的东西。可以说儒家思想是表子，法家思想才是里子。

儒家思想从创办开始，就注定了它是一个空头的思想。只有一个花架子，空洞的理论，没有能够被实践的基础和可能性。

宋朝的灭亡，根源于皇权专制时代的两难。

在皇权专制年代，如果内部大臣的能力突出，权力扩大，就很有可能从内部颠覆政权；于是皇帝们更倾向于用一些听话的奴才。这样国内的力量就会比较弱，在外部遇到一些强敌时，就很容易亡国。

宋朝就是如此，因为赵匡胤是从柴荣手里边夺取了江山，他也担心其他人会效仿他，所以宋朝的制度就是严格防范内部出问题。内部问题处理完了，外部问题就浮现出来。宋朝的外围一直有强大的敌人，辽西夏金蒙古一直时时威胁着宋朝的国家安危，直到后来金灭北宋，蒙古灭南宋。

儒家思想帮助宋朝皇帝欺骗了人民群众，培养了大批奴才。但它并不是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帮凶。

新知传习阁

秦以法治国一统天下，汉以道治国安定天下，而宋以儒治国而灭，为什么？

没有不灭的王朝

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 ，是由战国时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传三世，共两帝一王，国祚共十四年。

汉朝（前202—220年 ）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共历二十九帝，享国四百零五年。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

按照简单的比较，是否因为汉朝享国时间最长，我们就认为汉朝最厉害，其他两个王朝就不值一提了呢？显然这种比较是非常幼稚和不客观的。

“关公战秦琼”要不得

秦以法治国一统天下，汉以道治国安定天下，而宋以儒治国而灭。分别说的是“夺天下”、“治天下”和“亡天下”三个不同的话题，用这三个话题之间互相比较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这种比较缺乏统一性和执行性。

历朝历代的政治家、文人墨客对于三个朝代的立国、治国和亡国都有很多著名的论述，其中大家耳熟能详的有《过秦论》

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之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 作者 贾谊

贾谊在《过秦论》中深刻的探讨了秦王朝建立和迅速垮台的原因，最后一句为点睛之笔“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即秦国以革新变法而迅速强盛，最后建立王朝，却由于“苛刑峻法”逼得百姓民不聊生，以至百姓揭竿而起，迅速灭亡。这是只重视“

而“汉以道治国安定天下”这句话也有不妥之处。西汉初年至文景二帝，确实是实行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但从汉武帝开始，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汉武帝强化专制统治但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自汉武帝之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逐渐演变成“外儒内法”，儒法结合、儒法互济，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相结合的一种有机结合体。而真正的道家治国思想，逐渐演变成为了“就苍生于倒悬”危机时刻用来安定天下的“强心剂”和“回春丹”了。

最后的观点“

儒、法、道“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我们耳熟能详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就具体分析了儒、法、道三家的优缺点。

儒者以六艺为法。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

可见先贤早就比较过诸子百家的优缺点，并加以客观的分析，在《论六家要旨》中提到的儒法道三家的弊端，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图源自网络，侵删）

谈者无语

北宋灭亡有道教的锅好不好啊！

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伟大帝王有唐太宗，最熟悉的败家帝王有宋徽宗，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崇道的皇帝，但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一个奠定了盛唐的基础，一个被掳掠而失国土。

汉、唐、宋、明都是我们为之自豪的时代，先贤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提起唐太宗会不自觉感到自豪，说起宋徽宗就会略有些尴尬，他会觉得耻辱，才情无双，却不适合做个皇帝。

唐太宗、宋徽宗都有一个名头，崇道帝王。 唐太宗是名君的象征，即使不是华夏的子民也会称呼他天可汗；宋徽宗是昏君的象征，他被金帝辱封为昏德公。

他们有很多相似点，他们都信任道士，都以道为傲，唐太宗崇信的道士是魏征，魏征他不仅仅是一名宰相，也是一位道士。宋徽宗崇信的道士有很多，张虚白、王老志、林灵素、刘混康、王志铖、温太保最让宋徽宗不堪回首的一次，是在金兵兵临城下的时候。

郭京本来是宋禁军中的一名老兵油子。他自称身怀身怀道术，有“六甲法”，“使神役鬼”，有“移山倒海、撒豆成兵，隐形潜身”一类的术。

于是他就被任命去用他自称的道法去守城，他号称可用六甲神兵为朝廷守城，南宋史书《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二十五日丙辰，郭京以兵出宣化门，败绩，金人登城京师失守。” 后就是靖康之耻，是华夏的帝王第一次被异族俘虏。

在兴扬看来，他们都崇道，看起来相同，本质上却有区别；虽说他们都名义说上崇道，然而宋徽宗崇的是术，唐太宗崇的是道。

玄奘啊，要么从了我，要么上西天！

唐太宗以尊祖崇道国策，运用道的思想治国平天下。

其年号为“贞观”——易经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故年号贞观，期望以正道治天下。史书称之为治世，盛唐由此掀开了华丽的篇章。

有唐伊始，帝王自称老子后裔，立庙加封，唐太宗采用道家学说作为兴国方针，任用魏征等名道士， 知人善用、广开言路；之后， 唐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亲自为《老子》作注。

唐太宗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唐太宗崇道，是崇的大道之本。

宋徽宗崇道，自封“教主道君皇帝”。

宋代帝王对道教情有独钟，宋真宗加封老子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把《老子》列为太学必修教材。

宋徽宗崇信的道士有很多，从登基开始，就有人引《周易》中的“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兼必豫”，说宋徽宗治世一定是太平盛世，还出现了“黄河清”、“禽产凤凰”、“牛生麒麟”等大量“祥瑞”，

面对洪灾，宋徽宗想让自称道术非凡的林灵素去以术退水，术法高人林灵素还没去城门就被役夫袭击，宋徽宗这时才知道这位道士早就惹得天怒人怨。

宋徽宗崇道，是崇的大道之末。

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兴衰。

如果唐太宗跟宋徽宗一样，崇尚的不是道，而是术，我们压根看不到一个盛唐。

唐太宗与宋徽宗的对比，其实就是道与术的对比，道术道术，道为本，术为末，有道无术，术自衍生，有术无道，术亦无用。

国崇道术，国破家亡，国崇大道，国家兴旺。

具体到修行之人身上，修道为了追寻术还是道，就是最根本的分别，也决定了修道之人的格局。

在没有了解道家思想的前提下，一味的追寻术，去追求术，可能短时间内带来利益，给人带来的多是祸事，少有福事。

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打着道教名义的算命、测卦、辟谷、修炼、符咒、神功培训班，就是以术为名义而吸引人，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这些人，目的是术，而不是道。

虽然道教有山、医、命、卜、相五术，但五术只是为用，是道教的表达方式，但不是道教的根本。根本在于通过道术传达的济世利人、慈悲度世的道教思想，术应该用来帮助世人。

道教的道术、科仪、音乐、服饰、宫观等等都传承了道教的形式，不或缺，需要我们精心保护、努力发扬的，但我们不能变成动物园的动物，任由世人参观，“哎呀，我终于看到了活道士了。”“哎呀，这里有个道士唉。”“快看看，道士在做法了！”

太多时候，世人看道士，就如同到动物园里看个稀奇，世人看道士，看不到道士所承载的精神和文化，只能把道士当做一种珍稀动物看待。

世人看不到血脉相连的那种文化认同感，道士也做不到真正的道士，道观门口买个门票，就跟到动物园里买个门票看猴子一样看道士，道士成了活文物，就如同宋徽宗一样，失去了道，只有术，只有外壳，别人看到的也只能是外壳。

其实，我们需要精心维护道观，传承道教的形式，但更应该注重传承道的精神；传统文化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文化血脉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唐太宗，也有一个宋徽宗。

道、术都有承载的必要，脱离道的术，是无源之水，必定不能长久甚至枯竭；没有术的道，只需要用一道沟渠就可以让道润泽心田。

道家思想与道教组织，如同人的肉体和灵魂一样，灵魂与肉体都不可或缺，道教形式是肉体，道家思想就是灵魂；没有了灵魂，再华丽的外壳都是行尸走肉；伟大的灵魂，哪怕肉体死亡了，其灵魂永存，思想永远传承。

道教如果因为简单的传承术而承载，必定会与宋徽宗一样，成为行尸走肉。

道教只有重视思想内核，传承真正的文化，才能让道教绵长发展；当然，传承思想需要具体的组织形式，落到尘世中来，那就是道教组织。

宋徽宗崇道而亡国，非道之过，非国之错，乃人之因。

作为道教徒，应该从唐太宗与宋徽宗的不同遭遇中认知自我，承担起自己的时代责任，或许我们个人是渺小的，但是我们的民族注定是伟大的。

让我们重复我们的信仰：

敬天法祖、国泰民安、山河永固、明智明心、自尊自信！

全真道士梁兴扬

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王霸兼杂之”，这里的王道就是儒家，霸道就是法家，而儒法都源与道家，只不过各执一端罢了！因此深刻理解了儒法道三家，那么用任意一家治国都能兴盛；如果狭义的理解儒法道三家，并坚持三家的所有理念，那么必败无疑！

秦以法家统一天下，但是没有理解法家的精髓“时移势变，与时俱进”，因此大秦帝国以赫赫武功而二世而亡。秦国六代七王在统一战争中用法家治国，可以凝聚国力民心，如此方可确保秦国统一华夏。统一之后的秦国如果及时修法，以适应新的形式要求，解决新的主要矛盾，那么秦朝必可万世不移！

汉朝初年，民生凋敝，统治者汲取秦朝灭亡经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名为道家的无为而治，实为法家的与时俱进，是秦政的改良版，也就是后世说的“汉承秦制，有所损益”。汉武帝亦奋六世之余烈，全力反攻匈奴，取得了重大胜利，如果真是儒家思想，那么汉武帝无法取得如此成就！因此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其实就是外儒内法，并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

宋朝独尊儒术而亡，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那是文人骚客最向往的时代！一方面契丹、女真、蒙古不断兴起，且文明程度大于匈奴与突厥，他们集野蛮与文明一身，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实体；另一方面宋朝尊儒贬法，以文统武，本身实力就在不断下降，军队战心又不强。两相对比，宋朝自然处在守势，最终被蒙古灭亡。

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秦朝不及时与时俱进，仍用战国时代思维治国，因此必败！宋朝尊儒过分，过于相信仁义道德，文弱有余，武刚不足，所以必亡！

大秦铁鹰剑士

法治的秦，实际上是秦国、秦朝。法治虽然随着秦国的崩塌而终结，但秦和法治的成就，却是中华文明历经2000多年而不朽的。中央集权（主要是军权、治权、税权），郡县制（省县制），统一的文字以及文明的传承。是今天的我们依然在继承并享受的。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更加的放眼世界。世界有诸多民族，没有统一文字的民族，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生活在愚昧和动乱、战争中。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

汉朝道治的说法不准确，汉朝从刘邦到刘彻实际上都是无治。一方面不能继承秦朝法治，会使汉朝的朝代更迭缺乏合理性、合法性。另一方面，汉朝又没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可以执行。甚至搬出分封制应付，最终导致了国内内战。汉武帝VS董仲舒的三问三答，就是汉武帝征求治国思想的举措，董仲舒毛遂自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也证明了汉初找不到治国思想和制度的证据。

至于道治，不客气的说，至今也没有那个国家能达到道治的水平，更不用说公元前后的时期了。不过道家的治国思想比百家任何一家都高了N个层次，属于真理。比如说：奖勤罚懒，就是建立在道家思想（人之德------治国要尊重人性的规律）之上的。没有道家思想，奖勤罚懒根本就不能成立。比如，以儒家思想，道德缺乏就培养道德，哪对懒惰者就要培养勤奋，各种给懒惰者给好处、扶持、优惠政策就毫不奇怪了。离开道家思想，社会将有多混乱，难以想象。道家是百家的始祖，成功的法家是学生，失败的儒家同样是学生。不过，儒家是个满手占满兄弟姐妹鲜血的学渣。

宋灭国的说法有点不成立，因为从汉唐到明清，实际上都是被灭国的。只不过宋、明是被异族所灭，显得不同而已。从汉朝开始，一个朝代弱于一个朝代。同时期对比，从秦朝远远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到满清被5万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2000年“封建”历史实际上是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历史。跟5万八国联军就能横行中华相比，宋朝显得强大多了。

统治与被统治既相互依存、又互为矛盾，统治者不是贬义词。李唐在晋朝是被统治者，而后成为统治者，谁更先进就能取代对手成为统治者，落后者沦落为阶下囚是自然结果。法治是以自己更优秀而成为统治者，儒治是让对方更愚昧落后来维护统治者的地位。正因为这个本质区别，儒家辅佐的朝代，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就是儒家外战外行的极致），一旦社会矛盾不可调和发生朝代更迭程度的战争，统治集团往往就鸟兽散了。而继承的朝代，只是在一场比烂的竞赛中坚持到最后、等待对手倒下而站起来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刘汉到满清，没有政治制度创新的朝代更迭，家家都是随波飘荡，翻船、落后是必然的结果。

而儒家的最大罪恶，就是变比优的良性竞争，变成了比不烂的恶行竞争。

沧桑短笛

秦国受益于法，终统一六国；汉以道安定天下，这种说法不准确；宋灭于儒是自然规律，是周期律的一个周期符号而已，不足为奇。

孔子周游列国时，并不受欢迎，更谈不上有谁接纳他的思想，孔子没有到秦国，秦国更不会接受孔子的那一套思想。战国时期，秦国接受了商鞅的法家思想，于是秦国“鹤立鸡群”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统一六国后嬴政在法家思想的统领下，施展了一系列政治抱负，诸如“中央集权制”等改革影响至今，甚至输出至国际。建朝十五年嬴政一族家破人亡，朝代消亡，这不能说是法家的失败，嬴政的变革是成功的，只不过变革中存在“短板”，这个‘’短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思想秦始皇没有，法家理论也没有提供给他，民主政治思想在古希腊公元前6世纪已经诞生了。而我们从秦皇汉武到大清中晚期，没有一个君主或是思想家触摸过“民主”这把解决矛盾的钥匙”。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大缺憾……

说到汉朝，也看不出“以道治国”占了多大成分。朝代初期刘邦的指导思想是迷茫的。刘邦“不待见”儒家，但儒家的“分封制”他还是感兴趣的，因为‘’分封‘’有利于构建刘氏天下。对于法家他也不看好，但对法家提出的中央集权制他却是“情有独钟”。于是，刘邦从“儒家”那里取来感兴趣的“分封制”，又从秦始皇那里取来“郡县制”。搞了个“二合一”体制，这一过程中刘邦把自己的“私货”揉进了“分封制”和“郡县制”，这个‘’私货‘’就是随意杀戮有功之臣打造刘氏天下，结果呢闹出乱子了，导致吕后专权，错杀晁错，还要平定七国之乱。

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夹杂“私货”搞出来的。他把儒家的“分封制”屏弃了，把儒家的“三纲五常”，“行不上大夫”继承过来。另一方面呢？把法家的“依法治国”“废私立公”……屏气了，把“中央集权制”继承过来。甩掉的正是汉武帝相不中的东西，拿过来的都是汉武帝想得到的东西。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调子就定了下来，这一定不要紧，以后的历朝历代，基本都是‘’照着葫芦画瓢‘’了。

儒家，法家，佛教，道家，墨家……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中都有长处，都有价值。事实上，那一朝都有法家思想的体现，从来就没有丢弃过，难道说“中央集权制”不是法家思想？问题是，在构建整个社会体系时夹杂了封建帝王的“私货”。‘’中央集权制‘’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本应对应法家“依法治国”“废私立公”等一系列文化机制，可是呢，封建帝王们为了自己的‘’家天下‘’，不肯接受法律制约，不肯废掉“私欲”。于是就采取移花接木之术，把儒家的，道家的亦或是墨家的对自己巩固皇家政权有用的东西拼接过来，作为治国思想。

这样一个政治文化体制，说穿了都是为一件事服务，就是血统世袭。襁褓中的孩子也能继承最高领导者的权利。金銮殿上出现“幼小”，“不理朝政”“能力低下”……时，“中央集权”出现了“真空”或是“空白”。这样，外戚，宦官势力就有了可乘之机。唐末，宋末，明末基本都是这样……

总之，无论是秦朝，汉朝还是宋朝，也包括后来的朝代。法家思想统领的成分多一些，朝代整体状态就好一些。如果儒家思想贯彻的好一些，社会相对稳定得长久一些。但最终都要被后来的朝代所取缔。究其原因，那就是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中缺少一种东西，那就是“民主政治思想”。

利剑搁

这是个有问题的问题，片面的把法，儒，道作为秦，汉，宋的立国之本了，照楼主这么说，唐朝应该是以释家立国了。所以这个问题太过武断，臆断。

1.秦国单纯是靠法家一统天下的吗？你把纵横家的张仪，樗里疾，甘茂，范雎这些人忽略了，而秦朝的兵家一统天下的白起、王翦、司马错、蒙恬、王龁、蒙骜、王贲这些名将又被题主放在哪里呢？

2.说到汉朝，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正是在汉武帝时期崛起的，而且一度是西汉，东汉的显学。

而汉初虽然没有提倡儒家，但是提倡的是黄老之术，虽然看起来是道家，但其实是兼顾道家和法家的思想，比如黄老注重刑名。

严格的说汉代应该是主要提倡儒家才对。

3.说到重点了，题主拐弯抹角又是法家，又是道家，其实就是想说儒家不行，因为宋朝用儒家所以感觉宋朝很软弱。

实际上宋朝的儒家和先秦时代的儒家是两回事，因为在三国以后，魏晋南北朝期间，根本不时兴儒家，而是流行“玄学”，注意，很道家有关系，但也不是绝对的道家思想，比如道教。注意，道教和道家虽然趋同，但是有巨大的差别。

言归正传，宋朝之前儒释道开始并存，举个例子，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我们对他的了解就是《爱莲说》。但其实周敦颐受道家陈抟的影响巨大。所以宋代的儒学叫理学，杂糅了道家，儒家的思想。

本质上，理学是重新更新的儒家学派，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孔子和儒家。

那么宋朝因为儒家而落寞了吗？其实宋朝是历史上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现代的大部分国学思想，尤其是儒家，都是从宋代开始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唐宋八大家，有六个是宋代人，诗词歌赋领域，宋代都达到了高度水平。

至于军事不行，这是因为宋朝本来就是重文轻武的朝代，注意，文不仅是儒家，也包括道家，佛家。

中华鬼谷子智囊团

秦以法治而一统天下，又因法治二世而亡。事实上这并非法治本身的问题，而是秦的统治阶级对法治的背叛：秦法有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法不诛心，所以当商鞅变法刚开始推行时秦民对其并不信任，然而被认为为人严苛的商鞅却没哟强硬的高压手段逼迫秦民，而是采用南门徙木这样的方式取信于民；当变法初成之时当初攻击变法的人转而向商鞅道贺，然而商鞅却不以为喜——因为他的法治改革只是基于使秦国富强的理念，至于别人如何评价那不是他所在意的，也就是说秦法只治理人们的具体行为，至于人家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不是法律该管的。然而秦统一之后的法治却出现了异化——”偶语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换句话说这时的秦王朝容忍不下任何批评意见。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异化呢？这主要是因为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被打造成为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过程是伴随着对秦国老世族的打压的，随着世家贵族的权势被日益削弱，在秦国出现了职业官僚阶层。职业官僚阶层和世家贵族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没有自己的封地，他们出身于没有任何根基背景的草根阶层，所以他们只能通过依附于王权扳倒世家贵族势力才得以成功上位。不能否认在秦国的崛起过程中职业官僚阶层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的，相比早已腐朽没落的世家贵族而言：没有显赫家世和世袭爵位的他们只能凭借政绩获得君王的青睐和百姓的认可；然而当职业官僚阶层成功上位之后就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尽管职业官僚阶层是通过推行法治打击世家贵族上位的，可当他们的地位稳固后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逐渐走到了变法改革的对立面，因为他们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对大秦一统立下大功的李斯能轻易被赵高拉拢成为秦王朝的掘墓人就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事实上随着秦王朝的统一，职业官僚阶层作为既得利益者已然失去了最初积极变法改革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取而代之的是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勾心斗角。

汉以道治国而安定天下在于汉承秦亡之弊，此时天下大乱初定：汉以道家”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念休养生息。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自有其规律，政府只需要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和进行宏观调控即可，而不是直接对百姓生活加以干预。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们不止一次见到过因为政府盲目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结果干得越多捅的篓子越大的事例。汉王朝审时度势后选择不去积极干预民间社会生活，而是让百姓得到充分的休息，正是适应大乱之后的恢复重建。

宋表面上看是以儒治国而灭，实际上宋代的儒家已是被阉割过的高度理学化的儒家。而且宋的灭亡与儒家也并无太大干系，真正导致宋朝灭亡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其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立国之策。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近代“批林批孔”、“打倒孔老二”之类的口号一直不断，儒家思想也一直争议不断。但这个题目有不少问题，咱一一来看。

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征伐不断，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而秦重用法家，变法强兵，继而一统六国，奠定了中原王朝的根基。但是，重点来了，但是秦祚只有14年！！！这就证明了法家思想可以在乱世争雄，却不能在和平时期治国。题目中“秦依法治国一统天下”的说法显然有断章取义之嫌。

再说汉，汉立国405年，道家思想治国只有68年，汉武帝之后皆是儒家思想治国！所以严格意义来讲，汉是以儒治国。

最后说宋，宋以儒治国而灭，这很正确，不单是宋，汉晋隋唐明清也都是以儒治国而灭。相比法家道家，儒家的影响力要大的多。所以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讨论下儒家思想都经历了哪些改变。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其核心思想是“仁”，要求统治者体恤民情、爱惜民力，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

战国时期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提出“民为贵”、“君为轻”，主张“仁政”，即不误农时、放宽刑罚、轻徭薄赋，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

西汉时期，董仲舒吸收了法、道等学派的长处，对儒家学说加以改造，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援”、“大一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得到采纳。

两宋时期的儒学变得极端化。朱熹等对儒家思想加以改造、吸收佛教和道家的某些思想，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这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也是反人性的。

明朝时期，儒学发展到“心学”阶段，使儒学滑向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走向了极端。

近代受新运动的影响，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儒学的统治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推翻。“文革”时期，儒学再次受到猛烈批判，儒学的影响进一步减弱。

十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界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定它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主流，同时存在许多封建落后的内容。

细看儒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了儒家思想的兴衰和发展。正所谓“兵器无正邪，而人有善恶”，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的耻辱并不能怪罪于儒家思想，真正应该背锅的是人！

岂能苟安

题主挖了好大一个坑，竟然引得众多达人高手纷纷入彀，近乎掀起一场现代版的百家争鸣了，就挖坑水平而言，的确很成功！

题目中设置了两个大坑，第一个坑比较隐蔽，将法家、道家、儒家学说简单类推为唯一的治国之道，而且将三家学说直接定性为相互对立、互不兼容的对立排斥关系；第二个坑比较明显，“秦以法治国一统天下”、“汉以道治国安定天下”在题主笔下暗示着成功，“宋以儒治国而灭”则明确指向儒家学说的失败。如此挖坑，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诸子百家学说，虽有“争鸣”，但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不存在宗教意义上的排他性。“道家之用，实为诸家之纲领。诸家皆于明一节之用，道家则总揽其全，诸家皆其用，而道家则其体。”（《先秦学术概论》）道家为体，诸家为用是中外学术界普遍的共识，这一点没什么可争议的。就道家、法家、儒家而言，尽管各有侧重，但毕竟源于一体，相互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互补性，并不是完全的对立关系。

法家思想成熟于战国末期，韩非子集先秦以来的法家思想之大成，将“势”、“术”、“法”三者揉合为一体，形成比较系统的法家理论体系，即“势立威”、“术驭臣”、“法治民”，这一理论的源泉就来自于道家的黄老学说。在此基础上，法家进一步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创新，更加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也就是说道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理是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期，由于法家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其实只实施了法家思想的一部分，即“法治民”，涉及面较小，主要是确立了军功受封制度，从而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军事基础，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法家思想已经比较系统化了，涉及的范围也扩展到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社会管理等领域，法家思想进一步上升到“以法治国”的政治层面。但秦二世而亡，并非完全是法家思想的错误，而是“以法治国”完全脱离了国情，秦法的基础来自于秦这个局部地区，秦民在各种变法中已熏陶了数百年之久，基本上已适应，但在全国范围内就得有一个过程，各地区发展上的不平衡也需要调整相应的法律，以一统天下的气魄贯彻每一项法律的实施，在局部地区还可以控制可变的因素，但在全国大面积范围内，影响法律条款的因素太多，而执行又是唯一的，这在政治形势尚未稳定的状态下是十分危险的。所以秦二世而亡，与其说是严刑峻法过于暴政，还不如说法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不成熟造成的。但法家思想对中国封建帝制具有建设性的进步意义，尤其在郡县制的建立上的确是开创性的贡献！

汉朝初期，采取道家的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逐步抚平了乱世造成的破坏，对安定天下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道家的“无为”是一个辩证关系，“无为而无不为”才是核心，要完全体现出这一核心价值，对领导者的个人素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到了汉武帝时期，开始逐步摸索出一套比较成熟的治国之道，这就是儒家传承人董仲舒提出的，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形成德刑并用，法治和德治兼而有之，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理念，之后便成为历代统治者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至此，道、法、儒做为治国之道显然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完全不是那个学术层面上的概念了。

汉朝虽然在治国理念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在立国初期又恢复了分封制，这是历史的倒退，反而成为其衰亡的罪魁祸首。

相对来说，宋朝时期的儒家思想又走回了学术层面的老路了，尤其是程朱理学的兴起，基本上回到了学堂书院，其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只是在纯理论层面有价值，同时在民间宗法制度上有体现，对治国之道影响不大，皇亲贵族们该怎么“欲”还怎么“欲”，一点也没耽搁。所以，“宋以儒治国而灭”完全是一个伪命题，这时候的治国理念早已经变成各门各派兼而有之的杂烩，所谓的儒家也早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儒家了，“以儒治国”显然是不成立的。尽管如此，宋朝的国祚也延续了三百年之久，远远超出了秦汉的国运，因此谈不上儒家比起法家和道家有多不堪的问题。

宋朝的灭亡在于其庞大的文官体制，加之“言事者不杀”的立国宪法三大基本法之一，使朝堂上说事者多，做事者寡，往往是越做事越挨批，说事者青史留名，做事者谤满天下，如此长期以往，焉有不灭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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