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六月，暑假就开始倒计时。从上小学到现在，我度过了三十多个暑假，或长或短，或忙或闲。然而，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在我的记忆深处总也挥之不去，家里接连发生的几件事，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和父母的不易。
记得我还没有到家，外婆已瘫痪在床。外婆育有四女一子，而舅母的孩子小，除了做家务外，她还要兼顾地里的庄稼。因此，母亲和三个姨母排成两人一班，每周一次轮流回娘家，照顾外婆的生活起居。
我曾经随母亲去看望外婆。她躺在床上不会动弹，说话吐字不清，你跟她讲话，她也只是偶尔转动眼珠看看你。外婆吃饭完全靠喂，还只能吃流食。用勺子给她喂饭，经常会顺着嘴角流出来，只好让她用吸管吸。她每吸上几口，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一碗饭要喝许久。
每次从外婆家回来，母亲都是一脸疲惫。七八月份的天气热，舅舅家里没有空调，又不能让电扇对着外婆吹，母亲和姨母他们担心外婆长褥疮，要一天几次给她翻身、擦洗。有时外婆嚷嚷，母亲听不清，只能一遍遍地问，猜测她的意图。那时，外婆跟前一刻也离不开人，稍微不注意，她就会屙尿在床上。
我只有尽自己所能帮助母亲做事。像给全家人洗衣服、收拾房间、到地里摘菜这一类的活儿，倒是难不住我。每天的三顿饭却让我头疼，因为之前我一直在上学，母亲也很少让我到厨房里帮忙，我确实不知道菜要怎么搭配、怎么处理。比如炒鸡蛋，刚开始我连什么时候把鸡蛋倒进油锅都搞不清。
2011年冬天，父亲因为脑出血来洛阳复查，又赶上公爹害眼疾动手术。我下班推门进家，看到两个生病的老人并排躺在床上，心里总会泛起一股酸楚。因此，我很能体会母亲当时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处境。
我妹妹的孩子在当年的八月份出生。按照我们老家的风俗，外婆需要提前为将要出生的外孙做衣服、鞋子和大小棉被，还要给孩子一笔礼金。母亲一直在为此积极地准备着。
与此同时，父亲连着两年都在为盖新房做准备。一遇到家里经济宽裕，他就赶紧买些建筑材料。那时西瓜已经成熟，卖瓜也有些进项，因而当时家中持有的现金在一千元左右。
妹妹刚生完孩子，小弟的中考成绩就出来了。他以一分之差落榜普通高中！这是一家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接下来要么让他上职高，要么掏高价上普高。父亲本来对弟弟满怀希望，这一下让他很受打击。
后来，我们得到了县里普通高中招收高价生的消息：在录取分数线下十分以内的学生，可以凭当年的中招准考证，在指定日期到县里的两所普高报名交费。每所高中限招一百名，按报名顺序录取。
弟弟自然是不愿上职业高中的。他向家里保证到了普通高中努力学习，请求父母给他一次机会。可是家里根本拿不出六千元的高价费。父亲只好向亲朋借钱，有借一千、两千的，也有借四百、五百的，总算在报名前凑齐了。
我和小弟一起去一中报的名。因为一中曾经是重点高中，想来上学的学生自然多。一开始，大家还在排队，后来看报名的人多，都唯恐自己报不上，不少家长就开始往前面挤。报名的现场无人维持秩序，显得异常混乱。我们站在旁边干着急，无法挤到前面。最后我瞅准一个家长用力往外出的空档，愣是把弟弟推了进去，排进了前一百名。
交费的时候，我把所带的钱全部掏了出来。收费的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用点钞机验的。又一个没想到的是，我的钱里竟然有一张假钱！
我家离县城来回二十公里，大热的天我不想折腾着回家再取。我首先想到一个关系不错的高中同学，她家就住在一中院里，先从她那里借钱，第二天再送还。那名同学也是刚毕业，没有参加工作。她母亲让我等了十多分钟后，告诉我家里没有一百元。我不知道她是真的没有，还是担心我不会还钱。离开同学家时，失望和屈辱在我的心头并存，以至于毕业二十年我都没有再和她联系过。
我和弟弟赶在中午吃饭时到了家。父亲问我们：“怎么去了一大晌？”我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叹息道：“唉！真是越瘸越拿棍儿敲！”母亲顿时伤心得落泪。当然，我们无从知道那张假钱是从谁那里借来的。事后，父母反复交代：“假钱这件事出去不要说。人家给我们帮忙了，传出去反而让人家多想。”
吃完妹妹家孩子的喜宴后，家里剩的钱不足一百元。好在我们自己有菜、有粮，平时花钱的地方并不多。
当年我家种的豆角长势很好，每次都能摘不少。为了给弟弟准备开学后的生活费，每天下午我都去地里摘菜，回来后用废旧的自行车内胎剪成皮筋儿绑住。第二天一吃过早饭，我就和弟弟用车子推着菜，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叫卖。我过秤，他算账收钱，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我的一个本家爷爷看到我卖菜，还笑我“理论联系实践”呢。
那年夏天，天气炎热，雨水又少。我们那里的土地不保墒，连着几天高温，庄稼就旱了，因而浇地是常事。我隔三差五地要陪着父亲去浇花生。母亲在家时，我就和父亲一起进城卖瓜。
父亲的发财梦寄托在他种的那片烟叶上。我们那里有个卷烟厂，效益很不错。那一年春天，驻村干部动员农户们种烟，等烟叶烤成后好卖给烟厂。不少农户都认为这是个来钱的路子，我父亲也种了两亩多。可是大家都没有烤烟的技术，几家共同聘了一个外地的烤烟师傅。
我永远难以忘记摘烟叶的情景。大中午太阳正毒辣的时候，父亲招呼我们去地里摘烟叶，他说那个时候的黄烟叶最好辨认。我不清楚他这个理论的科学性，在当时并没有质疑过，对于何时采摘烟叶到现在我也没有研究过。我只记得摘了烟叶以后，烟油留在胳膊和衣服上的油腻感，以及太阳晒得人头皮发麻的难受劲儿。那时的我恨不得早点儿上班走。
我离开家上班走的时候，家里的烤烟还没有出炉。等国庆节回家时，我看见堂屋的棚上堆放着许多烤成的烟叶，就问母亲：“怎么不卖掉？”母亲马上呈现出一脸的气愤和无奈：“找的那个烤烟师傅技术都不中，烟叶烤坏啦！烟厂给三毛钱一斤，你爹不卖。”我反问道：“不卖？难道留着自己抽？”
最终，父亲的种烟发财梦彻底破灭了。听母亲说，那些烟叶好点儿的挑出来贱卖掉了，剩余的都沤成了粪。扣除掉培育烟苗、施肥、烤烟用的煤所花费的成本，赔了不少钱，更不用说如果种上花生能收入多少了。
由此也让我看到，农民如果没有技术，想发展副业根本就不可能。可单靠种庄稼维持一家的开支，想富起来也难啊。
那个暑假，是我上班前的最后一个假期，也是我踏踏实实当了一回农民的两个月。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一想起当时的那种繁忙，那种为钱所困的艰难，我就会发自内心地感恩今天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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