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以細緻深入的文本閱讀為基礎，結合詳盡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漢末名士蔡邕的家世及生平。蔡邕的一生，大約與漢末順、桓、靈三朝相始末，正值東漢王朝從衰敗走向覆滅的時期。作為漢代乃至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通才式人物，他才華橫溢、學識淵博，在書法、繪畫、音律、碑誄、辭章、史志乃至天文律歷、陰陽讖緯術數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當時的最高成就，且流風所及，影響深遠。結合東漢末年的社會政治狀況分析了蔡邕生不逢時的原因，並從5個階段來評述他一生的經歷及境遇。
關鍵詞：漢代；蔡邕；家世；生平；董卓；王允；胡廣
引 言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他生於東漢順帝陽嘉二年(133)，漢獻帝初平三年(192)因董卓被誅受牽連，下獄而死，享年六十歲[1]。他的一生，大約與漢末順、桓、靈三朝相始末，正值東漢王朝從衰敗走向覆滅的時期。作為漢代乃至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通才式人物，蔡邕才華橫溢、學識淵博，舉凡碑誄、辭章、史志等，靡不精通；他工書擅畫、精於音律，兼及天文律歷、陰陽讖緯術數等，無不博洽。在文學上，他的碑誄、辭賦、詩歌等，對建安時期的“三曹七子”及以後的作家都有直接影響；在史學上，他立志撰集漢事，不僅參與了《東觀漢記》(1)的編撰，還親自撰寫了十志、《獨斷》(2)、《月令章句》等著述，給後來修《後漢書》諸家留下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他還擅長書法、繪畫、音樂等，在各個領域都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成就，代表著東漢時期的最高水平，不僅絕冠當時，且流風所及，影響深遠。在《後漢書》中，蔡邕的傳記佔據了最長的篇幅，足以見證范曄及南朝時人們對他的重視程度。
總體來看，當前對蔡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幾個具體問題上，對於其人其文，學界還缺乏系統的、整體的全面關照，不僅缺少總體性的研究專著，對他的文學成就，也缺乏客觀的評價。本文以細緻的文本閱讀為基礎，結合詳盡的背景史料分析，考察了蔡邕的家世及生平，力圖為客觀評價蔡邕及其文學成就、擯棄前人有嫌偏激的論調、準確認識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等進一步研究起到基礎性的作用。
1、生不逢時：蔡邕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
蔡邕生於東漢末年，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戰亂頻仍、災禍不斷的時期。首先，這一時期的自然災害十分頻繁，據《後漢書》、《東漢會要》、王先謙《後漢書補註》等相關資料統計：東漢195年的歷史中(25-220年)，共發生自然災害達211次之多：其中地震50次，旱災49次，水災49次，蝗災39次，瘟疫14次[2]。僅漢安二年九月至建康元年正月(143-144年)的五個月中，涼州就地震180次，山崩地坼，房屋倒塌，人畜死傷無數(3)。其他如旱災、洪水、蝗蟲、瘟疫等頻頻爆發，生民凋敝，困苦不堪。與此同時，外戚與宦侍在爭鬥中迭握政權，重大的宮廷政變屢有發生，也是東漢自和帝以來政局的特點。自孫程等十九名宦官因擁立順帝被同日封爵，繼而單超等五名宦官聯合朝臣翦除大將軍梁冀被封“五侯”；進而有曹節、王甫等十七名宦官因誅殺竇武和陳蕃而晉爵封侯。至靈帝末年時，漢初數目不超過十四人的宦官，已膨脹至兩千人(4)351，而靈帝則公開視宦官為“父母”[3]，他在位的二十二年(168-189)，不僅是宦官在東漢歷史上最長的連續統治時期，也是對黨人打擊、禁錮最為嚴厲的時期。闇主權閹、剝割萌黎，已經達到了極限，《後漢書·董卓傳》亦道：“每念靈帝，令人憤毒。(3)”
蔡邕正生活在這一時期，他生於順帝陽嘉二年(133)，死於獻帝初平三年(192)，享年六十。靈帝在位的二十二年時間，正值蔡邕的中年(自三十六歲至五十七歲)，也是他一生的黃金時期。蔡邕早年曾數次婉拒了出仕的機會，直到靈帝即位的第三年，建寧三年(170)才應喬玄之闢，開始了他多災多難的仕宦歷程。而此時，正值外戚在和宦官的鬥爭中逐漸敗落，權閹擅權，政治黑暗，世亂已呈，一面是黃巾已起，一面是豪強割據，時局危如累卵。作為一個才華橫溢而又期望匡時救世的士大夫來說，蔡邕意欲有所作為，可謂是生不逢時，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桓，靈之世，士大夫而欲有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紀，必不可正者也；郡縣之貪虐，必不可問者也。(5)”以自己的學識、才華以及名氣和地位，蔡邕勢不可免地受到了牽連，被捲入複雜的政治風雲和爭鬥中。他的一生，名高難隱，隨亂世浮沉，動盪而多舛，兩仕兩隱，兩次下獄，最終受董卓的牽連，死於王允之手。
2、“世載孝友，重以明德”：蔡邕的家世
蔡邕是陳留圉人，其故址在今河南開封東南。蔡氏一姓見於《史記·管蔡世家》，周文王第十四子蔡叔度生蔡仲明，受封於蔡，其後嗣遂以蔡為姓。至漢代，蔡氏已發展成為一個忠孝素著的名門望族。自西漢高祖時，蔡邕的十四世祖蔡寅，就因赫赫戰功而被封肥如侯，相關史籍記載如下：
《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有“肥如敬侯蔡寅。”惠棟《後漢書補註》卷十四：“前書《功臣表》曰：肥如敬候蔡寅，以車騎將軍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戶。邕之始祖也。”《元和姓纂》卷八：“周文王第十四子蔡叔度生蔡仲明，受封蔡。後魏趙所滅，子孫以國為氏。晉有蔡墨，秦相蔡澤。《漢功臣表》：肥如侯蔡演，演玄孫義。義玄孫勳，後漢為長安邳長，後徵不起。勳曾孫攜……攜生稜、質，稜生邕，質始居陳留。(6)”
蔡邕的六世祖蔡勳，字君嚴。王莽時曾被授以厭戎連率一職，他立志不仕二姓，攜家人逃進深山隱居，後來受到了後漢光武帝的嘉獎，《後漢書·蔡邕傳》載：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嘆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3)。
蔡邕的祖父蔡攜，字叔業，順帝時曾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蔡邕的父親蔡稜，品行清白，字伯直，被命諡曰貞定公[4]。蔡邕的母親袁氏，也出身於閥閱之族，乃司徒袁滂之妹。他的叔父蔡質，字子文，靈帝時曾任尚書一職。
這樣的家世，正如蔡邕自己在《祖德頌》中所稱的“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7)3。他自己也曾撰文，追述先祖功勳懿德，稱：“豈是童蒙孤稚所克任哉？”
3、才高命舛，兩仕兩隱：蔡邕的生平
3. 1 博學篤孝，師事胡廣：素有令名的青少年時期蔡邕從少年時即有令名，他較早喪父，母親也曾臥病三年，雖然時尚在“童蒙孤稚”之年，他也不解禁帶地侍奉病母達七旬之久，母喪之後，他又廬墓守孝，“動靜以禮”，有“菟擾其室，木生連理”的奇觀，甚為時人稱頌，《蔡邕傳》雲：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3)。
父母喪後，蔡邕依叔父生活，叔父蔡質，靈帝時曾任尚書，他們叔侄間感情十分深厚，《蔡邕傳》稱他“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他自己《與人書》亦道：“邕薄祜，早喪二親。年逾三十，髩發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居則侍坐，食則比豆。”蔡質於典章制度亦有一定研究，他著有《漢官典職儀式選用》[5]一書，故史學對蔡邕來說，可謂有一定的家學淵源。
蔡邕年少時，即顯示出了“通敏兼人，舉一反三”聰慧過人的資質[6]，史傳稱他“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大約在二十歲時，他師從胡廣學習，胡廣“達練事體，明解朝章”，曾為王隆所作《漢官解詁》作注，並將“所有舊事”交付於蔡邕，蔡邕修史曾受到過他的直接指點和嚴格教導。在《車駕上原陵記》一文中，蔡邕記載了自己上原陵的見聞，並認為：“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7)151”胡廣回答“子宜載之，以示學者”，蔡邕退而記事，並撰寫了《獨斷》一書(8)。光和元年，蔡邕四十六歲時，被髡鉗流徙朔方，他在《戍邊上章》中自述：
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7)274。
可見蔡邕續修漢史的志向早在他二十歲左右的時候就已經萌發，並開始著手準備了，他收集資料、修撰漢史等作為都與胡廣的影響密不可分。《獨斷》一書中也多處提到“太傅胡廣曰”，不僅註明了這些見解的出處，也證明了蔡邕對胡廣史學的傳承和發揚。
3. 2 “則善戒惡，翩翩獨徵”：隱居鄉里時期
延熹二年(159)，桓帝與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人聯手，誅殺了大將軍梁冀，盡滅其族，單超等五人因此功而同日封侯，世稱“五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這一事件，是東漢歷史上政局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余英時指出：
東漢之政治，自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九)以降，大抵為外戚宦官迭握朝政，且互相誅戮之局，然略加深察，又可分為二大不同之階段，而以延熹二年(一五九)，即桓帝與五宦官誅梁冀之歲為其分水線焉。前乎此，外戚之勢為強，後乎此，則閹宦之權轉盛，而東漢之士大夫亦遂得在其迭與外戚宦官之衝突過程中逐漸發展群體之自覺。東漢外戚之禍極於梁冀之專權，士大夫之形成清流集團似亦肇端於此際，至其後於宦官爭鬥時之結黨，則是更進一步之發展耳(9)288。
這一年，蔡邕二十七歲，他善於鼓琴的名氣，為新近得勢的宦官徐璜、左悺等人所得知，桓帝遂召蔡邕入京為之鼓琴獻藝。而在此不久之前，朝中士大夫和宦官集團剛剛發生了劇烈的衝突，白馬令李雲和弘農五官掾杜眾等人因直諫下獄而死，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等也因上疏營護雲、眾二人獲罪，被免官歸鄉。《後漢書》卷五十七《李雲傳》曰：
是時地數震裂，眾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並下廷尉(3)。
事實上，以蔡邕的名氣才華和家聲師承，他入仕為宦乃是遲早的事情。但他也沒有料到，自己的首次應詔入京會發生在這種背景之下，而且是以技藝覲見，並不是他深為自負的經史等學問進用。迫於陳留太守的督促發遣，蔡邕極不情願地上路了，一路上他儘量拖延時日，恰巧又遇上霖雨數月，道路阻斷難以前行，他遂四處遊歷，觀覽古蹟，並寫下了《霖雨賦》、《述行賦》等篇章記錄一路的見聞，抒發自己內心的感受。沿途所見，一面是遭受霖雨水災時的悽慘景象，生靈塗炭、百姓凍餒、死傷無數；另一面卻是桓帝新修的宮殿，赫然天居、萬方並集、窮於巧變。此時的蔡邕，對國家朝政充滿了憂患，他滿心的憤懣和悲愴，都傾瀉在文字之中，他在《述行賦》中寫下了極其沉痛的語句：
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並集。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及。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消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秕而無粒(7)32。
行至偃師，離京都洛陽已經只有幾十里路了，蔡邕終於找到了藉口稱病辭歸，就這樣，他將自己首次奉召入京的行程結束於距離京師只有咫尺之遙的偃師。他寧肯隱居鄉里，在家閒居玩古，也不願意應“五侯”之闢，與之苟合。蔡邕首度奉召入京的行為，清晰地凸顯著他的一種自我身份標識，即自覺以士人身份與宦官閹豎劃下了一條涇渭分明的鴻溝，終其一生，他也從沒有逾越過這一界限。然而，這種自視清流、自覺抵抗宦官勢力的意識，也為他招來了禍害，成為他多災多難人生歷程的重要誘因。
這次沿途的所見所聞，催生出了《霖雨賦》、《述行賦》等作品，充分體現了蔡邕憂國憂民的意識，他也因此被魯迅先生譽為“一個有血性的人”。確實，瞭解當時的歷史背景，明白了蔡邕的“取死之道”，就能理解他絕非一個老學究，而是一個有著深重憂患意識的青年士子。
此次蔡邕回鄉，共隱居了十年(159-169)時間。在此期間，他曾被州里徵辟，他再次將入仕的機會辭讓與同郡申屠蟠，在《辭州闢讓申屠蟠書》中稱：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溼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7)138”
自己則閒居玩古，並撰《釋誨》一文表明志向：“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徵。(7)54”表明自己深感世俗名利之隱患，雖已成“華顛胡老”，仍志在隱居。《釋誨》實乃蔡邕的明志之作，也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作品，故范曄撰寫《後漢書·蔡邕傳》時，將《釋誨》全文收入。
3. 3 斥言金商，名動天下：中年入仕的經歷
建寧三年(170)，蔡邕終於應司徒喬玄之闢出仕，這一年，他已經三十八歲，喬玄對他也甚為敬重。此後一段時期，他在仕途上較為順利，“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3)”到光和元年遭遇金商門之禍時，蔡邕一共在朝九年。其間，他完成了幾件於後世意義深遠的重大事件。
其一，他從靈帝車駕上原陵祭祀，從這一制度中體察到了明帝的純性至孝，這些思想正好和他心目中對孝道的理解相吻合，以此事為出發點，在太傅胡廣的啟發下，他將這些典章制度記錄下來，編成《獨斷》一書，並在日後漫長的時日中逐漸補充完成。《獨斷》是蔡邕在撰集漢事過程中所記的部分史學札記[7]，其中多“採前古及漢以來典章制度、品式稱謂，考證辨釋，凡數百事(10)”，被四庫館臣譽為“考證家之淵藪”。
其二，這一時期蔡邕還倡議並參與正訂了《五經》文字[8]。《後漢書·宦者列傳》稱：“諸博士試甲乙科，爭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3)”蔡邕深感“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他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人，上書“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得到靈帝的許可之後，蔡邕以自己在經學和書法上的造詣，當仁不讓地承擔起了這一任務，他“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史稱“熹平石經”。
於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熹平石經集漢隸之大成，剛柔相濟，雍容典雅，達到了極高的境界，不但在當時被奉為經學和書法的雙重典範，且流風所及，至為深遠。南朝梁武帝《書評》評論曰：“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也認為：
兩漢寫字藝術，到蔡邕寫石經達到了最高境界……石經是兩漢書法的總結(11)。
其三，這段時間也是蔡邕全面致力於漢史修撰的時期，他“得備著作郎”，在東觀著述，《戍邊上章》一文稱“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並主動承擔了其中最困難的部分，充分體現了他對自己史才的信心，“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歷，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史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蔡邕承擔了《律曆志》這一部分，但由於律歷涉及天文、術數等方面，道至深微，具有較大的難度，他上表請求長於用算的劉洪與自己一起共同完成任務，“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角。”至金商門之禍前，十志已基本完成[9]，後來他流徙朔方時將其附在《戍邊上章》中，一併呈給了靈帝。他的《聖皇篇》和《女史篇》、《班固〈典引〉注》等，或也作於這一段時間。《隋書·經籍志》在《勸學篇》下有注云：“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其中《聖皇篇》見《法術要錄》卷七《書斷·飛白》：“案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垔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從與之並稱的《凡將篇》、《太甲篇》等書來看，《聖皇篇》、《女史篇》或是同一類的字書。《班固〈典引〉注》一卷，尚保存在李善注本《文選》(12)中。
其四，這段時間，蔡邕在政治上也表現得十分活躍。他不僅與黨人多有交往，也積極地對朝政事務發表個人見解，他屢次上書言事，針砭時政、抨擊奸佞，他的《歷數議》、《薦皇甫規表》、《陳政要七事疏》、《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議》、《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答丞相可齋議》等章表、封事，皆出自這一階段，充分證明蔡邕不僅在文學藝術上才華出眾，同時也是一位具有相當政治眼光的士子。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蔡邕，無論是在思想還是言論上，都表現出了強烈的黨人色彩，這些，與他和郭林宗、度尚、羊陟、胡母班等人的交往具有密切聯繫。
光和元年，正在蔡邕忙於編撰漢志、上書言事的時候，由於災異頻現、禍難不斷，靈帝召楊賜、蔡邕等人至金商門答詔問災異，蔡邕一一切言直對，引起了靈帝的重視，特詔他進一步言事，在帝王一句“博學深奧，退食在公”的讚揚下，蔡邕遂“感激忘身”，將自己所想所見，一一陳述出來。其中，他還明確斥責了幾位他視為“國蠹”的奸佞之徒和尸位貪濁的大臣，這封“皂囊密封”的封事，被別有用心的宦官曹節、王甫等人洩露了出來。一時間，“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在這些人的聯合營構之下，蔡質、蔡邕父子遂以阿附黨人、誹謗公卿的罪名下獄，幾遭棄市，幸而經過大臣盧植、宦官呂強等人上書營救，得以保全性命，全家髡鉗流徙朔方。
一場橫空而至的災禍，使蔡邕從東觀著述被打入了洛陽獄中，繼而又流徙到邊遠荒郡朔方，此時，最讓他難以割捨的，則是自己續修漢史的事業。在徙所邊患不斷、“烽火不絕”的情形下，他擔心自己史志成果會被毀壞、湮滅不傳，遂呈上了一封言辭懇切的章表，將已經大體完稿的漢史十志附在《戍邊上章》後面，上書靈帝：
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沒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群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並書章左。臣初被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7)275。
字裡行間洋溢著對自己多年心血成果的珍惜，出於對續修漢史這一事業的渴望，身在流徙之地，蔡邕仍然懇求“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詔明國體”，甚至達到了“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的地步。《戍邊上章》一文，真實地表達了蔡邕此時的心願，辭誠意哀，飲恨黃泉，死而無憾，其辭之哀，意之切，雖後世《出師表》、《陳情表》等文亦不能過之。
同時，蔡邕居於朔方，也沒有廢止自己的著述，他撰寫了《月令章句》等篇章，並在《月令問答》一文交待此書的寫作緣由，曰：
亦自有所覺寤，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來聰直君子，而懷之朽腐，竊誠思之(7)534。
由此可知，《月令章句》作於流徙時期，在這種“危險凜凜，死亡無日”的處境下，蔡邕對著述一事的堅持顯得尤為執著，可見儒家立言不朽的思想對他的浸潤之深。
3.4 “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流寓江海的十數年
金商門之禍，對蔡邕的打擊可謂極大，不僅下獄瀕死，全家髡鉗徙邊，在流徙的途中，酷吏陽球還派人追殺他，到了徙所，陽球又一次賄賂長官，意欲對其加害，幸好蔡邕素來的好名聲感動了刺客，才免於一死。
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3)。
此時的蔡邕，對被漢代人反覆吊詠過的三閭大夫屈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曾作有一篇《吊屈原文》寄寓自己的感受：
迥隔世而遙吊，託白水而騰文。……鸋鴂軒翥，鸞鳳挫翮。啄碎琬琰，寶其瓴甋。皇車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覆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7)301
忠而被謗，信而見疑，對蔡邕來說，“顧抱石其何補”，不僅是他對屈原人生的理解，也是他對個人遭遇的一種解脫和釋然。此時，他對政治已經喪失了希望和信心，唯一不能放下的，是他續修漢史的事業。
《戍邊上章》一文連同蔡邕所附上的漢志十志， 使靈帝略生惻隱惜才之心，次年大赦黨人時，流放九個月的蔡邕終於被赦免，將返回本郡。然而，就在五原太守王智(中常侍王甫之弟)為他餞別的酒宴上，他斷然拒絕了王智的示好，當眾拂袖而去。這種絲毫不容苟且的態度激怒了王智，“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3)”又一次招致了內寵的忌恨，受到誣陷的蔡邕不敢迴歸陳留本郡居住，只能亡命江海，流寓異鄉長達十二年之久。幸好就在他流亡不久，金商門之禍中欲致蔡邕叔侄於死地的大臣劉郃、陽球等人，因謀誅宦官一事敗露而被下獄處死。隨著主要政敵的死亡，蔡邕的生活處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他大致結束了“無餉不飽，永離歡欣(7)303”的狀態，在泰山羊氏等親友的資助下，有了一個較為穩定的生存空間。
庭陬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容形。回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馴心託君素，雌雄保百齡(7)305。
《翠鳥詩》中所表達的，正是他此時較為輕鬆愉悅的情緒，這一隻棲息於庭前石榴樹上的翠鳥，也象徵著逃脫了仇敵追殺的蔡邕自己。但遠離了東觀的藏書，他續修漢史的事業無法繼續進行。
流寓江海的這十多年間，蔡邕不僅遇到了很多奇書奇事，他自己也留下了許多富於傳奇色彩的趣聞軼事，樂於撰集名士風流的南朝人將其記錄下來，進而給他的生平蒙上了一層神秘的氣息。在吳地，蔡邕留下了不少關於音樂的佳話，他得遇焦木而製作出絕妙的樂器“焦尾琴”；他赴宴席時，隔窗聞琴音而感知殺機，遂中途迴旋；他曾入青溪訪問世外高人，得《琴操》及琴譜而傳於後世；他入嵩山而得古人隸書，使自己的書法進一步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他感嘆於晚輩後進的聰慧，將自己的名字送給了弟子顧雍。這些奇聞逸事，被尚奇崇異的六朝人記錄下來，以正史、別傳、逸史的方式保留在典籍中，進而給這位曠世逸才的形象蒙上了一層傳奇性的色彩。重要的是，他在會稽時，得遇《論衡》、《詩細歷神淵》等，這些奇書，給他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帶來很多全新的思想觀念，使他對人生種種不平待遇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對曾深信不疑的神學和讖緯，他有了一種全新的認識。而《論衡》一書，也隨著蔡邕的青睞而傳播開來，成為當時和稍後士人們心目中的“奇書”。
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戲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後漢書·王充傳》注引《袁山松書》(3))
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後漢書·王充傳》注引《抱朴子》(3))
從《蔡中郎集》中，我們看到他時刻都還在朝廷高官的視野之中，他常常參與這些家族中人的葬禮，並應命撰寫了典麗富瞻的碑誄銘誥等喪葬禮文，憑他此時的名氣和聲望，想要回到朝廷中謀求官復原職，也並非難事，但對蔡邕來說，“窮則獨善其身”則是在宦官持續專權時期最好的選擇，他對大漢王朝的那份赤誠和忠心，已經永遠地成了個人的歷史。此時，他已近垂暮之年，卻依然只求“苟全性命於亂世”，隱逸田園。
3. 5 修史難成，身死名澆：從董卓強闢及下獄至死
“樹欲靜而風不止”，如果不是中平二年(185)靈帝駕崩，外戚和宦官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爭鬥，蔡邕可能就此隱居下去，終生與郭林宗、申屠蟠、姜肱等這類為他自己所讚頌的隱逸人士為伍。但隨著外戚何進與宦官的鬥爭，董卓這位殘暴貪忍的軍閥藉機挾武力登上了漢末的政治舞臺，他藉口廢掉了少帝，自立陳留王為漢獻帝，將朝政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董卓一面為被宦官殺害的竇武、陳蕃等人平反，一面擢用黨人、公卿弟子任職，擺出一幅除奸佞、安社稷、進黨人的姿態，在這種情形之下，為了借幾個“名高”之士點綴粉飾自己的清流形象，他大徵天下隱士為己所用。此時，飽經政治憂患的蔡邕，已經隱居多年，不願應徵，董卓軟硬兼施，不惜以武力相威脅，《後漢書·蔡邕傳》載：
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闢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曆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3)。
這是真正的暴戾強伉之徒，動輒威脅以武力滅其家族的軍閥。對於蔡邕來說，“學富名高”亦是致禍的根源，董卓篡權後，強力逼迫，終於迫使他到任。這一介武夫，竟也十分看重他的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當然，董卓也只是借蔡邕的名氣來裝點門面而已，不會真的對他言聽計從，蔡邕也知其“多自很用”，“恨其言少從”，深知董卓之輩難以久長，一直籌劃著脫身之計。他曾對從弟蔡谷說：“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兌州，若道遠難達，且遁逃山東以待之，何如？”遺憾的是，蔡谷卻認為：“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可見，名氣太大，形貌異於常人，想要退隱遁逃也不是件容易之事。
這一次蔡邕在朝僅四年時間，到了初平三年，王允與呂布等人密謀除掉了董卓。正在王允大計告成、洋洋得意的時候，蔡邕這位迂直的書生還對此感慨萬分，在王允面前發出嘆息，“殊不意言之而嘆，有動於色”，王允“勃然叱之”，斥責蔡邕“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等多有營救，太尉馬日磾則飛車馳往救邕：
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製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3)
剛愎自用的王允此時正欲樹立私人威信，聽不進任何人的意見，蔡邕遂死獄中，年僅六十。士大夫等人只能喟嘆道“滅紀廢典，其難長久”，為蔡邕的遭遇而慟哭流涕。兗州、陳留間皆畫蔡邕圖像，稱頌他“文同三閭，孝齊曾騫。”文學上將他比作三閭大夫屈原，孝德上視同曾參和閔子騫。
4、遭罹亂世，文多不傳：蔡邕的著述
蔡邕乃東漢學術大家，他一生涉獵極為廣泛，精通經學、文學、史學、音樂、書法、繪畫，兼及天文律歷、讖緯術數等領域，著述也十分豐富，《後漢書·蔡邕傳》稱：
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吊、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3)。
蔡邕死於獄中，他身後既無可堪傳業的子孫為之整理遺稿，又處於動盪不安的戰亂時期，經過李傕之亂後，他的文稿多湮沒不存，實乃學術史上一大憾事。《後漢書·蔡邕傳》稱各類文章有“百四篇”，或此時已有文集傳世，范曄亦曾見過，故能知大體篇數，但《蔡中郎集》何時成書、由何人編撰，現已無從考證。《隋書·經籍志》(13)著錄曰：“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注：“梁有二十卷。錄一卷。”這樣看來，《蔡中郎集》應在南朝即有流傳。《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著錄為二十卷。《宋史·藝文志》題作十卷。《郡齋讀書志》卷十七別集類著錄：“《蔡邕集》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別集類著錄：“《蔡中郎集》十卷。”現今傳世的《蔡中郎集》版本較多，就筆者所知，以明正德乙亥(1515)錫山華氏蘭雪堂活字十卷本為最早，在這一版本系統中，《四部叢刊》本屬最為常見。其他版本中，以楊以增海源閣刻本最為精審，許瀚著有《楊刻蔡中郎集校勘記》，今可見於四部備要本中；嚴可均輯本最為詳備齊全；汪士賢校刊《蔡中郎集》(明嘉靖三十七年序刊本)等各本(14)。今人鄧安生著有《蔡邕集編年校注》(7)一書，是迄今最為全面的一次對《蔡中郎集》的整理成果。
蔡邕的其他著述，有《獨斷》二卷、《月令章句》十二卷、《琴操》、《勸學篇》一卷、《聖皇篇》一卷、《女史篇》一卷、《聖草章》一卷、《今字石經論語》二卷、十志、《班固〈典引〉注》一卷等[10]。
5、結 語
縱觀蔡邕一生，可謂多災多難、命運多舛，無意為官而禍患隨之，直言的代價便是十數年的流放，天縱英才卻修史無期，只能淪落天涯，流落江海，下獄致死。鯁直而天真的知識分子身陷末世宦海，註定了禍患亦將隨身。蔡邕的情況正是如此，他的一生，註定了將遍嘗他自己在《釋誨》中就已清楚表明過的種種禍患。他初時拒絕奉詔作鼓琴侍弄之臣，後又辭州闢讓與申屠蟠，“閒居玩古，不交當世”，作《釋誨》一文，譏諷“務世公子”“睹曖昧之利，而忘昭晢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的行為，高揚自己“眇翩翩而獨徵”的志向。但是，雖然明知亂世功名之禍患，但這樣的博學之士，又怎麼能夠完全忘卻世情、隱逸終老？何況才子總難免有些兼濟天下的政治幻想，本著以學救世、拯溺扶危的理想，蔡邕終於受喬玄之徵闢而出仕，官至議郎，著述東觀。但在閹尹擅權的朝廷中，若不能苟且取容，便無容身之地。天真而率性的知識分子，涉足末世宦海，一如狂風疾雨中的小舟，任憑命運的簸弄，最終難免傾覆的結局，這是末代士子的共同命運，蔡邕亦不例外。他一時“感激忘身”，遂因金商門“答詔問災異”而得罪，幾遭棄市，九死一生，幸遇赦免，又被迫“亡命江海”十數年，原欲保全性命，終老泉林，但才高豹隱難，禍仍未已，為“高名”所累，被董卓脅迫為官，“三日之間，周曆三臺”，封侯晉爵，欲逃遁亦不能，及董卓頹敗，復受累下獄而死，修史未成，“名澆身毀”。既知世事險惡卻因“名高”而難隱，隨一己之“意氣”而進退，終招其辱，蔡邕的一生，乃是一幕亂世書生的命運悲劇。范曄的《後漢書·蔡邕傳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3)”而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卷八“順帝”條則稱：“蔡邕意氣之士也，始而以危言招禍，終而以黨賊逢誅，皆意氣之為也。(5)”范曄和王夫之，一褒一貶，然而對蔡邕的命運悲劇，他們都以“意氣”二字總結，可謂不刊之論。
參考註釋：
[1] 關於蔡邕享年的詳細考證，參見陳海燕的博士論文《蔡邕研究》，四川大學， 2009年。
[2] 數據轉引自章曰春、韓曉娟的論文《自然災害與東漢神學的嬗變科學與無神論》，載於《科學與無神論》， 2006年第6期。
[3] 《後漢書》卷七十八《宦者列傳》曰：“(靈帝)常雲：‘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忌憚。”
[4] 《後漢書·蔡邕傳》曰：“父稜，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李賢注引“邕祖蔡攜碑雲：‘……長子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於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
[5] 蔡質所著《漢官典職儀式》一書久已亡佚，清人孫星衍輯有《漢官典職儀式選用》，見《平津館叢書》。
[6] 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引惠棟曰：“《邕別傳》曰：邕與李則遊學，時在弱冠，始共讀《左氏傳》，性通敏兼人，舉一反三。”
[7] 蔡邕撰寫《獨斷》一書的動機及該書的內容、性質等，參見陳海燕的博士論文《蔡邕研究》，四川大學， 2009年。
[8] 蔡邕所正訂是《五經》或《六經》文字，經學研究者對此論之甚詳，詳見《隸辨》卷七，也可參考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上冊，第258、259頁。
[9] “十志”在《後漢書》本傳中作“十意”，當是漢桓帝名“劉志”，為避諱起見改稱“意”，但蔡集各個版本中不盡一致，為統一起見，本文在論述中一律作“十志”。
[10] 關於蔡邕的著作及版本情況，劉躍進先生《蔡邕著述摭錄》(《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2002年第4期)已有較為詳盡的論證，本文茲不贅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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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邕.獨斷[M].四部叢刊影印上海涵芬樓影常熟瞿氏鉄琴銅劍樓藏明弘治癸亥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3)范曄.後漢書[M].李賢，注.北京：中華書局， 1965.
(4)崔瑞德，魯惟一.劍橋中國秦漢史[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5)王夫之.讀通鑑論·順帝[M].北京：中華書局， 1975.
(6)王先謙.後漢書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 1984.
(7)鄧安生.蔡邕集編年校注[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8)陳海燕.蔡邕研究[D].成都：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2009.
(9)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0)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 1997.
(11)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49.
(12)蕭統.文選[M].李善，注.影印嘉慶十四年胡克家本.北京：中華書局， 1981.
(13)魏徵.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 1973.
(14)劉躍進.蔡邕著述摭錄[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2002(4)： 87-91.
原載：《西南石油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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