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向現代化和擁抱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人們發現，中國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己的語言、思想和文化傳統，已經逐漸在西潮和娛樂文化的縱橫激盪中，罹臨分崩離析甚至灰飛煙滅，一種深刻的、以喪失文化主體性為代價的文明危機和身份認同危機，向中國人敲響了警世鐘。於是，人們開始了返顧和尋找，在傳統的曲庫中挑揀出可以翻唱的楊柳新枝——那些寫滿中國人傳統智慧的經典被重新發現和啟用，在通俗化、娛樂化、市場價值和電視收視率的風標下，載歌載舞於百家講壇，堂哉皇哉於媒體要津，以普及經黃的名義，撫慰著精神畸零的中國人。 儒家德育思想是我國傳統德育思想的主流。它源遠流長，內容豐富，對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產生過無比巨大的深遠影響。思想政治教育這個概念，雖然在古代和國外不曾使用，但思想政治教育所包括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卻是自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的普遍社會現象。我國古代社會，作為一個以農立國、以家為本的社會，一個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社會，一個貴賤有等、長幼有序的等級社會，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直貫穿始終的，雖然沒有形成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但在中國古代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過程中是不斷體現的，對中國古代宗法等級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重視。而其中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學，進一步說作為儒學源流、並對後世儒家學者產生重要影響的先秦儒家，其中蘊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對歷朝歷代統治者甚至今人的思想都產生了重大意義。
（一）重視和加強德育教育和理想教育
中國傳統文化歷來十分重視人的道德教育。對於人的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加強人的道德修養的方法,傳統文化有著十分深刻的認識和實踐。《論語》所體現的思想中,就十分注重人的道德教育,注重人的內在的修養。
《論語·顏淵》雲:“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論語·為政》雲:“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論語·八佾》有這樣一段話:“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也?子曰:‘繪事後素。’”
孔子非常重視立志的作用，自己也十分重視立志，說自己“十有五而志於學”。在孔子看來，要成為君子，必須具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精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堅貞意志，以及“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的思想情感。他經常鼓勵學生要“志於道”“、志於仁”、“志於學”，並且這種思想為後人所繼承。孟子就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想，提出了“尚志養氣”，把立志與“養氣”結合起來。他所說的“養氣”就是“養浩然之氣”。在他看來，只有自覺地培養一種“至大至剛”的精神，養成這種“浩然之氣”，才能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在孔子的思想中，無論你是要得道還是得仁，首先都要“志於道”、“志於仁”，志是“道”“、仁”的前提，要求學生達到“仁”的境界，首先就要立志，就要強調理想、信念的重要，強調精神、氣節、人格的修養。 同時，孔子強調的立志是貼近實際的。一方面，孔子的立志是時中的，孔子認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所謂時中，從理論上分析，任何相互對立的兩點之間的那個合適的中點，都是隨時間等條件不斷變化的，所以要真正做到中，必須隨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所以，孔子的立志，必然是要適應當時社會的具體情況的，不是簡單的統一化，一個思想一個志向，而是多元的，與立志者本人相適應的。另一方面，孔子的立志必然是強調人道主義和感性的心理原則的。孟子在解釋孔子的仁時說：“仁也者，人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由“親”及人，由“愛有差等”而“泛愛眾”，由親親而仁民。在這裡，我們知道，要教育一個普通人去“泛愛眾”，去愛這個社會上與自己不相關的其他人，是需要一定的思想境界的，教育者不可能無緣無故地去要求一個受教育者立志去博愛，但是孔子結合人道主義和感性的心理原則，從受教育者的內心中引誘出這種思想，自然而然地起到了立志的作用。
（二 ） 知行合一，學習與實踐相結合
知行合一這個概念指的是知與行的不可分割，“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就是說認識是行為和實踐的出發點，行為或認識是實踐的最終結果和歸宿。“知”與“行”是相互制約的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這個思想雖然是王陽明提出來的，但是在孔子時期就已經具有思維的雛形，並且已經運用到孔子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中去了。 其一，這種知行合一體現在孔子的身教方法上，即一種示範的方法上。孔子曾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不僅是以身作則的提出者，而且是這一原則的實踐者。 其二，這種知行合一還體現在對學生的要求上，比如孔子自己，即強調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孔子提出“君子學以致其道”和“行以達其道”，要求學生無論是治學還是修身都必須身體力行，注重實踐，他要求學生“言必信，行必果”，“慎於言而敏於行”等等。因此，孔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只有把理論貫徹於實踐之中，才能使教育的內容真正內化。
《論語》十分強調學習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論語·學而》雲:“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就是說學習了,並按照一定的時間去溫習它,不也高興嗎?這裡不僅指出了學習對於人的重要性,孔子還認為,學習才是最讓人快樂的事。而且也強調“習”,“習”我們可以把它看作一種知識的實踐,這就是學習與實踐的結合。他在《論語·為政》中說:“學而不思而罔,思而不學則殆。”更是強調了學習和思考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思”實際上也是一種對於知識的“實踐”,如果學生在學習中割裂了“學”與“思”的關係,那麼他們就沒有找到關於學習的正確的和真正的方法。
（三） 採取因人而異的教育方法
《論語》所體現的教育思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因材施教、因人施教。
《國語·周語》雲:“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論語·子路》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因材施教要求教師針對不同的客體而運用不同的方式施行教育。孔子的每個學生都不同,所以孔子施以不同教育,孔子的因材施教是在兩個層面上進行的。其一是在具體教導中因其材不同而採取的教育教學方法不同。通過對學生的個性的瞭解,對學生髮展進行分析,對學生施以不同教育,這也是與儒家將人看作一個情感的本體的教育理念是分不開的。孔子的教育方法因人而異、因材施教。他針對學生不同的特點,實行不同的教育,他還深入瞭解每個學生的情況,對有些學生的學習做出評論。在解答學生的疑問時,對於同一個問題,因提問者的不同,他的回答也有不同。
《論語·先進》 記載,孔子的學生子路、冉有問孔子做事之道: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四） 克己內省，注重學生的自我提升能力
克己，就是勝己的意思，是以一定的道德規範去克服個人私慾。孔子認為能以目的在於復禮的道德規範來約束自己的行動，就可以稱為“仁”。克己是道德修養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如“行己也恭”、“修己以敬”“、君子求諸己”等等，都是為嚴格要求自己而提出的。孔子從自我約束的角度出發，提出了許多觀點，如在生活方面，他要求安貧樂道，“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處世方面，他要求自我剋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犯而不校”；在名譽方面，他要求淡泊明志，“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在義利方面，他要求除去私慾利誘，“放於利而行，多怨”，等等。儘管“克己”有類似“禁慾”的因素，有消極的一面，然而它作為嚴格要求自己的方法，還是與“立己”“、達己”相一致的。“克己”最終是為了要“立己”“、達己”，這才是孔子的原意。
孔子所說的“內省”，是要求經常對自己的言行做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評，要嚴格要求自己，不斷地修正自己的錯誤，即“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孔子認為一個人能否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不在於別人，更不在於神，關鍵在於自己；一個人如能經常進行“內省”，就能不斷地增強自己的道德修養。孔子還主張把克己內省的原則貫徹應用到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不怨天，不尤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只慚愧自己沒有能力，不怨恨別人不知道自己。當自己的道德精神、學問能力不夠時，就應嚴格要求自己，努力提高自己，要用道德標準不斷地對照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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