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孟买，位于机场附近的贫民窟。
贫民窟安纳瓦迪，十二岁的苏尼尔。
在印度贫民窟中生活的居民们。
《地下城：孟买贫民窟的生命、死亡与希望》
译者：何佩桦
版本：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18年2月
本书用大量一手资料，展现了孟买贫民窟的极度贫穷，以及由此造成的“命不由己”。
印度金融中心孟买，与国际机场航站楼入口仅隔一条林阴道，有三千人挤在三百三十五间勉强能称作“房屋”的屋内或屋顶下，这里是印度众多贫民窟之一安纳瓦迪——被豪华酒店的大理石建筑包围，由居民临时修建的房屋歪歪斜斜，邻居之间仅隔一面危墙或破布，泥里的污水散发出刺鼻的臭味，老鼠四处逃窜，生活垃圾随处可见，疾病和死亡是家常便饭。新旧印度在此冲撞。在写着“永恒美丽”标语的机场、蓝色玻璃的君悦酒店中央，安纳瓦迪宛如玫瑰花丛缝隙中的粪堆。
因为一部电影，“贫民窟”和“百万富翁”这两个词被搭在了一起，人们宁愿笃信奇迹；而在这座“地下城”，麻木早已代替绝望，一次次尝试被无力感吞没，死亡和厄运随时从天降。世界从不朝他们的方向转动。
不经意，便陷入灾难
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
如果不是在逃跑途中和警察迎面撞上，阿布杜·胡赛因在安纳瓦迪是让人嫉妒的那个。父亲因长期从事垃圾处理工作而患肺结核，阿布杜依然在六岁便加入拾荒大军。因为擅长分类，手脚麻利，这个孩子比其他拾荒者略胜一筹，仅凭这份在大多数印度人眼中的低贱工作，他让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提升到一般水平之上。
邻居法蒂玛的自焚，为他的好运按下了暂停键。警方找到他和他的父亲，作为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阿布杜听从了父母的决定——逃跑。
“由于世界的运作方式，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阿布杜曾试着让内心的坚冰融化，它却“渐渐变成了脏水”，因为在安纳瓦迪，“财富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来自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
法蒂玛死了，阿布杜被关，斗争并未爆发在不同阶层之间，而是消化在穷人内部。在这里，水掮客垄断水源，从中牟利；有人向受欺负的孩童收取保护费。“无能为力的个人会由于自己的匮乏，而责怪无能为力的其他人。”凯瑟琳·布写道：“穷人并未团结起来，反而为临时性的微薄收益而彼此激烈竞争。”
无法摆脱的，只是贫穷？
他们的死根本无关紧要
贫民窟的居民都知道，摆脱贫困有三条路：找一份事业，比如胡赛因家的垃圾回收；政治和贪腐；教育。阿萨自己选择了第二条路，为女儿曼竹选了第三条，后者成为安纳瓦迪第一个女大学生。
贫民窟主是个非官方职位，一般是由地方政客和警察基于自身利益挑选出来的管理人和协调人。嫁给做流动建筑工的酒鬼丈夫，阿萨独立抚养三个孩子，怀抱成为贫民窟主的野心。她与市政代表走得近，参与政务活动，协助政府处理邻里琐事，充当湿婆神军党代理人，为其争取选票。为达目的，她不惜付出身体，从其他穷人那里牟利。在印度精英阶层看来，贪腐是阻挠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而对阿萨这样的人而言，贪腐是所剩无几的机会。
和大多数贫民窟的家庭相反，阿萨知道女儿曼竹不是累赘，如能攀上一门有利的亲事，就会最快提升全家的地位。曼竹大学毕业后进入保险公司，一是卖保险能接触有钱人；二是保险公司广告中宣扬的“远离变幻无常的生活”让她神往。当她掌握了相关知识，高分通过考试之后，却什么都没有发生，她不认识一个买得起保险的人。
阿萨自己也未能如愿获救。2010至2011年，机场附近的贫民窟逐渐被夷为平地，印度想向世界证明“无贫民窟孟买”可以实现。安纳瓦迪于是成为一些人的梦魇，另一些人的钱袋。为争取这里选民的选票，政客仍大谈特谈反对拆迁，虽然拆迁已如期进行；上层社会和商人收购棚屋，伪造法律文件，证明自己是这里的居民。阿萨从这场声势浩大的土地买卖中看见了机会，靠从中牵线抽取佣金。由于一次失败的交易，阿萨不仅颗粒无收，还丧失了居民的信任。
他们不是没有尊严。拾荒者苏尼尔会说：“我不喜欢我自己，干这份活儿像一种侮辱。”他不愿做小偷，那会让他更不喜欢自己。在孤儿院时，他拒绝向有钱的白人妇女讨钱。他只默默期待有人将他从人群中挑选出来，改变命运，但他终于妥协，因为自己“只不过是一张模糊的脸孔”。尊严不适用于这里运行的规则。母亲因儿子在路上被车撞而大怒、打骂；女孩们不断在各种可疑情况下死亡，无人追究，原因总是“不可挽回的疾病”。他们“像狗一样死得很惨”，家人却不知道该怪罪谁。
法蒂玛死了，人们将她的自焚解读为“充满豪情的抗议”。穷人说她在反抗贫穷，身障人士说她在争取尊重；婚姻不幸者说她在控诉婚姻。实情却远没那么复杂。她只是出于嫉妒，只是懊恼于那面粗制滥造的墙壁，和掉进她晚饭里的尘土。
无辜经历了欲加之罪、暴力殴打、无止境的关押、拖沓的庭审之后，阿布杜看透了：“这也是一种人生，即使活得像狗的人，也有某种人生。”这样的人生对任何其他人而言无足轻重，但对他自己而言仍然很重要。土地崎岖不平，立于之上的东西无法笔直，无论是房子，还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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