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解读-华夏古往今来十次向西之谜

1·穆天子西巡

《穆天子传》是一部记录周穆王西巡史事的著作，又名《周穆王游行记》，是西周的历史神话典籍之一。西晋初年（太康二年），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均为重要文化典籍，通称“汲冢竹书”，竹简长二尺四寸（古尺），每简四十字，用墨书写。其中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后合并为至今流传的《穆天子传》。由荀勖校订全书六卷。书中详载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率师南征北战的盛况，有日月可寻。名为传，实际上属于编年，其体例大致与后世的起居注同。所以，《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把它列入史部起居注门。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于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宗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阳)﹔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後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关于《穆天子传》的真伪问题，几经争辩，仍是个不解之谜。《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话传说和夸张的成份，有助于了解古代各族分布、迁徙的历史和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及先秦时期中西交通径路以及文化交流的情况。它说明远在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就已有个人和团体的交往接触。这一点已有不少考古材料可资证明。晋郭璞为该书作注。《穆天子传》中有大量的神话传说。传说虽不尽可信，但此书为丰富人们的西北地理知识，拓展人们的视野空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地形的描述和沙漠中的游人用牲畜血解渴的记载，也都有它的地理价值。

清檀萃有《穆天子传注疏》﹐其後有洪颐煊校正本﹐继洪氏而作者有翟云升之《覆校穆天子传》。近几十年来﹐有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等作品。然而，历代许多学者对于《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的远游行程抱怀疑态度，对《穆天子传》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清代学者姚际恒是力主《穆天子传》为伪书的代表。经过考证，他认为《穆天子传》源出《左传》、《史记》，多用《山海经》语，体例则类似起居注，应当是汉朝以后好事者的伪作。一些疑古派文献学者，则进一步断定其为晋人的伪造。法国学者沙畹，甚至以为“穆天子；并非指周穆王，而是指秦穆公，故《穆天子传》与《山海经》一样，属于荒诞之书，毫无史料价值。

这桩公案并没有了结。今学者常征旧题新作，意欲推倒《穆天子传》为伪书的成说。原来，常征曾读过洪颐煊氏校注本《穆天子传》，竟发现书中所记山川村落都可一一考出。又与《水经注》对照，有郦道元据《穆天子传》注释有关山川的明显痕迹。惊讶之余，他用力研究，逐条加以排比训释，终于在1977年完成《穆天子传新注》一书，力证其书不伪，并且明确指出：“《穆天子传》者，西晋所出汲冢周书也，非晋人伪造，非汉人伪文，亦非战国时人作”，而是“身髓周穆王征巡四海的周史官作的先秦古籍之—”。关于《穆天子传》真伪问题的讨论，经历了真——伪——真的过程。然而，仍然不能认为争论已经结束了。

其实，《穆天天传》之所以能够面世，必定有学者认为其真。西晋年间，著作佐郎郭璞第一个替《穆天子传》作注，此风一开，不下卜数家，大多　据后世情状释三代山川部落，使读者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周穆王的戎马生涯。据《穆天子传》的记载及注本的诠释，周穆王曾经西征犬戎于陇西，入河伯之邦并礼河于兰州一带，观昆仑丘、舂山于青海湖头，巡骨仟、重黎、巨蔸等部落于武威地区，会西王母于张掖南山，休猎于疏勒河、北山地区，涉流沙于居延海、巴丹吉林大漠，涉黄渡济，浪游太行、漳水、滹沱河，雁门山，进而驱驰于阴山、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葱岭、中亚，共计行程十九万里(周里比今里小)，其内容极为丰富。西晋韧的荀勖在《穆天子传目录》中写道：“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郡县民不准(人名)盗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王隐修《晋书》于东晋元帝大兴初年，在《束皙传》中提到此《穆天子传》，也云：“汲冢竹书大凡七十五卷。……有《周庄游行》五卷，说周穆王游行天下事，今谓《穆天子传》。”由此看来，《穆天子传》原名为《周王游行》，民间有传本，似乎可避伪书之嫌了。

附：穆天子会西王母竟是史实？

瑶池王母好眼神，认准穆王作情人。

西游万里第一主，惊煞孙猴与唐僧。

列位看官今天主题是：穆天子和王母娘娘的浪漫故事。

今天的主角是穆天子(穆王)姬满。姬满是谁？他果真是大名鼎鼎的王母娘娘的情人吗？且听我慢慢掏来。

姬满是周朝第五代君王，伐纣英雄周武王的五世孙，在位55年，据说活过100岁，可谓“命长位稳”。穆王的老爹周昭王姬瑕，是个好战的主儿，在位时想发扬祖宗大业，再现成康中兴，于是继续扩张大周领土，从昭王十六年（约前980年）开始，亲率大军南征，打了三年，直打到江汉，抢了不少财宝，高兴得铸青铜器铭功。江晓原教授说过，这带铭文的铸器好比当时的奖状，经久耐用，便于考古。

可惜昭王的好运气没有持续，昭王十九年，他亲率六师继续伐楚，不承想全军覆没，自己也死于汉水之滨。据说他是被船民们设计淹死的，传说汉水的“阮小二”们不愿昭王伐楚，用胶水粘了一艘船给他坐，昭王兴高采烈地出发，结果船半路掉底，昭王被淹死了。这个情节还被金庸老先生学去，用在《射雕英雄传》里：黄药师给自己造了一艘胶水船，后来被老顽童和欧阳锋等人坐走，引发一大看点。扯回来说昭王，周昭王死后，他的儿子姬满隆重登场。姬满在位期间，先搞好司法，命甫侯制订《甫刑》，接着出兵伐楚。穆王比他老爹能打，直达九江，后来又联楚灭徐，西征犬戎，逮住了犬戎五王，将一些爱闹事的部落迁到太原，开辟了通向西北的大道。

掏史到此，看官可能觉得没意思，如果穆王就这么打来打去，就跟他的老祖宗没什么区别了，而真正让他一举成名的，是他浪漫的西游。他在此次西游中，不但结交了各部落朋友，采得了珍奇异物，还跟《罗马假日》中男主人公似的走了桃花运——不期然见到了美丽绝伦的西王母，并且两人一见钟情，“穆王乐而忘归”（《十六国春秋》）。

说来这姬满猎奇的癖好，还是从他老爹昭王那里遗传的。当年昭王在位的时候就喜欢出游，猎取奇花异草、飞禽走兽，身边不少马屁精投其所好，今天献珍禽，明天贡异兽，以博取赏赐和官衔。姬满的猎奇心丝毫不亚于他老爹，在打通西行大道后，便开始西巡，这可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西游，比唐僧的西天取经早了1000多年。其游历的情景，都记在“汲县魏简”里。说起这汲县魏简，可是大宝贝，原为西晋初年汲县魏国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简书，是最早出土的先秦简牍。非常可惜的是，这批简书，包括《竹书纪年》在内，不幸在宋代散佚，唯一流传至今的，就是我们正在掏的、讲述穆王姬满西游的《穆天子传》。这部传记何时成书？是真实记载还是后人附会的？历来史学界争得乱哄哄。

在《穆天子传》里，穆王姬满根据河伯之神的《河图》、《河典》（大约是最早的旅游地图），率领7队勇士，花了两年多时间，行程3.5万多里，穿越许多戎狄部落，一路上互赠礼品，安抚慰问。他们先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境内，再折向西到新疆，升登了昆仑和县（悬）圃（传说的空中花园），再向西行在瑶池见到了西王母。姬满大概很帅很高贵，迷得西王母神魂颠倒，自然免不了受到隆重的接待。缠绵数月后，姬满继续西进到达大旷原（中亚的吉尔吉斯草原），采集了许多珍奇后，返回镐京（今陕西西安)。

由于《穆天子传》里记载了很多《山海经》、《楚辞·天问》等书的传说，同时存在着不少晚出的痕迹，所以它问世后，很多人把它当成“魔幻系列”阅读，连纪晓岚在编《四库全书》时，也把它归到小说类去。有人还根据音译，考证周穆王到过波兰华沙，令众人一片哗然。但近年来，史学界态度颇有改观，特别是杨宽等老师的西周史论，通过对文物、文献、方志等的详细考证，发现《穆天子传》中所述的历史竟然是真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六点，列位看官不妨一起探讨：

第一，《穆天子传》里记载的大臣毛班，在发掘的同时期的青铜班簋铭文中找到了——这陪同人员是真的，主角还能有假？！

第二，对姬满的“御用驾驶班”成员之一——河宗栢夭的描述，与《史记》、《淮南子》、《水经注》、《左传》等中记述的情形吻合——这故事是河宗氏后人夸他们老祖宗时口头传下的“英雄史实”，老祖宗肯定不敢乱捏，老祖宗伺候的“大老板”由此推论也该是真的。

第三，其西行路线的戎地，与史载地理情况吻合——如果真没去过，瞎扯肯定得露馅儿，地理最客观，这都吻合了还有什么话说？

第四，乘坐的豪华交通工具——“八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中，其中四骏与《史记》等史书的记载相同——这交通工具和驾驶员都是真的，主角出行估计假不了。

第五，其出行之事和见到西王母，在后世文献中得到佐证——大家都说去过，都说见过美女，这么敏感的事情估计想遮也遮不住。

第六，昆仑和县（悬）圃神话传说符合现实地理和西周传统——美女家周围的环境也符合，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综上所述，《穆天子传》中记述的穆王西游是真的，碰上美女西王母也是真的！既然是真的，后人描述的“姬王恋”八卦，看起来也就格外有劲头了。

西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载：姬满应西王母之邀赴瑶池盛会，席间，西王母馈赠姬满一只碧光盈盈的酒杯，名曰“夜光常满杯”——晚上也光想着“满哥”了。姬满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从此“夜光杯”名扬千古。唐人王翰的《凉州词》中有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其典故就出自此也。传说西王母在瑶池为姬满设宴，饮酒吟诗，共颂友谊，又登山眺远，姬满在山顶大石上刻了“西王母之国”五个大字，还和西王母一起种了一棵槐树，作为纪念。

其实历史上的很多神仙都是由传说而来的，形象也在不断地变化。比如西王母，在《山海经》里还长得一副豹尾虎齿野人相，到了汉初《淮南子》里记载时，已谓“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东汉时，“七夕”神话出现，西王母又成了娘娘，美丽尊贵，还是织女的姥姥。再到了吴承恩那里，王母又变成昏庸独断的瑶池和蟠桃会上的老神仙。而鄙人的看法，《穆天子传》里穆王碰见的西王母应该是个美丽的西方女王，也就是后来各个版本西王母的原型。

你也许会说，凭什么说这里的西王母漂亮？这可不是我说的。这可是杨宽老师考证出来的，他考证说，这时的西王母是隶属于“赤乌氏”，金发碧眼，高鼻梁，深眼窝（欧式美女啊）。看看地图也可以证明，那地界大约在今天的高加索附近，典型的美女窝，大家看看今天东欧的排球队就可以大概推断那里的美女概率。其实穆王逗留那么久还有个原因，史载穆王原本嫁了一个女儿到昆仑赤乌氏，所以，与其相信他是“应天帝之命‘观舂山之宝’”（《穆天子传》），不如说是去“探亲”。只是“亲”有没有探到不重要，重要的是“探”到了西王母。

当然《穆天子传》记载的是3000年前的事情，又是口耳相传的史料原型，所以后世难免添枝加叶，越传越奇。最著名的“八卦诗歌”，就是李商隐的《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把王母写成怨妇，又把姬满大哥写成薄情郎。鄙人很不爽，英雄哪能这么糟蹋？！

2·春秋时期 老子出关西行莫知所终

老子（约公元前580年———前500年 )，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曾在周国都洛邑任藏室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故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邑拜访过老子，也就是史说的“孔子问礼”。 历史记载，老子晚年乘青牛云游天下，传讲道家学说以经国济世、开化西域。西行途中老子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被关令尹喜挽留著书，写下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千古名篇、洋洋五千言的《道德经》。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一生最大成就是开创了道家学派，并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五千余言的《道德经》。司马迁《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因而人称老聃，曾做过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史官，后来隐居不仕，骑青牛西出函谷关后“莫知其所终”。

传说，当年函谷关总兵尹喜远眺日出望东方，紫气浩荡八千里“日出东方，紫气东来”；老子骑青牛而至，于是便拜老子为师，辞官随老子沿秦岭终南山神仙路西行，昼行夜宿，不几日来到将军山下，只见此处祥云缭绕，四季如春，溪流纵横，鱼翔浅底，百鸟争鸣，龙飞凤舞，牡丹竞放，泉水叮咚，真乃世外桃源，老子抬头望时，只见一巨石十分奇异，如有人形，豹头环眼，铁面虬鬓，一手执剑，一手执扇，五蝠飞舞，正气浩然，不尽叹到：“道可道，非常道，宇宙造物，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欲观其妙，常有也，钟馗钟馗赐福镇宅，中榜得魁，真神也……。”洋洋洒洒五千言，由尹喜记录，世谓之《道德经》是也。

后老子与尹喜结草阿福泉，马放南山，老牛坡放牛，南山不老松下讲道，发现终南捷径后清凉山讲经，楼观台炼丹，铸南山铁案，享南山之寿，是谓道教之祖庭，钟馗之故里，天下第一福地也。

经过大量史料的梳理研究和实地走访，他们探寻出老子在甘肃的大体行程线路是：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东北)，过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入甘肃，经游天水、陇西、临洮、兰州、酒泉等地后，又回到陇西邑，落户临洮，最终在临洮东山“飞升(去世)”。

关于老子此后的行踪，一种说法是老子点化了尹喜，尹喜托病辞官，随老子一路西行至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老子观盩厔依山傍水、峰峦起伏，风景异常优美，遂在此驻足，并结草为楼修行说经，遗址即今存的楼观台。老子羽化后葬于距楼观台八公里的西楼观，故有学者将此地定为道教的发源地。

另一类说法是老子出关后骑着大青牛继续西行，再往后就音信全无。有人说老子出散关，经流沙奔印度去了。

还有人说晚年的老子在甘肃临洮落脚，为归隐的老者教炼内丹、养生修道，得道后在临洮超然台“飞升”。

　　第三种说法认为，老子不是西去，而是东归。《庄子 ·天道篇》中有一段记载，叙说了老子从周王朝离职后便“归居”了。老子的故乡，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故称“东归”。老子东归的事在《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及儒家著作《礼记 ·曾子问》中都有记载。

　　关于老子的归宿，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是“老子化胡说”，始见《后汉书·襄楷传》。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是说老子肩负重大使命，到西边教化胡人，并且后来成了佛。但自古到今，在西方没找到老子的任何踪迹和遗物，所以此说存疑。 第二，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指出：老子入关西去，尹喜“去吏而从之”且“俱之游流沙之西。”这说明老子在尹喜的陪同下，一直到了甘肃河西的居延地区。 第三种说法：老子出关之后，根本没有继续往西走，而是调整方向，经卢氏，到栾川，最后在洛宁去世，并葬于洛宁寿安山。 持第二种说法的人，列出了老子在甘肃的大致线路：出函谷关、过大散关、由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入甘肃，经游天水、陇西、临洮、兰州、酒泉等地，又回到陇西邑，落户临洮，最终在临洮东山去世。 老子在临洮去世后，其子嗣在此繁衍。唐太宗李世民所修《氏族志》称：“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于是有“天下李氏出陇西”之说。 持第三种说法的人，一般为洛阳人。媒体工作者李泰轩认为：老子一生，始终没远离河洛地区，所以洛阳郊县大有老子踪迹。他推断老子西出函谷，不过为表明自己不投楚国，所以老子向西，意在入秦不入楚，但走着走着，忽想起西边是“周”的根据地，故而半途折返，回到栾川，青山绿水，正好隐居。 栾川人也认为老子出关是虚晃一枪，出关后马上掉头，沿虢国古道，从灵宝、卢氏辗转至栾川隐居，故有老君山。如今的老君山，确有残碑文物为证，还有老君河、老君庙以及四月初八的庙会，都是纪念老子的。 洛宁人李德龙却认为：老子最后落脚洛宁，并在此病死，安葬此地。理由是洛宁县城东5公里寿安山南麓有祖师墓，其实就是老子墓。依据其一是古竹书《老子葬其造》中载“老子葬寿鞍（同“安”）山，其周所四龙围绕”。如今，祖师墓周围果然有四条深谷，宛若四条游龙。其二是北宋林灵素《水镜相术论》前言中载“老君者李耳，卒葬于永宁（洛宁）之寿安山”。 他还有很多依据。当然，他有多少依据，别人就有多少质疑。反正无论哪种说法，都似乎说服不了人。这都是被司马迁那句“莫知其所终”给忽悠的！ 不过“西出函关”、“紫气东来、“西渡流沙”、“不知所终”到后来都成了典故，也挺好，其文化意义已超过考据意义了，其审美价值也超过考证价值了。而且老子、尹喜两位高人在函谷关一邂逅，就把一个只有军事意义的关卡，绾成了一个历史节点，赋予了文化内涵——从此让道家文化有了一个神秘走向和青色弥漫……

以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只有老子退隐后东归的说法有文献根据，其它的说法，还有待学术界提供新证据。

3·张骞出使西域

“闻道寻源使，从此天路回。牵猪去几许？宛马至今来。……”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安史之乱中避难秦州（今甘肃天水）时，写下的一首诗。诗中所歌颂的“寻源使”，就是西汉的张骞。在中国历史上，张骞通西域的故事，早巳家喻户晓，并带上了某些神话色彩。民间传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开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黄河源头，会见牛郎和织女，带回了天马。时逢 战乱，国社动荡，人民流离，忧国忧民的诗人站在中西古道上，不禁想起这位“凿空”西域，远播国威，造福后世的名臣。

汉武帝建元元年（ 前140），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西域”一词，最早见《汉书·西域传》，是和张骞的名字分不开的。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罗马帝国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一带。汉朝的中外交流，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恐怕是汉武帝所始料不及的。因而，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汉武帝即位不久，从来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连一带曾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中国古书上称“禺氏”。秦汉之际，月氏的势力强大起来，攻占邻国乌孙的土地，同匈奴发生冲突。汉初，多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败，国势日衰。至老上单于时，被匈奴彻底征服。老上单于杀掉月氏国王，还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拿去做成酒器。月氏人经过这次国难以后，被迫西迁。在现今新疆西北伊犁一带，赶走原来的“塞人”，重新建立了国家。但他们不忘故土，时刻准备对匈奴复仇，并很想有人相助，共击匈奴。汉武帝根据这一情况，遂决定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于是下令选拔人才，出使西域。汉代的所谓“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讲，包括今天中国新疆天山南北及葱岭（即帕米尔）以西的中亚、西亚、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甚至达东欧、南欧。狭义地讲，则仅指敦煌、祁连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即今天的新疆地区。天山北路，是天然的优良的牧场，当时已为匈奴所有，属匈奴右部，归右贤王和右将军管辖。西北部伊犁河一带原住着一支“塞人”，后被迁来的月氏人所驱逐。而大月氏后又为乌孙赶走。

天山南麓，因北阻天山，南障昆仑，气候特别干燥，仅少数水草地宜于种植，缺少牧场，汉初形成三十六国，多以农业为生，兼营牧畜，有城廓庐舍，故称“城廓诸国”。从其地理分布来看，由甘肃出玉门、阳关南行，傍昆仑山北麓向西，经且未（今且未县）、于阗（今于田县），至莎车（今莎车县），为南道诸国。出玉门、阳关后北行，由姑师（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经焉耆（今焉耆县）、轮台（今轮台县）、龟兹(今库车县)，至疏勒，为北道诸国。南北道之间，横亘着一望无际的塔里木沙漠。这些国家包括氐、羌、突厥、匈奴、塞人等各种民族，人口总计约三十余万。张骞通西域前，天山南路诸国也已被匈奴所征服，并设“僮仆都尉”，常驻焉耆，往来诸国征收粮食、羊马。南路诸国实际已成匈奴侵略势力的一个重要补给线；三十多万各族人民遭受着匈奴贵族的压迫和剥削。

　　葱岭以西，当时有大宛、乌孙、大月氏、康居、大夏诸国。由于距匈奴较远，尚未直接沦为匈奴的属国。但在张骞出使之前，东方的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对它们都还没有什么影响。故匈奴成了唯一有影响的强大力量，它们或多或少也间接地受制于匈奴。

　　从整个形势来看，联合大月氏，沟通西域，在葱岭东西打破匈奴的控制局面，建立起汉朝的威信和影响，确实是孤立和削弱匈奴，配合军事行动，最后彻底战胜匈奴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步骤。

　　当汉武帝下达诏令后，满怀抱负的年轻的张骞，挺身应募，毅然挑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勇敢地走上了征途。

张骞，汉中城固人。他是一个意志力极强、办事灵活而又胸怀坦荡、善于待人处事的人。他出使中途即被匈奴截留下来，在匈奴生活十多年，始终保持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硬叫他娶当地人作妻，已经生了儿子，也没有动摇他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张骞终于找到机会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他们向西急行几十天，越过葱岭，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张骞这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大月氏的攻击。后来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到阿姆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还由于这里土地肥沃，逐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

　　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回来。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介绍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同时，张骞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死去。他死后，汉同西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求和亲，武帝把江都公主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死后，汉又以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者冯镣深知诗文事理，做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由于她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系。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西汉的封建制度，较之匈奴的奴隶制度要先进得多。因此，新疆境内的各族人民都希望摆脱匈奴贵族的压迫，接受西汉的统治。西汉政府在那里设置常驻的官员，派去士卒屯田，并设校尉统领，保护屯田，使汉族人民同新疆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所获得的关于中原外部世界的丰富知识，在以后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对匈奴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以前，汉代的君臣还根本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张骞在大夏时，忽然看到了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他感到十分诧异，追问它们的来源。大夏人告诉他，是大夏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而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回国后，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推断，大夏位居中国的西南，距长安一万二千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从身毒到长安的距离不会比大夏到长安的距离远。而四川在长安西南，身毒有蜀的产物，这证明身毒离蜀不会太远。据此，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张骞的推断，从大的方位来看是正确的，但距离远近的估计则与实际情况不合。当然，在近二千年前张骞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是难能可贵的。汉武帝基于沟通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命张骞去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事。

　　自远古以来，中国西南部，包括现在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为众多的少数民族所聚居，统称为“西南夷”。战国末年楚将军庄乔入滇立国，但不久即重新阻隔。汉武帝初年，曾先后遣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置犍为郡，并使邛都。（今西昌一带）、榨（今汉源一带）、冉琥（今茂县）诸部内附。后因全力对付匈奴，停止了对西南的经营。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同中原王朝基本上仍处于隔绝状态。通道西南当时是十分艰难的。

　　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派出四支探索队伍，分别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出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前进。最后的目的地都是身毒。四路使者各行约一、二千里，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昆明（云南大理一带）少数民族地区，未能继续前进，先后返回。

张骞所领导的由西南探辟新路线的活动，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对西南的开发是有很大贡献的。张骞派出的使者，已深入到当年庄硚所建的滇国。滇国又名滇越，因遇有战事将士们坐在大象上作战，故又叫“乘象国”。使臣们了解到，在此以前，蜀的商人已经常带着货物去滇越贸易。同时还知道住在昆明一带的少数民族“无君长”，“善寇盗”。正是由于昆明人的．坚决阻挠，使得汉朝的使臣不得不停止前进。在此以前，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对汉朝的情况几乎都不了解。难怪汉使者会见滇王时，滇王竟然好奇地问：“汉朝同我们滇国比较，是哪一国大呢？”使者到夜郎时，夜郎侯同样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成为后世“夜郎自大”典故的由来。通过汉使者的解释和介绍，他们才了解到汉朝的强大。汉王朝从此也更注意加强同滇国、夜郎及其它部落的联系。至元鼎元年（前111年），汉王朝正式设置胖柯、越侥、沈黎、汶山、武都等五郡，以后又置益州、交趾等郡，基本上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开拓。

4·班超两次出使西域

永平十六年(73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随从北征，在军中任假司马(代理司马)之职。假司马官很小，但它是班超文墨生涯转向军旅生活的第一步。班超一到军旅之中，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他率兵进击伊吾(今新疆哈蜜西四堡)，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昆湖)，小试牛刀，斩俘很多敌人。窦固很赏识他的军事才干，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经过短暂而认真的准备之后，班超就和郭恂率领三十六名部下向西域进发。班超先到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鄯善王对班超等人先是嘘寒问暖，礼敬备致，后突然改变态度，变得疏懈冷淡了。班超凭著自己的敏感，估计必有原因。他对部下说：“难道没有觉察出广对待我们礼节疏薄了吗？这一定是有匈奴的使者来了，他犹豫不决、不知何去何从。聪明人在事情还没有发生前就能觉察出来，何况现在形势已经很明朗了呢？”

于是，班超便把接待他们的鄯善侍者找来，出其不意地问他：“匈奴的使者已经来了好几天了，他们现在在哪里？”侍者出乎意料，仓猝间难以置词，只好把情况照实说了。班超打听到匈奴的使者住地离这儿才三十里地，知道鄯善王又是恨他们，又是怕他们，正为难着。班超把侍者关押起来，以防泄露消息。接著，立即召集部下三十六人，饮酒高会。饮到酣处，班超故意设辞激怒大家：你们跟我千辛万苦来到西域，想的就是为国立功。没想到匈奴的使者来了。要是鄯善王把咱们抓起来送给匈奴，咱们连尸骨都要喂豺狼了。大家说该怎么办？”众人都说：“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班超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现在最好的办法，只有借着夜色用火攻击匈奴人，让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兵力，一定非常震惊害怕，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咱们杀了匈奴使者，鄯善王一定吓破苦胆，还能不归顺汉朝吗？”有部下说：“应该和从事（郭恂）商量一下”班超很生气，说：“吉凶就在今天。从事是个文官，听到这个消息就怕了，咱们的计划肯定会泄露出去，咱们肯定是白死，连壮士也不是”部下一致称是。

刚入夜，班超就带领着官兵直奔匈奴人的营地。正遇上大风呼啸，班超让十个人带着鼓藏到敌人帐篷的后面，跟他们约定说：“看到大火烧起来后，你们一定要一齐击鼓大喊。”二十人带着刀枪弓弩等兵器埋伏在门两旁，他带着六个人顺风放火，房前屋后的人一齐击鼓呐喊。敌人惊吓得乱了营，逃遁无门。班超亲手杀了三人，官兵们斩杀了匈奴使者和部下三十多人，其余的一百多人全被大火烧死。

第二天，班超将此事报知郭恂。郭恂先是吃惊，接著脸上出现了不平之色。班超知道他的意思，既怕担责，又想分功。班超把手一举说：“从事虽然没有参加这次行动，但还是有功的，班超不会独占功劳。”郭恂这才高兴起来。班超于是请来了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鄯善王大惊失色，举国震恐。班超好言抚慰，晓之以理，鄯善王表示愿意归附汉朝，并且同意把王子送到汉朝作质子。

班超完成使命，率众回都，把情况向窦固作了汇报。窦固大喜，上表奏明班超出使经过和所取得的成就，并请皇帝选派使者再度出使西域。汉明帝很欣赏班超的勇敢和韬略，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接报后说：“班超这样的官员，为何不派遣？还需要另外更换吗？现在就升班超为军司马，令其再继前功。”。窦固认为班超手下的人太少，想给他再增加一些。而班超却只愿带原来的三十六名随员，他说：“于阗国不但大，而且遥远，如果带领几百人去，对增加实力并没有什么好处，万一遭遇不测，人多反而是累赘。”

班超等人向西域进发，不久，到了于阗(亦作于真，王治西城，今新疆和田)。当时，于阗王广德新近攻破莎车(王治莎车城，今新疆莎车)，在南道雄帜高张，匈奴人派使者驻在于阗，名为监护其国，实际上掌握著该国的大权。班超到于阗后，于阗王对他不修礼貌，颇为冷淡。于阗巫风炽盛，巫者对于阗王说：“现在天神发怒了。天神说，为何要投向汉朝？汉朝来的使者有黑嘴的黄马，赶快取来祭祀我。”。国王广德就派国相私来比前去汉使处要马。班超早己暗中知道了这件事，就答应了私来比，但提出要巫师来取马。等到神巫到来，班超不由分说，将他杀死，把首级送还于阗王，晓以利害，责以道义。于阗王早就听说过班超在鄯善国诛杀匈奴使者的作为，颇为惶恐，当即下令杀死匈奴使者，归附汉王朝。班超重赏了于阗国王及其臣子们，以此来安抚他们。由是，西域各国的国王纷纷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汉朝作为人质，以示归顺。至此，西域与大汉断绝了六十五年的交往又得以恢复。

当时，匈奴人扶立的龟兹(王治延城，今新疆库车县城东郊)国王倚仗匈奴的势力在北道肆行无忌。他派兵攻破疏勒(王治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国，杀死国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疏勒国实际掌握在龟兹人手中。第二年春，班超带手下人从小道向疏勒国进发。班超行至兜题居住的架橐城九十里的地方，派手下吏员田虑去招降兜题。班超指示说：“兜题并不是疏勒人，国人肯定不会为他卖命。如果他不立刻投降，就把他拿下”。

田虑一个人来见兜题。兜题见田虑势单力孤，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田虑乘其不备，抢上去劫持了他。变起突然，兜提手下的人惊惧奔走。田虑乘马疾驰，到班超处复命。班超当即来到架橐城。他把疏勒文武官员全部集中起来，向他们陈说龟兹种种不合理的行径，宣布另立原来被杀掉的疏勒国君的侄儿叫“忠”的当国王。疏勒人大悦。新王和一班官员要杀死兜题，但班超从大局出发，为了宣示汉王朝的威德信义，说服大家，释放了兜题。疏勒平定。

至此，班超两次出使，凭借智勇，已先后使鄯善、于阗、疏勒三个王国恢复了与汉朝的友好关系。

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焉耆(五治员渠城，一名南阿城，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国乘汉王朝大丧的机会，围攻西域都护，杀死了都护陈睦。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等国也屡屡发兵，进攻疏勒。班超跟疏勒王忠互为犄角，首尾呼应，拒守架橐城。虽然势单力孤，但仍拒守了一年多。

公元76年，章帝即位，朝廷认为陈睦已死，担心班超独处边陲，难以支持，下诏命班超回国。班超出发回国时，疏勒全国上下都感到担心害怕，都尉黎弇说：“汉朝使者要抛弃我们了，我国肯定会再次被龟兹从地球上抹去的。我真的不能看着汉使离去”。说罢，拔刀自刎而死。班超率部至于阗，于阗国王侯百姓都放声大哭，他们说：“我们依靠汉使，就好比小孩依靠父母一样，你们千万不能回去。”。不少人还抱住班超的马腿苦苦挽留。班超见状，自知于阗父老决不会让他东回，而他也想留在这里，完成他立功异域的宏愿，便毅然决定，不回汉朝重返疏勒。疏勒有两座城在班超走后，已经重新归降了龟兹，并且与尉头国(今新疆阿合奇)联合起来，图为大乱。班超捉捕反叛首领，击破尉头国，杀六百余人，疏勒国重新安定下来。

汉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超率疏勒等国士兵一万多人，进攻姑墨，并将其攻破，斩首七百级，孤立了龟兹。五年(80年)，班超上书给章帝，分析西域各国形势及自己的处境，提出了要趁机平定西域各国的主张，首次提出了“以夷制夷”的策略。“臣下曾经看到先帝想打通西域，因而向北进击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鄯善国和于阗国当即归附汉朝。现在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等国又愿意归顺汉朝，共同出力，攻灭龟兹，开辟通往汉朝的道路。如果我们攻下了龟兹，那末西域尚未归服的国家就屈指可数了。臣下心中独自思量，我虽然原是个军中小吏，却很想象谷吉那样在远方为国效命，象张骞那样在旷野捐躯。从前魏绛只是一小国的大夫，还能与诸戎订立和盟，何况我今天仰承大汉的声威，难道不能竭尽铅刀一割的作用吗？前汉议论西域形势的人都说只有联合了三十六个国家，就称得上折断了匈奴的右臂。现在，西域的各个国家，那怕是极边远的小国，没有不愿意归附汉朝的，大小国家都十分高兴，自愿进贡的络绎不绝，只有焉耆、龟兹二国不服从我们。臣下先前曾和三十六个部下奉命出使西域，历尽艰难危困，自从孤守疏勒以来，至今亦已五年，对于西域的情况，我较为熟悉。曾经问过大小城廓的人，都认为依汉与依天一样可靠。由此看来，葱领的道路是可以打通的；葱领一通，那么就可以攻伐龟兹了。现在我们应该封龟兹国的侍子白霸为龟兹国王，派几百名步骑兵护送他回来，与其它各国军队联合作战。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擒获现在的龟兹王。以夷狄攻夷狄，这是最好的计策啊。臣下看到莎车、疏勒两国田地肥广，草茂畜繁，不同于敦煌、鄯善两地。在那里驻军粮食可以自给自足，不须耗费国家的财力物力。而且，姑墨、温宿二国国王又全是龟兹国所册立的，既不是那两国的人，就会进一步相互对立和厌弃，这种情况必定会导致反叛和出降，如果这两国归降我们，那么龟兹自然可以攻破了。我希望朝廷发下臣的奏章，看能否参照办理，如果万一获得成功，我就是死了又何恨之有？臣下区区之身，承蒙上天保佑，暗中希望不至于马上就死，能够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举起预祝万寿无疆的酒杯，向祖庙报功，向天下宣布特大喜讯的日子。”

汉章帝览表，知班超功业可成，非常满意，准备增加班超的力量。平陵人徐干与班超志同道合，请求奋身异域，辅佐班超。朝廷当即任命他为代理司马，派他带领一千人去增援班超。

起初，莎车以为汉兵不会来，于是降于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也随之反叛。正好徐干到达疏勒，班超与徐干一起，杀掉了番辰，斩首千余级，平息了叛乱。班超攻破番辰之后，想进军龟兹。当时，乌孙国兵力强盛，班超认为该借助它的力量，于是上书：“乌孙是西域大国，拥有十万军队，因此武帝时曾将细君公主远嫁和亲，后来终于在宣帝朝得到过乌孙兵的援助。如今还需要朝廷派遣使者去招抚慰问，以使乌孙国能与我们同心协力，攻打龟兹。”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建初八年(83年)，拜班超为将军长史，假鼓吹幢麾。升任徐干为军司马，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

李邑走到于阗，正赶上龟兹进攻疏勒，吓得不敢再向前行。为了掩饰自己的怯懦，他上书给朝廷，说西域之事劳而无功，又竭力诽谤班超，说他拥爱妻、抱爱子，在西域享乐，根本无意为国效忠。班超知道这事之后，慨叹地说：“我本非德行高尚的曾参，如今又有接二连三的谤言，恐怕难免被朝廷上下怀疑了。”于是，便舍弃了爱妻。章帝知道班超一向忠诚，所以严厉地责备李邑道：“纵然班超拥爱妻、抱爱子是真的，但一千多思乡念土的部下，为什么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并命令李邑到班超属下，听从班超的指挥调迁。还另有文书通知班超：若李邑能在西域任职，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送回国。班超得令就派李邑带领乌孙国的侍子还归京城。徐干见了对班超说：“李邑在于阗时曾亲口说你的坏话，想要败坏沟通西域的大业。如今你何不依照皇上命令把他留在这里，而另外派人护送乌孙国侍子回洛阳去呢？”班超回答说：“你怎么讲这样浅陋的话呢？正因为李邑毁谤过我班超，所以今天才让他回去。只要我问心无愧，为什么害怕人家的坏话呢？如果为了泄愤而留住他，就不是忠臣了。”

第二年，朝廷又派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率领八百兵士前去协助班超，班超便发动疏勒、于阗兵攻打莎车王。莎车王暗底里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以重利诱惑他，疏勒王忠便决定反叛，勾结莎车王西逃，固守乌即城。班超于是另立疏勒王室的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将不愿谋反的人全部调动起来攻打叛王忠，双方相持了半年，因为康居王派精兵援救，班超难以攻取乌即城。这时，月氏王与康居王联姻不久，关系很亲密，班超就派人赠送很多金银锦帛给月氏王，让他劝止康居王。康居王便撤了兵，还生俘了叛王忠，把他押回疏勒国，乌即城便只好向班超投降。

又过了三年，忠去游说康居王，向他借兵回国，占领了损中，并暗中与龟兹勾结，派人向班超假投降，班超心里知道他们的阴谋，但表面上假装答应接受投降。忠一听大喜，马上带领轻骑来见班超。班超暗中埋伏下军队等候着，设下营帐，奏乐接待，酒过一巡之后，就高声喝令部下将忠捆起来斩首，并就势击溃忠的随从，歼敌七百余人。西域南道就此畅通无阻。

第二年，班超征发了于阗等国的军队二万五千人，再次攻打莎车，但龟兹王派左将军纠合了温宿、姑墨、尉头等国五万军队去援救莎车王。班超就召集了将校和于阗王商议道：“眼下我们寡不敌众，唯一的办法不如表面上各自散去，于阗军从这里向东而去，我军就从这里向西运动，可以等到昏黑鼓响后分头出发。”并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管。龟兹王打探到汉军动向十分高兴，亲自率领一万骑兵赶到西边去拦截班超，另叫温宿王带领八千骑兵赶到东边去狙击于阗军。班超得悉两支敌军已经分兵而出，便秘密地把各部兵力召集拢来，在鸡叫时分飞驰奔袭莎车军营，莎车军一片惊乱，四方奔逃，班超追击歼敌五千多人，缴获了大量的牲畜财物，莎车王于是只有投降。龟兹等国只好各自撤退。班超从此威震西域。

当初，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国曾经帮助汉朝进攻车师有功。公元87年，国王派遣使者，来到班超驻地，向汉朝进贡珍宝、狮子等物，提出要娶汉朝公主为妻。班超拒绝了这要求，大月氏王由是怨恨。

永元二年(90年)夏，大月氏副王谢率兵七万，东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西段、喀剌昆仑山脉东南段)，攻打班超。班超兵少，大家都很恐慌。班超却说：“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鳂领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后汉书·班超列传》)。大月氏副王谢进攻班超，无法攻克，抢掠粮草，又无所得，果然疲惫不堪。班超估计其粮草将尽，必派人到龟兹求救，预先命几百士兵在东边埋伏，谢果然派兵带金银珠宝去龟兹求援。班超伏兵大出，杀死了使者，并派人拿给谢看。谢大惊，进退无据，只好遣使向班超请罪，希望能放他们一条生路，班超放他们回国，大月氏由是大震，与汉朝和好如初。

第二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皆降。朝廷任命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派司马姚光来送他。班超和姚光命龟兹废掉原来的国王尤里多，扶立白霸。姚光把尤里多带回了京师。

于是，班超驻扎在龟兹它干城。此时，西域诸国，只剩焉耆、危须(今新疆焉耆东北)、尉犁(今新疆库尔勒东北)三国，因为曾杀害西域都护陈睦，心怀恐惧，尚未归汉。其余各国，均已平定。

和帝永元六年(94年)秋，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的部队七万人，进攻焉耆、危须、尉犁。大军行到尉犁地方，班超派使者通告三国国王：“都护这次到来，是要镇抚三国。如果你们想改过自新，就让你们的高官出来迎接，当赏赐王侯已下，事情结束之后就可以回来。现在赏赐王彩五百匹”。

焉耆王广便派左将北鞬支送来牛酒，迎接班超。班超指责他说：“你虽然是匈奴侍子，但现在手握重权。都护亲自来，你们大王不按时出来迎接，都是你的罪过。” 班超手下的人劝他杀了北鞬支，班超不同意，他说：“并不是想你们所想的那样。这个人权重于王，现在还没有进到他们国内就把他杀了，他们就会怀疑我们，并做好准备设立关卡，我们怎么能到他们的城下呢！”于是班超送给北鞬支不少礼物，放他回国。焉耆王广见北鞬支无事，就亲率高官在尉犁迎接班超，奉献礼物。不过，他并非真想让班超进入他的国境。他一从班超那里返回，立即下令拆掉了国境山口的围桥。班超却从别的道路进入其国，在距王城二十里的地方驻扎部队。焉耆王见班超突然到来，出于意外，大惊，想逃入山中顽抗。焉耆国左侯元孟，过去曾入质京师，悄悄派使者向班超报信。班超为了稳定焉耆国贵族，斩杀了元孟的使者。班超定下时间宴请三国国王及大臣，声言届时将厚加赏赐。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及北鞬支等三十多人信以为真，一起到会。焉耆国相腹久等十七人害怕被杀，逃跑了，危须王也没有来。

宴会开始，大家坐定，班超突然变了脸色，责问焉耆王等“危须王为什么没来?腹久等为什么逃跑呢?”喝令武士把广、泛等一举捉获，并在当年陈睦所驻的故城，把他们全部斩杀，传首京师。又纵兵抢掠，斩首五千余级，获一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接著班超另立元孟为焉耆国王，为稳定局势，班超在那里停留了半年。至此，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归附了汉王朝，班超终于实现了立功异域的理想。

和帝永元七年(95年)，朝廷下诏曰：“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愍边萌婴罗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持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逾鳂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司马法曰：‘赏不逾月，欲人速莺为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后人称之为“班定远”。

九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抵达安息西境(今波斯湾)，未至大秦而还。班超久在边疆，年老思土。永元十二年(100年)，他上书朝廷，派儿子班勇送回洛阳。书中表现了殷切的思乡之情：“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闲，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

班超书奏上，朝廷并未马上召回他，而是搁置了近三年。后来，班超的妹妹班昭又上表章，希望汉和帝能垂怜悯，召班超生还：“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觿，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觿，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丐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永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超有书与妾生诀，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韂姬先请之贷。妾愚戆不知大义，触犯忌讳”。

和帝感其言，下令征召班超回汉。公元102年（永元十四年八月），七十一岁的班超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班超素有疾病，回朝后，病症加重。皇帝派中黄门前往慰问，赐给医药。九月里病故，享年71岁。

5·东晋法显西行

法显：中国海外取经求法第一人。法显（334年—420年），佛教高僧，俗姓龚，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地区）人，一说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卓越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也是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法显大师3 岁出家，20岁受大戒。为求取佛律，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自长安出发，西渡流沙，越葱岭至天竺求法，先后于北、西、中、东天竺获《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祗部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论》、《摩诃僧祗阿毗昙》等梵本；于狮子国（斯里兰卡）获《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经》、《杂藏经》等梵本；并由海路经耶婆提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于义熙八年(412)抵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历时14 年，游历29国，历尽艰险。次年达建康（今江苏南京），于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译6卷本《 大般泥洹 》、《摩诃僧祗律》、《方等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另撰有《佛国记》，记录了他的行程及见闻。

我国史书记载中，最早西行取经的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他于260年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西晋时，竺法护到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僧建到过今阿富汗境内。

法显（334年——420年），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地区）人，一说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他是中国佛教史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法显自小出家志坚贞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大发展。各种佛教流派，纷纷传入中土；佛教典籍，被大量翻译；全国各地广修佛寺；佛教信徒，迅速增多。西晋时，全国佛寺已有一百八十座，僧尼人数多达三千七百人。其后更是愈来愈多。法显正是生活在佛教在中国空前大发展的这个历史时期。

法显本姓龚，他有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亡，父母担心他也夭折，在他才三岁的时候，就把他度为沙弥（即送他到佛寺当了小和尚）。十岁时，父亲去世。他的叔父考虑到他的母亲寡居难以生活，便要他还俗。法显这时对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诚，他对叔父说：“我本来不是因为有父亲而出家的，正是要远尘离俗才入了道。”他的叔父也没有勉强他。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他回去办理完丧事仍即还寺。法显性情纯厚。有一次，他与同学数十人在田中割稻，遇到一些穷人来抢夺他们的粮食。诸沙弥吓得争相逃奔，只有法显一个站着未动。他对那些抢粮食的人说：“你们如果需要粮食，就随意拿吧！只是你们现在这样贫穷，正因为过去不布施所致。如果不抢夺人粮，恐怕来世会更穷。贫道真为你们担忧啊！”说完，他从容还寺，而那些抢粮的人竟被他说服，弃粮而去。这件事使寺中僧众数百人莫不叹服。二十岁时，法显受了大戒（和尚进入成年后，为防止身心过失而履行的一种仪式）。从此，他对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坚贞，行为更加严谨，时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之称誉。

法显历尽艰险取经归

东晋隆安三年（ 399年），六十五岁的法显已在佛教界度过了六十二个春秋。六十多年的阅历，使法显深切地感到，佛经的翻译赶不上佛教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寻求戒律。这年春天，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起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次年，他们到了张掖（今甘肃张掖），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组成了十个人的“巡礼团”，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慧达，总共十一个人。“巡礼团”西进至敦煌（今甘肃敦煌），得到太守李浩（即李）的资助，西出阳关渡“沙河”（即白龙堆大沙漠）。法显等五人随使者先行，智严、宝云等人在后。白龙堆沙漠气候非常干燥，时有热风流沙，旅行者到此，往往被流沙埋没而丧命。法显后来在他的《佛国记》中描写这里的情景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往直前，走了十七个昼夜，一千五百里路程，终于渡过了“沙河”。接着，他们又经过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到了niao夷国（今新疆焉耆）。他们在niao夷国住了两个多月，宝云等人也赶到了。当时，由于niao夷国信奉的是小乘教（印度佛教分小乘、大乘两大派），法显一行属于大乘教，所以他们在niao夷国受到了冷遇，连食宿都无着落。不得已，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回高昌（新疆吐鲁番）筹措行资。僧绍随着西域僧人去了yan 宾（在今克什米尔）。

法显等七人得到了前秦皇族苻公孙的资助，又开始向西南进发，穿越塔克拉玛大沙漠。塔克拉玛大沙漠又名塔里木沙漠（塔里木，在维吾尔语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这里异常干旱，昼夜温差极大，气候变化无常。行人至此，艰辛无此。正如法显所述：“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显一行走了一个月又五天，总算平安地走出了这个“进去出不来”的大沙漠，到达了于置国（今新疆和田）。于置是当时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他们在这里观看了佛教“行像”仪式，住了三个月。接着继续前进，经过子合国，翻过葱岭，渡过新头了那竭国。法显和慧应、宝云、僧景等人则经宿呵多国、犍陀卫国而到了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慧景到那竭国后病了，道整陪他暂住。慧达一个人去到弗楼沙国，与法显他们会面。弗楼沙国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慧达、宝云和僧景在这里了参访了佛迹以后便返回了中国，慧应在这里的佛钵寺病死。

法显独自去了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合，三人一起南度小雪山（却阿富汗的苏纳曼山。梵语中是对“大雪山”即喜马拉雅山而言）。此山也是冬夏积雪，三人爬到山的北阴，突然遇到寒风骤起，慧景受不住寒流的袭击被冻死了，法显抚摸着慧景的尸体，无限感慨地哭着说：“取经的愿望未实现，你却早死了，命也奈何！”然后与道整奋然前行，翻过小雪山，到达罗夷国。又经跋那国，再渡新头河，到达毗荼国。接着走过了摩头罗国，渡过了蒲那河，进入中天竺境。法显和道整用了四年多时间，周游中天竺，巡礼佛教故迹。

晋元兴三年（ 404年），他们来到了佛教的发祥地—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祗洹精舍。传说释迦牟尼生前在这里居住和说法时间最长，这里的僧人对法显不远万里来此求法，深表钦佩。《佛国记》载：“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未见汉道人来到此地也。”这一年，法显还参访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维罗卫城。

晋义熙元年（ 405年），法显走到了佛教极其兴盛的达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他在这里学习梵书梵语，抄写经律，收集了《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经》、《摩诃僧祗阿毗昙》等六部佛教经典，一共住了三年。道整在巴连弗邑十分仰慕人家有沙门法则和众僧威仪，追叹故乡僧律残缺，发誓留住这里不回国了。而法显一心想着将戒律传回祖国，便一个人继续旅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又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印度泰姆鲁克）写经画（佛）像，住了两年。

东晋义熙五年（ 409年）年底，法显离开多摩梨，搭乘商舶，纵渡孟加拉湾，去到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他在狮子国住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求得了《弥沙塞律》、《长阿舍》、《杂阿含》以及《杂藏》等四部经典。至此，法显身入异城已经十二年了。他经常思念遥远的祖国，又想着一开始的“巡礼团”，或留或亡，今日顾影唯己，心里无限悲伤。有一次，他在无畏山精舍看到商人以一个中国的白绢团扇供佛，触物伤情，不觉凄然下泪。

法显著书译典后世传

东晋义熙七年（ 411年）八月，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坐上商人的大舶，循海东归。舶行不久，即遇暴风，船破水入。幸遇一岛，补好漏处又前行。就这样，在危难中漂流了一百多天，到达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晋的苏门答腊岛，一说爪哇岛）。法显在这里住了五个月，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广州进发。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风，船失方向，随风飘流。正在船上粮水将尽之时，忽然到了岸边。法显上岸询问猎人，方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山东即墨）的劳山。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嶷听到法显从海外取经归来的消息，立即亲自赶到海边迎接。时为东晋义熙八年（ 412年）七月十四日。法显65岁出游，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历经十三年，回到祖国时已经七十八岁了。在这十三年中，法显跋山涉水，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

法显在山东半岛登陆后，旋即经彭城、京口（江苏镇江），到了建康（今南京）。他在建康道场寺住了五年后，又来到荆州（湖北江陵）辛寺，元熙二年（ 420年），终老于此，卒时八十六岁，一作八十二岁。他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经典六部六十三卷，计一万多言。他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抓紧译经的同时，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佛国记》全文九千五百多字，别名有《法显行传》、《法显传》、《历游天竺纪传》、《佛游天竺记》等。它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重要的史料。法显去印度时，正是印度史上的黄金时代—芨多王朝（320年－480年）有名的超日王在位的时代，关于芨多王朝古史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超日王时的历史，只有依靠《佛国记》来补充。中国西域地区的鄯善、于阗、龟兹等古国，湮灭已久，传记无存，《佛国记》中所记载的这些地区的情形，可以弥补史书的不足。《佛国记》还详尽地记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因而后来被佛教徒们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此外，《佛国记》也是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而史书上却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记述。《佛国记》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成为中国最早的记录。

法显以年过花甲的高龄，完成了穿行亚洲大陆又经南洋海路归国的大旅行的惊人壮举，以及他留下的杰作《佛国记》，不仅在佛教界受到称誉，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唐代名僧义净说：“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他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沙勒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他还把《佛国记》中关于耶婆提的描述称为“中国关于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比较详细的记载”。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把《佛国记》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的指南。印度学者恩·克·辛哈等人也称赞说：“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

6·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为唐代著名高僧唐玄奘口述，门人辩机奉唐太宗之敕令笔受编集而成。《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为玄奘游历印度、西域旅途19年间之游历见闻录。其中，包括玄奘游学五印，大破外道诸论的精彩片段，高潮迭起。《大唐西域记》分12卷，共十余万字，书前冠以于志宁、敬播两序。卷一记载了今天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经之地。卷二之首有印度总述，

卷11分述五印度的各国概况，其中摩揭陁一国情况占去了8、9两整卷的篇辐。卷12记载了玄奘返国途中经行的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概况。

全书共记述了玄奘亲身经历的110国和得之传闻的28国情况，书中对各国的记述繁简不一，通常包括国名、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历时计算法、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食物、衣饰、语言、文字、礼仪、兵刑、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大小乘教的流行情况等内容。全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叙事翔实，再加上执笔人辩机学精内外典，文笔优美简洁，使全书增色不少。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城邦，包括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亚地区、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情况。书中各国的排列，基本上以行程先后为序：卷一所述从阿耆尼国到迦毕试国，即从中国新疆经苏联中亚抵达阿富汗；卷二为印度总述，并记载了从滥波国到健驮罗国，即从阿富汗

《大唐西域记》　进入北印度；卷三至卷十一所述从乌仗那国至伐剌挐国，包括北、中、东、南、西五印度及传闻诸国；卷十二所述从漕矩吒国至纳缚波故国，即从阿富汗返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该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各地的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政治、经济生活、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叙述。特别是对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的故事传说，都作了详细的记载。记事谨严有据，文笔简洁流畅。该书对研究古代中亚及南亚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玄奘的记述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印度的史料，如关于古代印度的地理、政治、赋役等状况；关于杰出的梵文文法学家波尼尼(p╣╯ini)；关于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毗卢择迦王(Vi╨ū╨abha)、阿育王(A▂oka)、迦腻色迦王(Kani╙ka)等，该书都提供了很宝贵的史料。所述佛教史上几次著名的结集，大、小乘部派的分布，一些著名佛教学者的活动等，更是印度佛教史研究的难得资料。该书也是中亚和南亚考古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考古学家曾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发掘和鉴定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历史遗址和文物。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就是据该书提供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

近代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该书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对书中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和宗教、社会、语言、民族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诠释和探讨。其中如人名、地名的还原和今地所在，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书中尚待研究的问题还很多。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东起中国新疆、西经伊朗、南达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至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气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动物等情况，而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反映该地区中世纪状况的古文献极少，因而成了全世界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中世纪华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盂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克什米尔地区及中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

《大唐西域记》业已问世130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显示出这部着作的灿烂光辉。对于具有悠久文明的印度古代地理、宗教而言，此书是基本史料，7世纪前后印度混沌的历史地理，赖此书得以在幽暗中略睹光明、散乱中稍有秩序。

对印度某些佛教圣地进行历史考察或考古发掘，唯一的文献指导书就是玄奘的这部着作，印度对那烂陀寺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玄奘记载的正确无误。人们如果想了解阿富汗境内覩货逻(吐火罗)故国的地理布局、巴基斯坦境内健驮罗、乌苌地区情况、中国新疆和田文化遗址的分布等等，舍此书而无他求。因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时常以此书为参照。印度的考古工作更是如此，1971——1974年印度考古学家在北方邦的比普拉瓦重新进行发掘，确认了这是玄奘书中迦毗罗卫的真正故址。

现在，国内外利用《大唐西域记》做局部课题研究的成果为数更多。书中对印度历史上许多事件都有所记述，它对确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起过很大作用，卷5中关于戒日王的记载是研究中印关系的重要史料，历史学家据此还写成了多种研究戒日王的专着。书中对迦腻色迦王的记载，为这个热点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至于佛教史料，那就更多了。现在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古代印度问题而不引用《大唐西域记》的书，因为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是找不到的。像《大唐西域记》这样内容丰富、记载国家之多、记载之翔实，就连玄奘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它。实际上，玄奘所留下的这部地理学着作业已超越了中国的范围，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有关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7·西游记：叙述唐僧师徒四人历尽千辛万苦西天取经的故事

《西游记》，又名《西游释厄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编撰而成。此书描写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小说生动叙述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尽艰险曲折，胜利到达西天的奇妙的故事，故事告诉人们：为了寻找、追求、实现一个美好的理想和目标，为了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必然会遇上或多或少的、或大或小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必须去顽强地战胜这些困难，克服这些挫折与困难。主题思想：小说通过唐僧取经的故事，刻画了孙悟空的形象。表现了他蔑视权威，不畏强权，除恶务尽的战斗精神，这个形象鲜明地反映了人们战胜邪恶和征服自然的崇高理想。

　《西游记》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前七回是全书的引出下文的部分，安排孙悟空出场，交代清楚其出身、师承、能耐、性情；一边通过孙悟空在天、地、冥、水四境界穿越，描绘四境界风貌，建立一个三维四境界立体思维活动空间。八至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唐太宗入冥故事，交待去西天取经缘由。十三至一百回写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白龙马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释佛法渊博。

西游记故事来源

玄奘游学取经经历记录在《大唐西域记》，该游记主要记录了各国。　　国名、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食物、衣饰、语言、文字、礼仪、兵刑、风俗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大小乘教流行情况等内容，没有故事，神话故事是后人模仿佛教寓言故事创作的。玄奘游学取经经历简单如下：

612年，玄奘13岁，破格以沙弥身分录入僧籍，居净土寺。隋末玄奘西游大乱，从兄西去长安，然后逾剑阁而抵蜀都。622年，23岁，与商人结侣，经三峡至荆州，北转相州和赵州，足迹及于半个中国。沿途既讲且学，质难问疑，探索不止，最后入于长安。在这里，玄奘继续多方参学。

629年，（李世民登基第三年）30岁，玄奘陈表出国，在高昌王和突厥叶护可汗的大力赞助下，玄奘艰难地通过了中亚地区，进入北印度境，渡印度河，经呾叉始罗，至迦湿弥罗，在这里参学两年。随后至磔迦国（旁遮普西部）、那仆底国、阇烂达国（贾朗达尔）、曲女城……633年，34岁，到达王舍城，入那烂陀寺。玄奘在那烂陀寺被推为十大德之一，地位尊崇，待遇优厚。他着重听戒贤三藏讲《瑜伽师地论》，旁及瑜伽行派的其它论著和有部、中观诸派的代表，前后历时5年。

638年，39岁，玄奘离开那烂陀寺，继续游学东印、南印和西印诸国。642年，43岁，再回那烂陀寺。戒贤请他为寺众主讲《摄大乘》、《唯识决择》。 ……戒日王和拘摩罗王隆重接见玄奘，决定在曲女城为玄奘召开五印论师大会。到会者有18国王，僧众3000余，婆罗门及尼乾外道2000余，那烂陀寺僧千余。作为论主的玄奘将论意写出，由明贤法师读示大众，并别悬一本于会场门外，请人问难，竟18日无人发论。玄奘取得全胜，被美为“大乘天”和“解脱天”。 643年，44岁，玄奘谢别戒日诸王，踏上回国路程，645年，46岁，被荣耀迎进长安。首尾历时17年，亲践110国，传闻28国，带回经书657部。646年，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12卷。

8·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指自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郑和率众七次远航的历史。1405年7月11日﹙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郑和在船上因病过逝。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多个国家航海世界多几十年，是中国明朝强盛的直接表现。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八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一行历次出使，每到一地，均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敕，其次则对其王、妃、臣、僚等加以赏赐，如前述之金币及锦绮纱罗等物，以后，当地国王或酋长或有所贡纳。最后，则为郑和一行将所带货物交换当地土产。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 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郑和下西洋具有历史性的突破，他的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到达南端的好望角，也就是说抵达了大西洋，涉及三大洋，为此前的中国航海史上所没有，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要早83年和107年，在当时靠木船、仅凭借自然的风力航行，克服海上种种困难是非常了不起的。不仅要有航海技术、造船技术、航海经验，掌握海洋知识，而且也需要勇气和探险精神。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5世纪初中国人的伟大海上航行”。梁启超：“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孙中山：“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

　　穆斯林太监郑和的一生，是中国明成祖时期海洋扩张政策“最惊人的展现”。

郑和的成就清楚证明中国有称霸海洋成为海洋帝国的潜力，东南亚攸关中国经贸和国防的港口，郑和采取了积极干预内政手法。

郑和发现美洲论

　　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

（1）2006年1月16日，北京和伦敦的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同时展出一张1763年绘制的附注有永乐16年(1418年)的中国航海地图。该中国航海地图有详细的航海区域，以及绘画美洲、欧洲、非洲的的轮廓。除此以外，该图更附有对美洲土著（肤色黑红、头和腰戴羽毛），以及澳洲土著（肤色黝黑、赤身、腰部戴有骨制品）的描术。唯一缺憾是该航海地图中没有不列颠岛的记载。 根据该地图的收藏家中国律师刘刚称，他是在2001年以500美元从一个上海商人处购得该地图，并且因为读过上文提到的《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而得知该航海地图的历史重要性及意义。

（2）郑和航行前后达28年,他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郑和赠给各国国王厚礼，以示友好，船队带去丝绸、瓷器、铜铁器、金银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当地特产。随行官员随时记录见闻。回航时，各国派使同来，赠珍宝特产给明皇帝，并与中国商人交换。友好的交往，扩大了贸易，也增进了了解。郑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南洋等地的人民一直纪念这位和平友好的使者，在一些城市里，至今还保有纪念郑和的寺庙和胜迹。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

9·陈毅西行

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西行》是《六国之行》第一首诗，是一首典型的隐喻诗，它的每个表象和直呈背后都有所暗隐和喻指。它以大鹏作为核心的隐喻型意象，以风雷作为革命运动和世界动荡的象征结构该诗。诗的大气磅礴正在于这两个大气磅礴的喻象的运用。

陈毅自1954年调到中央、尤其是1958年兼任外长以后，到世界各地频繁出访。他坚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为打开中国的外交局面，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促进反帝、反殖、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惊人的工作。他诗歌很大的一方面是反映这个主题的，其中，《六国之行》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

1964年春，陈毅访问了亚非14国，1964年秋，又开始了六国之行。从10月底到11月初，陈毅率领政府代表团参加阿尔及利亚革命起义十周年庆典，途经巴基斯坦、阿联和缅甸。回到北京只停了一夜，就又启程去柬埔寨庆祝独立日。回到北京四天后，又应邀出访印度尼西亚。当时，赴柬埔寨庆典时，正赶上美国飞机每日狂轰胡志明小道，而陈毅乘座的专机就决定取道胡志明小道上空飞行。那天，美国飞机躲躲闪闪，陈毅安然坐着下围棋，还半开玩笑地说：还有美国飞机护航哩，由此，六国之行的路途之险和陈毅元帅的将帅之气可见一般了。

《六国之行》这组五言律诗，就是在这次出国访问期间写成的。春、秋两次访问，陈毅共写十几篇诗作。出访归国，在三届人大会上，承蒙毛泽东询问近作，1965年春，陈毅把《六国之行》的七篇诗作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其中第一首作了修改，并且加了一个题目：西行。还在回信中称赞陈毅的诗大气磅礴。这是毛泽东与陈毅的亲密友谊与诗词交往的生动体现。1957年国庆，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陈毅谈到诗歌方面的事情，说陈毅的诗有些诗味。后来，他们又多次谈诗。1965年，毛泽东写信谈诗、评诗和改诗的事，更说明他们的诗词交往方面过往甚密。

陈毅的西行，本来就大气磅礴，再加上毛泽东鹏翼展鸟途通千钟酒万仞葱的神采之笔，更显豪情盖世了。该诗也因为经过毛泽东亲笔斧正，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一个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翻开中国的历史，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不断地向西方学习：

——唐朝的“西天取经”（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开始了他的西行。途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偷渡玉门关，历5天4夜滴水不进、艰难地通过了800里大沙漠，取道伊吾[今新疆哈密]，年底到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后又沿天山南麓继续西行，经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翻越凌山[今天山穆素尔岭]，沿大清池[今古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西行，来到素叶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玄奘继续前进，经昭武九姓中的石国、康国、米国、曹国、何国、安国、史国[皆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翻越中亚史上著名的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到达今阿富汗北境，由此又南行，经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来到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东行至现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城，进入了印度。贞观十七年[643年]春，玄奘携带657部佛经，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南线回国，两年后回到首都长安。玄奘此行，行程5万里，历时18年），可怜只是到了印度，以为到了西方了，实际上还是在东方。那时就有了“西天极乐世界”这样对西方的美好憧憬。

10·——到了近代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对中国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才真正的开始认真的学习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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