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醇亲王奕譞来说，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日是惊心动魄的一天。
下午5点，他那饱经病痛的折磨，全身溃烂的侄子——同治皇帝，终于六脉断绝，牙关紧闭，瞑目而逝，结束了他那19年短暂而痛苦的人生之旅。
当醇亲王与其他重臣被召入养心殿西暖阁时，知道慈禧太后就要对帝统承继大事做出安排了，心情不免万分紧张。果然，只见慈禧果断地说：
“文宗无次子，今遭如此剧变，如果继位的人年纪大，我们实在不愿意，必须是年纪幼小的，才可以教育。现在，我们一句话就定下了，谁也不许更改。我们两人（指慈禧和慈安）已经一致决定，你等恭敬听着，奕譞长子今年四岁了，而且是至亲，即宣召他即刻入宫继位！”
早在同治帝病情垂危之际，王公大臣们就已纷纷私下议论由谁继承皇位。按清朝祖宗家法，皇帝死后无子，应从皇族近支中选一个晚辈的人继承帝位。载淳的下一辈属“溥”字，按惯例应该从“溥”字辈中选一人过继给载淳为子，立为嗣帝。而在“溥”字辈中，王公大臣们普遍认为道光帝长子奕纬的长孙溥伦是最合适的人选。
听了慈禧的谕旨，不仅其他诸重臣大吃一惊，就是被宣布为新帝的父亲醇亲王也“敬惧敬惟，碰头痛哭”，以致“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帝，本应是件天大的喜事，醇亲王何以如此这般悲痛欲绝，惊惧得昏晕在地？
原来，醇亲王天生胆小怕事，明哲保身。他长期依附慈禧太后，对慈禧的阴毒和权欲有极深的了解。自己的儿子当了皇帝后，他作为皇帝的生父，必然被推到太上皇的高位上，而这必然与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发生冲突。一想起慈禧的苛毒险恶，他便不寒而栗。醇亲王心里非常清楚，慈禧立载湉为帝，只不过是利用自己的儿子来达到她垂帘听政、操纵朝政的目的。一想到自己亲爱的儿子落入这个阴险的女人手里，他怎能不感到万分绝望和悲痛呢？
自从儿子被宣布继承皇位后，胆战心惊的醇亲王为了保全自已和儿子的性命，立即向慈禧上书，坚决要求退出政治舞台。他在奏书中说： “臣侍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何图昊王不吊，龙驭上宾，臣前日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勿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惟有哀退，皇太后施恩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帡幪于此日，正邱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既矣。”
在这份奏折里，醇亲王简直就像大难临头，遭遇杀身之祸那样，可怜兮兮地恳求慈禧“曲赐矜全，许乞骸骨”，把自己当作一个废人，以保全自已的身家性命。
慈禧选定载湉为帝，除了看他“年幼可教”，又是自己亲妹妹的孩子等各种因素外，奕譞这种软弱怕事的性格，也是深为专横的慈禧所喜爱。果然，醇亲王的奏请正中下怀，慈禧便顺水推舟，将醇亲王的一切职务全部解除。但为了表示自己的恩典，慈禧在革去醇亲王一切职务的同时，又赏给奕譞一个“世袭罔替”的崇高荣誉。尽管这只是个虚名，但醇亲王还是诚惶诚恐，一再推辞。慈禧为了给别人看，坚决不允，醇亲王才勉强接受了这个称号。
即使这样，醇亲王仍感到有危险。自己可以夹着尾巴，但如果有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抬高自己的身分，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招来莫须有的横祸。因此，光绪元年（1875）正月初八日，醇亲王又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份名叫《豫杜妄论》的密奏，要求将这份密折存留在宫中，表示即使以后皇帝亲政，如果有人上书抬高“皇父本生考”的身分，“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
总之，儿子登极，并没有给醇亲王和他的儿子带来“齐天洪福”。恰恰相反，醇亲王父子作为慈禧专权的工具，从此陷入专横阴毒的罗网中。醇亲王战战兢兢地夹着尾巴做了16年“皇父本生考”，在慈禧“谦卑谨慎，翼翼小心”的称赞中抑郁成疾，在自己的儿子刚刚亲政不久便病死了。而自己的儿子载湉，更是在慈禧这个专制魔鬼手中饱受折磨，年仅38岁便含冤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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