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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安徽泾县举人查秉钧的夫人诞下一子，取名查谦。不过，查秉钧似乎不怎么高兴，此前两年，甲午海战爆发，中国惨败；此前一年，《马关条约》签订，丧权辱国。身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命的读书人无不痛心疾首。
诚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有志之士把板子打在科举制上，认为朝廷几无可用之人，遂致国事荒废如此，“明太祖既一海内，与其佐刘基以四子书章义试士。行之五百年不改，以至于今。”
将晚清时中国衰弱归因于科举是一种常见的说法。日本学者原胜郎说：“人曰中国衰微之根源乃科举也，呜呼！科举果其罪乎？”
“科举”即分科举人（选拔人）之意。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杨坚，继行于隋炀帝杨广。
其实，科举制出现之前千多年，选拨人才历来就是国家大事。《周礼·地官·乡大夫》记载，早在周代就通过三年一次的“大比”来选人，主要考查“德行道艺”。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一般凭军功选拔人才，或由士大夫推荐人才。另外，养士也是一种独特的选才途径。“四大公子”就以养士闻名于世。
到了汉代，选拔人才有试士和察举制。《说文解字叙》称：“学童十七以上与试”，能诵九千字，就可做史。汉武帝初即位就下令天下察举孝廉和秀才。董仲舒建议举孝廉要分四科：德行志节、修学通经、明习法令、刚毅多略。到东汉末年，察举制度已偏离正道，当时有童谣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
魏晋时期仍沿袭汉代察举孝廉、秀才之法。魏文帝时，尚书陈群认为传统察举制度使“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把品评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到了晋代，九品中正官为豪门所操纵，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加强集权，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
由是观之，科举制度本质就是文官遴选制度，打破门阀垄断，将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尽数纳入政权体系，为王朝效力。
但科举制度非常复杂，历朝逐次加以改良，既有唐代选拔数学和法律人才的明算科和明法科，也有考经学和文学的明经科和进士科，还有明清以八股文为主要考试内容的古代考试制度。
近代以来，批判科举制的矛头基本上都是对准八股文，可以说是八股文连累了整个科举制度。“一为八股文之反动，二为外患之刺激。”康有为指出，改科举莫急于废八股。梁启超则要求立即“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
1898年，维新变法开始，清廷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凡乡会试和童生考试一律改试策论。那一年，查秉钧考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帝想留他为变法出力，然不被慈禧太后所容，放至贵州任职。他不忍国家民族被列强蚕食，上《集民团疏》一文，主张团民为兵，济兵力之穷。
1901年，就连实权派在停办科举上亦有共识，袁世凯等人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清廷第二次诏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办新学、练新兵、选派留学生，国家教育及选官标准，转向西学。
1905年，朝廷下诏：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辜鸿铭说，大清朝亡了，剪掉脑袋后的辫子容易，但要剪去心中的辫子实则难矣。
科举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早已积淀为民族记忆，生长在此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都带有考试传统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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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废除后，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被打散，知识精英不再扎堆进入朝廷，各行各业能人辈出。6年后，辛亥革命遂成。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据他“五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理论，拟建南京考试院，但袁世凯上台后，倒行逆施，继而北洋军阀混战，南京考试院实则一纸空文。
故而，民国时期，高校自行招考，时间错开，考生可以报多所高校。
民国时期有三类高校，公立大学（国立、省立）、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公立大学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等；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私立大学如震旦大学等。
查秉钧为官清廉，辛亥革命后返乡时甚至无以为生。民国时期，他曾做国会议员，但不愿同流合污，辞任回老家。他的书法精妙绝伦，卖字过活。作为前朝老翰林，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是为国家计，还是为个人计，他都不会让儿子重走自己那一代读书人的老路。
1915年，查谦考入于金陵大学文学系，4年后，他毕业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迎来了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查谦远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改学物理。
类似例子还有钱伟长，他考清华大学时，历史满分，物理18分，他叔叔钱穆很欣慰，以为找到学术接班人。但“九一八”事变后，钱伟长改学物理，立志要技术报国。
1923年，查谦获博士学位，回国，经赵元任引荐，到东南大学任教。两年后，他的儿子出生，取名査全性。
1927年，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考试院才被提上议程，戴季陶充任院长，先后颁布《公务员任用条例》、《公务员任用法》、《公务员奖惩条例》、《文官考试法》等。可见，考试院更多是选拔和管理官员。至于大学招生考试，仍是各校自主决定。
就此，中国考试制度发生分野。古代科举制度是选才与选官并举，通过考试即可做官。但20世纪后，大学招生考试只为选才，若想进入公务员队伍，还需另外考试，但大学文凭是充分必要条件。
民国时期大学录取比率很低，考试成绩是重要标准，但也不完全唯分数论，会根据学生的素质、才能，破格录取。钱钟书、闻一多、罗家伦、臧克家等人，就这样脱颖而出，被后世当做美谈。
那时，大学招生，教师自主权很大，但有一个核心前提，须公开公平公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小女儿成绩不达标，照样被清华大学拒录。
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查谦锐意改革，旋遭排挤，1932年转到武汉大学任教，为该校物理系奠基人之一，他大力提倡实验之风，着手招录和培养物理人才。
大学自行招考虽然给了考生多次选择机会，但成本实在太高。民国时期的高校主要集中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对于外地考生来说，很费周折。如同时报考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那么就要先去北平，继而去南京，最后折去武汉，路途迢迢，实属不易。
舆论对高校各自为政的招生制度，颇多抱怨。1937年，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进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简称“五大名校联考”。
1938年9月的头3天，民国时期的第一次全国统考举办。全国分为12个招生区，分别设在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因南京、上海、北平等地被日寇占领，不设招生点。学生到招生区参加考试即可。
当查谦为中国的物理教育事业宵衣旰食时，查秉钧夜以继日写字义卖，得款悉捐灾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去芜湖长街设摊卖字，得款购得军机捐献抗日。1941年，在重庆遇日寇飞机轰炸遇难。
由于战事频繁，全国统考坚持4年便结束。抗战胜利后，局势依旧动荡，全国统考没能恢复起来。高校还是自主招生。査全性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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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政府接管高校，招生沿用旧制，即由学校单独招生考试。
1950年，査全性从武汉大学毕业。
1952年6月，教育部发布规定，首次明确规定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从此，中国高校招生进入“高考时代”。第一次参加高考的考生有5.9万人，录取了5.32万人。录取名单先由报纸公布，后寄发录取通知书。
一年后，刘道玉参加高考，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那时査全性已留校任教。也是在1953年，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成立，查谦被调到该校，出任院长。
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认为高考是政治挂帅，分数挂帅，是“对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实行专政”。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取消高考。
1970开始，部分高校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及下乡知青做学生，出现高考特定名词：工农兵大学生。这三年的高、初中毕业生被称为“老三届”。
按照伟大革命导师的本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的心底是无私的，学校的审查是严格的，工农兵大学生绝对“又红又专”，皆为国之栋梁。
但实际上呢，1972年5月，北京市对11所高校搞了一个调查，学员入学前小学文化程度占20%，初中文化程度占60%，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20%。被推荐上大学的都是关系户：村干部子弟、工厂领导子弟以及部队高干子弟。
历史学家雷颐回忆自己当兵时的经历，西安工程学院给部队一个推荐名额，被推荐的就是一位高干的儿子，连队里都很愤怒。“大家最愤怒反感的是上大学资源很少，但是走后门的量极大，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人性就是这么奇怪。文革前，不堪巨大的竞争压力，巴不得取消高考。可一旦考试制度废除了，平民百姓根本没有上升的渠道。当陷入依靠权力、金钱、关系来进行无序的恶性竞争之后，就会无比怀念考试制度。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
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
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大学后，高举斗争旗帜，造反压倒一切，高校教学实则瘫痪。查谦身为院长，还被学生批判和殴打，身体遭受极大创伤，1975年就离世。
1976年，文革结束，查全性已是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刘道玉则是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一年后调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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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正式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7月29日，在听取中科院负责人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汇报时，要求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与“四人帮”没有直接牵连的人参加。
中科院和教育部确定了参加座谈会的33位专家学者。其中教育界15位，由刘道玉选定。武汉大学谁来？刘道玉选上了查全性。因为共事过，刘道玉了解查全性，学养深厚，人品正直，敢于说话。
8月1日，查全性坐飞机到北京。参会人员都是科教界名人，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还有中科院的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等等，年龄多在六七十岁。52岁的查全性算是年纪轻、辈份浅。
座谈会开了5天，最后一天下午。清华大学校长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个话题触动了查全性，他再也忍不住了：
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一，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文化大革命”前17年靠分，现在靠权；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不当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四，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他建议，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招生名额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
一个月前，教育部已经召开招生会议，并确定了方案。邓小平的想法是，经过一年准备，1978年再正式恢复高考。但查全性认为，宁可推迟两个月高考，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浪费损失可就大了。邓小平一锤定音：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1977年10月20日，新华社发出通稿，公布恢复高考。当时在上海郊区务农的知青许纪霖是在长江一条船上的广播里听到这则消息，“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道曙光，我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感觉就象是我坐的船一样，轻舟已过万重山，接下来将是一片开阔的水面。”
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全国有573万多人报名，于当年12月11日－13日举行，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其中下乡青年占16.49%，回乡青年占35.33%。1978年7月，又有610万考生进入考场，积压许久的知识青年们扬眉吐气，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就此改变。
后来把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的大学生称为“新三届”。现任总理、最高法院院长、外交部长等各界翘楚，都是“新三届”。
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时，已是历史学家的许纪霖总结：文革结束后，中国要搞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不再是毛时代的乌托邦理想，需要新的动力，就是知识。邓小平通过恢复高考作为突破口，带动整个社会由乱到治。高考不仅是人才选拔制度，它还是规范整个社会发展取向的制度安排，确定了社会精英的选拔标准。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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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使得精英重新回到体制里，既稳定了社会，又解放了生产力，中国得以高速发展。
但进入1990年代后，高考的弊端日益显现。改革开放之初，知识主要靠量的累积，但中国与全球化接轨后，知识则要求质的飞跃，创新是第一要务。而高考与创新人才的培养产生了严重错位。
也是从那时起，超级中学先后进入大众视野，有三所学校最为典型：黄冈中学、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
其实“黄冈神话”始于1979年，只不过媒体不发达，外界不知而已。黄冈中学在全地区择优选拔了23名学生组成“尖子班”，结果成绩惊人：所有学生全部考入重点大学，并囊括了当年湖北省总分第一、二、三、五和第六名，仅失第四名。引起全省轰动，有兄弟学校怀疑黄冈中学作弊，并向上告状。
1980年，黄冈中学再次拿到全省第一，“黄冈神话”的称号不胫而走，6年后达到鼎盛，309人报考，升学率达91.4%，600分以上高分者达30人，占全省1/9，且囊括全省理科第一、二名，文科第一名。
1990年，国际数学奥赛首次在中国举办，中国队6名选手中，来自黄冈中学的王崧、库超分获金银牌。人民日报等媒体大肆报道后，黄冈中学声名鹊起。
那些年，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所有省份一张卷。各科命题都会受到黄冈中学的影响，该校不少老师还担任过出题人和阅卷老师。
改变发生在2002年，教育部推动各地自主命题，黄冈中学不再是标杆。2004年之后，各省分批试点“新课标”改革，湖北省不在首批试点名单中，黄冈中学的应试优势变成了劣势。
这两次改革，“标志着黄冈中学的话语权几乎消失”，再未出现过省高考状元。而从2014年起，教育部规定奥赛获奖者将不再具备高考保送资格，于黄冈中学而言无疑是釜底抽薪。
高考是一条河，大水奔腾，滔滔不绝，遇有淤塞，自会改道。衡水中学是继黄冈中学后的另一个“神迹”，并发扬光大。
衡水中学简称衡中。2015年高考，衡中一本上线率88.6%，而河北省一本上线率仅8.5%，119人被清华北大录取，包揽全省文、理科状元；2016年高考，衡中一本上线率92.44%，包揽河北省文理科前四名；2017高考，理科前十名，衡中占7人，包括状元；文科前十名，衡中占2人，176人被清华北大录取。
天底下无新鲜事，衡中的成功与黄冈中学如出一辙：生源！
衡中是一个学校集团的简称，至少有三个成员：公办的衡水中学、公办民助的衡水一中、民办托管的衡水中学实验学校。
河北省中考是全省统一考试，公办的衡水中学只能接收本地毕业生，相比省会石家庄的重点中学，生源实在一般。但是，衡水一中和衡水中学实验学校并非公办，可以从河北全省乃至省外大面积招生。如2017年中考，衡中三所学校共计招生5127人，其中衡水本地生源1837人，占比36%。外地生源3290人，占比64%。
有了源源不断的“尖子生”，超级中学才能够“撒豆成兵”。黄冈中学当年也尝试过集团化办学之路，但财力匮乏，难以为继，错过最佳期。
而毛坦厂中学则是趟出了另外的一条路，更为悲壮，也更具有样本意义。
毛坦厂中学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的山区小镇，师资力量谈不上精良，更没有黄冈中学和衡水中学的优质生源，主力军是高考复读生，通过一年的“魔鬼训练”，让落榜生脱胎换骨。近五年高考，本科过线率都超过90%。
在校生约3万人，参加高考的学生超过1万，每年的万人送考场面，蔚为壮观。毛坦厂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考镇，毛坦厂镇成为了毛坦厂中学的附庸。
1999年，大学扩招，自后多次改革，本科包括一本、二本、三本。毛坦厂中学的考生绝大数都是考过三本和二本，在很多名校看来，这算不得佳绩。
但毛坦厂中学超过80%的生源来自农村，清一色的“留守儿童”，对他们而言，高考是唯一的机会！考上大学，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考不上大学，命运几乎不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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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就此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近1000万人参与的高考，从人才培养上，已是沉疴难治，积重难返，在人才选拔方面越来越显示出荒谬性；但是它又不可或缺，因为维系着非教育的社会流动及社会稳定，这个作用更加核心，而且得到了社会大部分人的拥护。
这其实就是科举制度诞生的要义。科举制传递出一个观念：知识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出身贵贱，只要会读书，能通过考试，就可以跻身精英之列。
孙中山在日本、英国游历多年，曾经说过“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东渡日本后，对中国的科举革废作了反思，并于1910年主张恢复科举。
钱穆认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
所以，考试制度是定标准。越能量化越能体现公平，尤其是在向来缺乏诚信体系和习惯于暗箱操作的中国。
社会学家孙立平说，现在社会已经处于“失衡”和“断裂”，成员普遍彼此缺乏信任，各阶层已割裂，宛如两个社会。
底层民众，乃至中产阶级，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一个制度，能够保障他们及后代，有可能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往上流动。高考，正好满足社会流动的要求，这是公正至上。人才选拔不再是唯一目的，更重要的是让不同阶层之人都能够得到机会，平等的竞争。
其实，老百姓何尝不知道，这种合理性，它是形式的合理性。只要是考试，就没有绝对公平。从古代科举制到当代高考皆是如此。
最大的不平等来自录取名额。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百人。这在柳宗元的《送辛生下第序略》可见：“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所以山西人白居易冒充安徽人应考，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高考移民”。
宋代也有录取名额严重失衡的问题。欧阳修在写给皇帝的信中说：“东南州进士取解者，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两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意思是录取率低的州100：1，录取率高的州10：1。比例之悬殊，令人惊诧。
在录取比例悬殊的地域中，京城一直扮演着“低分洼地”的角色。南宋首都开封府加国子监的考生，登科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在清代，顺天府（北京）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
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依旧没有改变。清华北大等名校的农村生源录取比例已降到个位数，饶是如此，几百万考生还是为三本、二本而孜孜以求。
高考制度既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既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
黄冈中学在教室前方摆放草鞋和皮鞋，警示学生，考上大学穿皮鞋、吃公粮。没考上大学，继续穿草鞋，回家去种粮；衡水中学把教学楼的窗户和围栏都用钢条封死，防止学生不堪考试重压，自寻短见；毛坦厂中学的考生们朝夜空放飞心愿灯，向校外那棵老槐树一步一叩，祈祷好成绩；在广州、在杭州、在成都，有良好背景的女家长们，不约而同穿起旗袍送考，寓指子女旗开得胜。
残酷？土炮？迷信？可悲？……可这才是最广大的普通人的梦想和努力。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尊重呢？
历史上有些事物创制时轰轰烈烈，不久便销声匿迹。有些事物却如古语所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高考便属于“始简毕巨”的事物。
可以预见，高考还将长期实行。诚如历史学家雷颐说，“我们首先不是争取更好，我们是要防止更坏。”
2017年，为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查全性教授1977奖教金”于武汉大学设立。
向刘道玉先生和査全性先生致敬，感谢他们的勇气和担当，推开了当代高考的大门，改变了万万人命运！更要向那些从高考的硝烟中走过和即将走过的万万人道一声辛苦！
参考文献：
1.《晚清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本杰明·艾尔曼
2.《黄冈中学神话解读》，袁小鹏
3.《高考恢复三十年的思考》，许纪霖
4.《为科举制平反，梁启超“复科举便！”》，刘海峰
5.《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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