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九九消寒
一部電影，製作於2014年，壓了四年才等到上映，宣發費是製片成本的兩倍，揹負著所有參與人員的期望，結果首映排片僅3%，上映一週不到緊急撤檔，你是導演，你急不急？
這部電影就是由知名編劇、導演李非自編自導的《命運速遞》。日前，李非發表了一篇名為《今天下檔了！》的文章，引發圈內關注。
影片市場表現不佳，緊急撤檔，基本可以排除影片品質不過關這一原因。《命運速遞》製作成本雖然只有200萬，但該片品質優良，豆瓣評分6.7，三星及以上的評價多達85.9%，可見在觀眾滿意度上是達標的。
到底是什麼導致了該片“一週遊”？真如導演李非所說，因為宣發環節出了問題？
“之前的宣發工作幾乎為零”、“預告片沒見到，路演全部取消”、“在首映前三天，首映地點、廳數、搭建、流程、臺本等等毫無頭緒”，片方稱幾乎沒有看到宣發工作落實的跡象，宣發方迪美影視卻表示“沒錢了”。
影片票房慘敗，導演喊話宣發方，《命運速遞》事件和前段時間的《英雄本色2018》事件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由宣發費用支出不透明導致的片方與宣發方之間的糾紛。
宣發方有沒有義務向片方提供明細？
片方一方發聲控訴，顯得有些無力。比如被丁晟、北京文化喊話的光線傳媒，就在日前發佈了說明，稱“依據協議約定並不負有向貴司（北京京西文化旅遊股份有限公司，光線單方簽署發行協議的聯合發行方）提供宣髮結算明細的義務”，更沒有義務向北京京西文化之外的第三方（其他片方，如酷仔文化、導演丁晟）提供合同履約說明。
據悉，光線後來只向北京京西文化提供了一份宣髮結算表，在不能說服對方的情況下，光線拒絕進一步提供宣發明細及各項憑證。
至於被李非導演喊話的迪美影視，目前情況未明。
那麼宣發方到底有沒有義務向片方提供宣發明細呢？鸚鵡君為此特別諮詢了北京民博律師事務所的孫海天律師。
孫律師稱，宣發費的具體構成大部分是有合同和發票的，宣發方應當要把一切預算、結算條目，包括會計賬簿等形成結算資料，在發行活動結束後報給片方，多退少補。
像光線這樣，稱沒有“合同義務”向合作方提供明細，跟據孫律師的說法，是對合同條款的機械解讀，是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代理人“有義務向委託人報告整個代理活動”。也就是說，在片方直接與宣發方簽約合作的情況下，作為片方完全可以要求宣發方出具宣發明細。
如果宣發方拒絕，片方可以選擇訴諸法律手段。
宣發效果不合預期可能涉嫌違約！有法可依！
按理，如果宣發用度低於片方預付的宣發費，則宣發方需要向片方退還多餘的部分。但因為費用虛高、暗賬等不透明因素，退還情況並不多見。
對於片方來說，只要宣傳效果和預期沒有偏差太大，一些暗賬一般不會追究。但《英雄本色2018》《命運速遞》兩部電影的票房表現與投入的宣發費用落差巨大，大到讓片方懷疑宣發方存在嚴重的違約嫌疑。
至於如何界定違約，除了依據宣發方提供的明細，法院也可以採取手段進行取證。
這種違約屬於商業合同違約範疇，可依據合同法進行申訴。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七章第一百零七條，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
孫律師表示：“具體如何補救賠償，應根據雙方簽訂的合同條款而定。”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七章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當事人因防止損失擴大而支出的合理費用，由違約方承擔。
照此，如果遇到像《命運速遞》宣發方這樣遲遲不履行合約的情況，作為委託方在催促無果後，也可以考慮採取及時補救措施，比如墊錢宣發，若能勝訴，根據法律，這部分費用應該由違約的宣發公司承擔。
電影片方與宣發代理方之間的糾紛並不鮮見，孫海天律師認為，為了避免這類糾紛，重視合同，儘量細化合同協議是最可靠的方法。
生意之道以誠為本，恃著宣發行業不透明的流弊違約違法，除了會受到法律的懲治，還將面臨互聯網環境下無限放大的輿論指責，而後者帶給一家公司名譽的打擊通常是難以挽回的。
不遵守規則、只想著殺雞取卵賺快錢的行為只會不斷消磨合作方的信任，這樣的公司在優勝劣汰的商業環境中遲早要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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