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在鸦片战争中，能让国人记住的外国人，貌似只有英国人义律了。义律的形象几乎就是侵略者、鸦片贩子的代名词。但真实的义律与我们所认知的有很多不一样，以至于有人说，义律是被冤枉的。
首先要区别一下义律与懿律，这是两个人，而不是翻译方法不同造成的。两人都是鸦片战争中的英方人员，因此国人非常容易搞混。实际上，他们是堂兄弟。懿律全名叫“乔治·懿律”，义律全名叫“查理·义律”。懿律比义律大17岁，是堂哥。两人都曾服役于英国海军，鸦片战争时，懿律是侵华的英军总司令，而义律则是商务总监。调兵遣将是懿律的工作，而义律的主要工作是保护英国商人。
义律
有人说，义律最早就是一名商人，只是到中国次数多了，慢慢就被英国政府委任为商务监督。这是不真实的，义律最早到中国是1834年，是以船务总管的身份来华。据《东莞县志》记载，“义律携一妻一子至澳约束商人水手。惟不管贸易。”由此可以看出，义律并不是真正的商人，更不是鸦片贩子。从这点来说，义律确实是冤枉的。
在鸦片战争中，义律经常代表英国与中方谈判，始终袒护或纵容英国鸦片商人向中国大肆走私鸦片。义律因此也被贴上了“邪恶”的标签。但真实的义律不是这样的，他本人是一个鸦片贸易的坚决反对者。早在义律作为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的时候，就曾上书英国政府，说鸦片贸易是“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在义律看来，英国进行鸦片贸易是罪恶的、是耻辱的。他的这种观点，曾向多人表露过。比如他曾写信给后来的英国首相巴麦尊，说鸦片贸易对英国是羞耻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他认为，鸦片的价格昂贵，且不稳定，如果英国将用于鸦片贸易的资金用于其他贸易，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义律不仅反对英国的鸦片贸易，同时还支持中国禁烟。他多次强调，禁烟有利于中英关系的稳定。在给巴麦尊的信中，他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决定使用我的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该贸易，并防止它重新出现。”
从义律反对鸦片贸易与支持中国禁烟的立场来看，国人对义律的传统印象确实需要改变了。事实上，当时很多英国人、包括鸦片商人也非常讨厌他。但义律毕竟是英国人，不仅要代表英国利益，更要服从英国政府的决定。从各方面来看，义律后来的表现更多是迫不得已。但他为何不辞职呢？这点让人非常想不通。
1839年9月，义律向国内的巴麦尊报告，就林则徐禁烟一事做了如实陈述。巴麦尊表现很强硬，而且他提出的对华策略非常简单粗暴——“先揍它一顿！”巴麦尊回复义律说，“应当不仅使中国人见到大棒，而且还要先让他们在背上尝到它的滋味，然后他们才会向那个能够说服他们的唯一论据——大棒论据低头。”
巴麦尊是强硬的鹰派，奉行武力决定一切。一个月后，他调派大批军舰进攻中国，挑起鸦片战争。应该说，义律也是要看大领导脸色的，不得不听命于巴麦尊。保护英国鸦片商人的利益就是义律的本职工作，义律硬着头皮也要上。但保护他们的生命，则是义律主动作为。因为，按清政府的法律，以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一些英国商人恐遭中方处死，这在英国人看来是非常野蛮的，是无法接受的，义律自然也是不能接受的。义律反对鸦片贸易、也支持中国禁烟，但实在无法接受野蛮处死英国商人。即使他能接受，英国政府也决不答应。如果真有英国商人被中方斩首，英国政府定不会轻饶义律。
另外，义律在与中方打交道中，也并不是那种霸蛮、刁蛮的角色。比如他曾多次与两广总督邓廷桢通信，在通信中，义律的态度是比较谦和、温顺的，这点让邓廷桢非常认可。义律态度谦和、温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期望与邓廷桢能保持长期的、友好的直接通信联系。当时外国人与中国官员根本无法直接沟通，需要行商做中介，比如写信必须由行商代为转交。直接与两广总督这样的高官直接写信沟通，就已经是一大外交进步，这点义律确实做到了。
不过，义律的隐忍也是暂时的。当英国政府派的军舰从印度抵达中国时，义律就改变了风格，变得开始强硬。同样是与邓廷桢的直接沟通，原本是每信必回，回信还要注意措辞用句的义律，有了军舰的撑腰，已经没有了以前那样客气。这就是义律。
义律毕竟是英国利益代言人，虽然在鸦片等具体问题上与英国官方的意见不一致，但在侵华一事上，他与英国政府的立场并没有太大区别。比如他主持炮轰广州，索要赎城费600万两白银，强占香港，就充分暴露了一个侵略者的本色。
即使如此，义律的表现仍然不被英国政府认可。无论是维多利亚女皇还是巴麦尊，都认为他是个软蛋。最后英国政府一怒之下，以办事不力为由将他免职召回。
我们很容易对侵略者有着一种刻板的印象，但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真实的侵略者总有颠覆我们想象的一面。
主要参考文献
束世澂：《中英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为考察中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瞿巍：《另一只眼看鸦片战争》，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
（日）田中正俊等著《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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