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大新聞其雖然影響力大，但並不能直接地幫助人。我以前會把新聞分為大新聞和小新聞，後來模模糊糊又有一個分類：一類可以影響人，一類可以直接幫助他人。有些信息，如果能有更好的傳播，就可以直接幫助他人。
2015年的下半年，我遇到了一個機會，可以大規模推動信息的傳播，去幫助別人。
那時我已經在今日頭條工作。今日頭條的創始人張一鳴召集了包括我在內的幾個同事一起討論一個想法：我們能不能通過地理位置推薦這個技術，將兒童走失的信息及時推薦給走失地點附近的用戶來幫助尋找。
今日頭條的推薦其實是依據兩個維度的邏輯：一個是個性化維度，比如你喜歡廣州恆大足球隊，就會給你推薦恆大比賽的資訊；另一個是地理維度，比如說是廣州白雲區的人，就會給你推薦白雲區的資訊。地理維度的信息推送可以精確到某一個街道、某一個小區。
張一鳴當時把我們召集起來的想法是，既然我們有這樣的能力，我們為什麼不把一個兒童在某一地點走失的信息推送給該地點附近的用戶，讓更多的人一起幫助尋找呢？這次開會，就是我們做“頭條尋人”這個項目的開端。
這個想法我當然是認同的，但對於它的可行性，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擔心。一是因為兒童走失的報警信息很難核實真偽，二是當從警方獲取到兒童走失的信息時，很可能已經晚了。如果真是發生兒童被拐賣的事件，消息哪怕只晚了一個小時，這個孩子就可能被帶到了未知的地方，一個小時的車程已經足夠遠，你很難再去劃定出一個明確、有效的地理位置或範圍。
事實上，頭條尋人上線最初的半年裡，推薦兒童走失信息所獲得的反饋，印證了我的判斷：沒有一個成功案例。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如果真的遇到兒童被拐，必須得在分鐘級甚至秒級內來響應，而目前的社會公共信息的處理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所以它不能生效。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兒童被拐的案件其實非常少。兒童走失的問題確實存在，但除了負氣離家出走，絕大多數發生在農村，並且很大可能性是發生了像溺亡這樣的意外事件。
轉機出現在2016年春節大年初二。河北燕郊一個老人走失，他的家屬在網上發佈了尋人啟事。我們試著在燕郊周邊彈窗了這條信息。沒想到，當天下午就有兩個頭條用戶反饋，見到過這個老人，最後，在第二個用戶描述的地點，家屬找到了老人。
這給我們很大的啟發，兒童不好找，老人是不是好找？老人的行動力較低，在他走失地點附近彈窗尋人信息應該更容易找到。於是，我們有意識地去推送老人走失的信息，兩星期後又成功一例。在最初的一兩個月，每週都有成功案例。
那段時間，大家都很亢奮，有一個實習生，找尋人啟事幾乎魔怔了。在下班的路上，他在小區門口的電線杆上，看到了一則尋人啟事，抄起手機就打了過去。一問，人還沒找到。他就說，我們頭條尋人來幫你找吧。這是一名57歲的，患有酒精中毒的男子，在北京朝陽區北苑附近走失。中午，頭條尋人對該尋人啟事進行精準地理彈窗推送後，當天晚上，就成功找到了走失者。
這個案例在工作群裡，引發了很多討論。開始大家覺得很好玩，我們這麼高大上的尋人項目，居然會從電信杆上找線索。當時我就在工作群裡說，其實頭條尋人和電線杆上貼小廣告是一個邏輯啊。人在哪兒走丟了，我們就在哪兒附近把信息傳播出去。電線杆貼小廣告之所以難找到人，是因為傳播效率實在太低了。當我們使用了移動互聯網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突破了電線杆的物理極限，它的傳播量級發生了變化。
現在我們可以理性地分析，頭條尋人能幫助找到走失者是因為：一、它提高了信息觸達關鍵人的能力；二、降低了做好事的成本。
我們來看，一個走失者可能被人幫助的關鍵元素有哪些？
有多少人遇到過走失者。遇到的人越多，他越可能獲得幫助。
遇到走失者的人中，有多少人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走失者。因為很多走失者看起來也很正常，如果遇到他的人，只當他是個路人，全無注意，那也不可能幫助他。
意識到自己見到一個走失者的人中，有多少人也看到過尋人啟事。看到尋人啟事的人越多，就越可能直接幫助走失者。
我們看，頭條尋人怎麼改變了這三個元素。遇到走失者的人數，是一個客觀數量，很難改變。但意識到的人，頭條尋人可以提升這個數量級，因為很多成功案例中，好心人都是先收到彈窗，哦，我家小區附近有一個老人走失了，請留意。他會有個印象，出門真碰到這個老人，就會幫助他。頭條尋人也能提升第三個數據量。頭條尋人的彈窗能把尋人啟事精準推給周邊的人，他們都意識到自己周圍有一個走失者。
另一方面，頭條尋人降低了普通人做好事的成本。
做好事其實是有成本的。首先就是社交成本。假如你發現了一個老人家孤身走在路上，又不確定他是不是走失了，你總得過去跟他談一談，瞭解一下情況，這其實是很冒昧的一件事情。而後你可能需要報警、配合警方的調查，這又需要一定的時間成本。還有人會想，我是不是需要照顧他，怎麼安置等一系列的問題，就產生了很多需要付出的成本。而頭條尋人，把所有這些成本降低為：你只需要及時地打一個電話。
這是一個頭條尋人降低做好事成本的非常典型的樣本。2月份的一天，張國全在公司附近遇到了一位老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覺得他可能是迷路了。當天下午，他就看到了頭條尋人發佈的老人走失消息，比對照片後，他立即給老人家屬撥打了電話。這位老人家已經90歲了，在被張國全發現之前，他已經走失一天一夜了。
你看，很簡單，留一點心，打一個電話，就能讓一個家庭團圓。
現在我可以在這裡分析得頭頭是道。但在頭條尋人項目啟動的前半年，我還是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
雖然胖子一般會比較樂觀，可是即便在一次次成功，我還是不能那麼樂觀。我還會懷疑：這個項目能不能持久，那些成功是不是我們撞大運了？ 即便我們提升了信息觸達關鍵人的量，即便我們降低了人們做好事的成本，就一定能促成一次回家嗎？就一定有人願意幫忙？
今日頭條是一個科技公司，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數據。很多是可以量化的。比如我們一次彈窗，把一則尋人啟事發給多少人，有多少人打開了這個彈窗，有多少人打開後看完了這則尋人啟事，這些我都能知道。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願意幫忙。在一切可以量化的數據世界中，人心是無法量化的。
而對人心的判斷，說實在，我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所以有一種觀念影響到很多人，現在社會風氣不好了，人們不願意幫助別人。而我承認，因為我過往的職業經歷，我會比其他人更加不樂觀一些。
為了對抗這個不確定性，我一開始就制定了一個工作流程。要求每個成功案例，都要有回訪，要去了解那些好心人是如何看到信息，怎麼幫助走失的所有細節。
在最初的半年裡，我會參與去回訪，也會看所有每一條的簡報。我自己也很好奇，想知道，人們是怎麼去幫其他人的。
我的不安全感在2016年下半年的某一天，突然間蕩然無存了。好像一覺醒來，心就踏實了。
這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當我看了上千個這樣的案例。我心中的不確定感，終於完全完全消解。我非常確定，中國社會的善意環境沒有發生變化，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和向善之心沒有改變。
科技，是頭條尋人能夠成功的助推器；而善意，是頭條尋人能夠成功的底色。我們看下科技+善意，能夠迸發出多大的能量。
從2016大年初二到2018年3月16日，頭條尋人一共找到5009人；目前，我們能夠做到平均每天找到10人，最多一天找到29人；頭條尋人找到年齡最大的人，101歲，袁世凱稱帝那年，那個老人出生了；頭條尋人找到走失最久的人走失了57年。
2017年下半年，我們啟動了兩岸尋親項目，幫助臺灣老兵和他們的後代找大陸的家人，至今幫助24個家庭團圓。我們還啟動了無名患者尋親項目，幫助因突發疾病或意外入院的人尋找家屬。
很多認識我的朋友都說，你們這個項目幫助了很多人；其實我知道，這個項目也幫助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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