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正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的何柔宛（Karen Ho）決定休學一年，到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工作，同時深入這一美國金融腹地進行田野調查。對於習慣於“向下研究”（“study down”，即研究弱勢者的文化）的人類學家來說，能夠研究美國最有權勢的一群人——投行家（investment bankers）以及他們形成的一種獨特的地方性文化，是一個難得的突破，也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通過一年的參與式觀察，和100多份對華爾街投行家的訪談，何柔宛在《清算》一書中描述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華爾街——既不同於局外人的想象，也不同於局內人的自我認知。在她看來，華爾街所崇尚的那種聰明和努力工作的文化，建構起了一個極端精英主義的圈子，將投行家們和從事“普通工作”的“碌碌庸眾”區隔來開。而這種認為自己是“最聰明、最努力、最有價值”的勞動者的自我認知，加之華爾街特有的工作不穩定性和高薪酬，催生了一種在交易決策中將短期“受益”視作首要、甚至唯一追求的特殊利己主義文化，這種文化恰是金融危機週期性爆發的必然因素之一。同時，這種表面上“唯利是圖、唯才是舉”的“金錢精英制度”（Money Meritocracy）也巧妙地掩蓋了招聘過程中的名校特權，以及工作場域內的種族、性別歧視。
聰明的文化：投資銀行的招聘鄙視鏈
在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何柔宛發現，他的受訪者經常標榜自己“聰明”。他們聲稱，全世界最聰明的人都來華爾街工作，華爾街創造了迄今為止全世界最精英的工作環境。這種話語對於剛剛走出校園的年輕人來說彷彿具有魔法，對於他們來說，華爾街最吸引人之處，就在於一種置身於全世界“最聰明和最野心勃勃的人群”之中的體驗。
當何柔宛試著去破解“聰明”的含義，她發現，在華爾街，“聰明”（smart）並不只意味著智慧或者智力出眾（intelligent）。在英文語境下，smart的意涵本來也比intelligent豐富得多。“聰明”是一種混合的感覺，它包括精英感、專業性、長相不俗、穿著得體、充滿進取心和活力等等。總的來說，它是一種自然而然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感覺，這種感覺參考了那些典型的上層階級、白人男性投行家的完美形象。
那什麼樣的人才夠得上“聰明”呢？首先，他得從頂尖的名校畢業。對於華爾街而言，頂尖的名校只有兩所：哈佛和普林斯頓。何柔宛就來自普利斯頓。根據她的觀察，不僅大多數投行家只來自少數幾所精英學校，而且，她的校友們也普遍認為，從普林斯頓畢業後唯一合適的職業選擇，或者說，唯一配得上普林斯頓畢業生身份的工作，首先是投資銀行，其次是諮詢管理。而如果有學生在畢業後沒有選擇華爾街，那麼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不聰明”的，因為“聰明”的定義還包括了一種對精英地位的渴望以及為其付出的最大努力。
精英大學批量生產投行家的原因有很多：獨特的校園文化，校友和同輩網絡的影響，聰明、成功以及華爾街之間的文化關聯，以及職業選擇的等級化和鄙視鏈等等。但也許對華爾街的招聘霸權地位最顯而易見的解釋是，它幾乎主導了整個校園生活。華爾街的招聘者每週都會造訪學校，他們頻繁地出現在校園論壇、研討會和社交活動上，免費發放飲料和精緻的食物，關於他們的新聞佔據了每天的校報版面，印著這些公司logo的冰箱貼、馬克杯、飛盤、水壺、棒球帽和文化衫充滿了校園的每個角落，領取了這些免費禮物的數以千計的學生，成了它們行走的廣告牌。
招聘季的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活動，通常是以一場奢華的“簽約日”活動作為結尾的，它的作用在於敦促那些大四的學生們接受這份工作。“簽約日”的特殊待遇包括：豪華酒店兩晚的住宿、猶他州的滑雪之旅、SoHo夜總會的VIP包廂等等……投行嚮應聘者們展示了一整套生活方式，並暗示他們：只要簽下合約，他們也可以立刻擁有這種生活。
在何柔宛看來，這種將精英學校、投資銀行與“完美生活方式”聯繫在一起的方法對整個招聘流程而言非常關鍵，在某種程度上，招聘再現了華爾街的日常實踐，在華爾街的雞尾酒會上，投行家們也是用同樣極為慷慨、無可挑剔的方式來“奉迎客戶”的。在這樣的示範下，學生們很快就學會了這一整套行為規範，並瞭解了華爾街的商業成功是怎樣以出身、競爭性消費和父權規範為前提的。
華爾街在常青藤學校的“高調”招聘，是上世紀80年代才興起的。在那之前，大多數美國企業還沒有公開招聘的傳統，常青藤的畢業生們更多地依靠家庭的財富和社交圈子進入研究生院，或者被有前途的企業錄用，重點培養，迅速晉升。1980年代以來，由於華爾街攫取了巨大利潤，投資銀行開始大規模地從精英學校招聘，這些新的員工骨幹，不再是從家庭、朋友和親密商業夥伴的小圈子裡挑選出來的，替代精英家庭的是更加精英的哈佛、普林斯頓家族，校友構成了一種新的親屬關係。在“聰明”和“名校學歷”之間建立起的這種貌似必然的聯繫，則掩蓋了招聘過程中的“排他性”操作。
例如，白人男性副總裁往往會選擇白人男性分析師進入他的團隊，哈佛畢業生也會尋求與其他哈佛校友一起工作等等。在“前三”梯隊之內的耶魯也是一個有趣的例子，雖然與哈佛和普林斯頓齊名，但耶魯在華爾街的口碑卻落後於前兩所學校。原因在於，耶魯被認為是更加自由散漫和“藝術家氣質”的，在某種程度上缺乏自由市場導向，甚至被認為是被紐黑文（耶魯大學所在的城市）——這座充滿了大量工薪階級和有色人種的城市所“汙染”了。
同是常青藤大學，在華爾街的地位卻相差甚遠。哈佛和普林斯頓的畢業生甚至不需要任何金融專業背景就可以進入華爾街工作，在與那些潛在的華爾街僱員交流的過程中，何柔宛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甚至不清楚“金融服務”是什麼。而對於其他學校的畢業生來說，金融知識則是應聘的必備條件。在投資銀行眼中，前者具有一種毋庸置疑的、普遍意義上的、自然化的聰明，而後者的聰明則必須通過專業技能來證明，通過區分這兩種“聰明”，華爾街在精英主義內部也築起了等級的高牆。
投行為什麼需要“最聰明”的僱員？因為它們知道，當投行試圖拿下一項業務或者與客戶達成交易的時候，讓那些常青藤畢業生去主持談判往往是最有效的，即便他們毫無經驗可言。但當企業得知一個哈佛或普林斯頓的畢業生將參與項目時，他們通常更願意做這筆生意——因為，投行會告訴他們：“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在為你服務。”
可以說，投行和精英學校之間建立了一種可以互相強化的聯盟。利用精英學校和精英僱員的光環，投行將自己標榜為比其他美國企業更聰明、更先進、更具全球視野的機構：因為我們擁有全世界最聰明的僱員，我們對於整個金融市場的簡介就一定是正確的、值得被信任的，因此我們設想的交易就必須被執行。同時，這種內化了的“聰明”也可以抹去華爾街在金融實踐中可能導致股價崩盤、企業破產和金融危機的事實，換言之，聰明可以掩蓋華爾街不負責任的短期決策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白領血汗工廠：努力工作是華爾街的唯一信仰嗎？
“我這個星期已經熬了三個通宵。”
“過去兩週我每週工作110個小時。”
“我凌晨三點回到車裡睡覺，因為我不得不在早上六點回去繼續工作。”
在華爾街，過度工作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投行家甚至以此為傲，認為自己和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是兩個物種，後者自鳴得意但能力低下；而從制度文化的角度來看，“過度工作”被視作是華爾街金融市場主導地位背後的驅動力和合法性的來源。
何柔宛採訪到的投行家們幾乎全部認為，美國企業是非常沒有效率的，而低效的原因是員工過於懶散。他們談論這件事的時候帶有明顯的道德優越感，偶爾也流露出一絲嫉妒。事實上，今天美國企業的效率以及對效率的理解，完全是依據華爾街的意識形態和重組手段（投行的工作之一就是通過重組和裁員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提高利潤）建立起來的，這一過程發生在1980年代。投行家們經常將聰明、富有上進心和工作倫理混為一談，並將他們的行業當做效率的表率，認為自己的工作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其他企業的平庸。換言之，華爾街對其外部世界的判斷，幫助他們合法化了“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的裁員敘事，並建議美國企業根據這一原則改革它們的僱傭方式。
但這種判斷顯然是帶有偏見的。事實上，由於員工過於懶散而效率低下的企業，並不能代表美國的普遍情況。還有大量中低階層的勞動者同樣在過度工作，同時，他們薪資微薄、工作不穩定性很強、安全和權益得不到基本的保障，更不要提血汗工廠和很多非正規的勞務關係。因此，投行家們對於朝九晚五的“科層制”工作的批判，也不過是給自己樹立了一個假想敵。
努力工作不僅是投行家們證明和內化自己“市場代言人”地位的工具，更在投行內部，緩和或者說遮蔽了種族和階級的矛盾。
“金錢精英制度”（money meritocracy）是華爾街正當化自身的職場秩序和員工構成的核心敘事，當然，這種敘事也是極富爭議性的。“金錢精英制度”假設綠色（美鈔的顏色）是華爾街唯一可見的顏色，認為華爾街對於金錢的強烈慾望超過大多數其他機構，因此，它會存在更少的種族和性別歧視。換言之，華爾街對於金錢的貪婪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會互相抵消——無論來到華爾街的人擁有怎樣的背景和身份，只要他能給華爾街掙錢，就會被接納。
何柔宛認為，華爾街的口頭禪“金錢不歧視”（money doesn't discriminate）本質上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假設，它認為種族主義和其他偏見構成了有效市場交易的障礙，因此會被創造利潤的迫切需求推翻。因此，華爾街堅稱自己“唯賢至上”，種族、階級、性別都不過是無關緊要的外部性因素。
而在種族和性別兩個維度上都處於弱勢的少數族裔女性，則經常陷入一種“階級下滑”的處境，這種處境被何柔宛稱作“短襪和長筒襪現象”。許多華爾街的女性僱員在上下班通勤時穿著短襪和運動鞋，到辦公室才換上高跟鞋，於是，她們不得不在短襪裡再穿一條連褲襪。但兩個非裔女性高管則對何柔宛表示，這樣的打扮非常“俗氣”，而且“不專業”。因為在華爾街，長筒襪和短襪疊穿是一種標識，它暗示了更低一級的職場地位。
大多數“前臺”（投資銀行的工作分為“前臺”、“中臺”、“後臺”，其中“前臺”是給公司賺錢的部門，最風光也收入最高）職業女性住在曼哈頓島上離華爾街不遠的地方，她們開車或打車到華爾街；但“後臺”女員工與行政助理大多住得很遠，因此她們的通勤時間更長，也更需要一雙舒服、方便的運動鞋。
除此之外，行政助理們（通常服務於男性高管）一般會穿鞋跟更高的鞋子，而“前臺”女投行家一定要在著裝上與行政人員區分開來：她們的套裝不能太緊身，鞋跟是安全的中跟，頭髮不能梳得太高，也不能塗過多的髮膠。因為在華爾街，女性通常會被認為是“行政人員”，女投行家不得不時刻警惕這種“階級下滑”，這種擔憂在有色人種女性中更為明顯，種族偏見會進一步導致她們的“去職業化”。
女性和少數族裔僱員在華爾街的處境說明，即便在一個“金錢精英主義”的制度下，職位、薪酬和工作性質也常常被種族、性別所區隔——等級和偏見無處不在，努力工作並非是唯一的晉升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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