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电影”这面镜子,照出了多少国家女性的真实现状|女权电影文化调查

文| 少女N

印度女权电影似乎正在成为国内大银幕上的一阵潮流,继《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之后,又一部展现印度女性生存现状的电影《厕所英雄》在国内上映。

《厕所英雄》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女主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丈夫一起发起了一场“厕所运动”。如果再算上下半年将在国内上映的《护垫侠》,印度女权电影已经成了内地大银幕的一抹亮色,刮起了一阵“印度女权”风

“女权电影”这面镜子,照出了多少国家女性的真实现状|女权电影文化调查

女权主义(Feminism)又称女性主义,已经不是新鲜话题了,从上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到如今好莱坞愈演愈烈的#MeToo#浪潮,女性在争取平权这件事上从来没有松懈过。

不过,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宗教等社会状况的不同,各国的女性地位也不同,由此衍生的女性主义电影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印度女权电影:从夹缝中开出的花

印度由于长期的宗教信仰、政治历史等原因,印度女性地位普遍低下,更像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印度被旅游杂志Lonely Planet认为是“最不适宜女性居住地区”,被调查机构评为“对于女性来说全球危险程度第四高的国家”,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强奸案频发,婚姻不自由,女性也无法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印度的女权电影主题更加直接和“生猛”,关注的也都是女性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去年“爆款”电影

《摔跤吧!爸爸》在高票房高口碑之外,也没少遭到质疑,其中被讨论最多的就是父亲是否有权强迫女儿去摔跤。在不少中国人看来,父亲的做法非常的不女权,甚至有些“直男癌”。女儿应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爱好选择人生方向,而不是继承父亲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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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在片中借新娘之口点出了大部分印度农村少女的命运:如果她们不去摔跤,那么很快就会在父母的安排下,和一个未曾谋面的男性,相夫教子的度过余生了。

受宗教文化等影响,在印度的农村地区曾普遍存在着童婚现象。根据2006年印度一项调查显示,有22.6%的女性16岁以下结婚,44.5%的女性16-17岁之间结婚。而且包办婚姻,这项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中国写进《婚姻法》明确禁止的婚姻形式,在现今的印度却依然盛行着。有74%的印度人认为“包办婚姻”要优于自由恋爱,即便是大城市的年轻人也不得不受制于种姓制度,无法自由恋爱。

这样看来,《摔跤吧!爸爸》中父亲这种看似很不女权的行为,反而为女儿们开辟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她们不用因性别歧视而不敢出门,不用每天低声下气的伺候公婆,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生活方式。《摔跤吧!爸爸》的原型人物在现实中也都成了世界冠军,用实力赢得了尊严,也收获了爱情。

再如另一部影片《炙热》,展现了印度北部村庄女性恶劣的生存状况:她们因不能生育而遭遇丈夫家暴,被卖给他人做媳妇,无法受到教育,甚至不被允许使用手机、电脑等设备,只因接触外界社会会让女人“学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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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罩袍下的口红》关注的则是印度女性被包办婚姻、沦为生育机器的悲惨状况,在电影里年轻的女孩子们连涂口红、穿牛仔裤都不被允许,要抗议来争取。

哪个年轻人不爱美,不想打扮漂亮的出现在众人面前呢?所谓的女权不过是为自己争取那些理所应当的平等的权利罢了。

与《厕所英雄》类似,《护垫侠》也是一部外国人难以理解的“女权电影”。电影讲述了一个名叫阿鲁纳恰拉姆的焊工历时20年发明了低成本的卫生巾生产机的故事。片中男主用廉价的生产材料制作出的“三无卫生巾”放在中国绝对会被广大女性同胞嫌弃不卫生、不安全,可在印度那却是一项造福女性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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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本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可在印度文化中这却成为不洁和厄运的象征,女性因月经被歧视。卫生巾价格昂贵,88%的印度女性都无法得到生理期卫生用品,再加上缺乏护理知识,很多人用脏布、树叶甚至土灰,导致了无数女孩的生殖疾病和死亡。

男主发明的卫生巾成本不到市场上的三分之一,不仅让女人们用上了卫生用品,更重要的是唤醒了印度女性对经期卫生的意识:不要因为来大姨妈羞耻,那是正常的,你有权使用卫生用品!

而在电影上映前夕,《护垫侠》的原型人物印度企业家Arunachalam Muruganantham还在网上晒起了自己和卫生巾的合影,这项活动在印度引起了一股全民热潮,包括阿米尔·汗、宝莱坞女星Aditi Rao Hydari、印度最大的商业集团RPG Enterprises董事长Hesh Goenka在内的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士都纷纷参与,为印度的女性健康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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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从现实取材,反过来又推动了现实中女性平权运动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对印度电影和印度女性运动都是好现象。

欧美国家女权电影:主流电影的“政治正确”

相比印度女性还要争取基本的生存权利,在女性地位更高的欧美国家,女权电影则要更进一步。其中

政治平等、职场平等等主题成为欧美女权电影的主流。

尽管现如今世界上不乏女首相、女总统,女性也可以在各种政治机构担任要职,但在历史上女性争取政治平等权利的过程却是十分曲折和惨烈的。拿英国来说,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更多的女性参与了产业劳动和社会活动,于是开始积极的争取政治权利。不过过程却一波三折,甚至充满了血腥。

电影《妇女参政论者》就是根据二十世纪初英国女性争取选举权的真实历史事件改变。当时的英国女性没有参政的权利,也很难找到体面的工作,工时长工资极低,备受歧视,男人却可以随意打骂妻子。此时一群被称作suffragette的女性,不惜以激进运动和暴力手段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影片的结尾女主人公冲向了赛马场,以生命为代价唤起世界对女性选举权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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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我们不想破坏法律,而是要制定法律。”现今的人们听到“女权主义者”几个字可能会有些害怕,其实女权的本意从来不是去破怪规则、谋求不正当的权利,女权是平权,是为了和男人平起平坐的工作、生活,参与政治。

另外在英剧《唐顿庄园》也出现了女性争取普选权的情节,三小姐西珀不甘心只做一个不谙世事的贵族妇女,积极参加女性抗议集会,最终抗议示威者被暴力镇压或逮捕,集会以血腥收场。

随着西方女性全面获得普选权等基本政治权利,欧美的女性电影自然也不会只满足于展现这段古早的历史。

描写女性政治人物的“大女主”传记电影也纷纷出现,比如描绘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铁娘子》,揭秘王室秘史、讲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女王》,就展现了这些女性波澜壮阔的一生,她们在政治上和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不亚于男性,而她们的坚强、果敢和智慧也不输男性。同时,这些形象甚至已经跳出了女权电影的范畴,成为了整个电影史上都会被记住的经典银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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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几部“冲奥电影”《华盛顿邮报》《性别之战》则体现了女性争取职业平等的内容。欧美的女性虽然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自由的进入职场并选择喜爱的职业,但“同工不同酬”、“职场性别歧视”、“性骚扰”等问题,即便是在当今的好莱坞依旧普遍存在着,女性争取职业平等的电影也格外有意义。

《华盛顿邮报》本来是一部关于美国新闻自由的电影,由于“梅姨”的出色演绎,让“美国报业第一夫人”凯·格拉汉姆这个形象格外闪烁。在政府和董事会男权的高压下,是格拉汉姆夫人的魄力让《华盛顿邮报》成了美国新闻界的先锋,赢得了这场“新闻战争”的胜利。

而《性别之战》直接讲述的就是赛场上的性别歧视现象。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1973年女子网球选手比利·简·金与前温布尔登男子单打冠军鲍比·里格斯进行的世纪之战的故事。后者为了博名在公开场合发表歧视女性球员的言论,赛事举办者也拒绝向女性选手支付和男性选手同样金额的奖金。比利·简·金为了证明女性选手的价值,也为了在职业上实现与男人的平起平坐,与鲍比·瑞格斯展开了一场球场上的性别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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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美女权话题逐渐升温,除了专注刻画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者形象的作品,女权元素在许多电影中也有不经意的流露。

比如德国导演法提赫.阿金的《凭空而来》,主要聚焦的是欧洲国家的移民后裔、新纳粹主义、文化排外等议题,但电影选取了母亲为女儿报仇这一主线展开故事。这也和今年“奥斯卡系”电影《三块广告牌》的理念不谋而合。

两部电影塑造了两个勇敢抗争着的女性形象,她们执着、坚毅,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成为电影中鲜活、优秀的女性形象代表。女演员黛安·克鲁格和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也凭借精彩的表演分别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和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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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国家女权电影:走在世界最前沿

相比相对保守一些的好莱坞和英国,部分欧洲国家的电影女性观念还要超前一些。早在1879年,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就发表了被称作“妇女解放的宣言书”的《玩偶之家》,影响极广。20世纪初荷兰、瑞典等国的女性就获得了政治上的选举权,在荷兰历史上女王累计在位时间比男性国王还长。

再加上北欧国家有十分健全的福利制度和超前的性别观念,这些国家的女性根本不需要去考虑平衡家庭与职场等问题,因此女权元素更多的是展现在“性平等”和更加普遍的“两性暴力”等话题上。像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的《女性瘾者》、根据瑞典小说改编的《龙纹身的女孩》都是北欧女权电影比较突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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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在荷兰导演保罗·范霍文的电影《她》中,伊莎贝尔·于佩尔所饰演的女主角米歇尔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女性形象。她是游戏公司的老板,在遭到神秘人强奸后,女主并没有将它当做不得的大事,反而还能轻松的向朋友们“诉苦。她将邻居玩弄于股掌之间,掌握着儿子的经济大权,主动和丈夫离婚,在男人面前她始终占据支配地位,她不需要反抗男权,而是直接“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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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塑造出这样强大的女性形象,自然和荷兰国家的女性地位不无关系。根据权威机构研究,瑞典、挪威、冰岛等北欧国家、以及荷兰等国是全世界女性地位最高的国家。

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下,尤其是像好莱坞#MeToo#运动,不少人视“女权”一词为“洪水猛兽”,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电影往往也被冠上“政治正确”的标签,仿佛是导演为了讨好观众和专业评委的一种“偷懒”的手段。

比如人们评论今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水形物语》:“主角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女人,政治正确”;比如人们评论2017年的美国电影《隐藏人物》:“黑人加女人,政治正确”。女权电影被贴上了政治正确的标签,受到“歧视”。

其实“女权”运动从根本上争取的是与男性平起平坐的权利,是一场平权运动,它不应该停止,当然也不应该被“别有用心”的利用。但纵观历史,尽管各国的女性从没停止过反抗和斗争,然而可惜的是,她们也未能彻彻底底的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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