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醒来的时间，超过一半都用来工作。一生中有一半时间，是在这个叫“办公室”的小格子里度过的。这种变化对于女性来说，历史并不长。女性迈入职场的过程，其实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史，其中承载了太多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
即使是在今天，职场中的女性所要面临的问题并不比50年前少，反而随着阶层和教育的变化，挑战愈发严峻。
随手查看一下时事新闻，你就知道女性的社会处境依然堪忧，而所有的警告都可以总结成一条：不要独自出门。那女性要出去工作吗？她们用100多年从厨房走到办公室，但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为了要保住这张办公桌，每一代女性还在苦苦坚持。
今天带大家阅读的这段，是讲述早起女性进入职场的故事，细节全面，场景生动，思辨认真热烈。
今日美国人，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醒着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工作中度过的，因此本书的探索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在这个崭新的办公世界中，有着许许多多未言明的规则，于是乎当男人们讨论职场女性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性爱问题时，周围便萦绕着困惑、恐慌和表达夸张的痛苦情绪。
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国（Victorian America ）不再严格遵守男女社交分隔的规则，但女性侵入男性专属工作空间会引发何种影响依然不明。女性会用她们天生更加高贵的品格，给懒惰阴柔的办事员们带去文明和秩序，以及男性的目标感吗？还是说，女性会用她们的诱惑力，毁掉冷静禁欲的男性办公伦理，在办公室内谱写性爱的混乱之曲，毁掉商业世界呢？
这些问题因针对女性的“结婚关限”（marriage bar ）而变得更为迫切。“结婚关限”指的是办公室不会雇用已婚女性，而未婚女性一旦结婚亦会被解聘的社会习俗。家务劳动看来才是她们的职业，速记员的工作无法与之并存。
尽管20世纪初期，办公室内已婚或者结婚后继续工作的女性员工不断增加，但其中大部分依然是单身。面对办公室内大部分也是单身的男性员工，这些单身女性的存在带来了潜在的麻烦，事实上已婚男士也难逃牵连。
费森顿·蔡斯（Fessenden Chase ）编写的讲述女速记员和老板关系的小册子中，女速记员不出意料地被污化为时刻等待着召唤的妓女。“在老板温暖舒适的私人‘单间’内，时刻弥漫着诱惑和机会，定力不佳的老板很容易就抵挡不住身着靓丽羽衣的年轻女孩温柔性感的凝视和勾引，”蔡斯写道，蓄起一种偷窥的火热快感，“温柔的注视到令人满足的亲吻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些‘私人办公室’女孩大体上是愿意去亲吻或者被亲吻的，为了巩固在老板心中的地位和获取加薪的机会。”
女性进入办公世界这件事与妇女争取选举权的事业在时间上（并非巧合地 ）发生了重合。在工作场所获得越多的自由，就势必引向在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的诉求。
于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进步妇女公共圈，女性每时每刻都在讨论和判断办公室给予她们的危险和可能性。工业进步运动（拉金大楼的福利政策奉行的便是该运动的精神）先驱人物珍·亚当斯（Jane Addams ）担忧办公室的开放环境有太多无法抗拒的诱惑，女人们被迫收取老板的金钱和礼物，然后献出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她写道，考虑到办公场所那令人难以忍受的自由开放，女人们自愿“堕入放纵的生活，只因为缺乏社会约束”。
比较现实的担忧是，正如詹妮特·埃格蒙特（Janette Egmont ）在一本速记行业杂志中写的那样：女性不得不，“在拘谨和亲密这两种类似锡拉和卡律布迪斯两难境地的情感之间，把握好这不可能把握好的度，提高标准（对这代人来讲，甚至是建立标准），使得男人可以依据这标准来安放他们的冲动”。最终，对于诸如埃格蒙特这样的作者，问题似乎无法避免：性爱这个幽灵就是无法抵抗的；办公室的经营势必受其影响；解决方案依然不明。与此同时，这样的画面总是出现：“男性办事员不断比较办公室里的两三个女孩。是金色头发的那个好看，还是棕褐色头发的那个好看？这样的讨论没完没了。”
不过当然了，大部分关于女性权力会超越男性的言论是男人们散布的。而当男人将办公室生活的危险归咎于女性时，办公室女性员工则轻蔑回绝了这些胆敢代表她们说话的男人。1900年，亚特兰大会幕浸信会教堂（Atlanta'sTabernacle Baptist Church ）广受欢迎的福音派新教会牧师莱纳·G.布洛顿（Len G. Broughton ）来到了纽约的布鲁克林，在基督教青年会向清一色的男性听众发表了一系列猛烈又冗长的抨击白领办公场所愈发淫荡下流风气的演说。他表示，速记员毕业证书并非是通往商业领域成功的车票，也并非是找到成功男人做老公的保证，而是“获得了通往淫荡生活的许可证。我宁可直接把通往地狱的通行证递到年轻女人的双手上，也不愿意给她那个证书，那个让她走进老板位于高层的办公室，然后关上门的许可”。
许多女性听闻了他的言论；她们不愿意默默承受任何暗示女性面对男性引诱时脆弱不堪的说法。然而跟现代读者可能设想的不同，她们的回应在政治上并不那么得体。一位署名“维尔小姐”（Miss Ware ）的速记员给《亚特兰大宪政报》（Atlanta Constitution ）去信，谴责布洛顿暗指速记员“堕落、道德败坏”的言论。她坚称至少百分之“九十九”进出办公室的速记员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有那些贫穷、绝望、没有信仰的人才会迫于雇主的淫威就范。纽约的评论员们更是夸张，把办事员同他们眼中更为低级的人群分隔开来，声称布洛顿似乎忘记了“他并不是在讨论来自南方的有色人种”，而是在说“来自更高智力发展群体”的女性。
不论女性职员是否都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尽管到战后时期，办事员几乎全是白人 ），在涉及性骚扰问题时，她们进入的办公场所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性骚扰”这个词到了20世纪后期才被人所知。指南手册和团体组织给予的回答模棱两可。人们期待女性在面对挑逗行为和言论时默默忍耐或愉快地假装不知情。1919年的一本秘书手册上写道：“她必须学会看不到老板炽热的目光，感受不到他放在她手上的手，或是从椅背处悄悄滑过来的手臂。”而且她必须“得体并有礼貌地”处理这一切，“因为在处理此类事情时不能让老板感受到被回绝了”。指南手册中有种假定，那就是女性除非想丢工作，否则不能挑战男性的权威。
而实际情况也是，她们确实会因此丢了工作：一项针对1937年被解雇的12 000名秘书的调查显示，起码有2/3的人被辞退是因为她们或她们老板“性格有缺陷”。根据部分回答，“（秘书 ）不愿意陪老板去夜总会”也属于“性格缺陷”。［23］同其他办公室员工一样，白领女性必须表现得很职业，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工作和成功负责。
男性员工同样因办公场所内的性爱元素而有身份焦虑（statusanxiety ）。早在账房年代，办事员就因被视作毫无男性气质而感到身份焦虑。女性在办公场所的出现或许给了他们——尤其是经理们——一些中产阶级的优越感和权力感。但20世纪初期，因白领阶层未能建立工会组织而导致薪资停滞，他们相较蓝领工人的经济优势丧失了，他们的男性气质再次被质疑。1920年代，一桩轰动全国的谋杀丑闻立刻折射出办公室里充斥的种种恐惧。
在纽约市大通国民银行（ChaseNational Bank ）的办公室里，速记池中的一名女子雪莉·麦金太尔（ShirleyMcIntyre ）与办公室里的一名男子沃尔特·梅耶（WalterMayer ）相遇。梅耶是名会计，也就是说，在办公室的图腾柱上并不比麦金太尔高多少。梅耶深深地爱上了麦金太尔，并马上冲动地向她求婚。开始她答应了，但后来听说办公室里的一些高管带她出去“感受了一下高档次的生活”（梅耶的原话），她便不愿意嫁给他了。梅耶苦苦哀求，甚至以自杀相逼。
对此，麦金太尔不为所动，说自己不能嫁给他这样“低档次的人”。梅耶深受刺激，做出了残忍的行为：他前往麦金太尔的寓所，开枪杀死了她，然后自杀。但是梅耶没死成，几年后当他恢复得差不多时，以谋杀罪被起诉。梅耶在庭审期间发表了极为煽情夸张的自辩，声称他的未婚妻变得相当物质，在她眼中“物品”要比爱来得重要。陪审团完全被他的言论牵着鼻子走，甚至连麦金太尔本人的母亲出庭作证时都表示梅耶说得没错，是她女儿行为欠妥。这些言论见效了。陪审团最后对梅耶做出了宽大的判决，判定了他次于谋杀罪的其他罪名。
此外，大量的新闻报道亦介入了此桩谋杀案的庭审。大量证据表明梅耶犯了一级谋杀罪；很明显，他早就预谋杀死麦金太尔（他写的信确凿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媒体却将他塑造成男性自尊受到伤害的白领典型。麦金太尔的薪水确实要比梅耶高——她一周可以挣60美金，而他则要少挣10美金。媒体表示，任何其他人遭遇此事都会有相同的反应，并引证说，梅耶和麦金太尔若是生活在19世纪，定会过上平静而又满足的婚姻生活。而如今形势已完全变了，女性逐渐获得财务独立，梅耶这样的男性却被放逐到了毫无出路的办事员工作之上。“一部分男人担当着大业，而所有剩下的人不过是战舰上划桨的奴隶而已。”报纸上引用了以上梅耶跟友人的叙述。一场原本简单不过的失败恋爱被渲染成了白领男性的哀歌，暗指白领女性应该接受他们的爱，或者起码应该更为温柔地拒绝他们。
《隔间：办公室进化史》
[美] 尼基尔‧萨瓦尔（Nikil Saval） 著
吕宇珺 译
现代人，醒来的时间，超过一半都用来工作。
本书以两大问题：我们为什么工作，我们该如何工作得更好，直击现代人痛点，反思我们工作方式的生成和意义：以工作谋生的我们，如何能在隔间里，获取人生自由？我们，比我们想象的更需要工作，和对工作进行思考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
真是本迷人的指南……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美国办公室中的，脑力劳动者的历史……是对我们大半辈子身处其中的空间之演变的聪慧一瞥。
《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每周有五天我都会坐很久的车通勤，来到某座大城市某个主要商业街区某栋摩天大楼里的某张办公桌前，然后坐下工作……在美国，大约有四千万人是在类似格子一样的狭小空间里谋生的。对此我们是否乐意呢？或许不乐意，这种不乐意的可能性，正是本书的中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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