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明朝一建国就面临着种种矛盾。朱元璋开国，还算开明，主张与民生息，社会初安，经济也有发展。但他去世不久，燕王便造了反，此后定鼎北京，又面临北方蒙古族残余势力的不断内侵加上倭寇骚扰，农民起义，即使在明前期社会也并不太平。明朝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文人是很难抒发政见的。从太祖朱元璋开始便采取严刑滥杀，胡惟庸一案，即辗转株连死者三万余人，大将蓝玉案死一万五千余人。文人只能作八股，稍触禁忌即遭飞祸，出现不少文字狱。在此情况下，不少文人胸怀大志而无处施展，又不愿与世俗权贵同流合污乃以琴棋书画表达志向。而饮茶与这诸种雅事便很好地融合了。明初茶人大多饱学之士，其志并不在茶，而常以茶雅志，别有一番怀抱。其突出代表是朱权和号称“吴中四杰”的唐寅、文徵明等。
朱权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神姿秀朗，慧心敏悟，精于史学，旁通释老。年十四封宁王，十二就潘大宁，智略宏远，曾威镇北荒。为靖难功臣，后与永乐帝渐有隙，受诽谤查无实据，后隐居南方，深自韬晦。于是托志释道，以茶明志。他说：“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去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林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宙净牖，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可见，其饮茶并非只在茶本身，而是“栖神物外”、表达志向的一种方式。
朱权曾作《茶谱》，对除团茶后新的品饮方法和茶具都进行了改造。又经盛颙、顾元庆等人的多次改进，形成了一套简易新颖的烹饮方法，明人饮茶一要焚香，既为净化空气，也是净化精神表示通灵天地的意愿。二是备器。朱权仿炼丹神鼎做茶炉。而以滕包扎，盛颙改用竹包，惠山竹炉又称苦节君，含逆境守节之意。然后是煮水、碾茶，将茶放在碗中点泡，以茶筅打击，这种点茶法较宋代简易，后来又加入茉莉蓓蕾，以蒸腾温润的茶气催花展放，食其味，嗅其香，观其美。由于毛茶法的出现颇为人喜爱，但茶中直接放果实易夺茶味，故朱权等将点茶法与毛茶法结合，饮茶同时又设果品。茶人每于山间或林泉之下，烹茶食果，得佳趣，破郁闷。
所谓吴中四杰，即文徵明、祝枝山、唐伯虎、徐祯卿。这几个都是才高而不得志的大文人，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又都爱饮茶。所以，文徵明、唐伯虎皆有多幅茶画流行于世。
文徵明为明代山水画宗师，他的茶画有《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唐寅的茶画传世的有《烹茶画卷》、《品茶图》、《琴士图卷》、《事茗图》等。这些画的共同特点，都是能契合自然。或于山间清泉之侧鸣琴烹茶，泉声、风声、煮茶声与画家的心声融为一体；或于古亭相聚品茗，友人述说衷肠；或于江畔品饮，望江水滔滔……大多是天然景色。偶尔也反映室内茶情况，但比较少，正如朱权在《茶谱》中所说：“茶之为物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陪清谈而万象惊塞。”涵虚子为《茶谱》作序说得更明白：“吾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水，自谓与天语而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练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神于修养之道矣！”
这期间，茶人著述亦甚丰。除朱权外，顾元庆亦作《茶谱》，田艺衡有《煮茶小品》，徐献忠有《水品全秩》。这些著作，既是对自陆羽著《茶经》以来历代茶学的总结，也多方面反映了明前期茶文化发展情形。
这一时期为时不长，但在中国茶文化史上非常重要，它不仅是辞旧开新的阶段，更重要的是集中体现了中国士人茶文化的特点，反映了茶人清节励志的积极精神，尽管茶人的抱负不可能实现，但总是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不用说诗、文及茶画，即便是饮茶器具也都以有深刻含意的词句命名。竹茶炉叫“苦节君”：盛茶具的都篮叫做“苦节君行省”；培茶的笼子称做“建城”；贮水的瓶子叫做“云屯”，意谓将天地云霞贮于其中。茶人的用心良苦，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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