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14年，畏於成吉思汗的兵威，金宣宗決意放棄中都（今北京），遷都南京（汴京，今河南開封）。這等於在事實上放棄了金朝在華北、東北的廣大土地，而困守中原一隅。在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除了平陽（今山西臨汾）、河中（今山西運城）等少數據點之外，逐漸全數落入蒙古之手。金國的江山，只剩下五分之一，即南京路、京兆路、鳳翔路、臨兆路。其範圍東抵今天的安徽阜陽、河南汝南諸州；南至淮水、漢水及四川北部；東南與南宋接壤；西至甘肅積石山；北至黃河南岸與蒙古汗國隔河對峙，東西狹長達1000餘公里。這樣的地形，西南兩面是秦嶺山脈的崇山峻嶺阻礙軍事行動，北面是黃河天塹，對進攻者也是一個相當難以逾越的自然障礙，只有在桐柏、伏牛兩山間，有唐白諸水，匯成南陽盆地，唐（治今河南省唐河縣）、鄧（治今河南省鄧州市）兩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豫、鄂之間交通孔道，實在對金國的邊防是個致命的弱點。
秦嶺山脈
好在此地臨界的是南宋，對金人的邊防沒有什麼壓力。金軍雖然在蒙古軍面前屢次敗北，對南宋卻始終有倚強凌弱之勢。金宣宗在位時，妄想失了河北便奪取宋的淮南，作為補償。1217年起，金軍連年攻宋，雖然一無所獲，南宋方面也是“連歲被兵，民物蕭條，耕稼俱廢”，只能自守而無餘力攻金。金宣宗死後，哀宗即位，才於正大元年（ 1224年）向宋求和，宣佈不再南侵，但在戰略上仍舊蔑視南宋。他曾經對揚言“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
因此，南遷之後的金朝將主要精力放在構築北方對蒙古的防線之上。特別是在1217年蒙古軍主力返回漠北後投入西征，中原地區則由被封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行省太師國王”的木華黎全權負責經略，進攻力量大為減弱。金朝統治者順勢“完城郭，備器械，訓兵撫民，以為固守之計”，集中兵力構築“關河防線”。這裡所謂“關”、“河”，指的是潼關與黃河，只要這兩處不失，金朝的新首都汴京即可保無虞。
西面的潼關扼守關中進入中原大地的要津。這裡“邊山一千餘里，大小關口三十六處”，金軍“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統以總率，精兵不下十萬，民兵不在其數”。由於潼關防守嚴密，金朝百姓往往以潼關之安為安，以潼關之危為憂，以潼關之陷為懼。詩人云：“紅塵一騎報平安，知是元戎小隊還。且喜好音來汴水，仍將舊事問潼關”；“誰知自報小關捷，總倚潼關為守厄”便是指此而言。
潼關古城
至於開封北面的黃河，雖是與長江並稱的大河，但相比較長江而言，其水面狹窄，渡口很多，夏季斷流，冬季封凍。故而突破黃河遠比長江為易，黃河的防禦難度係數無疑要高於長江，迫使金軍耗費大量的軍力進行防禦。在“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治今江蘇省睢寧縣西北古邳鎮)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的黃河一線，金廷“差四行院守禦，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統以總率，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率以為常”。如果把金軍的佈防比作鱷魚的話，那麼（潼）關（黃）河防線就是它的堅硬背甲，為了確保首都汴京開封府的安全，金軍以重兵在關河防線嚴防死守，尤“以潼關為守阨”。相反，金朝的南部邊界則是這條鱷魚的“柔軟下腹部”：秦嶺一線， “宋人不知守，國家（金朝）亦不能逾宋境屯戍”。
在成吉思汗結束西征返回中原後，這條“關河防線”立即成為蒙古軍之眼中釘肉中刺，必欲攻克以亡金。1229-1231年，蒙古軍對金軍關河防線接連發動正面強攻，由於蒙古軍戰略主攻方向或進軍路線失誤，而關河防線易守難攻，且金軍當時又不乏精兵猛將敢於主動同蒙古軍進行野戰，故蒙古軍在大昌原、潼關、藍關、鳳翔、京兆、舊衛州（河南汲縣）等地屢次失利，反倒是金軍“王師屢捷，行將盡復舊疆。”就連窩闊臺親自統帥的十萬鐵騎也只能望潼關而心嘆。剛剛從西征戰場返回的名將速不臺隨後受命攻入商州（陝西省商洛市），進而繞越潼關，又被金軍堵回，一場大敗，“喪萬餘人及馬數萬匹”，氣得大失所望的窩闊臺招來速不臺大加訓斥，幸虧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為之說情，窩闊臺才下令速不臺在拖雷軍前效力。
眼看蒙古大軍攻打潼關失利，拖雷率軍轉過頭圍攻關隴重鎮鳳翔府（今陝西寶雞東北），鳳翔是秦隴防線上關鍵的一環，如果失守則陝西不保。拖雷將蒙古軍的主力分佈在鳳翔四周，準備圍點打援。蒙古人的這一招很奏效，金軍集結在潼關的援軍因懼怕遭遇伏擊而逡巡不前，雖然在金帝嚴令下一度出關西進，只到華陰縣，和蒙古軍略一交手，便縮回去了。他們只想憑著天險，確保汴京的安全。
1231年2月，失去外援的鳳翔府終於被拖雷大軍攻陷，金軍害怕至極，只能放棄了將京兆（今西安）居民撤於河南的計劃。而鳳翔主將李昌國的被俘投降，也成了蒙軍在幾年對金作戰中取得的最大戰果。李昌國投降蒙古後急於表功，馬上對故主落井下石，獻出了金軍防線的致命弱點：“金主遷汴，所恃者黃河，潼關之險耳。若出寶雞，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
有一個常見的說法是，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前曾經留下的破金遺囑“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李昌國所獻計策與之正不謀而合，因此立即被蒙古汗廷採納。但這很可能不是事實。眾所周知，窩闊臺和拖雷都是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臺成為大蒙古國第二代大汗，拖雷則倍受鍾愛，為父汗稱為“伴當”、·“常在父親身邊”。當死神降臨在自己頭上時，成吉思汗特召窩闊臺、拖雷兄弟聆聽遺命。其後拖雷監國兩年。如此重要的遺囑，聆聽過遺命的後嗣之君，豈有不知之理？可見，本來就不存在這個遺命。尤其是蒙古汗國時期幾本史料價值極高的原始史料，如《蒙古秘史》、《世界征服者史》、《史集》，諸書中間有載及成吉思汗遺囑者，都只有“黃金家族”諸子弟如何分享龐大的軍事帝國的遺命，卻無“假道滅金”的內容，只有成書晚至明朝初期的《元史》才第一次出現了這個說法，實在是頗令人懷疑其真實性的。
即使成吉思汗真有“假道滅金”的遺囑，從蒙古軍後來從正面進攻“關河防線”的舉動看，這條計策也並不受青睞。因為“假道於宋”說起來容易，實際是一個無成功把握的冒險方案，不到不得已是不會付諸實踐的。在蒙軍主力西征之時，南宋曾一度與蒙古頻繁往來，但舉措謹慎，不是要助蒙滅金，而是要以蒙制金，從而減輕金朝對南宋的壓力。金哀宗即位後，為集中力量抵抗蒙古，著手改善與南宋的關係，曾幾次遣使同宋重新議和，並榜告宋境軍民“更不南伐”，“屢救邊將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信之，遂有繼好之意”。同時，南宋政府內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蒙古的潛在威脅，真德秀、魏了翁等有識之士多次提醒宋廷以北宋宣和年間聯金滅遼為鑑。特別是1227年成吉思汗在消滅西夏、經略關中的同時，以武力脅迫南宋臣服。並且遣兵洗劫關外五州，製造了震驚南宋朝野的“丁亥之變”。宋蒙關係嚴重惡化，使和平假道成為夢幻。譬如1231年初，蒙古“自山東通好，欲假道淮東以趨河南，群臣議不許”。南宋對假道持不通融態度，並非蒙古一廂情願地“宋金世仇，必能許我”，不管南宋在蜀口的兵力如何，也不管四川將帥賢愚，武力開路總比和平假道的風險大得多，何況是在莽莽秦嶺山區跋涉呢！
但是蒙古方面在關河防線連連碰壁後已經別無選擇。雖然蒙古軍攻下鳳翔，窩闊臺汗已意識到金軍關河防線難以遽破，面對接二連三打敗仗的教訓，不得不考慮改變蒙古軍攻金戰略，以舍堅攻暇，於是借李昌國所獻計策，從宋境迂迴攻金戰略被重新提上議程。1231 年五月，窩闊臺汗在官山( 今內蒙古卓資縣北)九十九泉大會上，正式議定兵分三路攻金。
計劃已定，窩闊臺汗將蒙古軍部署為三路：中軍為主力軍，由窩闊臺汗親自統帥，準備先拔河中府，再強渡孟津（今河南省洛陽市吉利區）南下，而後進迫開封府，戰略可謂“拊背”或“搗背”。左軍由斡陳那顏為統帥，附以山東、河北原駐漢軍，由濟南府（今山東省濟南市）向開封方向進軍，戰略可謂“搗脅”或“抵脅”，這一路主要起牽制金朝兵力的作用。拖雷則同速不臺一道統率3萬騎為右軍，由寶雞（今陝西省寶雞市）渡渭水假道於宋，迂迴到唐州和鄧州之間，從金國的側揹包抄開封府。這路軍擔負著吸引金軍主力南調決戰以配合窩闊臺、斡陳那顏突破關河防線的重任，戰略可謂“斡腹”，為滅金的最關鍵之師。三路蒙古大軍約期於1232年正月會師於開封城下。
這三路中，窩闊臺主力大軍的進攻路線是世人很熟悉的。當年遼朝南下侵宋，迫使北宋籤城下之盟由此路線；金朝滅北宋時大將完顏宗望也是由此路線南下太原；即便到元亡後，明代蒙古入侵時也經常走這條路。為什麼這條路線如此讓人看重?這要從那位“兒皇帝”石敬塘說起。當年石敬塘為謀奪後唐皇位，聯絡遼朝，出賣了北方的燕雲十六州。自此蒙古草原和東北的少數民族入侵時就可以毫無阻攔的輕兵直下。燕雲地區地勢高於南部地區，異族騎兵可乘勢就高趨下直接殺入大同盆地，繼而兵進汾河谷地攻取太原、河中。若再南下或東進，又是從黃土高原就高趨下直撲華北平原的廣大地區。所以這條路線無疑成為南侵的一條捷徑。石敬塘賣國流下的遺毒一直流了幾百年，現在窩闊臺伐金就再次選擇了這條捷徑。但蒙古的中路大軍由平陽攻河中府時，遇到了麻煩。河中背靠關陝，南阻黃河，地勢重要，被金朝認為是“國家基本所在。” 在山西的平陽、太原等地相繼失守後，河中就成了金朝在黃河以北的唯一戰略據點，對河南起了屏障的作用。故而金兵三萬在此死守，蒙古大軍挖地道、爬城牆，二個多月無法得手。
這樣，蒙古攻金的成敗就完全取決於拖雷一路軍“斡腹”的成敗了。
閱讀更多 雜史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