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奢崇明部在重庆叛变，到崇祯三年(1630年)春安位投降，“奢安之乱”前后经历了八年多时间。这是一次由彝、苗族农奴主发动的叛乱性的战争。它之所以能鼓动如此众多的人们参加，这和明朝政府的腐朽统治有关。
（1）明朝统治腐朽，苛捐杂税沉重
明朝政府的所谓“流官”和明军官兵，不仅对当地少数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既极残酷”，甚至对彝、苗各族上层人物的“土司”也肆意“腹削”。《黔南十集》记载了这种状况，官兵渔肉黔人，既极残酷，有过苗仲寨者，苗仲具鸡黍，称主人甚谨，临行，辄动算器，加楚折焉……贼未反时，流官之胺削土司，真可痛恨……流官之纵衙隶胶土司者十人而九，弱怒色，强怒言之矣。奢、安等土司头目对当地彝苗少数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也是极其残酷的。“水西有四十八土目，安氏而外，沙、杨、潘、陆，皆倮罗裔也。其次为黑种。又其次仲家、仡佬、花苗、白苗、蔡家子、龙家子、六额子。皆役于土目，佃其田者皆日佃户”。上面所称的四十八土目及黑种属于农奴主阶级，其余大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农奴阶级，他们是“皆役于土目，佃其田者”的佃户。他们向农奴主领种土地，忍受沉重的剥削，除了交纳地租外，还有所谓“年例年租”，“岁上牛羊猪鸡”。遇到农奴主家有婚丧时，“又是纳银钱食物，俗谓之红白扯手”。农奴“不堪其累”。
（2）历史遗留问题
从汉朝到唐宋。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长期处于中原封建王朝的羁縻制度的统治之下。羁縻制度下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势力向中央政府称臣归顺，但拥有完全的自治权，只是官名职位由中央政府设定，世袭的首领由中央政府授予称号。但是明王朝与水西、永宁二土司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异常微妙，合作、猜忌与防范并存，自从朱元璋开始，就一直想加强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到了明朝中后期，在西南，明统治者与土司阶层以及广大少数民族百姓的矛盾日趋复杂化与尖锐化，万历年问，奢氏首领奢效忠死后，奢氏陷入了效忠亲弟奢崇明与效忠庶子奢崇周的土司位置争夺战中。永宁总兵郭成、马呈文竟然利用双方混战之机，派兵兵赶火打劫，将奢氏积财搜掠一空。而在奢崇明成为代永宁宣抚使后，当地流官却以“行堪未定”为由，拒绝承认。长期高压的政治，使奢崇明日益滋生叛意。
万历末，永宁土司的职号已由奢效忠的侄儿奢崇明袭替。奢崇明是一个颇有政治野心的人。由于他出身微贱，以旁支承袭，表面上对明朝官吏恭敬，而实际上是暗地里另有图谋。一次，奢崇明被召入藩府，他见藩府雄丽，即密遣工匠图绘，被川贵参将周敦吉发现，周当场叱之日：“汝犬羊，便敢乃尔!恐不禁我老虎嚼也!”奢崇明忍气逊谢，一直等待时机反叛。
（2）应对北部危机，强行征兵，构直接成导火索
恰逢这时，辽东战局日益紧迫，明王朝的辽阳总兵刘铤曾参加平播之役，因而极力主张征调彝族土兵驰援辽东。奢崇明立刻上书，表示愿意提兵3万赴援。天启元年(1621)，明朝下诏檄调，正中其谋。于是，他借机日夜制造军器，立马上路。九月六日，奢崇明从永宁发兵祭旗。十七日，四川巡抚徐可求前来点兵，奢崇明部将樊龙对其无礼，徐可求说：“朝廷处汝如腐鼠耳，汝得无欲反乎?”樊龙应声日：“不反何待!吾来杀汝，岂来赴援!”于是，突然发动了反明的武装叛乱。在樊龙、张彤的率领下，声称援辽的2万部队乘机进占重庆。杀巡抚徐可求及其他官员20多人，并分兵攻占了合江、纳溪、遵义等重镇，后来还围攻成都达100多天。之后，奢崇明建立大梁国，自称大梁王。
此时，水西安氏首领安尧臣刚死，其子安位年幼，尧臣妻奢社辉(奢崇明的亲妹妹)摄事，水西大权掌握在奢社辉与安尧臣之弟贵州宣慰司同知安邦彦手中。奢社辉和安邦彦听到奢崇明起事的消息后．也举起了反旗，并迅速占领了毕节、安顺、沾益等地。
“奢安之乱”终于爆发了，为了平息“奢安之乱”，明政府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惨重的。14年战事庞大的军费开支。对于已疲于应付北方战事及各地农民起义的明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原本温驯的西南土司们，在大明帝国最危难时刻群集而起，向大明帝国投去了最后一块落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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