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第六
马步芳，字子香，生于1903年，回族，甘肃临夏人，曾服从于冯玉祥，后投奔蒋介石，之后任青海省主席、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务奠定了自己在青海的统治地位，素有“青海王”之城。蒋介石曾命马步芳全军出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当时的西路军总人数有2万余人，其中非战斗人员9千余人左右，马步芳领命后便率领着包括“马家军”在内共计18万左右的骑兵开始了对西北军将近一个月的围追堵截，由于兵力过于悬殊，西路军虽歼敌两万余人，但仍然战死8千余人，最终没有粮草的1.3万西路军成为了马步芳与“马家军”的“待宰羔羊”，西路军至此全军覆没，其中有近三千女兵，她们大都遭受到了马步芳及其属下残酷的折磨，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出征之时共计2万余人，而回来的时候不足300余人，那些回不来的人全部成为马步芳的俘虏，结果可想而知，尤其是当中那些文工团的女兵们。
“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
这是马步芳曾在大陆时说过的一句毫无人性的话，马步芳的色胆包天与疯狂暴淫，简直非常人所能想象，马步芳不止是对敌人，他疯起来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一、马步芳曾凭借所拥有的政治特权，奸淫某些部属的妻子女儿，且多次玩弄辖区内军政要员与地主的眷属。
二、马步芳违背伦理，罔顾伦常，勾引部分亲眷的妻子女儿，就连自己的侄女，胞妹以及堂兄、堂弟的妻妾也不放过。
三、马步芳多次引诱且祸害在校女学生；
四、抢夺民间有姿色的妇女，其魔爪伸向贫民中的的妻女以及女难童。
马步芳经常会去西宁和兰州街头猎艳，看到有姿色的女性后，就会将其秘密抓到他的一辆密闭卡车里，再送回西宁公馆。马步芳还在自己的西宁公馆里养了一批“乳姐”，不仅每天要在她们身上饮人乳，还要尽淫乐。当年马步芳代表南京出席了国民党代表大会，趁这个机会马步芳专门跑到上海去玩弄日本和俄国的J女，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员们纷纷都看不下去，集体在暗地里批评指责马步芳。
1949年国民党战败，10月，马步芳看到大势以去后逃往台湾省，不过蒋介石以马步芳“擅离职守”为原因撤了马步芳的所有职务。马步芳也看出来自己在台湾省呆不下去了，所以在1950年夏天，马步芳用3000两黄金打通关系，取得了出国护照，离开台湾省前往埃及，马步芳在离开青海时，带走了大量自己平时搜刮的金银珠宝，之后马步芳便在埃及首都开罗定居，用其搜刮的钱财买下一座大厦和四幢住宅，同时还投资了舞厅和酒店。 在开罗，马步芳依然过着自己曾经的荒淫生活。在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后，马步芳又变卖房产，移居沙特阿拉伯。移居沙特后，马步芳还上演了一出“七姨太事件”的丑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马步芳1949年从青海逃跑时带出来了一群妻妾，其中排行第七的一个姨太太叫马月兰，是马步芳堂弟马步隆的女儿，马月兰是马步芳的堂侄女，当年20岁左右，移居沙特后的马步芳又瞄上了马月兰的母亲以及两个妹妹，马步芳要求马月兰写信让她们一起来自己在沙特的马公馆一同生活，不过马月兰难以忍受这种母女姐妹共同伺一夫的屈辱日子，自然拒绝了马步芳的无耻要求，马步芳因此整天辱骂、殴打马月兰，有时甚至想杀死马月兰，决心寻求一条生路的马月兰于1961年1月偷偷跑到台湾省驻沙特的外交官宋选铨家求救，希望宋选铨能为她办个护照和机票逃出虎口，回到台湾省，不过这件事被马步芳的爪牙探查到了，听闻后的马步芳火爆三丈，指责宋选铨拐骗了自己的姨太太，接着就带领已经被撤掉的“警备副司令”马耀宗等人采取行动，想要强行带走马月兰，后来经过台湾省当局出面，马步芳才不敢把宋选铨怎么样。
这件事传回台湾省后，一时间口诛笔伐，报纸尽是“后宫多佳丽，侄女充下陈”等标题的讽刺语句。后来经过友人的帮助，宋选铨全家以及马月兰于1961年4月12日秘密回到台湾省。由于影响过大，台湾省当局决定将马步芳召回法办，但马步芳拒不回台湾省，赖在沙特阿拉伯当自己的寓公。1975年7月，曾经不可一世、丧尽天良的“青海王”马步芳，安享晚年，终年72岁。
历史与时代
青海哈萨克族原居住在新疆，后因不堪忍受新疆封建军阀，特别是盛世才的残酷剥削和大规模的屠杀，从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起，便相继向甘肃、青海两省迁移。同年，居住在新疆哈密及巴里坤一带的哈萨克族中有五百户东迁，其中约三百户迁至甘肃酒泉一带，约二百户迁至青海湖以西茶卡一带。
1936年底，又有居住在巴里坤的哈萨克族约四千余户，不堪盛世才的血腥统治，误信反动头人的宣传，认为甘、青两省的统治者，同属伊斯兰“教友”，便相约东迁。这次迁移规模大而且有组织，但途中遭到盛世才派出的骑兵、汽车部队与飞机的追击拦截，逃到甘肃安西时，只剩下约九百户由头人沙不鲁巴依等率领迁来青海湖以西茶卡，与两年前来的约二百户合居。
迁到甘肃酒泉一带的哈萨克族，因遭到马步芳部队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的苛扰，于1939年至1941年间，也有一部分陆续迁来青海湖以西茶卡、尕斯、马海一带。其中以1939年1月间迁来茶卡的约七百户规模最大。
都兰、茶卡一带原为蒙古族的游牧地区，哈萨克族迁入时，哈、蒙人民关系很好。哈萨克人民把五百多峰骆驼和马匹以及自己携来的日用品新疆毛毯、香牛皮等赠送蒙族人民，蒙族人民也把羊赠给哈萨克族人民，个别纠纷均由两族之间协商解决。
1935年，新疆镇西一带的哈萨克牧民，因反抗盛世才的残暴统治，受到严厉镇压，他们逃到甘、新、青三角地带的边界线上。这一部分哈萨克族，原有十六个大部落和一些小部落，共有五千八百余户，计三万七千余人，皆信奉伊斯兰教。1939年以后，又有迁入青海的，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七百户，分散在柴达木盆地一带。开始时，马步芳对前来青海的哈萨克牧民，发给一些粮食、马匹、骆驼等，借以笼络羁縻。他们也误认为是幸运，便安居下来。马步芳为了加强对他们的统治，在柴达 木盆地临时设立了两个哈萨克设治局：一个设在柴达木西部，管理游牧在台吉乃、可鲁沟、巴隆、宗家等地的哈萨克牧民；一个设在柴达木东部，管理有名在八宝、柯柯、都兰、乌兰、茶卡、切吉等地的哈萨克牧民。以后，马步芳便接二连三地以“访问”、“安置”、“保送上学”、“修筑公路”等名义，诱骗和征发哈萨克的青少年充当苦工或当兵，以致哈萨克族人民因丧失大批劳动力而陷入赤贫，不得不起而反抗。
迁到都兰、茶卡一带的哈萨克人民，一直与当地蒙族人民和睦相处。公元1939年，马步芳为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采取挑拨离间手段，扬言回、哈同教，蒙族是外人，煽动哈萨克抢劫蒙族的牲畜；在蒙族地区却又扬言回、蒙是青海本地人，哈萨克族是外来的，煽动蒙族抢劫哈萨克的牲畜，制造了民族间的相互仇杀。
因此，哈萨克族在都兰、茶卡一带无法居留，1940年8月间，约有三百户移往共和县大河坝（今属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其余约一千户拟进入西藏，因缺乏驮运什物的牲口，在马步芳所设茶卡骆驼场中夺得一百多峰骆驼。但因牲畜仍不敷运输需要，只约有九百户按计划西行，剩下约一百户迁到都兰希里沟躲避。
西迁的约九百户人行至阿尔顿曲克地区（今青海省格尔木市境）时，马步芳的部队约一团人追踪而来，驱使蒙、藏民团一千余人为先锋，包围这九百户哈萨克人民的帐房。其时时逢哈萨克人民沿途缺乏食物，派有四百名青年在昆仑山附近狩猎，马步芳的部队恐这支青年武装力量反击，没敢向迁移中的哈萨克人民下毒手，随派出专人诱骗这些青年回到包围圈，以便一网打尽。这些青年洞悉马军的阴谋，坚决不愿返回，他们要求马军放出被包围的家族，否则愿决一死战。诱骗未成，马步芳又从西宁派去了一个伊斯兰教阿訇，以宗教名义诱骗哈萨克族人民重返茶卡，并保证今后友好相待。在宗教幌子的迷惑下，哈萨克四百名青年携带枪支下山与被包围的老小会合，由马军押送返回兰茶卡。行进巴隆宗家附近的哈托地方时，突然被马步芳预先布置的军队包围缴械，逮捕了头人依力思汗等一百五十人，并掠去哈萨克族青年妇女多人。事后，以呼家汉，思格尔巴依等人为首的哈萨克族青壮年八百多人，不顾一切，于一个夜晚，以刀子，铁锹，镐头，斧子，木棒为武器，分头袭击押送他们的马步芳部队。被掳去的哈萨克族青年妇女也夺取战刀，割断帐房绳索，里应外合。一夜之间杀死马部官兵三百余名，马步芳派去指挥的团长和诱骗哈萨克族人民的阿訇也未漏网。
马步芳增派的援军于次日赶来镇压，哈萨克族人民一边退却一边抵抗，死伤达六百余人 ，被掳去妇女三百余人，约有一百户被马步芳的部队屠杀殆尽，所有牲畜，财产全部被劫掠。在宗家一带长几十华里、宽达一里的平滩上，遍地丢弃着帐房、衣履和用具。
剩下的八百户哈萨克族人民又逃到了阿尔顿曲克，约一百户逃往柴达木西端的尕斯，其余七百户逃入西藏。
1940年，甘肃酒泉的哈萨克人民中约有二百五十户，拟迁往尕斯，与1939年迁往的一百户回合，行至柴达木盆地南沿的乌图美人附近，遭马步芳部队的突袭，全部牺牲。1941年，又有约四十户拟迁往尕斯，也遭同样截击，大部牺牲，只有九十余人逃抵尕斯。
与此同时，移居共和县大河坝的三百户和都兰县希里沟（今属乌兰县）的一百户哈萨克人民，也在马步芳的压迫下逃亡、流浪在柴达木、海西、海南一带。
由1935年起，陆续迁入青海的哈萨克族共约五千七、八百户，除先后被屠杀和逃亡以外，到青海解放时，只剩下约六百户，生活极其困苦。
哈萨克族与住地蒙、藏族的关系
哈萨克族初来青海时，与柴达木一带的蒙古族、藏族的关系尚好，双方互相谅解，互助帮助，友好往来，共同放牧。因为这些哈萨克族离开故土，颠沛流离，来到青海后，当地蒙、藏族同胞看到他们饥寒交迫的苦难情景，对他们极为同情，主动给哈萨克族老弱妇幼送酥油糌粑，借给帐篷，送给旧衣。当时有些蒙藏老人说：“这些人遭了难，我们秉承佛爷的恩典，应该救救他们，我们都是难兄难弟。”哈萨克族群众为了感谢当地蒙藏族群众的深情厚谊，也把自己仅有的心爱物品赠送给蒙藏族群众作为纪念。双方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流着眼泪用手势表达了彼此的心意。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遇到较大的事情，头人们互相商量解决。例如当地蒙古族和藏族群众在头人的倡议下，把自己的一些牛羊主动赠送给哈萨克族，自己的牲畜和哈萨克族的牲畜一块放牧，解决了哈萨克族人很多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对这种同情和表现，哈萨克族是非常感激的。
但是，马步芳为了达到他“分而治之”的统治目的，极力制造民族隔阂，挑拨民族关系。当时马步芳对哈萨克头人说：“海西的蒙古族、藏族不是和我们同教，他们是异教徒，我们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你们生活困难，我可以帮助你们解决。”反过来又对蒙古族、藏族头人说：“哈萨克是新疆来的，他们是外来人，我们是青海人，他们如果在你们的草场上放牧，可以撵他们走，有我作主。”因而哈萨克族与当地蒙古族、藏族的关系开始恶化起来。
哈萨克族从新疆逃来甘、青时，大部分牲畜沿途被反动军队抢走或死亡、走失，生活上已经够困难的了。到青海后，又遭到马步芳的大量勒索，一般哈萨克族牧民的牧畜已所剩无几，生活更是贫困不堪。在这种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为生活所迫，有些哈萨克族牧民偷抢了蒙古族、藏族的牲畜，引起蒙藏族群众的不满。于是蒙古族藏族部落头人曾准备要赶走哈萨克族，但在哈萨克族头人的解释和道歉下，取得谅解，没有发生大冲突。可是马步芳利用这个机会，处心积虑扩大和加剧这一矛盾。例如马步芳军队曾打死了居住在茶卡的哈萨克族牧民哈伯后，就对哈萨克族群众公开地宣传说：“马主席的部队绝不会伤害你们，这不是蒙古族打死的，就是藏族打死的，你们可以去找他们算帐！”因而哈族牧民与当地蒙、藏族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之后台吉乃旗和柯鲁沟旗的蒙古族牧民多次遭到哈萨克族的抢劫和杀掠，迫使很多蒙族牧民四处奔逃，家破人亡。直至青海解放，哈萨克族人被安置在阿尔顿曲克后，台吉乃旗和柯鲁沟旗的蒙古族牧民才得到安宁，流落他乡的才陆续返回原牧地。
东迁的哈萨克族人民，因长期遭受反动统治当局的迫害，和在长途迁徙过程中畜牧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他们迁到柴达木一带后，生活已十分困难，加上马步芳政权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使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四处奔逃寻找活路。１９３９年以后，居住在茶卡一带的哈萨克族５００户，由头人阿多巴依率领，迁往酒泉；３００户由头人索里坦夏日甫带领迁往大河坝（现海南自治州境内）；另有１，０００户由头人爱里斯汗、扎叶甫、沙布日巴依等带领，准备向国外逃跑，由于缺乏骑的和驮的牲畜，就去马步芳设在茶卡的骆驼场，抢了大批骆驼。但仍有１００户哈萨克族没有运输工具走不了，就跑到都兰的希里沟居住。９００户哈萨克族准备从柴达木盆地，翻山越过昆仑山，经西丅藏去国外。但行至阿尔顿曲克时，被马步芳部队追上，遭到残酷的屠杀。这一次哈萨克族群众伤亡很大，另有整整１００户人家被杀光。被抢去骆驼约５００多峰，羊约１０，０００多只，牛马数百头匹。当时的目击者回忆说：“在长几十华里，宽一华里半的平滩上，遍地都是丢弃的帐篷、衣服、用具……。”剩下的８００户逃到阿尔顿曲克后，为了逃避马步芳军队的再次追击和残杀，１００户由头人沙布日巴依带领逃往尕斯：７００户继续向国外逃跑。
接着马步芳军队又把屠杀的矛头指向酒泉的哈萨克族群众。杀害了哈萨克族头人努力哈里，哈萨克族翻译１人，及走亲戚的群众７人，并迫害从茶卡回酒泉和由阿里顿迁往酒泉的３００户哈萨克族，这３００户原在胡赛英部落。１９３８年冬全部落为５００户，为了逃避马步芳的迫害和勒索，４０户逃亡敦煌，４６０户由胡赛英率领逃到位于敦煌和大柴旦间山里的阿里顿。到１９３９年间，其中的３００户迁居酒泉，与茶卡逃来的５００户住在一起。这８００户哈萨克族与马步芳军队断断续续地战斗到１９４０年，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２５０户向尕斯一带逃亡，行至夏日哈里京，有５０户由于长途跋涉，缺乏运输工具，暂时留下来了，其余２００户继续向尕斯进发，后到达乌图美仁，其中１５０户居住在乌图美仁草滩上，５０户进了山里。一天夜里，马步芳军队追踪前来，包围了乌图美仁草滩上的１５０户，接着开始大屠杀，除４０个男子逃脱外，大都被杀害。未被杀的都被掳去到大河坝。第二天，逃出的那４０个男子，决心要救出被掳去的家族和为被杀害者报仇，徒步追赶马步芳军队，将追至阿尔顿曲克时被马军发觉，经过激烈的战斗，４０个人大部被杀害，其余的不愿作俘虏，用手榴弹壮烈地自杀了。
暂住夏日哈里京的５０户哈萨克族，休息一个时期后，继续向尕斯进发。他们不知道前面的１５０户已被马步芳军队杀害，当行至台吉乃旗时，被马军包围，男女老少全被杀光。留在酒泉的５５０户，其中除４０户由头人加拿布力带领逃亡尕斯和马海一带外，其余的和原住酒泉的１８００户合在一起（１９３９年７月前是２，５００户，７月迁往都兰、茶卡７００户，余１，８００户），共２，３００多户。其中的１，５００户于１９４０年由头人阿多巴依带领，逃亡甘州。但是，尽管哈萨克族东跑西躲，死里逃生，可是反动统治者的魔掌仍不肯放过他们，马步芳军队接着追到甘州，以“逃跑者，非良民”的罪名，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屠杀和抢劫。８岁以上，２５岁以下的青少年被抓去８００人，所有牲畜被抢一空。其中１００户只好仍向尕斯逃跑，半路上被马步芳军队追击，全部被杀害。另１，４００户在逃跑途中由于饥饿、疾病死亡的约２００户人，并有约１００户三三两两的跑散了，有许多地方只见帐房不见人。剩下的１，１００户（事实上几乎每户都有人被杀或死亡）仍居于酒泉。
伊乐嘎
马步芳，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县韩集镇阳洼山人，字子香，甘陕回变首领马海宴之孙，马麒之子，马步青是其兄长。
马步芳早年在西宁东关大清真寺当“满拉”，经名“呼赛尼”，入宁海军官训练团。
1917年结业后任宁海巡防军帮带（营副）（管带为其兄马步青）。
1921年任宁海边防第十五营管带（营长）。
1926年随父马麒投西北军。
1928年后，任副旅长、旅长、师长。中原大战前后，马麒、马步芳一面暗中活动，大肆扩军；一面积极搜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双方的情报，两面下注。交战初期，马麒派马步芳率骑兵一旅随冯军进军陕西，并以“前防接济费”名义向冯每月勒索“军饷”五万元。
1930年9月东北军入关，冯、阎失利，马麒父子立即拥蒋反冯。马步芳以在西宁组成的青海暂编第一师为资本，布置对国民军余部的进攻；又征得蒋介石方面同意，参加追剿马仲英部的战斗。先以所属第九混成旅第一团由西宁开凉州（今武威）。
1931年又亲率部众，自西宁经门源、扁都口进占甘州（今张掖）和肃州（今酒泉）。马仲英被迫退处敦煌、安西、玉门，后进入新疆。同年7月，马麒病死，经马步芳等人软硬兼施，南京国民政府遂改变由王玉堂继任的初衷，发表马麟为青海省主席，任马步芳为新编第九师师长。
1932年1月马步芳又兼青海省政府委员，旋又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当时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天水，有收复青海的意象。马步芳感到压力，遂挑起“青藏战争”，大造舆论，致使蒋介石不得不委令马步芳出兵打退藏军。胡宗南收复青海的计划也只好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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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手迹
1933年，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柴达木屯垦督办，孙率部经包头西进。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对此横加拦阻干扰，迫使蒋介石收回成命。但孙殿英不肯示弱，遂与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在宁夏血战。
1934年3月，孙殿英失败。宁夏作战期间，马步芳乘机大肆扩军，又派人在何应钦、陈立夫、朱绍良等处打点活动，1将其所部新编第九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军，他任军长兼第100师师长，后又先后兼任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总长官。
1936年曾担任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派兵“围剿”中共工农红军西路军。
1938年3月，以出任青海省政府主席为交换，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2军，他仍任军长兼第100师师长，[2] 参加抗日战争。
1943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挤走兄长马步青，并兼并其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五军。
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合并图册(5张)
1946年镇压新疆起义和青海玉树起义。
1949年5月代理西北军行政公署长官，7月正式任职，积极参加反共内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后，马步芳及马步銮、马继援等逃往台湾，后经埃及到沙特阿拉伯，出任台湾当局驻沙特阿拉伯大使。他的名言：我们不怕敌人，也不轻视敌人，老百姓不怕我们，也不轻视我们。
“围剿”红军
1936年8月，马麟出国赴麦加朝觐，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并就任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5]
10月26日，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等部，组成西路军，从靖远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马步青部韩起禄旅防地，沿河西走廊节节推进。蒋介石急电马步芳星夜调遣大军，配合马步青骑五师堵击红军，马步芳当即调遣马彪骑兵旅、马朴骑兵旅及马占成、马宗林、马秉成所率三个骑兵团，又配备步兵3000余人，加马步青3000余骑兵、步兵4500余人，共步、骑兵2.4万余人。马元海任步、骑兵总指挥，马彪任骑兵总指挥，在河西走廊与红军展开激战。在凉州西四十里铺战斗中，红军打死打伤马部官兵800多人，在永昌四十坝的一个庄院中，马步銮团包围红军一个文工团，除牺牲者外，被俘的30余名男女文工团员被解送西宁。马元海指挥步骑兵，在甘州高台县城拼力进攻红五军、红九军部分部队，经七八个昼夜的激战，红五军、红九军主要领导大部分壮烈牺牲，高台红军伤亡殆尽。马彪、马朴、马禄的部队攻人高台县城。马元海又率步骑兵和民团进攻驻守临泽县城的西路军总部和所属单位，经几天激战，红军乘夜晚突围，与驻守甘州西乡倪家营子的红三十军会合。[5]
1937年2月，马元海指挥步骑主力和民团猛攻驻守倪家营子一带各庄堡的红三十军主力和红五军、红九军的部分部队，以及从临泽撤出的部分红军部队。经几昼夜激战，红军放弃倪家营子，转移到西洞堡、龙首堡一带。马步芳派手枪团和宪兵团增援，令继续围攻红军，时值寒冬，红军给养无着，处境十分困难。红军撤到梨园堡，马元海率骑兵穷追不舍，马步芳又从西宁派兵在安西堵击，红军千余人突围进入新疆戈壁沙漠，河西战役结束。河西战役中被俘的红军战土被押抵西宁后，惨遭活埋和屠杀的上千人，大部分女兵被“赏”给官兵做妻妾，余者3000余人编为补充团，押送到循化、化隆一带做苦力。[5]
1937年5月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在酒泉文殊庙被俘，押送西宁后马步芳令马忠义在西宁东关敦庆号后院秘密杀害。[5]
西路军的失败，是解放军军史上少有的几次大失败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过去，只是对马步芳的残暴凶狠有所耳闻，通过西路军的遭遇，有了切身的体会。尤其是马步芳杀害了西路军被俘虏的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6]
据亲眼目睹马家军暴行，后来被营救回延安的西路军战士揭露，马步芳纵容手下残酷虐杀战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抽肠扒肚，就是把被俘红军的肚皮用刺刀割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肚拉出，痛苦到死。有些马家军的官兵听说用人血蘸馍吃可以治病、壮胆，就拉出红军被俘战士当场砍死，拿热馍蘸着人血吃。马家军还拿被俘红军战士当活靶打，练习枪法或打赌取乐。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把西路军从马家军的魔掌中解救出来，想尽了办法。面对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的告急电文，毛泽东和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强烈要求蒋介石令马家军停止军事进攻外，并于2月27日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以原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与第28军、第32军和骑兵一个团组成“援西军”，向西开进，以接回西路军。[6]
西路军失败后，为保存西路军余部，3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等讲和，中共中央愿以10万到20万的银圆，请马家军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4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要他向顾祝同提出：如果马步芳俘虏了徐向前、陈昌浩及其他干部，应严令其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4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叶剑英，要他进一步向顾祝同交涉，令马步劳把集中在凉州的红军被俘人员全部调到平凉，经国民党第25师驻地，转交红四方面军，并制止马步芳再残害与压迫红军被俘官兵。[6]
1937年4月，西路军剩下的700多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从安西星星峡退入新疆。执行分散游击的部队中，李先念运气很好，没多久就意外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于是按中央指令北折新疆，陈云在星星峡迎接了他们。1937年底，林伯渠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后不久，即营救了1500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原来，马步芳准备将俘虏西路军编成的新兵团，拨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中共驻兰州代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向有关方面交涉，新兵团一到西安，就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些红军失散人员纷纷要求归队。后来，这些西路军战俘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中。当总指挥徐向前辗转到达援西军驻地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说：“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的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红军西路军最终惨败于马家军之手。[6]
抗日战争
1937年8月，马步芳、马步青派遣军队参加抗战，征调大通、互助、湟源3个县的民团共8000余人组成。其中有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各民族人民，以回族较多。全师辖3个旅。马步芳、马步青先后派出了两个师的兵力，分别是暂编骑兵第一师和暂编骑兵第二师。第一师师长是马彪，第二师师师长是马禄。
马彪曾以中将身份出任国民党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率4800多名官兵，于1937年中秋节，从西宁出发，开赴抗日前线，转战陕、豫、皖等省，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不断重创日军，成为中原地区的一支抗日劲旅。[7]
1938年4月，马彪部途经陕西潼关时，渡河奇袭山西运城，将由日本浪人和汉奸参加并操纵的"白莲教"教徒千余人一举剿灭。后进入河南一战区，布防陇海铁路沿线。6月，奉命调往贾鲁河流域黄泛区沿岸的扶沟、西华、商水一带驻防，师部驻周家口镇。7月，所部副连长马元林勾结伪军，暗杀营长，胁迫部分士兵投敌，引伪军千余人深夜偷渡，侵占六七个村。马彪闻讯，当即率部活捉马元林，全歼所有伪军。[7]
1939年8月10日，盘踞在淮阳的日军向南进犯，骑一师把师部从水寨（今项城市）西关移驻至距淮阳城仅15公里的新站集，在郭平楼歼灭日寇1个中队，迫使剩余鬼子退回淮阳。随后，马彪令二旅进攻淮阳城，一旅、三旅作侧应。骑兵师激战一夜，官兵阵亡300多名，至凌晨攻进南关，西门也打开缺口。由于当时拥有重炮、坦克的大批日本援军兵临淮阳，里应外合，骑兵师腹背受敌，厮杀惨烈。2旅旅长马秉忠甩掉军服，率部持刀与敌肉搏，不幸中弹捐躯。马彪见状，亲临战斗前沿，指挥作战，在淮阳城三进三出，双方伤亡都很惨重。随后，马彪师撤出城外，向增援日军发起突袭，迫使日寇后退10里外调整。不久，后退日军开始反击，向骑兵师施放毒气弹，数百名骑兵顷刻间倒在毒烟之中。马彪即令部队后撤，增援日军乘机攻入淮阳城内。淮阳一战，俘虏日寇20多人，击毙日寇800多人、伪军1000余人，缴获机枪130挺、迫击炮3门。骑一师将士阵亡2000余人，损失战马1000余匹，被俘战士30多人。此场恶战令马彪痛苦不堪，回到驻地水寨，命人全部买下城里白布，在水寨南部（今项城市火车站一带）和新站集郊外，分别安葬阵亡官兵1500多名和500多名。[7]
1939年10月，集结到淮阳的日军向项城扑来，企图消灭骑一师，进而占领豫皖边区。马彪急电与其早有联系的新四军彭雪枫部，对日军展开南北夹击，杀得鬼子尸横遍野，退守淮阳，日寇占领豫皖边区的梦想破灭。此后，战区对骑兵师进行整编，改番号为中央陆军骑兵第八师，驻防蒙城，三个旅分别驻扎在板桥集、河溜集、王市集。[7]
1940年11月17日，骑八师被日军独立13旅团和21师团围困，顽强抵抗七天七夜，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只有2000余人突破重围，其中，800余名打散伤兵与部队失去联系，沿路乞讨返回西北。[7]
马彪纵横驰骋，转战杀敌，令日伪军闻风丧胆，与马彪部作战经过，被日酋冈村宁次称之为"恶战马彪"。马彪所部在豫东皖北抗战中，作战勇敢，伤亡将士8000余人，曾发生过马家军士兵不愿做俘虏，数百名骑兵投河自杀的壮举，在中原一带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永不泯灭的记忆，为中国人民的抗日史谱写了一曲血与火的壮歌。[7]
解放战争
当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204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58%，城市的63%，土地面积的73%。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但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毛泽东决定，以第一野战军为主，加上解放太原后的华北野战军第18、第19两兵团，向西北进军！[6]
1949年5月26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18、19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电文中的“胡”指胡宗南，“马”指的是马步芳和马鸿逵。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往来的电文中，“马”、“二马”、“两马”、“青、宁‘二马’”都是指的马步芳和马鸿逵。[6]
6月中旬，解放军第18、19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与第一野战军在关中会师，准备参加彭德怀指挥的扶眉战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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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
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决策，第一野战军采取“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首先集中力量与胡宗南主力决战，然后集中主力与青、宁“二”集团决战。彭德怀将详细德作战计划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对负责执行钳制“二马”任务的杨得志19兵团如何使用极为关注，特意给彭德怀打来电报，说：“杨(得志)兵团应立即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6]
6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毛泽东还不放心，次日又致电提醒彭德怀：“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人们可以感受到，从来往文电的字里行间，从对麾下爱将的反复叮咛中，毛泽东流露出对“二马”的高度警觉。[6]
此时，胡宗南部已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于从1949年7月11日至7月14日，在扶风、眉县地区，发起“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部4个军4.4万余人；胡宗南部退守秦岭一带，二马继续往西撤退至平凉地区。由此，解放军作战方针调整为“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彭德怀选择了平凉地区作为与“二马”决战的战场。未想，“二马”却不战而退。平凉虽为甘、宁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作战计划一出台，“宁马”马鸿逵立即察觉“青马”马步芳要保存实力的企图，急电部下退守宁夏，以图保存实力。宁马一撤，青马也无奈地急忙往兰州撤退。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暂不占领汉中，集中兵力歼灭二马。彭德怀决定以周士第兵团两个军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以另外10个军追击二马，20余天前进千余里，把青马逼进了兰州城内。[6]
李宗仁、阎锡山对二马有个形象的评价：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马步芳家族曾在青海统治数十年之久，被称为“青马家族”，也被称为“青海王”。当地民歌“花儿”唱道：“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凶不过青海的马步芳。”马步芳确实有股子狠劲。摩托车刚刚进入西宁的时候，正值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马步芳拿到新摩托车就敢骑，一踩油门，摩托车便一跃而出，根本停不住，从东关大本营一直跑到20多里外西宁城东郊的乐家湾，连马都追不上。西宁通往湟中塔尔寺的道路两边，整齐地排列着高大挺拔的白杨直入云霄，树冠密合成封闭的林荫隧道，这些树是马步芳下令，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让士兵、壮丁、政府职员、学生、工人栽植的。当时马步芳还下了一道命令：谁敢砍树就砍谁的头！[6]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马步芳对辖区内的毒品限制也比较严，不论是贩毒还是吸毒，只要被他抓住，一律砍头！可惜他晚节不保，到了四十年代后期，随着战场上与解放军作战的节节失败，马步芳自己也抽起大烟来。马家军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采取家族世袭和宗教控制的方法带兵，与其他国民党军相比，有着很强的战斗力。由于没有受到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气焰十分骄狂，不仅瞧不起中央军，也常常吹嘘解放军是他手下的败将。当年打败红军西路军，成了马步芳夸耀的资本。
1947年3月，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马家军中的马鸿逵部占领了三边地区，马步芳攻下了合水等地。以至于1947年6月14日，毛泽东给晋冀察朱德、刘少奇关于《总结边区三个月战争》的电报中也承认，彭德怀、习仲勋率野战军上月底到陇东，因青马82师颇顽强，打合水未得手。为了阻挡解放军解放大西北，由南京逃亡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紧急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举行“西北联防会议”，拟制了“兰州会战计划”，以马步芳集团依托兰州固守，吸引和消耗解放军主力，会同马鸿逵、胡宗南两集团，夹击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外围。马步芳放出狂话，“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彭德怀胆敢进攻兰州，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屏障与既设阵地，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6]
兰州，因地处皋兰山而得名，古称皋兰。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西北政治、军事中心，地理上也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枢纽。兰州城北面是黄河，东、南、西三面环山，易守难攻。马步芳退守兰州后，又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构筑的国防工事进行加修加固，主要阵地构筑了钢筋水泥碉堡群，外斜面有高6至10米的环形人工峭壁，腰部修有暗藏的侧射火力点，外有两层3至6米的外壕，壕内遍布地雷，铁丝网。阵地之间有公路、交通壕连接。马步芳视兰州会战成败为其生死存亡的关键，不仅主力全部集中兰州，而且在城内屯集了大量粮食、弹药并作了精心周密的部署，以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军和两个骑兵旅，共5万余人，重点守备南山各要点与城区；以两个军3万余人，控制在兰州东北黄河两岸地区，保障兰州左翼安全；以新编成的骑兵军2万余人，控制在临洮，临夏地区，保障兰州右翼安全。兰州城下，彭德怀遇到的困难也不少。[6]
从西安到兰州，1400多里的漫长补给线，只有一条路面极差的西兰公路，远远保障不了供给，部队只得就地筹粮。仅有10多万人口的兰州周围，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的部队，人的口粮、牲口的饲料，都很难满足。阵地上的战士们，只能吃囫囵豆子，啃生山药蛋充饥，还得勒紧裤腰带去冲锋。没有房子住，不少连队只得住进刚挖成的土洞里，再加上长期连续奔袭，战士们极度疲乏，身体虚弱，非战斗减员也逐渐在增多。兰州战役，利在速决。毛泽东来电指示：“集中兵力，充分准备，继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青马。”毛泽东完全同意彭德怀的作战计划，并乐观地对彭德怀说：“只要能歼马主力，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同时，毛泽东专电强调指示彭德怀：“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轻敌，疏忽大意。”马步芳决心守兰州，这是彭德怀求之不得的，他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怕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6]
1949年8月4日，第一野战军发布进攻兰州的作战命令：以第18兵团留置宝鸡，天水地区，继续钳制胡宗南集团，保障野战军左翼及后方安全；以第19兵团一部进至固原、海原地区，钳到马鸿逵集团，保障野战军主力右翼安全；以第1兵团攻取武山、陇西、临洮、临夏，得手后北渡黄河，直逼青海省省会西宁，截断兰州敌军退路；以第2、第19兵团5个军近15万人，沿西安兰州公路，分南北两路西进，直取兰州。8月21日，第2、第19兵团出动9个团的兵力，对兰州外围诸要点发起攻击，马家军凭借坚固工事和有利地形，以猛烈火力顽抗，并趁机向解放军的侧翼实行反冲击。解放军激战一日，不仅没有夺取一个阵地，而且消耗了大量弹药和人员较大伤亡。就在部队强烈要求继续攻击时，彭德怀司令员断然下令全线停止攻击。他认为攻击受阻，主要原因一是轻敌，准备不够，步炮协同不好，二是敌人工事坚固，敌人顽强。为此，他要求各部队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克服急躁轻敌情绪，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仔细侦察地形敌情，开展军事民主，研究进攻的战术，扎扎实实做好准备工作，待命总攻。8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马步芳既然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兰州战役。并须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6]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摸清了马步芳的部署、工事构筑和地形情况以及作战特点后，彭德怀重新调整了部署。在此之前，解放军第1兵团解放了临夏。临夏是青宁二马出生和起家的地方，丢了临夏，等于马家的老窝子被抄，大大动摇了兰州守敌的军心，迫使马步芳从兰州前线抽调骑兵第8师两个骑兵旅回防西宁，从而减少了进攻兰州德阻力，也保障了野战军主力的侧翼安全。马步芳感到兰州危急，一面急电广州国民党政府，火速督催胡宗南、马鸿逵出兵解围；一面派亲信马骥专程飞到银川，向马鸿逵求救。马鸿逵比马步芳长11岁，是马步芳的长辈，却因争权夺利而长期不和，乘机故意刁难，讨价还价，最后勉强拼凑一支贺兰军，进驻宁甘边境，坐山观虎斗。而此时胡宗南自身尚且难保，不肯出动一兵一卒去兰州解围。马步芳知道援军不会来，兰州亦不保，便于8月24日只身飞往西宁，再携眷逃往重庆，所部交由儿子马继援指挥。[6]
8月25日拂晓，解放军攻城部队发起总攻。经激战，攻占被称为“兰州锁钥”的沈家岭、狗娃山、古城岭、马架山和皋南山最高峰营盘岭，兰州城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炮火之下。 兰州城防指挥官马继援，见外围主阵地一日之内相继失守，伤亡又惨重，外面援军无踪无影，同马步芳密商后，决定于当日乘夜幕全线秘密通过黄河铁桥，向西宁方向撤退。但是，黄河铁桥迅速被解放军控制，除马继援等人率一部逃走外，余部成了瓮中之鳖。一路上满目溃兵，人马争道，车辆横冲直撞，自相践踏，死伤累累。至26日12时，解放军全歼兰州残敌，解放兰州。
兰州战役，是西北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第一野战军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人2.7万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打开了进军青海、宁夏、新疆的门户。[6]
马步芳于8月19日从台湾飞回西宁以后，立即以重金雇用陈纳德的飞机9架，从西宁忙运黄金、财物、家族家属至广州，着赵佩和马得清及张骥等人料理一切。当时马德清飞奔于西宁、重庆、广州之间，专为马步芳及其家族逃走而效劳。[8]
兰州战役后，27日马步芳携眷逃往重庆，后逃台湾。[5]
8月25日兰州撤退后，马步芳在西宁暗嘱高文远散布“将军队撤往草地打游击”的谎言，籍以稳定军心和民心，以防发生不测。并指示冶成荣急速收拾贵重财物，忙用飞机急速外运。马步芳本人一面催促家属准备行装，一面亲自决定外逃的家族成员，经过两天两夜的忙乱准备，于8月27日飞经重庆，转飞广州。马步青暂住重庆上清寺原青海省同乡会南院中。不久，马继援亦由重庆来广州。当时聚居于广州河边爱琼酒家十四楼上。先后赶到的有赵佩、马骥、马绍武、马步瀛、马步康、马步銮、马步鳌、马禄、詹世安、马庆（马呈祥的父亲）、马朝选（马步芳的岳父）、马继援、高文远、赵珑、马璋、马子英（省地政局局长）、马世俊（马步芳的亲信管家，原西安办事处长）、马耀宗（马步芳的族孙子，是私人管家，曾任炮兵团团长）等人。冶成荣在成都处理“德兴海”在四川的财产，事后去香港。[8]
9月下旬，所有到香港的人员和家属，都住在英皇大道100号。英皇大道原名“皇后大道”，是北临海湾、南靠香港山脚下最繁华的一条大街。[8]
在此期间，10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马步芳去台湾。马步芳无奈，不得不遵命到了台湾。他把西北战场失败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到了马鸿逵的身上，而蒋介石却命他重返西北，收拾残部，继续同解放军对抗。西北战局已无法挽回，这实际上是叫马步芳去送死，马步芳不寒而栗，遂萌生去意。
10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第五十二次会议以马步芳擅离职守，给予“撤职议处”处分。[5]
马步芳感到此生作恶太多，再在台湾呆下去后患无穷，决定离开。他施展了惯用的“黄金外交”，以2000两黄金贿赂了能在蒋介石面前说得上话的国民党元老吴忠信，由吴向蒋周旋，才获准暂不返回西北。马步芳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恶人先告状的做法难以持久，一旦马鸿逵赴台，一定会同他算账。
1948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头等战犯名单，被列入该名单的人计43人，其中马步芳名列第40名。[9]
国外日子
为了办理出国手续，马步芳一行在香港逗留了20多天，有时马德清奔走于广州香港间。最后包了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3架，大人小孩共计200多人，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由于种种原因，一日可达的航程，经3天才算到达。[8]
马步芳飞抵利雅得后，沙特阿拉伯国王特地接见他，并赠送小汽车一部，马步芳婉言谢绝。同时私自购卖小汽车4部，和一些亲属前往麦加去朝觐，并到麦地那朝拜穆罕默德陵墓。朝觐毕后，由于当地气候太热，都避暑于塔伊夫省。两个月后马步瀛因中暑去世，马步芳和随行人员又从塔伊夫省迁住于吉达海港，这里气候比较凉爽，又是各国驻阿拉伯领事馆驻地，马步芳住入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领事馆内，由领事王稼祥陪同居住。不久，王稼祥和马耀宗二人前往埃及首都开罗，在开罗住宅区马尔地33号买得公寓一院，作为马步芳的私邸，另外买得13层楼房一幢，由所有随从人员家属居住。[8]
马步芳在埃及开罗定居以后，请了一位中、阿文都会的专门教师，每天在家里一面学习阿拉伯文字，一面学习《古兰经》教义，并组织小孩和大人们学习阿拉伯语言和文字。[8]
马到开罗不久，佯称其妻病重，去电要马继援离台速去埃及看望母亲。他不愿自己和儿子再留在蒋氏身边。马继援素以孝子自居，接电即飞开罗，及至，马步芳便再不放行，并从经济上控制他。不久，马呈祥由新疆转道印度赶到开罗，马步芳当时对马振武通电起义一事尚恨声不绝，责其败坏门庭声誉，马步芳向其子侄弟们宣布，他此生再不做事，再不做官，将来死后，也就在此埋掉。
马步芳在开罗定居不久，蒋介石从台湾给他汇来了一万元美金，作为生活津贴，同时多次来函来电或派人去开罗看望，希望马氏及他身边师以上军政人员尽早返台，马步芳均未置可否。后台湾方面又提出在阿拉伯或埃及大使一职中供其挑选，马步芳亦表示拒绝。
马氏集团流亡国外，政治上没有出路，生活上坐吃山空，一切完全是异国风情，精神上十分苦闷。
马步芳大有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之意，他闭门不出，专心于伊斯兰经典，并让马步康、马步銮、马骥等每日陪他念经。上午一般在自己楼内做祈祷和功课，下午多去他没有公开的秘密妻子法图麦处（经名法图麦，宁夏人，与马步芳在西宁时生有一子，四九年外逃时已八岁，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校参谋马发元负责将其母女连同各家眷属一起携往）。在国外，马步芳尽管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但在整个集团和家庭中仍保持着独有的威严。在马尔地他深居简出，很少进开罗市区，偶尔也陪同家人外出暂短旅行，但生活范围十分狭小，仅限于二座楼内。对属员和家人管理也十分严格，不许轻易远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共救国”、“光复大陆”一切都已成为泡影。马步芳自知在台湾无立足之地，后来终于出任阿拉伯大使，并于1975年死于麦加。
据传闻，1975年，一位到麦加朝圣的青海穆斯林老人曾暗访马步芳。弥留的马步芳已说不出话，两人在袖中用西部独有的方式手谈。说到欠下家乡的感情时，老人出示一个羊头、一个马头和一个牛头。马步芳连连摇头。再问时，马步芳老泪纵横，他颤抖着指指天、指指地、又指指自己的心，用生命做思念的情感岂是金钱能够衡量的？马步芳在无限的乡愁中辞世，尸骨留在了数千里之外的沙特阿拉伯。
性格特点
阴险狡诈
马步芳阴沉持重，极富心计。在二十多年的政治军事生涯中，无论是操控内部还是周旋中央政府，他处事果决，思虑周密，诸事分寸把握有度，拿捏得当，同时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踢开叔父兄长，独揽青马军政大权，恩威并重统驭宗亲部属；外，授封疆大吏，以甘、青为根据地，浸染新疆西藏，征伐藏区，追堵红军。他做的每件事都可为自身和其“团体”攫取最大利益。
马步芳是个政客，虽自幼就混迹于行伍，但军事指挥上没什么建树，他只参与战略决策，除了征讨藏区因离得近管管筹划外，其他很少具体介入战役战斗指挥，也很少上前线。这一点和他的父亲马麒不同，马麒喜欢“亲征”。打西路军马步芳请出老将马元海挂帅，解放战争陇东战事中则干脆把军队交给儿子指挥。但他决不是不过问，对前线战事，他通过现代通讯工具时时了解情况并督导。[10]
50年代末，台湾当局想乘国际反共反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矛盾和青海藏区、甘南地区发生过一些民族纠纷和冲突的机会，妄图策划反攻大陆。马步芳也抓住机会吹嘘，由他指挥的游击队仍在大西北坚持反共斗争。他还诡称，大陆来朝拜的人员当中就有他的游击队代表和联络员，是来接受他的指示，并再三请他回去领导反共大业的。[11]
凶狠残忍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因张国焘的分裂思想导致宁夏战役流产。无奈之下由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的红军西路军渡过黄河，独自踏上了西征的道路。
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穷凶极恶的敌人，刚刚经过万里长征，粮弹奇缺的西路军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浴血拼杀。初期，红军进展较为顺利，在干柴洼第一仗，就击溃了马家军的精锐骑五师和马步芳的起家部队一百师。但在攻克古浪后，九军遭到绝对优势的马家军的拼命反击，虽然重创敌军，自己也损失巨大。
随后，由于作战任务的几经变迁，西路军时驻时走，不但没有完成战略任务，反而给了马家军集中兵力的时间。诸马先后调集了十七万人的大军，对西路军进行了疯狂的攻击。马家军的骑兵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结。面对英勇作战的红军，马家军在屡次吃亏后及时总结了战术：在进攻时驱赶民团冲在前面，精锐部队积蓄力量待机；攻击时每人仅带两三排子弹，打完了乘马回去取，以防红军得到补充；攻城时往往“围三阙一”，红军撤退时，以骑兵穷追；红军一驻就打，不给其发动群众、安置伤员、整补力量的时间；作战时采用人海战术、波浪战术，决不给红军稍作喘息的时机。
马步芳在西宁(2张)
对于转战万里的红军来说，河西走廊无疑是最不适于作战的地域。地广人稀的、一马平川的地理环境，骑马作战、来去如风的敌人，都使我军最擅长的运动战、夜战、伏击、奇袭等难以施展，而被迫多以阵地战和敌军拼消耗，并难以获得补充。经过永昌、高台、倪家营子、三道流沟等多场血战，在给予马家军多次重创的同时，自身伤亡殆尽，五军军长董振堂、九军政委陈海松、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等先后阵亡，余部退入祁连山。部分部队在李先念、程世才的率领下到达新疆，仅余420余人。
西路军失败后，马家军诸头目在狂欢庆祝的同时，一面向蒋介石致电邀功，一面对西路军被俘人员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
据有关资料统计，红军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余人；战死者约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过去，只是对马步芳的残暴凶狠有所耳闻，通过西路军的遭遇，有了切身的体会。尤其是马步芳杀害了西路军被俘虏的战士，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6]
据亲眼目睹马家军暴行，后来被营救回延安的西路军战士揭露，马步芳纵容手下残酷虐杀战俘，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抽肠扒肚，就是把被俘红军的肚皮用刺刀割开，将肠子拉出，拴在马尾上，然后打马奔跑，受害者肠肚拉出，痛苦到死。有些马家军的官兵听说用人血蘸馍吃可以治病、壮胆，就拉出红军被俘战士当场砍死，拿热馍蘸着人血吃。马家军还拿被俘红军战士当活靶打，练习枪法或打赌取乐。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6]
1956年修建西宁烈士陵园时，曾从西宁南门外万人坑等处，掘出西路军烈士头骨1800个，其中有女性和未成年者。刽子手马英(马步芳之表弟)，解放后曾有如下口供：1937年春，他曾两次参与屠杀西路军被俘将士，都在西宁南门外万人坑处。屠杀前数日不给西路军被俘将士吃饭，使其失去反抗能力。屠杀时在深夜，先以为西路军将士看病为名，将其诱至万人坑处；然后一刀一个，砍入万人坑中。有不死者，补之以枪弹和乱石；再后，以土理之。数日后，坑上浮土仍起动不已。待到夏季，尸臭难闻，又复以土盖之。屠杀时，马英曾亲自听到，西路军将士有大骂马步芳匪徒者，有高喊共产党万岁者。当时的《青海日报》某编辑曾目睹，剑子手将一七、八岁小孩，绑在一女红军身上，然后一刀将女红军砍入坑内，小孩大叫一声“妈”也堕入坑中。其惨烈之壮，使人目不忍睹。更有甚者，在抑解西路军被俘将士到青海的途中，马步芳之弟马步瀛竟将三十名红军的“活人胆”取出，做了眼药。[12]
荒淫好色
马步芳为人荒淫无耻，在国民党上层中少见。[11]
在大陆时，他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在埃及，马步芳仍然难改其风流本性，酒店的女侍、舞厅的舞女、随他到开罗谋生的部属的家眷，都被他奸淫。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遭其强奸，后生下一个儿子。为了掩人耳目，马步芳亲手将这个婴儿杀死。据后来旅居中东的回族侨民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控拆，包括汉、回、满、蒙、藏、哈(萨克)、撒(拉)等各族女性在内，被马步芳蹂躏过的，不下5000人。[11]
马步芳刚到沙特时，也常带着一群姨太太去麦加朝觐。阿訇见了大起诧异，认为一个男人不可能有这么多妻妾，必定是他拐了别人的老婆。因此当面骂他道：“你这人带别人的太太来朝觐天房，把天房亵渎了。我要打你的耳光，赶你出去，还要报告政府，驱逐你出境!”吓得马步芳赶快把太太们就近送人，别人说养不起，他又贴上一点钱。等到朝觐结束后，又去硬讨回来，被人传为笑料。[11]
1961年春，马步芳为台湾当局的“外交事业”制造了一起大丑闻。起因是五姨太马月兰的反戈。马月兰是马步芳的堂弟马步隆的女儿，马步芳去开罗时，她和家人随行。马步芳看上了侄女的美貌，要纳她为妾，还威胁马步隆夫妇说：“你们不把她给我，我要你全家都活不成!”就这样，马月兰成了伯父马步芳的玩物。[11]
马步芳来沙特当“大使”后，马月兰被关在吉达海滨的住宅里，不准与任何男人接触，还常遭到马步芳的殴打，而其父母和弟妹，则远远避开。不料后来，马步芳又瞄上了马月兰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妹妹，要她写信召她们来马公馆“一同生活”。马月兰无法忍受这种母女姊妹同受蹂躏的耻辱，断然拒绝，于是马步芳更竭力折磨她。[11]
刚巧，这时台湾当局又给自己驻沙特“大使馆”派来一个“参赞”宋选铨。宋的妻子是外国人，思想开明，很同情马月兰的处境，于是帮助她逃出虎口，藏身于自己的住宅。接着，马月兰不断向台湾“外交部”、“监察院”、“立法院”等处发出控告信，要求他们责成马步芳速将她被扣押的护照发还，好让自己去台湾控诉这位伯父兼丈夫的“大使”的罪行。[11]
马步芳知道后，下令在“大使馆”内挖了个坑，准备活埋宋选铨，又亲自带领数人去砸宋的家门。宋选铨和马月兰跑到阳台上向外大声呼救。沙特警方立即派来警察，当场将马步芳一行人拿下。但是马步芳是“外交使节”，享有豁免权，而其余的人则被送往警局关押。[11]
这时，台湾当局“外交部”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闻讯赶到，力劝马步芳以“党国声誉”为重。马步芳马上向其下跪磕头，请他不要把“党国”和“家事”混淆。接着，马步芳爬起来，与站在阳台上的马月兰对骂。[11]
马月兰会讲阿拉伯语，忽而用中国话回骂马步芳，忽而用阿拉伯语向围观的沙特行人作公开揭露。当时约有近800人围在现场，造成了交通堵塞。最后，由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出面调停，把马月兰护送出境。接着，从黎巴嫩直至港英当局，马月兰一路控诉，一路为之大开绿灯，竟使马步芳原以为她到了贝鲁特便无法动弹的盘算落空。[11]
不久，马月兰逃到台湾，出现在台湾“监察院”的控诉席上。继而，沙特华侨的联名控告信似雪片飞来。台湾报纸上尽是“踏花归来马蹄香，风流大使太荒唐”、“后宫多佳丽，侄女充下陈”等标题。“监察委员”们亦纷纷以“败坏邦交，贻误国是”、“乱伦逼婚，迫害侨胞”等罪名，提出劾马案，直至要追究“外交部”、“行政院”的责任。[11]
马步芳自然不会送上门来受审，台湾当局更是想尽可能遮盖丑闻，最后，由马步芳“自请辞职”了事。马步芳在沙特弄得声名狼藉，中东各国也不欢迎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丑类。从此他就一直躲在公馆里消磨时光。[11]
贪婪
沙特华侨很多，都是虔诚的穆斯林。马步芳还想再过“土皇帝”的瘾，于是行贿台湾当局，最后谋得了台湾当局驻沙特的“全权大使”。可是马步芳的阿拉伯语讲得很差，也最怕参加任何“外交宴会”，每日很少去“大使馆”办公。他的汉字水平也很差，接近文盲，一应公文都写个“阅”字，再交秘书们核办。[11]
马步芳压迫当地侨胞的手段相当毒辣。沙特的华侨多以缝衣制帽为生，马步芳把所有的缝纫机都买下，迫使侨胞用高价向其转购。各国的华侨来麦加朝圣，也遭其盘剥，否则就诬以“通匪”等“罪名”，让沙特方面不予签证。而原先就在沙的侨民，护照大多被其扣押在手，更使其颐指自如。[11]
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大做走私生意。过去国民党政权拨给他的大批军费，都被他兑换成黄金后私吞了，听说黄金在印度黑市上值钱，便组织偷运倒卖的勾当。[11]
社交关系
随着国民党在各个战场军事上的失败，西北的局势亦岌岌可危，此时，三马亦开始了分化。马鸿宾于1948年7月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后，国民革命军第81军军长职务由其子马敦靖接任。1949年初，蒋介石想以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敦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部配合马鸿逵、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对蒋介石的命令，马鸿宾不能不执行，但是，此时，马鸿宾已愈来愈感到前途无望，他约束部队，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出抉择。
与宋子文马麟在西宁(2张)
1949年4月，张治中作为国民政府方面和谈首席代表到北平与中共谈判，遗下西北军政长官一职，成了马鸿逵与马步芳争夺的目标。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在二马的眼中，就如同“西北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宝座，虽然在蒋家王朝分崩离析之际，二马仍不放过这一机会。当时，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时兼代理军政长官职务。马鸿逵认为，要想获得西北军政长官之职，必须要到兰州活动，同时，要想办法挤走郭寄峤。于是，4月下旬，马鸿逵以养病为名住到兰州，每日宴请各方大员，请他们为自己制造舆论。他还邀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俨然以“西北王”自居，但马步芳、马鸿宾并不买他的账，来电拒绝。与此同时，马鸿逵抓住郭寄峤准备发行三百万元公债一事，大肆揭露和指责，弄得郭寄峤狼狈不堪。就在马鸿逵得意洋洋，以为大功告成之际，忽然从广州方面得到消息：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打算委任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
原来，就在马鸿逵在兰州大肆活动的时候，马步芳却悄悄地走上层路线，施展“黄金外交”。青海生产黄金，马步芳依靠手中掌握的黄金，很轻易打通了李宗仁、阎锡山等的门路，李、阎等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在此“戡乱”的紧要关头，只能用野马。当然，黄金有很大的效用，而马步芳的实力胜于马鸿逵，这也是李、阎任用马步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马鸿逵比马步芳长十一岁，是马步芳的长辈，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1945年12月即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军衔、职位都比马步芳高，败在马步芳手下，令他十分恼怒。然而，自己的实力终逊一筹，只得让步，另做打算。5月上旬，马鸿逵约马步芳到西宁与兰州之间的享堂会面，经过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君子协定”：马鸿逵保举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并且将宁夏兵团开赴陇东，与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领的青海兵联合作战，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以保住甘宁青。于是双方各怀鬼胎分了手，马鸿逵回到兰州后，一面致电国民党中央保举了马步芳担任西北军政长，一面电令宁夏国民革命军第128军军长卢忠良出兵陇东，与青海兵团组成宁夏联合兵团合力进攻陕西。
国民党行政院明令发表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不久又实任）。马步芳率领自己的一套班底从西宁赶到兰州上任，原长官公署的要员几乎全部撤换，只留下属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另外，马步芳故意留下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完全把马鸿逵撂到一边。
马鸿逵在兰州左等右盼，也不见马步芳保举自己当甘肃省主席，一怒之下电令宁夏兵团往后撤。此时，宁夏兵团近十万人由马继援指挥，正在进攻陕西，但由于二马交恶不和，彼此无法协同行动。马继援在进军时，故意把宁夏兵团摆到正面第一线，而宁夏兵团则只听命于马鸿逵，对马步芳父子的命令根本不理。这样，宁夏兵团进攻陕西很快遭到失败，两部争相往后撤退。青海兵团撤退在先，想截住宁夏兵团退路。宁夏兵团一夜猛冲，冲过了马继援的警戒线。
马鸿逵当不成甘肃省主席，心里感到很气愤，又无从发泄，还是最得专宠的四姨太刘慕侠给他出了主意，趁马步芳暂回西宁之机，到广州见李代总统。马鸿逵到了广州，见到李宗仁，但李宗仁并不支持他，想飞往台湾见蒋介石，但李宗仁又不予批准。马鸿逵唯有再电令宁夏兵团继续后撤，结果，很快丢失了长武、泾川、平凉等重镇。
Leo斌209216225
民国时期青海出现了一名手段极为残暴的军阀，这名军阀就是大名鼎鼎的青海王马步芳。
关于马步芳的事迹，大家可能多少有一些了解，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马步芳在西路军借道青海、准备开赴新疆的时候，用极为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数以千计的西路军，在青海犯下了巨大的血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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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对青海的百姓也非常残暴、对当地的妇女非常淫邪，整个人俨然就是一个残暴的土匪形象。
马步芳的身上可以说得上是恶迹累累的，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是不符合我们道德的观念，不过在马步芳犯下的众多恶迹中，他也做了不少还说得过去的事情。
马步芳的家族以及他年轻时投靠冯玉祥
马步芳与其他的两位西北三马一样都出身于甘肃河州，他的祖上是清末时期跟随马占鳌一起发动西北回乱的马海晏。
虽然回乱在清末时期被左宗棠带兵平息了，但是因为他们主动向左宗棠投降的原因，所以他们获得了左宗棠和慈禧太后的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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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平回乱）
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也在后来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册封，在得到朝廷的认可之后，这些叛乱者也慢慢扎根于西北大地，培养出了非常强大的势力。
马步芳年轻的时候，中国已经被各大军阀们分割得四分五裂，而当时掌控西北地区的人是军阀冯玉祥，冯玉祥的手上有着将近20多万的西北军，是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拥有私人军队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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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
虽然马步芳的家族在西北根深蒂固，但是他们是没有能力和冯玉祥抗衡的，所以马步芳的父亲马麒就带着自己组建的骑兵部队和马步芳一同前往投靠了冯玉祥的阵营，并在冯玉祥的部下得到了发展壮大，在中原大战的时候，仅仅马步芳一人就拥有了一支师的力量。
马步芳父子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得到重新发展的机会
在蒋介石上位之后，他为了铲除军阀们的势力、发展自己的实力，所以就和当时的各大军阀们爆发了冲突 。
当时的各大军阀们为了抗击蒋介石，所以就联合在一起与蒋介石展开了战争，这场战争就是以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三大军阀对蒋介石展开的中原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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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大战期间，马步芳父子一直搜集各种情报分析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军事力量。
最后在中原大战末期，冯玉祥的败势已经十分明显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候马步芳父子押下了他们的赌注，他们选择了投靠蒋介石，并最终帮助蒋介石获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在后来蒋介石论功行赏的过程中，蒋介石给了马步芳父子很大的回馈，也因为蒋介石当时的力量还不足以渗透、掌握西北地区，所以他就将当时投靠他的马步芳父子和其他马氏家族族人封回了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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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青海王的马步芳在青海犯下的恶迹
其中马步芳的家族就来到了青海，并通过数年的发展成为了青海当地的一霸。
原本马步芳被蒋介石封到青海的时候只是一名师长，不过在他各种手段之下，最终整个青海都被他占据了起来，他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青海王。
1936年，马步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所以他就和当时的西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很快马步芳就凭借着自己强大的骑兵部队击败了西路军，在击败俘虏了众多西路军士兵之后，马步芳用极为残忍的手段折磨起了这些西路军，使得人间地狱降临在了西路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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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在马步芳掌握了青海之后，他开始了对青海百姓们的横征暴敛，使得当地的百姓们苦不堪言。
马步芳的残暴是不分任何族群的，就连他本身民族的百姓们也遭受到了他的欺压。
民国时期的众多军阀虽然被人们称为土匪，但是与马步芳相比，他们却还算得上是好的。
而在马步芳掌握的青海时期，青海众多的妇女们也遭遇劫难，在马步芳的魔爪之下，无数的妇女惨遭了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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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马步芳
在马步芳的人生中有一些事情也是值得我们认可的，就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派出了8000名骑兵部队赶赴中原、参与了抗日战争的事情。
不过有一些细节我们有必要说一些，首先这些骑兵并不是马步芳主动派遣的，而是马步芳在受到蒋介石的强迫之后不得不派出的，而作为交换要求就是蒋介石必须要把他封为青海名义上的第一大员。
而且这些部队也不是从他本身的部队中抽调的，而是从各地、各族的自主民团中强迫抽调出来组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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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件事情并不能为马步芳本身的罪恶洗脱清白，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是保持着自己的自私的，他既不用派出自己的军队，又能获得蒋介石认可的地位，对他来说简直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抗日战争中的8000名抗日壮士要和马步芳区分开
不过我们也不能忘了那8000名为抗日战争献出了生命的民团骑兵们，这8000名骑兵战士都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好汉。
他们在抗日战争期间转赴了中原各大战场，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一段传奇，最后在抗日战争的末尾时期，8000多名骑兵无一幸免、无一投降，全部折戟在了抗日战场，从这点上来看，他们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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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过程中，马步芳却和自己的嫡系部队在青海的大后方大肆享受、仍旧地欺压着百姓们，所以我们在看待抗日战争中的青海骑兵时，要把战死在战场上的壮士们和马步芳区分开来，不能将之混淆。
在内战时期，马步芳也因为以前犯下的恶事，被列入了绝对不允许投诚的名单之中，所以在蒋介石败退台湾的时候马步芳也逃到了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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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作恶的马步芳
他首先去了埃及，然后又去了伊斯兰的聚居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度过了晚年，而在沙特阿拉伯的马步芳也被暴出了一件丑闻。
马步芳在埃及期间曾经强迫自己的侄女嫁给他作为妻子，并在前往了沙特阿拉伯之后将他的侄女关押在了别墅中，不准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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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侄女非常不甘心就这样在关押中度过余生，所以她就请求台湾人员帮她脱离苦海，因为当时马步芳担任的职位正是台湾驻沙特阿拉伯的大使，所以台湾对马步芳是有着一定限制的。
在台湾人员的帮助下，马步芳的侄女逃出了马步芳的魔爪，并在台湾把马步芳的恶事暴露出来，此事也成为了当时台湾的一件大丑闻。
马步芳在丢掉了他青海的地盘之后，他通过自己台湾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身份，继续欺压起了当时来到沙特阿拉伯的华侨们，可以说他是将恶事做到了外国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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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马步芳的一生是恶迹累累、罄竹难书的，当然他虽然作恶多端，但这种恶其实也是他能力的一种，正是他足够的残忍，他才能将他原本身为青海大佬的叔叔马麟、以及他实力不亚于他的亲兄弟马步青排挤掉，最后坐上了青海王的位置，而他虽然做了不少看着还过得去的事情，但这些事情究其根本却还是因为他本身的利益在驱使，不过我们该肯定的还是要肯定，该否决的还是要否决，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就可以了。
孤客生
中诺ZN
马步芳，回族。其祖父出生在一贫苦家庭，曾以充当脚夫为生，但他武艺高强。在与左宗棠率领的清军作战中，率领部众击败清军三十个营后见好就收。经过谈判，又投降了左宗棠，成为清庭六品军功带顶。马步芳的父亲随祖父从军，后任循化参将、甘肃西宁镇总兵、青海省政府主席等职。
马步芳14岁时便在其兄的部队中当帮带（相当于现在部队的副营长）。1926年，马步芳随父亲投靠了冯玉祥，后任旅长、师长。在中原大战中，马步芳与父亲暗中大肆扩军，一面密切注视蒋冯的作战情况，在冯玉祥显现败绩的迹象时，父子俩立刻反冯拥蒋。1934年，马步芳所部扩编成军，其任军长，后又兼任青海省保安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五省总长官。1938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开始了他在青海长达十余年的统治。
1936年10月，红军第四方面军约2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西征，计划打通河西走廊，取得前苏联的军事援助。马步芳的马家军对红军大肆围剿、堵截，由于红军武器装备简陋、缺少弹药，又无险可守，而该地域又适合骑兵作战，经过多日的浴血奋战，西路军弹尽粮绝，最终失败。建制部队仅有李先念率部突围出来的不足千人，再有极少数人个别逃出来外，其余均牺牲或被俘。在张掖，马步芳就杀害红军俘虏3267人，其中活埋2609人，枪杀575人，烧死27人，甚至采用了取胆，割皮、扒心、割舌等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而对那些女战俘，马步芳除枪杀、活埋外，还大肆强奸、侮辱，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或丫环，这也成了中共对马家军永久的恨。
1949年，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固关战役中，消灭了马步芳的骑兵第十四旅及第八旅大部，马步芳遂将兵力撤到兰州，试图借助当地坚固的防御工事负隅顽抗。但在解放强大的火力和猛烈的攻击下，马家军不久便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了，也报了当年西路军的血海深仇。
兰州解放前夕，马步芳就已乘机逃走，后经香港等地来到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地居住，随其逃亡的部众、亲属有二百多人。1957年，台湾让马步芳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后在1961年辞职。马氏集团流亡海外，政治上没有出路，生活上坐吃山空，在异国他乡，精神十分苦闷。马步芳大有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之意，整日闭门不出，专心于伊斯兰经典。
小方说历史1990
马步芳与马鸿逵、马鸿宾号称西北三马，各自称为青马、宁马与甘马，在近代历史上可谓是风云人物。
马步芳最为出名的原因主要是：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私人道德上，都有被人戳脊梁骨的可能与谈资。
马步芳与国民政府、蒋介石的纠葛，属于乱世中的万花筒，割据一方，乃是政客作为，在此不再多说。这里主要谈谈马步芳做的一些过分的事情和暴行：
第一，倒行逆施，杀害西路军。
马步芳率部2.4万余人，1936年10月攻击西路军。仅仅在河西战役中，战死的不算，之后惨遭活埋和屠杀的就有1000多人。
而大部分女兵境遇凄惨，被“赏”给底层军官做妻妾，受到非人的虐待，最后转卖多处，造成人间悲剧。![]()
到了1937年，还有3000多人被罚作苦力。仅在张掖一带，马步芳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残忍至极：
据幸存者回忆，马步芳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
据马步芳表弟马英回忆，他们屠杀西路军时常在深夜，先以看病为名，将其诱至万人坑处；然后一刀一个，砍入万人坑中。有不死者，补之以枪弹和乱石；再后，以土理之。
被杀害的将士，数日后，坑上浮土仍起动不已。待到夏季，尸臭难闻，又复以土盖之。
打开那段悲痛的历史，马步芳这些暴行真可谓是惨绝人寰。由于西路军后援未到，孤军作战，被马步芳围攻，以至于失败。
如果仅仅拿此事来说，马步芳简直惨绝人寰，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第二，生活奢侈、鱼肉百姓。马步芳采用封建那套手法，统治民国青海百姓，毫无法治意识。马步芳喜欢抽大烟，纵欲过度，喜怒无常。
在路边栽了一些树，命令谁敢砍树就砍谁的头。自认为是土皇帝，剥削人民，赋税沉重。
故而李宗仁、阎锡山就评价他：马步芳是匹野马，马鸿逵是匹滑马。凭借私人武装，肆意妄为，导致民间特别惧怕马步芳，歌里唱道：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凶不过青海的马步芳。可见此人的口碑。![]()
第三，荒淫无度，欺辱妇女。马步芳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私生活极其混乱，不知约束与自律。以至于报刊媒体上批评他为：
踏花归来马蹄香，风流大使太荒唐；后宫多佳丽，侄女充下陈；败坏邦交，贻误国是、乱伦逼婚，迫害侨胞。
在开罗，有一个秘密妻子法图麦处，和他厮混还与许多饭店服务员、舞女关系混乱，完全是管不住下半身的主。
马步芳刚到沙特时，还经常带着一群所谓姨太太去参加麦加朝觐，在当地造成了恶劣影响，以至于引发了驱逐马步芳的小浪潮。![]()
最后马步芳死在异国他乡，正可谓天道昭彰，报应不爽。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用道德指责人、绑架人，但是马步芳此种作为，亦可以说是难以原谅，令人生厌。马步芳一系列所作所为，有的坏事是因为身份缘故不得已而为之，而有的恶行却纯粹是天性使然，失去了人的基本怜悯心与自我约束力。
总结一下，英雄、枭雄与狗熊之间，就在于做人的底线。人还是得自我克制一些，不论是平头百姓还是所谓乱世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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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王马步芳的发家之路
要说马步芳能够成为青海王，那绝对是在能力和权术之外，还要靠一个狠字，要说马步芳有多狠，青海有一句话叫“上山的老虎下山的狼，凶不过青海的马步芳。”
马步芳从小就练武，在民国时候的乱世，没有一身武艺，没人服你，正是因为这一点，马步芳拼命的练武，在宁海军官培训团期间，每天都坚持操练，因此，说马步芳的性格的时候，绝对是从坚韧不拔这方面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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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刚毅的性格，使得马步芳18岁就担任营长，然后从营长一路当到师长，在1928以后，中原政局跌宕起伏，马步芳父子也想从中捞一杯羹，于是在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等多方周旋，初期追随冯玉祥，后看冯大势已去，于是又拥蒋介石。
中原大战之后，马步芳凭借原来的军队，大肆在青海扩军，到1931年马步芳已经成为青海省政府委员。
马步芳荒淫无耻，卑鄙下流
马步芳荒淫无耻是最为有名的传闻，马步芳曾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在马步芳统治期间，糟蹋的女性不计其数，据说为了霸占一对姐妹，曾杀死了他们的三名家人。就连自己部下的妻女，甚至自己的嫂子和弟媳，侄女，马步芳都不放过。最令人发指的就是，他连自己的外孙女也不放过。
在国民党高层，像马步芳这么多的女人，私人关系这么糜烂的，实属罕见。后来马步芳到沙特，竟然因为他的女人太多，甚至引起了轰动，尤其是后来马步芳其中的一个女人马月兰不堪忍受马步芳的折磨，最终逃出了马步芳的魔爪。
马月兰原本就是马步芳堂弟的女儿，应该是马步芳的侄女，马步芳将其纳入后宫之后，竟然又要对马月兰的母亲和她的妹妹下手，马月兰逃走后向台湾当局控告马步芳的这些罪行，此事后来一度引起轰动。
史论纵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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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与马鸿逵、马鸿宾被称为西北三马，因所占领地又被称为青马、宁马和甘马。西北地区的主要地区在民国时期一直控制在马家手中，他们用人一直以“甘肃、河州、回族、马姓”为四大标准，采用父死子替、兄终弟及的方式控制着西北的局势。
首先马步芳做过的最大的坏事就是残忍的消灭了西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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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红四方面军20000多人渡过黄河，准备经甘肃打通和苏联的联络线，解决和苏联的联络问题。甘肃是马家军的发家之地，于是他们都派出了最精锐的军队和红军血战。
因为这些区域有不少地方是回民，不是红军的根据地，语言沟通非常麻烦，加上对地形也不熟悉，粮食补给都没有办法准备。面对的却是马家的骑兵的血腥屠杀，并且有地利的优势，最终红四方面军基本上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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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红军出发共计21800人，战死约7000人，失散下落不明的有4500人，营救回陕西的约有4700人，其他的基本上全部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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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军处决西路军的办法很多，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甚至还有把肚子划破，把肠子捆在马尾巴上拉着跑，活活把人痛死的。
红军女战士下场更惨，基本上都被强奸或轮奸过，然后被分配给马家军的官兵当老婆或小老婆，甚至还被多次转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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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是南京政府的铁杆马仔，对共产党人向来都是斩尽杀绝的。尤其是到了解放战争期间，他向党政军干部传达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指示，使得整个甘肃的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许多无辜老百姓也被杀害。
马家军的手下，借这个机会大量抓捕富户，甚至把自己的仇家也关起来。然后就象土匪一样要求家属交纳黄金来赎人，否则就以通共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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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期间，马步芳得到了青海最高长官的职务后，才组建了两个暂编师，派往抗日前线。因为是临时组建的部队，战斗力虽然有一点，但实在太差。这样的军队打仗不行，但欺负起当地的老百姓却是高手，成为河南的一大祸害。
在马步芳统治西北的十几年间，青海和甘肃饱受其压迫和奴役，马家军军纪非常之坏，西北人民对马家军敢怒不敢言。在马步芳统治的地方，汉族人民生活更加悲惨，无数人家破人亡。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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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最坏的一点，就是强奸妇女的程度令人发指。
在大陆时，马步芳曾不止一次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
1949年下半年，马步芳先租用陈纳德飞虎队的三架飞机把自己的家产送到香港，自己去去了台湾。因为在台湾期间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指责，他就借口到麦加朝圣，租了飞机把全家200多口人全部送到了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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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马步芳仍然难改其风流本性，酒店的女侍、舞厅的舞女、随他到开罗谋生的部属的家眷，都被他奸淫。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遭其强奸，后生下一个儿子。为了掩人耳目，马步芳亲手将这个婴儿杀死。
据后来旅居中东的回族侨民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控拆，包括汉、回、满、蒙、藏、哈(萨克)、撒(拉)等各族女性在内，被马步芳蹂躏过的，不下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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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国和埃及建立了外交关系，马步芳又去了沙特。在沙特期间，他变本加厉的欺负女人。他看上了自己堂侄女马月兰，就把她关在自己家中，不得外出。后来又看上了马月兰的妈妈和马月兰的两个妹妹，让她叫过来一起伺候自己。马月兰不从，马步芳就拼命的打马月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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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月兰没有办法，就找到了台湾驻沙特大使求救，才最终回到了台湾，向台湾当局控诉了马步芳的暴行。
1975年7月31日，恶贯满盈的马步芳终于暴死在沙特，终年73岁。
这真是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
新知传习阁
马步芳不是做过哪些坏事那么简单，他的罪恶罄竹难书，他是中国革命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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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红军，屠杀红军战俘，奸杀红军女战士，手段变态残忍，手上沾满革命的烈士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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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彭德怀西征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对马步芳的处理措施：坚决歼灭，只接受其无条件投降，而决不允许其来什么“起义”或“改编。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步芳的痛恨由来已久，可谓恨之入骨，长征结束后，红军两万余人奉命组成西路军，途中遭遇马步芳的马家军，由于战场地势不利红军，加上红军火力弱，弹药不足，而马家军采取先用民团和红军拼消耗、再用骑兵包抄的战术，马家军的“蛮劲”战术致使西路军失败，也是我军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失败和损失。
据统计，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余人，其中战死者约7000余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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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部对被俘虏的红军官兵极为残忍，惨无人寰地杀害了约5600人。仅在张掖，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有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等多种残忍手段。对被俘女红军战士，还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甚至转卖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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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一生为人荒淫无耻，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被他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遭其强奸。
马步芳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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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马步芳
青海
马步芳手迹
解放战争
到了1937年，还有3000多人被罚作苦力。仅在张掖一带，马步芳就杀害了3200多人。杀人的方法花样百出、残忍至极： 
